但从目前的一般情况看，学校教育主要集中在一个人的少年和青年时期，即使目前的成人教育也有个年龄限制，不超过四十岁才能入学，博士研究生也是以四十岁为限，很少有人象姜太公那样学到七十多岁才下山找出路的。根据一些教育家统计，一个人一生中所需要的知识，在小学、中学、大学中得到的只能占10-20％。剩下的80％以上则是在学校外边得到的，包括学龄前学到的东西，上学时从社会上得到的知识，毕业以后从工作、生活实践中学到的东西，这就是向社会学习。一个人从学校毕业后，在实际工作中继续钻研有关的学问并从实际中学习，向周围的一切人学习，包括反面教员，从自己的成功和失败中学习等等，从广义上说，这也是一种社会教育，是学生毕业后的一种再学习。这种学习是与创造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是边干边学，但它对一个人才的成长来说，却是一种更重要的学习。对于那些没有机会入学读书的人来说，他的100%的知识都是这样得来的。他们的经历不同，所遇到的社会环境不同，学习的内容和方法也不同，于是就出现了互不相同的成才之路。
比如：自学成才是历史上许多人才的成长道路。他们既向社会学习，也向书本学习，以书本为老师，但要靠自学。有的虽然没有读多少书，但也成了杰出的人才，如历史上的一些武将，他们主要是在军事斗争中学习，是从战争学习战争，是属于乱世出英雄之类。因此“乱世出英雄”是值得研究的一个规律性现象。有的则是在科学实践中学习，如一些医学家、药学家、发明家等等。在古往今来的人才当中，有人成长的道路比较顺利，有人成长的道路就比较曲折，是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成才的，这就是所谓逆境成才的规律，这是人才成长的又一个重要规律。自古英才多磨难，不经盘错不成才，功业都从患难来，孟子、司马迁、左思、魏源等都讲过一些“多难兴才”的例子，这是对人很有启发的。魏源甚至说：“逆则生，顺则夭矣；逆则圣，顺则狂矣。
草木不霜雪，则生意不固；人不忧患，则智慧不成。”他认为只有逆境才能成才，这有一定片面性。实际上，顺境成才的例子也不少，而身处逆境的人也不是都能成才。这就提出一个问题：一个人具有什么样的素质才能克服顺境的诱惑和逆境的压力，什么样的社会环境才有利于人才的成长。这就是人才成长的内部条件和外部条件，以及内外因素的相互关系。比如立志与成才的关系，勤奋与成才的关系，毅力与成才的关系，谦虚与成才的关系，远见卓识、思想高尚与成才的关系等等，我们在以后的专题中都要陆续有所涉及。
从人才的类型来划分，人们成长的道路也不是千篇一律的。比如政治家与军事家成长的道路不尽相同，知识的结构也不一样，乱世出英雄，治世需能臣，这是两类不同性质的人才。
诗人、小说家与历史学家也各有自己独特的成长道路。研究一下司马迁、司马光、刘知几、杜佑等史学家的成长道路，对历史系的学生是会有所启发的。科学家与音乐家成长的道路也不同，特殊的人才需要特殊的培养方法，这些问题都值得探讨。
对于不同的人才各自需要什么样的知识结构，每个人如何根据自己的特长选择成才的目标，要成为一个人才需要克服自己身上哪些弱点，走上社会后应如何适应社会的需要发挥自己的才能，为社会多做贡献，这都是有关成才的问题，也都是有规律可寻的。我国历史上丰富的资料为我们提供了许多可供参考的经验，这是我们人才史所要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
选拔人才的不同办法
选拔人才包括当权者对有用人才的选拔，广大群众、人民对领导者、领袖的选拔，各行各业、各部门对出类拔萃者的选拔，以及社会、历史对各种人才的选拔等等。从人类社会产生以来，人们为了维持人类的生存，推动社会的发展，或者为了维护某个阶级、某个集团、某个家族的利益，都要对人才进行选择，以便发挥他们各自的才能。能否发现人才、选拔合适的人才，关系到事业的成败，这是无数历史事实证明的真理。
我国历史上有许多政治家、思想家总结了大量的历史经验，反复强调了选择人才的重要性。孔子说：“依贤固不困，依富固不穷。”墨子说：“国有贤良之士众，则国家之治厚；贤良之士寡，则国家之治薄。”汉武帝说：“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东汉的桓谭说：“政事得失，由乎辅佐。辅佐贤明，则俊士充朝，而理合世务；辅佐不明，则论失时宜，而举多过事。”王充则说：“六国之时，贤才之臣，入楚楚重，出齐齐轻，为赵赵完，畔（叛）魏魏伤。”诸葛亮说：“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唐太宗说：“为国之要，在于进贤退不肖。”历史上这样的论述还多得很，而这些论述都是有历史根据的，而且也说明了不少道理，对于如何认识人才的重要性，如何评价人才的地位和历史作用等都有不少启发。
选拔人才既然如此重要，那究竟如何选拔呢？选拔人才的办法是不断变化的。比如，原始社会选拔人才的原则是“选贤与能”，这是用民主推举的形式选拔部落或氏族的首领，是由部落的成年男女民主选举。这种选举比较接近实际，比较合理，因为被选拔者是他们熟悉的人，他们为自己的和集体的利益也必须选拔有能力的人。这种原则使被选拔者接受群众的监督，督促他们为大家多做贡献，而不敢胡作非为，否则就会被选举者撤换。到尧、舜、禹搞禅让时，已不是原来意义的民主推举，而是由部落联盟的首领和其他有地位的人推举，推举后还要经过实际考察，然后才让位。到了奴隶社会，主要实行王位世袭制和世卿世禄制，是在“亲亲”的圈子内选人，这是由财产私有所决定的，于是天下为公变成了天下为家。任人唯亲的最初含义就是指在亲族的范围内选拔人才。这种制度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开始也是在“亲亲”的圈子内选拔有能力的人，后来才确定了嫡长子继承制。它避免了权力的争夺，但不能保证选拔出真正的贤者。
这就是“立嫡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谁是嫡子由他母亲的贵贱决定，谁是可以继位的嫡长子，由第一夫人所生的第一个儿子充当，不是从几个嫡子中选拔贤者。这样做的结果是逐步削弱了王族和各支贵族的力量，最后导致了他们事业的失败。于是从春秋战国起，又实行尚贤、礼贤下士的原则，这个原则使新兴地主阶级得到大批人才，最后取代了奴隶主阶级的统治。世卿世禄制被封建官僚制所代替，但皇位的继承基本上实行嫡长子继承制，有的朝代实行兄终弟及，或由前一代皇帝从自己的儿子中选拔合适的人选。用嫡长子继承制选拔的皇帝有能力的并不太多，而用后一种办法选拔的皇帝反而要好些。但中国历史上真正有作为的皇帝往往是开国之君，因为他们是争天下的实际斗争中的胜利者，是得到社会承认的，是从战场上选拔出来的。对各级官吏的选拔，从秦汉以来不断有所变化。开始，秦国主要按军功大小、杀敌人多少选拔人才，这是军事人才，选出来后成为军事贵族，但并不一定能治国。因此，商鞅、李斯等人也不是这样选拔的，到秦统一中国后对这种制度也实行了改革。刘邦的人才集团是在反秦起义和楚汉战争的实际斗争中选拔的，肖何、曹参从小小的县吏成为汉初的丞相，张良本是亡国之臣，但却成了刘邦的主要谋臣，韩信年轻时贫穷潦倒，受人侮辱，由于肖何发现了他的杰出才能，这才竭力向刘邦推举，这又有点推举制的痕迹。到汉武帝时，察举制、贤良对策、公车上书等办法同时使用，后又正式办太学，招收博士子弟培养人才，出现了封建社会又一次人才的繁盛。这是几种选才原则并用，察举制主要是乡举里选，考虑基层群众的意见，当然主要是基层官员和三老的意见，郡守的意见也占很大比重。公车上书、贤良对策都要写篇时务策一类的东西，对当时的社会问题，国家大计方针提出建设性的意见，皇帝看中了才能入选。这就有点考写作能力、分析问题的能力的意思，由基层群众从实际中选择，变成了中央一级的考试。太学博士要看平时的学习成绩和日常表现，毕业成绩的好坏起很大作用。到东汉时，“太学生发展到三万人，郡县生徒也很多，但官吏的选拔主要掌握在宦官和大族手里，原来的乡举里选也彻底变质了。一些真正的人才被埋没、被摧残，一些缺德少才的人却飞黄腾达、身居高位，最后导致了党锢之祸和天下大乱。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学生运动——东汉太学生的抗争，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对当时的选才原则不满。
到三国鼎立时，魏、蜀、吴三国都从不同程度上改造了东汉的选才原则，尤其是曹操的”唯才是举“可以说是对东汉后期选才原则的根本否定，它使曹操战将如云、谋臣如雨，成为三国中最大的势力，为西晋统一打下了基础。曹丕时的九品中正制，开始并没有完全否定曹操”唯才是举“的原则，这种制度选才的权力在中正和大中正手里，用才的权力在中央吏部。如果选才者和用才者本人是真正的人才，也比较公正，还是能选拔一些人才的。但它却为世家大族开了一个很大的后门，到两晋时就成为世家大族操纵政治的工具，出现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极不正常的现象，导致了东晋政权的衰亡。南北朝的选才原则受九品中正制的影响很大，但已逐步有所改变，到隋朝时就正式宣布取消了九品中正制，实行了科举制。这是通过中央掌握的各级考试和全国统一考试选拔官吏的制度，主要考察报考者的业务能力，它比九品中正制合理得多，也扩大了选才的范围。
到唐朝时科举制日益发展完善，它使唐朝又一次出现了人才的繁盛，但世族制的遗风并没有完全消除，门荫制仍占很大比重，由此而导致了以后的牛李党争。而创业阶段的人才和军事人才主要还是从实际斗争中选拔，武举制也起一定作用。科举制好比一个指挥棒，大大影响了封建社会人才的成长。比如唐代科举重诗、赋，知识分子必须学习写诗、赋，这对唐诗、宋词的兴盛无疑起很大作用。后来的科举重策论、重八股文，知识分子必须皓首穷经，学写八股文章，这也从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经学的研究，但同时又束缚了人们的思想。
辽、金是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是从氏族社会后期进入奴隶社会并很快跃进到封建社会的，因此这两个朝代的选才原则都带有原始社会末期的特征。尤其是辽朝的”世选制“不仅独具特色，而且影响了辽朝的兴亡盛衰。这种制度不同于世袭制，但又不同于选贤与能的民主推举制，而是由民主推举制向世袭制过渡，即从亲族的圈子里选拔有能力的人当皇帝和各级官吏。皇位世袭制是辽朝中后期才最后确立的。对汉族知识分子则延续了唐朝的科举制。金朝在创业阶段也有氏族社会选才原则的痕迹，但从金太宗开始就用科举制选拔幽燕之士，到世宗、章宗时科举制逐步完备，并带有自己的特点：即创立了女真族科举。汉族进士科举沿用唐宋旧制略有变通，对女真族的士人则用女真字考试，考试的内容还是儒家经典，是女真字的翻译本。用少数民族文字做工具实行科举，这在我国历史上具有特殊的意义。
宋朝的科举制沿着唐朝的路子发展变化，但同时出现了许多弊病，王安石变法时对学校、科举同时进行了改革，这种办法维持了半个世纪，到南宋后期才确定了用程朱理学考进士的制度，尤其是明清变成了八股取士，又只是从四书、五经中出题，科举成为束缚人们思想、培养封建统治阶级奴才的工具，于是科举制由进步变为落后，逐步走向衰落。但元、明、清的选才制度也各有自己的特点。如：元朝的科举就有这样几个特点，一是在全国统一之前曾一度实行（窝阔台时），但后来长期有争论，没有实行，到元仁宗皇庆二年（1313年）才正式采用科举制，这时离元末大起义已为期不远了。二是把蒙古人、色目人分为一组，汉人、南人分为一组，虽都用汉文考试，但前者录取标准放宽，后者较严，实行优待蒙古人、色目人的政策，这既是四等级制在科举制上的反映，是一、二等级的一个特权、也是从实际出发，因为蒙古人、色目人汉文水平不高，是对少数民族的一个优待措施。三是重视程朱理学，从四书出题，规定用朱熹《四书章句集注》；至于其他经书，如《诗经》以朱熹之说为主；《易经》以程朱为主，但可兼用古疏。明朝开始并不太重视科举，朱元璋曾一度实行，后又停止了一段时间，同时从国子监的学生中和民间及下级官吏中直接选拔人才，称为三途并用。门荫制也占很大比重，军官实行世袭制。后来科举的地位越来越高，但也曾屡次重申三途并用的原则。清朝除科举外，还特别发展了捐纳制度。这种制度从汉朝就已发源，当时有所谓”赀选“，富家子弟向政府交纳一定数量的资财，可做郎官，称为”赀郎“。汉文帝时晁错提出入粟拜爵，开始只是卖爵，并未卖官，但官吏犯罪可以入粟赎罪，继续得到做官的机会。到后来才公开标价卖官。此后的王朝每当财政吃紧或政治腐败之时，住往援引汉朝的先例。明景帝卖官是为了筹集军费对付也先的进攻，清朝开始是为了平定三藩之乱、镇压农民起义，因经费不足，标价卖监生资格，卖举人、进士资格，以后政治日益黑暗腐败，于是大量卖官，包括卖官位空缺，从而导致政治更加黑暗。到了近代就出现了学习西方培养人才、选拔人才的办法，废科举，兴学校。但学校仍是主要通过考试选拔人才，这与科举制的考试虽然不尽相同，但就测验人们的智力这一点看，却有类似之处。这就是我国选拔人才的办法逐步变化的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