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开篇即说：“孟子曰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信哉言乎？吾国四千年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败割台湾，偿二百兆以后始也。我皇上赫然发愤，排众议，冒疑难，以实行变法自强之策，实自失胶州、旅顺、大连湾、威海卫以后始也。自光绪十四年（1888），康有为以布衣伏阙上书，极陈外国相逼，中国危险之状，并发俄人蚕食东方之阴谋，称道日本变法致强之故事，请釐革积弊，修明内政，取法泰西，实行改革。当时举京师之人，咸以康为病狂。大臣阻格，不为代达，康乃归广东开塾讲学，以实学教授弟子。及乙未（1895）之役，复至京师，将有所陈，适和议甫就，乃上万言书，力陈变法之不可缓，谓宜乘和议既定，国耻方新之时，下哀痛之诏，作士民之气，则转败为功，重建国基，亦自易易。书中言改革之条理甚详。既上，皇上嘉许，命阁臣抄录副本三份，以一份呈西后；以一份留乾清宫南窗，以备己览；以一份发各省督抚会议。康有为之初乘宸眷，实自此始，时光绪二十一年（1895）四月也。”[1]梁启超这段述说，有正有误，为后来一百多年戊戌叙事奠定了一个基础。不管我们是否承认康有为在戊戌故事中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康有为担负着很重要的历史角色，戊戌政治之所以发生，确实都与康有为，尤其是他那些上书有着重要的因果关联。
第一节 上清帝第一书：何来维新
据康有为自编年谱，光绪十四年（1888），张鼎华“频招游京师，是年乡试，五月遂决行。是时学有所得，超然物表，而游于人中，倜傥自喜”。康有为在京师，除了与各方面旧友新知往来外，“八月谒明陵，单骑出居庸关，登万里长城，出八达岭，一日而还，游汤山乃归，得诗数十章。九月游西山”[2]。由此可见康有为的心情不错，借着如此情绪，康有为在北京做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情，并从此开始他的政治生涯。
当康有为正在北京的时候，光绪十四年六月十九日（1888年7月27日），慈禧太后发布懿旨，宣布“两年以来，皇帝几于典学，益臻精进，于军国大小事务，均能随时剖决措置合宜。深宫甚以为欣慰。明年正月大婚礼成，应即亲裁大政，以慰天下臣民之望。著钦天监于明年二月内敬谨选择归政吉期具奏”[3]。按照这个指示进行，清帝国一个全新时代即将开始。
慈禧太后的宣布引起各方面的高度关注，正在北京的康有为也就乘着这个机会给即将亲裁大政的光绪帝写了一份上书，提出一些建议。康有为后来追述自己写这份上书的想法时说：“九月游西山。时讲求中外事已久，登高极望，辄有山河人民之感。计自马江败后，国势日蹙，中国发愤，只有此数年闲暇，及时变法，犹可支持，过此不治，后欲为之，外患日逼，势无及矣。时公卿中潘文勤公（祖荫）、常熟翁师傅（同龢）、徐桐有时名，以书陈大计而责之，京师哗然。值祖陵山崩千余丈，乃发愤上书万言，极言时危，请及时变法，黄仲弢编修（绍箕）、沈子培刑部（曾植）、屠梅君侍御（仁守）实左右其事。自黎纯斋后，无以诸生上书者，当时大恶洋务，更未有请变法之人。吾以至微贱，首昌此论，朝士大攻之。”[4]
康有为上清帝第一书撰于光绪十四年十一月初八日（1888年12月10日），确实是自同治元年（1862）黎纯斋上书言事后，数十年无布衣诸生上书言事之后的壮举，咸骇为非常之举，京师哗然，可想而知。康有为此书主旨是鉴于中法战争之后，南部边陲尽失，洋务新政已经露出破产的迹象，康有为以平民身份上书言政，呼吁改革，请求变法。就时序而言，康有为这份上书，确实是戊戌时代渐进改良主义者第一次上书言事，提出变法建议。“戊子十月，祖陵奇变。十一月，南海先生上书，极言外夷之交迫，变法之宜亟。初呈国子监，管监事者常熟翁尚书暨盛伯熙祭酒欲以上闻。因书中有‘谗言中于左右’数语，时张幼樵副宪得罪罢官，朝廷不喜新进之士，虑以斯言，上触盛怒，若问谗言为谁，何由得知，恐获重罪，故不为代递，意在保全也。移至都察院，亦不纳，遂罢其事。”[5]以为各衙门之所以不敢接纳代转康有为这份上书，主要是因为这份文件中的言辞太过于激烈。这个说法当然有道理，但又不尽然。
在这份上书中，康有为借鉴传统中国最老套的手法，以“祖陵奇变”为由，请求朝廷下诏罪己，及时图治。康有为看到了中国面临的属国危机，“窃见方今外夷交迫，自琉球灭，安南失，缅甸亡，羽翼尽翦，将及腹心。比者日谋高丽，而伺吉林于东；英启藏卫，而窥川滇于西；俄筑铁路于北，而迫盛京；法煽乱民于南，以取滇粤；教民会党遍江楚河陇间，将乱于内”。在康有为眼里，内外形势显然都不容乐观。至于经济社会，康有为所见也是一塌糊涂：“臣到京师来，见兵弱财穷，节颓俗败，纲纪散乱，人情偷惰，上兴土木之功，下习宴游之乐，晏安欢愉，若贺太平。顷河决久不塞，兖豫之民，荡析愁苦，沿江淮间，地多苦旱，广东大水，京师大风，拔木百余，甚至地震山倾，皆未有之灾也。”[6]这是康有为的看法，我们当然承认这些描述都是事实，或为康有为亲见，或为康有为耳闻。但是，如果放到大历史背景看，康有为这些描述，只是大时代的一个方面，并不足以给那个时代如此定论。这大概是康有为这份上书不受待见的根本原因。
清帝国在那之前若干年，确实面临一系列困难，南部边陲各个属国相继离去。这肯定不是清帝国愿意看到的结果，但是如果从大历史看，属国解体，主要原因是中国式的属国体制遇到了真正的近代殖民主义的挑战，中国既然无法回应近代殖民主义的挑战，唯一可以做的就是听任属国转身离开。一来各属国独自回应西方是它们本来就具有的权利，明清两代建构的属国体制均大致遵循了属国自主的原则；二来对清帝国来说，属国相继离开也未尝只是坏事。翰林院学士周德润在光绪七年（1881）就明确意识到：“臣闻天子守在四夷，此诚虑远忧深之计。古来敌国外患，伏之甚微，而蓄之甚早。不守四夷而守边境，则已无及矣；不守边境而守腹地，则更无及矣。我朝幅员广辟，龙沙雁海尽列藩封。以琉球守东南，以高丽守东北，以蒙古守西北，以越南守西南：非所谓山河带砺，与国同休戚者哉？”针对周德润的这段话，蒋廷黻指出，“换句话说，在历史上属国是我们的国防外线，是代我守门户的。在古代，这种言论有相当的道理；到了近代，局势就大不同了。英国在道光年间直攻了广东、福建、浙江、江苏，英法联军直打进了北京，所谓国防外线简直没有用处。倘使在这种时代我们还要保存外线，我们也应该变更方案。我们应该协助这些弱小国家独立，因为独立的高丽、琉球、缅甸绝不能侵略我们。所怕的不是他们独立，是怕他们做帝国主义者的傀儡”[7]。清帝国当然也没有像蒋廷黻所设想的那样去帮助这些属国建立独立的近代国家，但是由此反过来看，清帝国对于属国转身而去，可能并没有康有为那样的悲伤、不舍。
至于康有为描述的贫困、饥馑，这是古代中国的普遍现象，并不是康有为所见的突然发生的惨剧。我们知道，康有为写这份上清帝第一书时，正是同光中兴的关键年份。这一年，慈禧太后之所以愿意退位，是因为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清帝国已经摆脱了两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太平天国运动带来的困扰，洋务新政已经取得了突破性的成绩，最具标志性的就是这一年北洋海军成军。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北洋海军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支现代化的海军，其规模一度被誉为亚洲第一、世界第八。后来人可以说这些不过是形象工程，不堪一击，但在当时确实让清帝国主政者信心满满，并没有康有为式的忧患意识，更不存在康有为式的改革可能。由此也就不难理解康有为上清帝第一书为什么泥牛入海无消息。
康有为和他的追随者在后来讨论上清帝第一书时，都格外强调这是自同治元年（1862）黎纯斋以平民身份上书之后第一次突破，也是康有为在北京参加科举考试时顺便为之。黎纯斋，即黎庶昌，他以平民身份上书言事并获得重用，应该是康有为此次上书言事的直接动因，甚至是亦步亦趋地模仿。
黎庶昌后来是著名的文学家、外交家，但说起来他在科举路上并不顺利。在他六岁时，乃父卒于开州训导任上。黎庶昌尽管天资聪明，也很勤奋，他的伯父、兄长也很负责，严厉敦促，博览群书，学乃大成，但在考场每每掉链子，辛酉、壬戌两试不第，困寓京师，回乡无望，报国无门。这点也与康有为光绪十四年（1888）的处境极为相似。
机遇总是留给那些有准备的人。同治元年（1862）七月，星变。从今天的眼光看，只是一个自然异象，但在那时的统治者却像董仲舒当年所设计的那样，借助这些异常的天象调整政策，以星变下诏求直言。这对其他官运亨通的人或许不算什么，但对困居京师的黎庶昌来说无疑是一个机会。黎庶昌“昧死”拟就时务一书，并派家人送至都察院，求恳代奏。黎庶昌的文字太感人了，他的运气也太好了，不久，“奉内阁上谕：著都察院将黎庶昌传至该衙门，令其将应陈事件，条分缕析，详细具呈，仍由该院代奏”[8]。接着，黎庶昌又上清帝第二书。
在这两篇上书中，黎庶昌主要针对时弊，提出“重守令之权，讲取士之法，宽用贤之格，宏听言之路，除冗官之害，罢开捐之途，去满汉之闲，破律例之习，复钞币之法，修兵政之坏”等建议，这些建议引起朝野震惊，全国习诵。当朝大臣李棠阶等名儒竭力推崇，建议朝廷破格擢用，风示天下。朝廷接受了这些建议，加恩以廪贡生授知县，交曾国藩差序。黎庶昌因此疏正式踏入仕途，相继在曾国藩、郭嵩焘手下做了许多有益的事情。
黎庶昌的经历、奇迹是康有为的模板，康有为不仅在形式上模仿了黎庶昌，即便在思路上、在文字上也以黎庶昌的两份奏折为原本，正如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样，“其中关于科考罢去八比、小楷、试帖，会试后附试绝学，殿试改试策问并许悉意敷陈时政，饬外大臣举贤良，允许其人经商等建议中的基本思想，三十余年后，在康有为的部分维新建议，乃至光绪皇帝戊戌新政的一些内容中，均可找到其影响”[9]。
康有为对属国体制危机形势的分析自有其逻辑，但由此而提出的几点所谓改革建议则犹如龚自珍、黎庶昌当年那样，“药方只贩古时丹”，康有为开列的所谓变革措施，诸如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三点建议[10]，其实就是贾谊以来中国读书人最常说的“政治正确”，并不涉及时代主题。
时代主题还不是变法、维新，所以康有为耸人听闻的危机言辞尽管激起各方面强烈反应，但事实上很难获得认同。“十月，递与祭酒盛伯义先生（昱），祭酒素亢直，许上之。时翁常熟管监，以文中有言及马江败后，不复登用人才，以为人才各有所宜，能言治者，未必知兵。若归咎于朝廷之用人失宜者，时张佩纶获罪，无人敢言，常熟恐以此获罪，保护之不敢上。时适冬至，翁与许应骙、李文田，同侍祠天坛，许李交攻，故翁不敢上。时乡人许、李，皆位侍郎，怪吾不谒彼。吾谓彼若以吾为贤也，则彼可来先我。我布衣也，到京师不拜客者多矣，何独怪我，卒不谒，故见恨甚至也。国子监既不得达，盛祭酒持吾文见都御史祁文恪公（世长），文恪公极称其忠义，许代上，约以十一月初八日到都察院递之，御史屠梅君派人候焉。吾居米市胡同南海馆，出口即菜也，既衣冠将出，仆人谭柏来告，菜市口方杀人，车不能行，心为之动。私念吾上书而遇杀人，兆大不吉，家有老母，岂可遂死。继而思吾既为救天下矣，生死有命，岂可中道畏缩，慷慨登车，从南绕道行，出及门，屠御史遣人来告，云祁公车患鼻血，眩晕而归，须改期，遂还车。祁公以病请假，候之，而津海已冰不能归，遂留京师。祁公继续请假，至正月，屠梅君以言事革职，永不叙用。归政大婚，典礼重叠，吉祥止止，非痛苦流涕之时，朝士久未闻此事，皆大哗，乡人至有创论欲相逐者。沈子培劝勿言国事，宜以金石陶遣，时徙居馆之汗漫房，老树蔽天，日以读碑为事，尽观京师藏家之金石凡数千种，自光绪十三年以前者，略尽睹矣，拟著一金石书，以人多为之者，乃续包慎伯为《广艺舟双楫》焉。”[11]
康有为上清帝第一书无疾而终，过去很多年都据康有为自述，将这一结果看作是康有为的失败，也看作是清廷不通下情的弊政。其实，按照清廷体制，康有为原本就没有资格上皇帝书，他的这份上书递不上去，除了内容平淡无奇，也有体制方面因素，但无论如何不能说失败，因为这份上书并不具有必然成功的逻辑。康有为只是传统社会心怀侥幸的士子寄希望于万一，属于有枣没枣打三杆子。
当然，实事求是说，康有为从这次上书未果事件中也获得了巨大利益，首先是极大扩展了他的活动空间，朝野内外知道他的人越来越多，即便是帝师翁同龢不便不愿代转他的奏折，但依然在自己的日记中留下了这件事情的记录，说明自己主要是因为康有为的这份上书“语太讦直，无益只生衅耳，有害无益，因而无法代递”[12]。就此而言，至少，翁同龢牢牢记住了这个广东考生康有为。这就是康有为的“存在感”。
上书事件后，康有为并没有急于离开北京，他又在京师待了一段时间，至光绪十五年（1889）九月出京。
离开京师时，康有为有一首诗记录了自己的心情：
眼中战果成争鹿，海内人才孰卧龙？
抚剑长号归去也，千山万水啸青锋。[13]
康有为很自负地将自己比喻为卧龙先生诸葛亮。他虽然不得已抚剑长号归去，但似乎有再回京师一展宏图的信心。
一路无话，康有为冒雨游西湖，自杭州至苏州，再游虎丘、狮子林诸名胜，破长江，登石钟山，抚曾彭之余风，左江右湖，其乐无有。入九江，游庐山，谒朱子白鹿洞，望鄱阳湖。四月溯江上游武昌，登黄鹤楼、晴晖阁，游汉阳城，至十二月返粤。此后数年，康有为大致上在老家读书讲学，与弟子共学，安心备考，争取下一次鲤鱼跳龙门，金榜题名。所以，一定要说康有为在那几年去建构什么变法维新理论体系，其实都是康有为后来“倒放电影”讲的故事，并不是他的预设，更不是规划。
实事求是考察康有为那几年的活动，很难说他已有了一种政治变革的自觉，不是他没有这个能力，而是那时的中国正处在蒸蒸日上的同光新政鼎盛期，即便真具有危机、忧患意识的郑观应也不能不承认这是一个“盛世”，只是居安思危，盛世中要想到问题，想到不足，要有一种危机意识，敢于发声，敢于讲出那些不祥的未来（危言），而郑观应的这些思考，其基本路数还是中国传统知识人的忧患意识，并不是现实真的到了无法继续的地步。兵部尚书彭玉麟称《盛世危言》为“时务切要之言”，头品顶戴江苏布政司布政使邓华熙光绪二十一年（1895）三月二十六日郑重其事向皇上推荐，以为《盛世危言》“于中西利弊透辟无遗，皆可施诸实事”[14]。
很显然，光绪十五年（1889）的康有为还不可能具有这样的认识。康有为回到广州，继续自己原来的生活。不过，没有多久，康有为的生活因为其他原因而改变。据其回忆，光绪十六年（1890），三十三岁，“春，居徽州会馆，有池石之胜，继而移家羊城之云衢书屋，先曾祖之老屋也。三月，陈千秋来见，六月来及吾门。八月梁启超来学。陈通甫又字礼吉，时读书甚多，能考据，以客礼来见，凡三与论诗礼，泛及诸经，吾乃告之以孔子改制之意，仁道合群之原，破弃考据旧学之无用，礼吉恍然悟，首来受学。语及身世家难，哀感涕下，因以生死之理告知。礼吉超然，蹈道自在矣。凡论今古天下奇伟之说，诸经真伪之故，闻则信而证之。继而告以尧舜三代之文明，皆孔子所托，闻则信而证之。继而告以人生马，马生人，人自猿猴变出，则信而证之。乃告以诸天之界，诸星之界，大地之界，人身之界，血轮之界，各有国土、人民、物类、政教、礼乐、文章，则信而证之。又告以大地界中三世，后此大同之世，复有三统，则信而证之。天才亮特，闻一知二，志宏而思深，气刚而力毅，学者之所未见也。是岁既与世绝，专意著述，著《婆罗门教考》《王制义证》《毛诗伪证》《周礼伪证》《说文伪证》《尔雅伪证》”[15]。此时的康有为虽有救世情怀，但大体而言，依然是一个读书穷理的知识人，只是他对儒家经典的解读别有一番心得而已。
第二节 上清帝第二书：公车，拒和、迁都、变法
光绪二十一年（1895）二月十二日，康有为因参加乙未科会试，在梁启超、梁小山二人陪同下，离开广州前往北京，途经上海，大约二十三日抵达天津，稍后进京，入住东华门外烧酒胡同金顶庙。[16]
康有为此行主要任务是考试，但是此时的中国正处在生死攸关的战争状态。中日之间甲午年发生的一场局部冲突让大清帝国狼狈不堪，威信扫地。朝鲜战场一溃千里，望风披靡；黄海大东沟北洋海军与日本海军不期而遇，五个小时，互有胜负。但在后续安排中，北洋海军不再出海约战，甚至不再迎战，但是日本不仅派遣大军在山东、辽东登陆作战，直逼北京，而且派遣海军登陆山东半岛，团团包围北洋海军大本营，北洋海军在增援无望、困守不能继续的情况下，主要将领无畏自杀，壮烈殉国，剩余部分缴械投降。中方在战前的乐观、胜算，不可一世，荡然无存，政治精英、知识精英，突然陷入不可名状的困惑中。接着打持久战，中国确实未必败给日本，就像半个世纪之后的抗日战争，中国不也是迅速败退，大半国土沦丧，大半国民沦为俘虏，沦为人质了吗？但是，蒋介石尽管可以逃往大后方，可以躲在峨眉山不再下山，不再迎战，更不会反攻。但是他始终不投降，始终等待机会，苦撑待变，等待国际格局的调整，因而迎来了争取历史性胜利的机会。
而这一次，1894年，甲午年的这一次中日冲突，慈禧太后、光绪帝、恭亲王，以及李鸿章等高层决策者就没有这样想，他们思考的重点是，既然打不过日本人，那么就应该及早止损，最大限度减少损失，最大程度维持清帝国的体面。基于这种考量，清帝国最高决策层一而再再而三派遣使节向日本求和，希望用谈判手段解决中日分歧。当然，清廷并没有使用“求和”这样的字眼，而是使用了“讲和”。这样，就显得并非清帝国不敢战，并非要投降，而是为了止损，为了最大限度维护帝国利益。于是，清帝国一品大员李鸿章在德璀琳，以及张荫桓、邵友濂两拨东渡无果后第三次东渡，历经艰辛，甚至生死考验，终于在李鸿章被日本浪人打了一枪之后，光绪二十一年三月初五日（1895年3月30日），李鸿章在病榻上与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商讨《停战协定》六款，为中国赢得一点缓口气的时间。第二天，日方如约提交中日讲和条约的底稿，要求中方在三四天内作出是否全部同意或就部分条款提出修改意见的答复。其条款主要内容有：朝鲜完全自主；中国将辽东、台湾、澎湖割让于日本；中国赔款三万万两（库平银）；中国增开顺天府、沙市、湘潭、重庆、梧州、苏州、杭州为通商口岸并减免子口税等。[17]
对于这些条款，李鸿章读后极为震惊，迅即与美籍顾问科士达商量对策。科士达也认为日本的条件太过分了，中国不能答应。“科士达拟请总署密告英俄法三公使，现日本已将和局条款出示，其最要者：一、朝鲜自主；二、奉天南面各地、台湾澎湖各岛尽让于日本；三、赔兵费库平银三百兆两。查日本所索兵费过奢，无论中国万不能从。纵使一时勉行应允，必至公私交困，所有拟办善后事宜，势必无力筹办。且奉天为满洲腹地，中国亦不能让。日本如不将拟索兵费大加删减，并将拟索奉天南边各地一律删去，和局必不能成，两国惟有苦战到底。”李鸿章显然高度认同科士达的分析，他不仅将科士达的这些意见电报总署，而且叮嘱总署将“以上情节，并祈详密告知三国公使。至日本所拟通商新约详细节目，一时务乞勿庸告知各国，恐见其有利可沾，彼将协而谋我”[18]。
这些信息、分析传至北京，引起各方面高度关注。初十日，光绪帝召见恭亲王等，讨论日本人的条款该如何应对。据翁同龢记录，光绪帝“意总在速成”，希望中日谈判尽早结束，恭亲王、庆亲王的意思似乎与光绪帝相似，唯翁同龢“力陈台不可弃，与二邸语不洽。退而拟电，又删去秉笔之稿十余行，巳正退。小憩一刻遂行，偕庆礼二王及诸公同诣恭邸处，以今日电旨与商。邸欲廷议，而持之不坚。孙公力争，并言战字不能再提。邸疾甚，唯唯，执其手曰是，遂出”[19]。孙公，即孙毓汶，时任军机大臣、兵部尚书，被梁济誉为真正懂得世界大势，真的懂得战争，知兵，是真爱国，有真知卓见。梁济指出，“余乙酉中举后莱丈（孙毓汶）方柄政，声势烜赫，余不敢谒之。甲午、乙未攻击者极多，竟有欲杀之心。其实皆由争权者嫉忌，嗾使无耻文人交章弹劾，以逞其门户之私耳。丈当国十年岂可无议之处？然其见事明快，听信合肥，能知敌情，不轻主战，比较同朝诸老，如徐荫轩之愚蒙，李高阳之沽誉，翁常熟之轻信人言，号称忠义，而实懵于国情，致误大局者，相去天渊”[20]。
或许因为孙毓汶这样的人坚持，或许因为孙毓汶、李鸿章内外配合，从而使清廷最高层没有听信翁同龢等人的意见，而大致认同李鸿章在谈判一线的感觉、决定，而翁同龢反而成了无足轻重的少数。三月十二日，在一大早的御前会议上，翁同龢痛心疾首，“力言台不可弃，气已激昂，适封事中也有以此为言者，余以为是，同官不谓然也，因而大龃龉。既而力争于上前，余言恐从此失天下人心。彼则谓陪都重地，密迩京师，孰重孰轻，何待再计，盖老谋深算，蟠伏于合肥衔命之时久矣。见起三刻，书房一刻，不觉流涕。再到直房，将稿删改数十百字，然已落彀中矣。余之不敏不明，真可愧死。同诸公散直径访恭王府，以稿呈阅，王亦无所可否，似已入两邸之言，嫌余讦直也”[21]。尴尬的少数让翁同龢心里极不舒服，一心为了朝廷，为了大清，好像弄得他最不通时务，最不了解世界，最不了解国情。
朝廷内部的不同意见，不可能不向外界透露，特别是朝廷内部各派政治势力具有不同的倾向，就像翁同龢所意识到的那样，甚至李鸿章与孙毓汶在李鸿章受命出使的时候就已达成合作的意向。因此之故，中日谈判的细节即便没有及时公开，但谈判的大致思路，日本的大致条件，中国应对策略，并不难被正在北京的各省举人获知。尽管他们此时的使命、职责，甚至唯一任务是考试，是鲤鱼跳龙门，但是这些年轻的读书人，不可能对这样的大事充耳不闻，视而不见。据康有为回忆，“命大学士李鸿章求和，议定割辽、台，并偿款二万万两。三月二十一日，电到京。吾先知消息，即令卓如鼓动各省，并先鼓动粤中公车，上折拒和议，湖南人和之，于二十八日粤楚同递。粤士八十余人，楚则全省矣。与卓如分托朝士鼓动，各直省莫不发愤，连日并递章都察院，衣冠塞途，围其长官之车。台湾举人垂涕而请命，莫不哀之”[22]。这就是近代史上著名的“公车上书”。
其实，面对日本的强势、跋扈，此时上书言事，建议拒和的“公车上书”并不只有康有为主导的这一次，只是因为康有为后来太有名气了，且不断言说，好像此时只有他在上书言事，建议拒和。这显然不准确。据记载，“中日和约十一款，全权大臣既画押，电至京师，举国哗然，内之郎曹，外之疆吏，咸有争论，而声势最盛言论最激者，莫如公车上书一事。初则广东举人梁启超联名百余，湖南举人任锡纯、文俊铎、谭绍裳各联名数十，首诣都察院，呈请代奏。既而福建、四川、江西、贵州诸省继之。又既而直隶、山东、山西、河南、云南诸省继之。盖自三月二十八日、三十日，四月初二、初四、初六等日（都察院双日堂期）察院门外车马阗盈，冠袵杂遝，言论滂积者，殆无虚晷焉”[23]。
此时，参与公车上书的确实不少。据茅海建先生考订，“查军机处相关档册，此时入京会试的公车有着大规模的上书活动：四月初六日，都察院代奏7件；四月初七日，都察院代奏5件；四月初八日，都察院代奏9件；四月初九日，督办军务处代奏1件，都察院代奏8件；四月十一日，都察院代奏5件；四月十五日，都察院代奏2件。以上所各省公车单独或联名上书为31次，加入人数为1555人次；公车参加官员领衔的上书为7次，加入人数为135人次。除此之外，从二月二十七日至四月二十一日，在两个多月的日子里，官员们的电奏、上奏及代奏的上书达123次，加入的人数829人次。官员是拒和上奏的主体”[24]。
人心趋同，反对清廷在没有殊死抵抗就接受日本苛刻的讲和条件，就割让台湾、澎湖与辽东，这些反对的声音应该远超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很小的粤省公车的范围，只是基于见闻、信息，康有为并不太知道别人的情形，更不知道整体情形，而又看到清廷面对他们的上书之后引起的变化，因而难免自觉不自觉夸大粤省公车上书的影响力。这是人之常情，不必从道德层面过多分析，毕竟康有为不是在写戊戌政治史，他只是在描写自己经历或知道的事情，抬举了自己，并无恶意对别人。
从后来所知道的历史事实看，初十日，也就是光绪帝召集御前会议讨论日本提交的议和条件那一天，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王文韶就通过袁世凯获知大概情形，他虽然对日本政府向中国提出的苛刻条件感到愤怒，但也深知中国如果拒绝日本的条件可能会出现的问题。中国实际上陷入两难境地：“蔚庭电来述议款大致，不允则目前无以自强，允之则日后何以自立，忧愤交萦，殆难言状。”[25]中国既不能接受日本的要挟，也不能拒绝日本的要挟。
声势浩大的请愿活动极大激励了康有为，“时以士气可用，乃合十八省举人于松筠庵会议，与名者千二百余人，以一昼二夜草万言书，请拒和、迁都、变法三者。卓如、孺博书之，并日缮写（京师无点石者，无自传观，否则尚不止一千二百人也），遍传都下，士气愤涌，联轨察院前里许，至四月八日投递，则察院以既已用宝，无法挽回，却不收”[26]。康有为起草的这份文件，就是著名的上清帝第二书。[27]
上清帝第二书并没有送到政治高层，但并不是康有为这里说的“察院以既已用宝，无法挽回，却不收”，而是康有为他们根本就没有将这份文件送出：“康有为在各省公车上书的热潮中，组织了联省公车上书，并在四月初七日、初八日、初九日假松筠庵进行会议，各省公车陆续到来传观。由于四月初八日光绪帝已批准条约，初九日已来人甚少，联省公车上书的行动自然中止。都察院没有拒收上书，而是康有为根本没有去投。”[28]公车上书没有影响实际政治的运转，仅具有思想史的意义，但这份上书确实又是康有为政治思想最集中的展示，对于之后几年中国政治发展，还是或多或少起到了某种作用。而且由于这份上书并没有送出，更没有政治高层看到，因而其主要内容，或者说基本思路，又被康有为写进后来的上清帝第三书，题为《为安危大计乞及时变法呈》。
在上清帝第二书中，康有为力言当时战守之方，他日自强之道，竭力反对割让台湾，忧心台湾一割，天下离心，士民涣散，西方列强必将效法日本之所为，接踵而来，瓜分中国。中国必将在列强的瓜分下土崩瓦解。所以，康有为在这份请愿书中警告清廷：割地之事小，亡国之事大。一旦开了割地的先例，清帝国就更没有能力阻止西方列强的瓜分，清廷若是一一答应了它们，那就等于：“自啖其肉，手足腹心，应时殆尽，仅存元首，岂能生存？且行省已尽，何以为都畿也？”[29]
清帝国已处于危难之中，那么有什么办法可以使清帝国摆脱困境，重塑辉煌呢？为此，康有为在这份请愿书中提出四点方案：
一、下诏鼓天下之气
康有为在方案中建议光绪帝速下三诏，一是仿历代先例，下诏罪己，激励天下，共雪国耻；二是下明罚之诏，严厉惩办那些主和辱国、割地赔款的大臣，严厉追究那些战阵不力、丧师失地的将帅，以及那些调度非人、守御无备疆吏，以期刷新朝政，一新士气；三是下求才之诏，破格提拔那些有作为、有能力、有胆有识、有谋有略的将帅和封疆大吏，甚至还可以采用一些非常手段，延聘山林隐逸、举贡生监、佐贰杂职，以便使天下之士既怀国耻，又感知遇之恩，为国出力，报效国家。
二、迁都定天下之本
迁都的想法是当时朝野均为关注的问题，尤其是《马关条约》同意日本占领辽东半岛之后，京师的屏障已不复存在，实际上处在危险的境地。迁都之事，非同寻常，不到万不得已，实在是很难痛下决心。在清廷内部，当战局紧张的时刻，也曾提到过“西狩”的方案，就是将首都暂时转移到西安，待时局稳定之后再迁回北京。这个方案在朝野都有人支持，翁同龢、李鸿藻等，“皆主西行”[30]；不过，也有人认为，“西狩不如南巡”[31]；但是，不管怎么说，迁都是再战的前提条件：“今日之事，惟迁都则可毁约，苟恋京师，智者不能谋也”；“窃念和议之发，特以京师受逼而已。不知欲全京师而弃辽东，则奉省先被其害，国家根本似以奉天为尤重，陵寝所在岂不更重于都邑乎？今即与决战，亦未必遽失京师，而容忍求和，使彼立足既牢，京师及东三省必相继受逼而不能守。他日之弃乃真弃也。”[32]京师危机是近代中国对外战争中不时出现的难题，两次鸦片战争，后来的庚子之役，乃至二十世纪中期的中日战争，不论北京，还是南京，首都总是每每成为束缚中国政府的因素。这里的原因究竟何在？很值得讨论。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晚期知识界的讨论对此有详尽的分析。
京师危机是清帝国马关议和被动的根源之一，所以康有为在其上书中，列举最近五十年来列强动辄出兵进攻京师，索巨款、开商埠、割领土，佯攻首都以索边省的事实，说明中国之所以在历次外交冲突与交涉中屡屡被动，最根本的原因之一就是京师距海太近。他批评过去五十年割天下万里之地，弃千万之民，以保区区一都城的政策是至愚至狂，以后事料之，列强知中国不肯迁都为政策底线，必借此对中国进行要挟。所以，中国如欲改变被动的局面，必须痛下决心将京师迁往内地。否则，智者无所骋其谋，勇者无所竭其力，必将坐困区区京城，受列强的胁迫，将边省割尽而后已。反之，如果将京师迅速迁往西安，深藏首都于中华腹地，即便列强攻占天津、塘沽，即便沿海地区糜烂，即便攻占北京，但朝廷深固，不为震慑，犹可聚兵与来犯者决一死战。因此，康有为相信迁都是目前中国缓解危机的唯一办法。
三、练兵强天下之势
中国在甲午战争中失败的原因比较复杂，但将衰、兵弱、器窳则是不争的事实。鉴于这种事实，康有为建议选将之道贵新不贵陈，用贱不用贵。中国军队的那些老将们基于自己过去的经验，不思进取，不思改革。中国如欲在未来的战争中战而胜之，就必须不拘资格选拔将才，用这些新的将领替换那些已经明显落伍的旧将领，然后再由这些新将领各自训练新兵若干，以应付未来可能遇到的外患。与此同时，鉴于列强讲究枪炮，制作日新的现实，康有为建议，为了建设强大的军队，必须注意向西方先进国家购买新式武器，这样就可以做到器械精锐，有恃无恐，稳操胜券。
四、变法成天下之治
下诏鼓天下之气、迁都定天下之本、练兵强天下之势三策，在康有为看来都是权宜应敌之谋，而非立国自强之策。真正的立国自强之策，康有为认为，就是变天下之成法。
变天下之成法，是那几年康有为思考的重心。他以为，清朝的法度主要是沿袭明朝而有所变更，至今已有数百年之久。物久则废，器久则坏，法久则弊。而中国的外部环境也发生了与明朝时期根本不同的变化，方今当数十国之觊觎，值四千年之变局。如果当今统治者仍沿用过去的旧方法去治理天下，那就像盛夏已至而不释重裘，病症已变而犹用旧方，结果则是可想而知。康有为认为，当今中国变法的根本要义，就是要求当今的统治者以开创之势治天下，不当以守成之势治天下；当以列国并立之势治天下，不当以一统垂裳之势治天下。道理很简单，盖开创则更新百度，守成则率由旧章；列国并立则争雄角智，一统垂裳则拱手无为。言率由而外变相迫，必至不守不成；言无为而诸夷角争，必至四分五裂。这是就大的原则而立论，在具体的变革方案中，康有为提出当时应该做而且能够做到的是富国六法、养民四法、教民四法。所谓富国六法，即钞法、铁路、机器轮舟、开矿、铸银、邮政；而所谓养民四法，即务农、劝工、惠商、恤穷；所谓教民四法，即普及教育、改革科举、开设报馆、设立道学。除了设立道学具有康有为的独特创造性外，其他各法似乎都是先前十几年间洋务派的思想家曾经提出而清政府不及实行的方案。设立道学的基本意思，用康有为的话来说，就是“其有讲学大儒，发明孔子之道者，不论资格，并加徵礼，量授国子之官，或备学政之选”，即提倡以儒家伦理为武器挽救近日风俗人心之坏，抵制西方基督教对中国民间的影响。这实际上也是康有为后来意欲开创孔子圣教新宗教的思想萌芽形态。
此外，康有为在这份一万八千字上书中还提出一些积极建议，诸如建议裁撤冗员，紧缩机构，澄清吏治，改革官制等，都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尤其是他提出的所谓“议郎”制，不仅继承了中国传统社会举荐体制的官吏选拔优点，而且赋予议郎们“上驳诏书，下达民词”的权力，实际上是要求建立西方近代国家比较普遍实行的代议制，最终达到“天下奔走鼓舞，能者竭力，富者纾财，共赞富强，君民同体，情谊交孚，中国一家，休戚与共”的政治局面[33]，具有浓厚的政治体制改革意味。
康有为起草的这份上清帝第二书，既是他个人的思想主张，也经过各省公车松筠庵会议的讨论，至少是传观，尽管后来这份文件没有递给政治高层，但在京师知识界、官场，看过这份文件的应该不少。据记载，“文既脱稿，乃在宣武城松筠庵草堂传观会议。庵者，前明杨椒山先生故宅也。和款本定于四月十四日在烟台换约，故公呈亦拟定于初十日在察院投递。而七、八、九三日为会议之期，乃一时订和之使，主和之臣，恐人心汹涌，局将有变，遽于初八日请将和款盖用御宝，发使赍行。是日，天本晴丽，风日晴爽；忽以晌午后大雨震电，风雹交作，逾刻而止，即其时也。是时松筠庵坐中议者尚数十百人，咸未稔用宝之举，但觉气象愁惨，相对唏嘘，愤悒不得语，盖气机之感召然也？是夕议者既散归，则闻局已大定，不复可救，于是群议涣散，有谓仍当力争以图万一者，亦有谓成事不说无为蛇足者。盖各省坐是取回知单者又数百人，而初九日松筠之足音跫然矣。议遂中寝，惜哉，惜哉！此事若先数日为之，则必能上达圣听，虽未必见用，亦庶几以见我中国人心之固，士气之昌。其主持和局者不过数人，而攘臂扼腕，望阙感愤，怀郁国耻如报私仇者，尚千数百辈，未始非国家数百年养士之报也”[34]。
康有为起草的这封上清帝第二书没有递上去，但据康有为自编年谱，在松筠庵传观的几天时间里，“与名者千二百余人”，他甚至表示，由于当时没有更好的印刷工具，只是他一昼两夜一挥而就，立等可取，然后由梁启超、麦孟华两人“书之，并日缮写”，“否则尚不止一千二百人也”[35]。诚哉斯言。但是，据《公车上书题名》，“仅得十六省凡六百零三人”[36]。
第三节 上清帝第三书：变法下手处
上清帝第二书没有在实际政治中发挥作用，但在上书第二天，却被美国公使田贝“索稿，为人传抄，刻遍天下，题曰《公车上书》”。康有为的说法虽然有点耸人听闻，夸大其词，但田贝“索稿”如此具体的事情，相信康有为不会无中生有：“海东龙泣舰沉波，上相輏轩出议和。辽台膴膴割山河，抗章伏阙公车多。联名三千毂相摩，联轸五里塞巷过。台人号泣秦桧歌，九城谣谍遍网罗。杠棺摩拳，击鼓三挝。桧避不朝，辞位畏诃。美使田贝惊士气则那，索稿传抄天下墨争磨。呜呼，椎秦不成奈若何？”[37]
公车上书不了了之，朝廷接受李鸿章的警示，仍然按照原议在和约上用宝，并按时与日本换约，中日甲午战争至此全部结束。旧的一页翻过，新的一页重新开始。在这个过程中，康有为和其他公车一样，重回书斋，不忘此行使命。越日发榜中进士第八名。“十一日引见，授工部主事。自知非吏才，不能供奔走。又平生讲学著书，自分以布衣终，以迫于母命，屈折就试，原无意于科第，况仕宦乎？未能为五斗折腰，故不到署。徐公树铭至累揖相劝，吾卒不行。前书不能上，二十八日朝考后无事，乃上拒和之论而增末节，于闰四月（按是年为闰五月，此作四月，实误）六日递之察院，以十一日上于朝，上览而喜之，甫发下枢垣一时许，枢臣读未毕，恭邸阅至论矿务一条，以手作圈状。上既追入，旋发下军机，命即日抄四份，军机处本无抄手，乃调自内阁，即日抄呈，以一呈太后，以一存军机处，发各省督抚将军议，以一存乾清宫南窗小箧，以一存勤政殿备览观。”[38]如果从康有为第一次上清帝书算起，前后经历了七年时间，康有为终于实现了理想。不过，仍需注意的是，康有为仍然不是以平民身份上书，他此时毕竟已获得功名，毕竟已成为体制内级别的工部主事，级别不算太高，但毕竟有了名分。
受到光绪帝、清廷政治高层重视的康有为上清帝第三书，诚如康有为自己所说，一是因为前次起草的那封《公车上书》没有递交上去，二是因为“朝考后无事”，于是利用这个机会作了修订，主要是“增末节”，所以上清帝第三书的主旨、结构、行文，大致与第二书相同，甚至就是第二书。
据徐勤《南海先生四上书杂记》，上清帝第三书上书日期应为五月初六日；都察院代奏日期为五月十一日，缘起、结果，徐勤都有清晰的记录：“和议既定，肉食衮衮，举若无事；其一二稍有心之人者，亦以为积弱至此，天运使然，无可如何，太息而已。先生以为，先事不图，临事无益；亡羊补牢，犹未为迟。中国及此速图自强，尚可拯救。于是取公车联衔之书，乙其下篇言变法者，加以引申，并详及用人行政之本，复为一书，于五月初六日在都察院递之。十一日，都察院据以上闻。是日发下，半时许，再传旨取回。留至十五日发下，有旨命抄三份，限一日抄讫。一呈懿览，二存御匣，三贮乾清宫北窗。十六日抄就，呈懿览，留览十日，二十六日乃发下。闰五月发各省督抚会议复奏。”[39]
都察院五月十一日代奏原折称：“据广东进士康有为条陈善后事宜一件，赴臣衙门呈请代奏。臣等公同阅看，该条陈尚无违碍之处，既据该进士取据同乡官印结呈递前来，臣等未敢雍于上闻。再，原呈字数较多，若照例抄录进呈，恐致耽延时日，是以未便拘泥成例，谨将原呈一件，恭呈御览，伏乞圣鉴。”[40]
上清帝第三书长达一万三千字，补充和发挥了公车上书未及提出的问题，详细讨论了变法下手之方及先后缓急的顺序，充分说明中国必须利用甲午战败后的形势，赶紧变法的理由。康有为指出，甲午战败的后果是有清二百余年从未有过的奇耻大辱，也是中国五千年文明史上所罕见，中国经此剧痛，应该像越王勾践那样卧薪尝胆、深刻反省，急筹自强大计，而不应该上下熙熙攘攘、浑浑噩噩、复庆太平。
在具体的变法主张上，康有为重申了公车上书中的富国、养民、教士三个问题，另外增加了练兵一条。他强调，练兵之策，一定要改变过去大一统的陈旧办法，建议采用如下六法：1.汰冗兵而营勇；2.起民兵而立团练；3.练旗兵而振满蒙；4.募新制而精器械；5.广学堂而练将才；6.厚海军以威海外。康有为相信，如果按照这个办法进行，水陆并练，那么以中国之地大物博，则将来饮马南洋、秣兵欧土也并不是一件什么难事，何况区区一个小小的岛国日本呢？
中国重塑辉煌并不是一件难事，但要实现这个目标，就必须不拘一格地选用合适人才。康有为真诚希望统治者能够求人才而擢不次，慎左右而广其选，通下情而合其力。因为处非常之世，应非常之变，必须启用非常之才，而过去那些寻常守旧、苟且偷安、奉行文书、按循资格的庸谨之才，虽然可以守常，但决不足以应变，决不可能将中国引向一个自强、繁荣的坦途。他建议光绪帝务必要将选拔人才作为头等大事抓起来，垂意旁求，日夜钩访，尽知天下之名士，尽知其数，尽知其所在，悉令引见，询以时事，破除常规，越次擢用，这样天下之士必踊跃发奋，冀酬知遇之恩，必出而为国家效力，辅佐皇上，共谋中兴大业。
从康有为列举的条件看，最关键的条件是要皇帝保持清醒的头脑，明白今日中国所处的环境及存在的问题，“仍在皇上自强之一心，畏敬之一念而已”。理由很简单，因为自古非常之事，必待大有为之君，自强为天下之健。康有为恳切地希望光绪帝能够接受他的建议，远鉴中国早期圣哲的谆谆告诫，近鉴俄罗斯、土耳其变革昌盛、不变革则亡的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教训，独揽乾纲，破除旧习，勿摇于左右之言，勿惑于流俗之说，权其轻重，断自圣衷，更新大政，厉行改革，将中国引向光明灿烂之途。[41]
第四节 上清帝第四书：变法体要
光绪帝的关注，高层普遍认同，让康有为受到极大鼓舞。“五月，迁出南海馆，再草一书，言变法次第曲折之故，凡万余言，尤详尽矣。至察院递之，都御史徐郙使人告以吾已有衙门，例不得收，令还本衙门代递。时孙家鼐长工部，颇相慕，友人多劝到工部递，乃于五月十一日到工部递之，孙家鼐面为称道之词。许为代递，五堂皆画押矣。李文田适署工部，独挟前嫌，不肯画押。孙家鼐碍于情面，累书并面责之，卒不递。再与卓如、孺博联名都察院，不肯收。又交袁世凯递督办处，荣禄亦不收，遂决意归。”[42]
按照康有为的说法，他和李文田结怨是因为时为侍郎的“乡人”李文田谓康有为在北京上蹿下跳，到处活动，却不向其拜谒。而康有为的辩解是，“吾谓彼若以为吾为贤也，则彼可来先我，我布衣也，到京师不拜客者多矣，何独怪我？卒不谒，故见恨甚至也”[43]。但按徐勤的说法，则另有原因在：“（康有为）先生以为，前书所陈，条理节目详细繁重，末由一旦具举，故复草一书，力言缓急先后之序，深察中国之势，期于可行，扫拨陈言，曲折层累，冀以上启圣聪，立救危败。时已授官，分隶工部，于闰五月八日在本部递之，部之五堂悉画稿允奏。顺德李文田方摄部事，误中构扇之言，谓（康有为）先生所著《广艺舟双楫》于其书法颇有微辞，因抱嫌排挤，独梗僚议，甘为炀灶。实则先生于李某，向薄其人，而爱其书，《广艺舟双楫》中未尝攻之也。本部既阻，乃移而之都察院、督办处，皆以李既阻阏，不便因此失欢，遂壅上闻。”[44]
茅海建先生指出，“徐勤的说法，与康说大同小异。然工部为何不为康有为代奏？康称孙家鼐对其上书有‘称道之词’，并称‘累书并面责之’，很可能是夸张之词。孙为人沉静，似不可能去奉迎刚刚分发到部的新进士。至于李文田为何拒绝代奏，康称与李有‘宿嫌’、徐勤称康在《广艺舟双楫》中对李有微词，皆难让人信服。孔祥吉对此另有看法，认为‘康有为以公羊三世说为救世的良药，而李文田则反对公羊学，二者学术宗旨不同，已成冰炭，这似乎是李氏不递康氏上清帝第四书的主要原因’。从更广泛的视角来看，康与京中同乡高官的关系，除张荫桓外，都不太好，很可能这些同乡高官对康的学术与为人有着大体一致的负面看法”[45]。这当然也可以自成一说。
对于康有为来说，上清帝第四书是一部很重要的文献，因为第三次上书只谈“通变之方”，未发“体要及先后缓急之宜”的缺憾，在第四次上书中专谈变法体要、先后缓急及下手之法。
在上清帝第四书中，康有为指出，治国之道，在于审势度理。势就是大势所趋，本无强弱大小之分，一切都是相比较而存在；理就是道理，难定美恶，其是非而言是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古来的治国之道的不断变化、不断创新的事实已经充分说明了这一点，这个道理甚为明白。时代发展到今天，国际、国内的环境都与往昔有了很大的不同，中外通商的开始与实行，不论中国是主动，还是被迫，实际上都迫使中国加入一个与自己往昔社会完全不同的国际经济体系之中。同时，由于中国加入国际经济体系的过程在很大程度上是被迫的，而西方列强对市场的觊觎是主动的，因此，中国目前所面临的环境就是“外国环逼，既与彼我对立，则如两军相当”。这种往昔中国从未遇到的新情况就迫使中国的执政者无法继续沿用过去的经验与政策，而必须以变化了的形势为基点，研究西方所以富强、中国所以积弱积贫的原因。
关于西方诸国之所以富强的原因，康有为在上清帝第四书中充分吸收前此改良主义思想家的观点，认为西方诸国之所以富强并不单单是西方依靠军事上的强大、向外不断扩张、不断寻求殖民地的结果，而是在强兵之外，尚有治法与文学。具体而言，至少有三点可以给中国的改革以有益的启示：
一是千百年来西方诸国并立，竞争激烈，若其内政稍有不振、稍有疏漏，就有可能被其他的国家所灭亡，所以西方国家为了自己的生存，故上下励精图治，日夜戒惧，尊贤而尚功，保民而亲下，其国君、大臣对于其一士一民，皆思用之，故其国内政治的设施与措施，对于民众多护养之意而少防制之意；相对待而存在，西方国家的臣民对于其国家、其政府，皆能亲之。所以西方国家从总体上而言，有情而必通，有才而必用，其国人之精神议论，咸注意于邻国与他国，一发现邻国与他国有什么良法新制，必思步武而争胜之，有外交内政，必思离散而窥伺之。盖西方国家事事有相忌相畏之心，故时时有相牵相胜之意，所以西方国家讲法立政，精益求精，而后也能相持不衰，不断向别国学习，不断创新。分析康有为这段描述的深意，似乎是在说中国作为一个地域辽阔的大帝国，几乎一直没有遇到过强邻的入侵和挑衅，中国君臣乃至一般民众的危机意识较之西方诸国实在差得太远，结果使中国人养成不思进取、不思变革、因循守旧的劣习。
二是改革体制，鼓励发明与创新。康有为指出，大约当中国宋元时代，处在中世纪的西方诸国因为宗教的愚昧，相当的贫弱。到了明永乐的时候，英国哲人培根提出新的主张，以为聪明凿而愈出，事物踵而增华，主启新不主仍旧，主宜今不主泥古。建议政府改革旧有的体制，立科鼓励发明与创新。此后，西方知识分子著有新书发前人未创之说者，赏以较高的地位及待遇；其技术人才每有新器之制作，发从来没有之巧者，政府就给予优厚的奖励，并允许其拥有此项专利。西方国家鼓励科学发明创新的这些措施，在不太长的时间里就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国人踊跃，各竭心思，争求新法，以取富贵。从此之后，西方科学技术获得了日新月异的大发展，将具有几千年文明历史的中国远远地抛在了后面，中西之间的差距越拉越大。所以，康有为建议中国政府应该从体制上考虑科学技术创新的问题，以便为中国的恢复与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智力支援。
三是设议院以通下情。这是康有为在上清帝第四书中最重要的建议，也是引起争论最多的建议。他认为，设议院具有很多出人意料的好处，也是西方走向富强的制度化保证，“人皆来自四方，故疾苦无不上闻；政皆出于一堂，故德意无不下达；事皆本诸众议，故权奸无所容私；动皆溢于众听，故中饱无所容其弊”。康有为强调，西方国家正是因为这三点制度化的保证，从而使西方百度并举，以致富强。
从康有为的观点看，西方国家的三大特点或者说优点，正是中国所不具备，所需要学习的地方。但是，由于中国积习太深，若不能尽弃旧习，再立堂构，无以涤除旧弊，维新气象。所以，康有为建议光绪帝，如欲变法图强，就必须痛下决心，革除弊政，从根本上进行改革，建立中国发展、富强的制度化保障。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康有为提出五点具体办法：
一、下诏求言，破除壅蔽，罢去忌讳，准许天下言事之人到午门递折，令御史轮值监收，谓之上书处，如汉代公车之例，皆不必由堂官呈递，亦不得以违碍阻格，永以为例。若言有可采，温旨褒奖，或令面对，详加询问，庶辟门明目，洞见万里。
二、开门集议，令天下郡邑每十万户推举一人，凡有政事，皇上御门令之会议，三占从二，立即施行，其省府州县咸令开设，并许受条陈以通下情。
三、设立顾问馆，请皇上打开便殿，广陈图书，皇上每日办事之暇，以一时左右的时间到此燕坐，顾问之员轮二十员分班侍值，皇上翻阅图书，随宜咨问，访以中外之故，古今之宜，经义之精，民间之苦，吏治之弊，地方之情，顾问们应尽其所知，无所避讳，提供咨询，上以启皇帝之圣聪，即广所未闻，下以观人才，即励其未学。
四、中国百弊，皆由蔽隔，解蔽之方，在康有为看来，莫若开放言论，命令直省要郡开设报馆，州县乡镇亦视条件令其续开，日月进呈，并备数十副本分送各衙门参考。至于外国出版的各种报纸，康有为也建议政府多加采购，外国一些著名的报纸应该由总理衙门负责派人每日翻译其政艺、言论，除了供皇上阅览外，也应多印副本，随邸报同发，供各衙门参考。
五、鉴于中国各级官吏的实际情况，康有为建议恢复汉代行之有效的幕府体制，使从中央到各省督抚、各县县令都广开幕府，延揽天下之英才，合天下之知以为知，取天下之才以为才，然后兴举新法，经营百度，昭明融洽，天下一家，无几微之弊而不去，无几微之利而不举。
至于这五项措施实行的先后顺序及轻重缓急，康有为建议，先由皇上下诏罪己，以收天下之心；次赏功罚罪，以申天下之气；然后举逸起废，求言广听，广顾问以尽人才，置议郎以通下情，数诏一发，天下雷动，变法维新运动自然就能推动起来。
康有为上清帝第四书的核心问题是要解决洋务思想家早就意识到的“君民之隔”，康有为的方案是建立议院体制，并在各省府州县都设立相应的议院，这是在体制内解决问题。另一方面，康有为在第四书中还第一次提出设立报馆与学会，这是体制外保证中国能够像西方近代国家一样彻底解决君民之隔的问题。如果中国真的能从这两个方面解决问题，那么中国的政治体制不仅能从制度上保证决策的合理化、理性化，而且势必引导中国向近代国家发展，这应该说是康有为为近代中国贡献的一个重要的政治思想，在后来的维新运动中，维新派与守旧派之间的反复争议，实际上也是围绕着这一问题展开的。守旧派没有弄懂康有为的真实意图，总以为如果实行了这些政治体制的改革，势必影响皇权的至上性，实际上康有为并没有否认皇权的至上性，他只是觉得中国问题的真解决，是政治上必须有办法，只有政治上有办法，其他的一切才可迎刃而解。[46]
第五节 上清帝第五书：亡后之图
康有为上清帝第四书因为工部、都察院的原因，没有递到政治高层。但康有为并没有就此灰心丧气，而是接受朋友的建议，留在北京讲学、著书、办报刊，设组织，启官智，开民智，与官场结交，并与当朝帝师翁同龢建立了比较密切的关系，随着朝廷主导的维新运动渐次开启，康有为的变法维新思想也日趋成熟。后因公私诸事，离开北京，返回广州，继续在万木草堂开办讲课，传播思想。
光绪二十三年（1897）八月底，康有为携长女同薇至上海，九月游西湖，十月还上海。“中国人满久矣，美及澳洲皆禁吾民往，又乱离迫至，遍考大地，可以殖吾民者，惟巴西经纬度与吾近，地域数千里，亚马逊河贯之，肥饶衍沃，人民仅八百万，吾若迁民往，可以为新中国，当乙未，吾欲办此未成。与次亮别，曰君维持旧国，吾开辟新国。时经割台后，一切不变，压制更甚，心虑必亡，故欲开巴西以存吾种。乙未之归，遇葡人及曾游巴西者，知巴西曾来约通商招工。其使来至香港而东事起，巴使在香港候吾事定。至数月，东事益剧，知不谐，乃归。吾港澳商咸乐任此，何君穗田擘画甚详，任雇船招工之事。于是，拟入京举此。”康有为此次入境的目的，纯粹为了移民巴西的商业事务，不料此行引起政治上的巨变，“适胶州案起，德人踞之，乃上书言事，工部长官淞溎读至‘恐偏安不可得’语，大怒，不肯代递”[47]。这就是康有为的上清帝第五书的由来。[48]
“胶州案”，就是德国强占，进而租借胶州湾一百年的大事变。这是近代史上的一件大事，更是甲午战后，《马关条约》签署后改变中国历史进程的一件大事。特别是清政府后来不仅同意将胶州湾租借给德国，将广州湾租借给法国，将旅顺、大连湾租借给俄国，并与英国也谈判了扩大租借的协议，短短几个月，中国南部、东部沿岸，从南往北，除了与台湾隔海相望的福建沿海没有租借，几乎全部租给了德法俄英诸大国，租借期限也差不多都是一百年。对这些事情究竟如何看，从开始直至一百多年后的今天，都是一个极为撕裂的话题。其实，如果从全球资本发展轨迹看，十九世纪晚期确实有一个国际资本东来的浪潮，特别是甲午战争结束后，中国跨出了维新的步伐，资本管制基本上放开，国际资本看好中国，中国成为国际资本赚钱的最好去处。所以国际资本在《马关条约》之后用了不长时间，将中国人之前几十年想做而没有做到的修铁路开矿山等大型基础性建设都做起来了。
在这些国际资本中，毫无疑问，德国资本势头最猛。这是因为正像传统话语中所说的那样，德国统一太晚了，属于资本主义盛宴上的迟到者，因而德国资本进入中国之后，较之于英美法各国，都显得极为紧迫，后来中国近代史上发生那么多问题，其实都应从这个背景去考虑。[49]
清政府当时处理这些事件时，意识到了资本进入中国的意义，因而这些谈判除了中德谈判用了很长时间，寻找方案，其他的几个谈判基本上照葫芦画瓢，一个模式用到底。这也说明清政府并不将这些协议看作是对中国的致命伤害。但是，清政府太傲慢了。清政府不仅不将这些情况、设想、未来向人民说清楚，即便相当一部分知识精英、政治精英也不清楚，更想不到。严复对西方有极深的理解，也是一直倡导中国向西方学习的先行者，但当他得知胶州湾事件发生时也极为愤怒，以为德国的帝国主义行径是对中国的伤害，建议清政府为了胶州湾不妨对德一战。[50]
谭嗣同等湖南志士，以及梁启超，也都认为胶州湾事件比甲午战争、《马关条约》还要严重，开始考虑作“亡后之图”，计划以湖南独立获取未来发展空间，“而独立之举，非可空言，必其人民习于政术，能有自治之实际然后可”。基于这种考虑，谭嗣同向湖南巡抚陈宝箴建议设立南学会，“以为他日之基，且将因此而推诸于南部各省，则他日虽遇分割，而南支那犹可以不亡，此会之所以名为南学也”[51]。期望在大局不保情况下，以地方独立、自治换取南方各省继续发展。这个想法与几年后的东南互保有点相似。康有为的上清帝第五书就是在这样的背景、这样的朋友圈气氛中完成的，戊戌年初逐步传出来。[52]
在上清帝第五书中，康有为详尽分析了当时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以为中国如欲摆脱被动的国际环境，只有在内功上下功夫，使中国尽快以近代国家形态出现在世界舞台。为达此目的，康有为向清政府提出了三点建议，一是取法俄国、日本等与中国国情比较类似的国家已经走过的成功道路，尽快开始变法，从根本上铲除旧制度的根基，建立一套全新的政治制度，即建立俄国、日本式的君主立宪体制。为此，康有为建议光绪帝乘胶州湾危机这一背景，下诏罪己，激励人心，明定国是，与海内更始，建立国会以通上下之情，尽革旧俗，一意维新。采择万国律例，定宪法公私之分。康有为相信，这一新的政治体制的建立必将为中国的未来发展提供必要的保障，也有助于克服因胶州湾危机而导致的困局；二是大集群才，集思广益而谋变法；三是听任疆臣各自变法，以局部的试验为全国性的变法提供经验。
康有为三点建议的后两点应该说并没有多少新意，这也是当时的一般激进知识分子和政府内部中层开明官僚如袁世凯之辈的思考，袁世凯在戊戌年初向翁同龢提出的第二份建议书中也曾建议清政府要允许那些“忠诚明练”的督抚在自己的辖区进行改革试验，待这些局部性的试验取得一定的成效之后再向全国大范围推广。[53]至于大集人才，集思广益，更是当时所有有识之士的共同看法。康有为三点建议最有价值也是后来引起震动最大的是其第一条即取法俄国、日本进行政治制度变革的主张，根据这个主张，中国势必要对已有的政治体制进行根本改造，开国会、定宪法也就是这一建议中的应有之义了。[54]
第六节 上清帝第六书：统筹全局
制度性变革或许是当时中国唯一出路，但康有为工部主事的小臣身份使他的建议无法直达清政府高层。当他将这份建议书循例呈递给工部主管当局时，内中那些直率的言辞、超越清廷已有政策底线的制度性变革建议实在是吓坏了工部主管们。从保全自己和保护康有为，以及忠诚清廷等任何一个角度考虑，他们都不敢也不愿将这份建议书直接呈送清政府高层，而是压了下来。
不甘寂寞的康有为当然不能容忍工部当局的做法，他在向工部当局呈递这份建议时，也向其他相关方面提供了副本，以唤起各方面同情或支持，“京师一时传抄，海上刊刻，诸大臣、士人皆见之，莫不嗟悚”。所以当工部主管当局扣压了他的上清帝第五书不久，给事中高燮曾“见其书叹其忠，乃抗疏荐之，请皇上召见。皇上将如所请，恭亲王进谏，曰本朝成例，非四品以上官不能召见。今康有为乃小臣，皇上如欲有所询问，命大臣传语可也。皇上不得已，正月初三日遂命王大臣延康有为于总署，询问天下大计变法之宜，并令如有所见，及有著述论政治者，可由总署进呈。于是其书卒得达，皇上览之，肃然动容，指篇中求为长安布衣而不可得，及不忍见煤山前事等语，而语军机大臣，曰非忠肝义胆，不顾死生之人，安敢以此直言陈于朕前乎？叹息者久之。康之此书，以去年十一月上于工部，至今年五月始得达御览。皇上乃命总署诸臣，自后康有为如有条陈，即日呈递，无许阻格。并宣取康有为所著《日本变政考》《俄罗斯大彼得变政记》等书。而翁同龢复面荐于上，谓康有为之才，过臣百倍，请皇上举国一听，自此倾心向用矣。上命康有为具折上言。正月初八日，康有为上书统筹全局”[55]。
梁启超的这些说法，大致来自康有为。据康有为追记，光绪二十四年正月初三下午，他奉命与王大臣西花厅会晤后，“阅日召见枢臣，翁以吾言入奏，上命召见，恭邸谓请令其条陈所见，若可采取，乃令召见。上乃令条陈所见，并进呈《日本变政考》及《俄罗斯大彼得变政记》。七日乃奏陈《请誓群臣以定国是，开制度局以定新制，别开法律局、度支局、学校局、农局、商局、工局、矿务、邮信、会社、海军、陆军十二局，以行新法，各省设民政局，举行地方自治》。于是昼夜缮写《日本变政考》《俄罗斯大彼得变政记》二书，忙甚”[56]。这就是上清帝第六书的由来。
上清帝第六书，是康有为上清帝七书中争议最大、问题最多的一篇。朱维铮先生说，“清宫原存题作‘请大誓臣工开制度新局折’的第六书，在《戊戌奏稿》中，不但题目改了，改作‘应诏统筹全局折’，内容更新增了原折所没有的‘定宪法’、‘三权立’等论述。似乎他康有为在戊戌年没有‘幡然变计’，如政变后梁启超亡命日本初期与日本人的笔谈所说，‘专务扶翼主权，以行新政’。主权即君权”[57]。
最先意识到上清帝第六书可能存在问题的是黄彰健。他指出，“康有为上光绪第六书，在康《戊戌奏稿》中名为《应诏统筹全局折》。这个折子最早见于梁启超《戊戌政变记》卷一《光绪向用康始末》章。我因该折所载康建议，与戊戌五月十四日庆亲王奕劻《遵旨妥议折》所载康建议不合，遂断定《戊戌奏稿》及《戊戌政变记》所载该折系政变后为了攻击旧党及需叙述《光绪向用康始末》而伪作”[58]。黄彰健当时并没有看到清宫旧藏，但他的敏锐、天才猜测无疑是对的。
1981年，陈凤鸣在故宫博物院图书馆发现了《杰士上书汇录》清内府抄本。[59]这本书总计录存康有为戊戌年间真奏稿凡十八件。第一件即为康有为上清帝第六书，总署于戊戌二月十九日代递，翁同龢日记戊戌二月十八日日记“明日代递康有为折”，即记此事。《杰士上书汇录》本中的康有为上清帝第六书内容与庆亲王《遵旨妥议折》所引相合。
现在的问题是，康有为当年提交的上清帝第七书与后来整理出版的《戊戌奏稿》存在很大差别。这些差别究竟是什么原因，究竟是什么用意，在过去几十年中引起研究者激烈争辩，比较主流的看法差不多都认为康有为人品有问题，喜欢造假，喜欢修改自己的历史文字，从而给研究造成许多迷障，形成许多问题。
仔细阅读康有为的这两份文件，即由总理衙门代奏的《外衅危迫分割洊至急宜及时发愤大誓臣公开制度新政局折》[60]和上清帝第六书（《应诏统筹全局折》）[61]，可以很容易发现这两份文件实际上是一个文件，只是文字表达等方面存在差异。这种差异并不是颠覆性的，并不影响对其思想的理解、把握。至于这些差异究竟是如何形成的，我个人的看法，还是不能以恶意去揣测古人，用阴谋论去讨论历史问题，还是应该回到历史本身，设身处地去分析究竟如何发生的这些差异。
沿着前贤时贤的研究思路继续，我的猜想是这样的：康有为在戊戌年间最得势最得意的时候确实给皇帝、给清廷上了一些折子。这些折子在戊戌当年就被清廷，甚至可以说是光绪帝整理编排成了《杰士上书汇录》。黄彰健说，“由于该书称康为杰士，故知该书系光绪亲自命的名；该书原藏昭仁殿，为光绪书房，故知该书所录康折极为光绪所重视。该书计录存戊戌正月至七月康上的真奏者凡十八件”。因而可以断定，《杰士上书汇录》中的上清帝第七书是无须怀疑的，是曾经上达天听的“真奏折”。这个真奏折还见于台北故宫博物院旧藏《光绪朝筹办夷务始末记》稿本中，但经黄彰健核对，却发现《杰士上书汇录》所收康有为上清帝第六书有删节改易。[62]
作为一个历史文件，清宫旧藏无疑最可信，至于《光绪朝筹办夷务始末记》的改动，由于不涉及原则问题，也只可视为技术性编辑、技术性删减，也大致可信。问题最大，也是引起争议最大的是后出的《戊戌奏稿》，以及在《知新报》发表的《康工部请及时变法折》，还有梁启超在《清议报》刊出的《戊戌政变记》征引的这个文件。这些后出的资料与清宫旧藏不仅文字存在巨大差异，甚至引申讨论，就像很多研究者所感觉的那样，意思、主旨，似乎都有很大调整。如何理解这个差异？过去很多研究者认为是因为康有为人格低劣，因而伪作。其实，平心静气思索，我比较赞成这样的分析：“戊戌政变后，康有为流亡日本，由于当时未能携带其文稿，便重新炮制其改革纲领‘上清帝第六书’。光绪二十四年十二月出版的《知新报》第七十七册，以‘康工部请及时变法折’为题，发表其在东京重写的‘上清帝第六书’，内容大变。与此同时，梁启超在《清议报》上发表其《戊戌政变记》，也刊出这一新写版。从时间上看，‘上清帝第六书’的重新炮制与《我史》的写作，几乎是同时。”[63]
说“重新炮制”稍嫌刻薄，如果转换成这样的表达，可能更显得接近历史真实：“戊戌八月初五，康仓皇逃离北京，未将奏折底稿带出。政变后，康逃到日本，为了攻击旧党及需叙述《光绪向用康始末》而凭记忆补作。凭记忆补作，因此所记康建议就不可能与康原来的建议相合了。”[64]这个分析更显得合乎历史尤其是历史的逻辑。
基于这样的分析，康有为后来“凭记忆重写”的所谓《应诏统筹全局折》只具有思想史的意义，并不是我们在这里分析的“康有为七上皇帝书”中的第六篇。回到本文，我们还是应该看看康有为上清帝第六书究竟说了些什么。
这篇正式题目还是应该使用《杰士上书汇录》中规范的《请大誓臣工开制度新政局革旧图新以存国祚折》[65]。这是康有为在戊戌年间留下的最重要的政治文件，是康有为关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总体设计。在这份文件中，康有为从国际政治格局的变化，引证当时波兰、埃及、土耳其、缅甸等国墨守成规，不思变革，最终导致亡国或被瓜分的惨痛教训，以为国际社会正处在一个新的组合分化过程中，中国应该把握这一机遇，尽快将中国改造成一个近代国家，成为国际主流社会中的一员。他说：“故当今日而思图存，舍变法外更无他巧，此固万国谋自强者，所殊途而一辙，亦中外谈经济者，所异口而同词。臣民想望，有不可不变之心；外国逼迫，有不能不变之势。然则今日之国是，莫有出于尽革旧习变法维新者矣。”[66]中国只有彻底地弃旧图新，才能摆脱被动的外交局面；中国只有从内部发生真正的变化，才能赢得国际社会的尊重与平等。总之，只要国内政治有办法，外交上就有办法。而国内政治的唯一办法，就是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就是仿行东西各国政治体制改造中国自古以来几百年乃至数千年不变的政治体制。
在这份奏折中，康有为没有过多地论述中国应该进行变法改革的理由，因为中国不变则亡的道理在当时已经是朝野各界共识。所以康有为在这份奏折中的思考重点是中国应该怎样去变，即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究竟应该怎样开始和进行。
康有为认为，中国的国情与日本、俄国进行改革前的国情比较相似，日俄两国通过政治改革极大地动员了国内各方面的力量，从而促使两国的经济、社会乃至军事力量等都获得了很大的发展，它们的成功为中国树立了很好的典范，中国应该仿照日俄两国的政治改革尤其是日本的明治维新所走过的道路、所采取的措施。而日本明治维新中最重要的举措实际上只有三点，一是大誓群臣以定国是，在政府高层内部形成必须进行政治改革的基本共识；二是广开言路和征求人才的通道，愿天下所有英才为我所用；三是开制度局而定宪法，以宪法去约束人的活动，从而使日本一跃成为近代民族、民主国家。
基于日本的经验，康有为向清政府的最高决策层郑重建议做好三件事，便可保证变法维新的政治改革获得成功：
第一，由光绪皇帝在天坛或太庙或乾清门大誓群臣，诏定国是，宣布变法维新正式开始，坚定群臣革旧维新的信心与信念，宣布广采天下舆论，广取万国良法，重建中国全新的政治体制。
第二，由政府最高层在午门设立待诏所，委派两名御史专司此事，允许上下臣工、草民百姓尽自己所知上书言事，对国家的政治发展、经济建设及所有方面提出建议。所有上书不得如旧体制由堂官代递，以免阻挠。凡上书中有可取之处者，可由皇帝或其他相关部门的主管予以召见，量才录用，人尽其能。
第三，开制度局于宫中，征天下通才二十人参与其事，统筹全局，下设法律、税计、学校、农商、工务、矿政、铁路、邮政、造币、游历、社会以及武备等十二个分支机构，将一切政事制度从新商定，改革乃至重建中央行政体制，重建新的政治体制及相适应的各项制度章程。至于中央以下各级行政机构的改革及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变动，康有为也在这份奏折中提出一些设想，大要不外乎是本着政情上通下达、弃旧图新的原则。[67]统观康有为上清帝第六书，其核心是设立专责制度建设的制度局。或许是因为当时对政治变革反对的势力太大，或许是接受了某些人善意的忠告，康有为在这份上清帝第六书中暂时放弃了先前上清帝第五书中提出的开国会、定宪法等更为激进的政治主张，而改为设立制度局这一具有明显渐进色彩的主张，这样或许可以避免许多不必要的争执，便于新政的推行。
设立统筹全局的制度局是康有为维新变法思想体系中的重要一环，他认为这是变法维新能否成功的关键之所在。所以在提出这一建议之后的一个月左右，康有为又在代宋伯鲁御史拟定《请设议政处折》中再次强调设立专门议政机构的重要性，为制度局的创立提供舆论支持。此后，康有为还多次上书催促清廷尽快开设制度局，向光绪皇帝特别强调制度变革的重要性。在他看来，制度局犹如航行在沧海中巨轮的导航仪，有了它可以克服惊涛骇浪、千难万险，顺利地抵达目的地；反之，则结果可知。
康有为的上清帝第六书深获光绪皇帝的赞赏。光绪皇帝在收到这些文件后，日加批览，“于万国之故更明，变法之志更决”[68]，对于后来的政治发展与演变，上清帝第六书起到过重要作用。
正如许多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样，康有为的上清帝第六书确乎为戊戌年间变法维新的纲领性文件，中国未来发展的政治诉求在这份文件中都有很深入的表达。不过正因为如此，这份文件也受到极为强烈的批评和质疑，反对者对这份文件欲摆脱现存的行政运行体制而另起炉灶的真实动机不能不引起怀疑。按照康有为等人的设计，他们计划开办制度局专责改革要务；设立民政局，有仿行西方近代国家的下议院的意思；准备设立的议政局，类似于西方近代国家的上议院。这样一来，原有的行政体制势必全部瘫痪或废除，原有的官吏队伍也势必面临着生存危机。于是，原本有意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的设立制度局构想反而成为阻碍改革进程的馊主意。反对者批评康有为等人动机不纯，他们只不过是一些权力的边缘人，他们基于自己边缘人的立场试图通过新设机构夺取权力，所谓制度局云云，不过是想夺取枢府之权的托辞；所谓十二分局的构造，不过是将原有的中央六部分解功能而已；至于康有为在上清帝第六书中提出的各道设立民政局的建议，更是居心叵测，是试图以民政局夺取各省督抚将军之权。清政府如果听任康有为这些人胡作非为，其最后的结果便不是中国走上强盛的发展道路，反而是“天子孤立于上，内外盘踞皆康党私人，祸将不忍言矣”[69]。
康有为等政治新人的心态决不会像反对者所猜测的那样肮脏，但毫无疑问的是，作为“边缘化”的政治新人，康有为等人是无法与那些政治老人和睦相处的，他们即便出于对中国未来前途的极端负责任的政治焦虑，也确实会希望能够利用光绪皇帝的政治权威扫除旧人，重用新人。而政治运转的规律从来都不可能按照任何一方的主观意图去行事，作为清廷政治权力的中心，光绪皇帝实际上受到各方面的制约，他不可能甚至也不愿意完全听从康有为等政治新人的摆布，所以康有为创设制度局的建议尽管获得光绪皇帝的激赏，但操作的步骤却是一拖再拖，从而使康有为也觉得完全依靠清廷内部的力量去推动中国的改革与发展可能具有相当大的困难，于是他又将精力转向民间，期待民间的进步力量能够形成相当的气候，然后再与这些政治边缘人一道去推动清政府走上政治体制改革的道路。
第七节 上清帝第七书
光绪二十四年正月初三，康有为奉命与总理衙门王大臣李鸿章、翁同龢等人谈了一次话。这也应该是康有为戊戌年间与政治高层真正意义上的为数不多的正面接触。总体而言，这次谈话还是比较成功和有意义的。康有为在谈话中还顺便提及：“日本维新，仿效西法，法制甚备，与我相近，最易仿摹，近来编辑有《日本变政考》及《俄罗斯大彼得变政记》，可以采鉴焉。”康有为的谈话，给翁同龢留下深刻印象，“阅日，召见枢臣，翁以吾言入奏，上命召见，恭邸谓请令其条陈所见，若可采取，乃令召见。上乃令条陈所见，并进呈《日本变法考》及《俄罗斯大彼得变政记》”。于是，康有为昼夜缮写《日本变政考》《俄罗斯大彼得变政记》二书。[70]
三月初三日，总理衙门代奏康有为条陈称：“总理各国事务王大臣等跪奏：为据情代奏，仰乞圣鉴事。窃工部主事康有为前至总理衙门呈递条陈，经臣等于本年二月十九日代奏，本日准军机处片交军机大臣面奉谕旨：著总理衙门事务王大臣妥议具奏。钦此。除该主事前递条陈由臣等另行妥议外，兹于本年二月二十日复据该主事至臣衙门续递条陈一件，并译纂《俄罗斯大彼得变政记》一册。正拟代奏间，复于本月二十七日又据该主事递到条陈一件，均恳请代为具奏。臣等未敢壅于上闻，谨照录该主事续递条陈及所递《俄罗斯大彼得变政记》，恭折进呈御览，伏乞皇上圣鉴。谨奏。”[71]据此可知，总理衙门首次代奏康有为条陈的次日，二月二十日，康即将译纂《俄罗斯大彼得变政记》成书呈递到总理衙门。该呈被康党称作“上清帝第七书”[72]。
在康有为的改革构想中，日本、俄国一直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上清帝第七书就是专门为了递呈他的《俄罗斯大彼得变政记》而作。康有为指出，“臣窃考之地球，福乐莫如美，而民主之制与中国不同；强盛莫如英德，而君民共主之制仍与中国稍异。惟俄国其君权最尊，体制崇严，与中国同；其始为瑞典削弱，为泰西摈鄙，亦与中国同。然其以君权变法，转弱为强、化衰为盛之速者，莫如俄前主大彼得。故中国变法，莫如法俄；以君权变法，莫如采法彼得”[73]。这是康有为编撰这本《俄罗斯大彼得变政记》并愿将其贡献给皇上的唯一理由。
俄国的经验，彼得做法，在康有为看来，就是要学习西方，而且要由皇上带头学习西方，“考彼得之能辟地万里、创霸大地者，岂有他哉？不过纡尊降贵，游历师学而已。以欲变法自强之故，而师学他国；非徒纡尊降贵，且不惜易服为仆隶、辱身为工匠焉。凡强敌之长技，必通晓而模仿之；凡万国之美法，必采择而变行之。此其神武独授，破尽格式，操纵自在，动作非常，以发扬神智，丕变国俗。其举动为千古英王之所无，故其创业遂为大地万国之雄霸”。反过来说，“盖虚骄尊大者祸之媒，卑飞敛翼者击之渐。人主之不患体制之不尊，而患太尊；天下不患治安之无策，而患不取。此所以危败接踵也”[74]。
回看中国之所以败弱如此，百弊丛积，皆由于体制尊隔之故。自知县号称亲民，而吏役千数人盘隔于内，山野数百里辽隔于外，小民有冤，呼号而不能达。小小知县已与底层如此隔膜，更不要说上面的知府督抚了。“京师百僚千万，非无人才，而惟九卿台谏方能上达。故直省民数虽四万万，而达官仅数十，余皆隔绝。是虽有四万万人，而实俱弃之。枢臣位尊体重，礼绝百僚，卿贰大臣，不易得见。至与群僚益复迥隔，东阁不开，谘谋无人，自塞耳目，自障聪明。故有利病而不知，有贤才而不识，惟有引体尊高，望若霄汉。”康有为认为，这是中国面临的一个巨大问题，是体制性危机。
康有为接着指出：“尊严既甚，忌讳遂多。上虽有好言之诚，臣善为行意之媚，乐作太平颂圣之词，畏言危败乱贼之事。故人才隔绝而不举，积弊日深而不发，至中国败坏之由，外夷强盛之故，非不深知，实不敢言。昔黎庶昌奉使日本，有所条陈，但请亲王出游，不能上达。其他关切皇上之事，皆知而不言，言之而不达，达之而不动，动之而不行。皇上虽天亶聪明，而深居法宫，一切壅塞；既未尝遍阅万国以比较政治之得失，并未遍见中国而熟知小民之困穷。所见惟宫妾宦官，所遇皆窳拙旧物，谐媚日接于耳目，局促日困其心灵，外国宫室、桥梁、道路、器艺、军械之环奇新丽，孰从而道之？故欲坐一室而知四海，较中外而求自强，其道无由。”如此内外困境、体制弊端，在康有为看来，唯一解决之道，就是要像彼得大帝那样大胆改革，举动奇绝，推动国家进步。他希望编辑的这部《俄罗斯大彼得变政记》能够有所帮助，“伏愿几暇垂鉴此书，日置左右，彼得举动，日存圣意，摩暨激动，珍越于中，必有赫然发愤不能自已者。非必全摩彼得，而神武举动，绝出寻常，雷霆震声，皎日照耀，一鸣惊人，万物照苏，必能令天下回首面内，强邻改视听。其治效之速、奏功之奇，有非臣下所能窥测者。以中国二万万方里之地、四万万之民，皇上举而陶冶之，岂可量哉？”[75]在康有为看来，走俄国人的路，是当时中国政治格局、政治环境下最好的选择。
可惜的是，康有为上清帝第七书并没有在政治高层获得积极回响，更没有付诸实践。三月二十三日，光绪帝命将该呈与该书与康有为其他奏议等件，一并送呈慈禧太后“慈览”[76]。
注释：
[1]梁启超：《戊戌政变记》，《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一，第1页。
[2]《康南海自编年谱》，第18页。
[3]《清实录·德宗实录》卷二五六，第446页。
[4]《康南海自编年谱》，第18页。
[5]徐勤：《南海先生四上书杂记》，夏晓红编：《追忆康有为》，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292页。
[6]康有为：“上清帝第一书”，《康有为政论集》上，第52页。
[7]蒋廷黻：《中国近代史》（外三种），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64页。
[8]转引自田玉隆《评黎庶昌“论世务”疏》，《贵州大学学报》1994年第一期。
[9]参见刘毅翔《贵州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黎庶昌》，《贵州社会科学》1992年第九期。
[10]康有为：“上清帝第一书”，《康有为政论集》上，第61页。
[11]《康南海自编年谱》，第20页。
[12]《翁同龢日记》卷四，第2235页。
[13]康有为：《出都留别诸公》，《康有为政论集》上，第73页。《清议报》第16册发表时“千山万水啸青锋”一句作“千山云雨护青锋”。
[14]郑观应：《头品顶戴江苏布政司布政使臣邓华熙跪奏》，氏著：《郑观应集》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26页。
[15]《康南海自编年谱》，第22页。
[16]茅海建：《从甲午到戊戌：康有为鉴注》，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62页。
[17]李鸿章：《寄译署》（光绪二十一年三月初七日酉刻自马关），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册二十六，安徽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90页。
[18]李鸿章：《寄译署》（光绪二十一年三月初七日酉刻自马关），《李鸿章全集》册二十六，第90页。
[19]《翁同龢日记》卷五，2772页。
[20]梁漱溟：《桂林梁先生遗书》，氏著：《梁漱溟全集》卷一，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571页。
[21]《翁同龢日记》卷五，第2792页。
[22]《康南海自编年谱》，第30页。
[23]“沪上哀时老人未还氏”：《公车上书记序》，《戊戌变法》卷二，第154页。
[24]《从甲午到戊戌：康有为鉴注》，第68页。
[25]袁英光、胡逢祥整理：《王文韶日记》，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880页。
[26]《康南海自编年谱》，第30页。
[27]至此可知，近代史上的所谓“公车上书”包含两层意思：第一，从广义上说，大致指二月二十七日至四月二十一日差不多两个多月里，官员们的电奏、上奏及代奏一百多次，参与者数百人。第二，是比较狭义的理解，则专指康有为的上清帝第二书。
[28]《从甲午到戊戌：康有为鉴注》，第75页。
[29]康有为：“上清帝第二书”，康有为撰，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卷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2页。
[30]郑孝胥著，中国历史博物馆编，劳祖德整理：《郑孝胥日记》卷一，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487页。
[31]《郑孝胥日记》卷一，第485页。
[32]《郑孝胥日记》卷一，第486页。
[33]康有为：“上清帝第二书”，《康有为全集》卷二，第44页。
[34]“沪上哀时老人未还氏”：《公车上书记序》，《戊戌变法》卷二，第154页。
[35]《康南海自编年谱》，第30页。
[36]康有为：《公车上书题名》，《康有为全集》卷二，第47页；又见《康有为政论集》，第138页注释。
[37]“东事战败，联十八省举人三千人上书，次日美使田贝索稿，为人传抄，刻遍天下，题曰‘公车上书记’。是时主和者为军机大臣孙毓汶，众怒甚，孙畏不朝，遂辞位”，见《康有为政论集》，第138页。
[38]《康南海自编年谱》，第32页。
[39]徐勤：《南海先生四上书杂记》，《追忆康有为》，第293页。
[40]《从甲午到戊戌：康有为鉴注》，第96页。
[41]康有为：“上清帝第三书”，《康有为全集》卷二，第69页。此折原名《为安危大计乞及时变法富国养民教士治兵求人才而慎左右通下情而图自强以雪国耻而保疆圉呈》，进呈本载《历史档案》1986年第1期，与坊间刻本文字稍异。《康有为全集》有校注。
[42]《康南海自编年谱》，第32页。
[43]《康南海自编年谱》，第16页。
[44]《南海先生四上书杂记》，《追忆康有为》，第294页。
[45]《从甲午到戊戌：康有为鉴注》，第107页。
[46]“上清帝第四书”全称《为变通善后讲求体要乞速行乾断以图自强呈》，见《康有为全集》卷二，第81页。
[47]《康南海自编年谱》，第39页。
[48]康有为：“上清帝第五书”，《康有为全集》卷四，第2页。
[49]更详尽的讨论参见拙文《胶州湾事件：缘起、交涉及症结》，《华东师大学报》2013年第四期。
[50]严复：《驳英论德据胶澳事》，《严复集》，第57页。
[51]梁启超：《戊戌政变记》附录二《湖南广东情形》，《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一，第138页。
[52]关于康有为上清帝第五书上书时间，学界向来争议甚多，或丁酉年底，或戊戌年初，其实都是根据康有为自编年谱中的提示。参见刘振岚《戊戌维新运动专题研究》，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01页。
[53]参见孔祥吉《晚清佚闻丛考》，巴蜀书社1998年版，第169页。
[54]康有为是否在上清帝第五书中提出过开国会、定宪法的建议，自从黄彰健发现康有为在后来曾对戊戌时期奏稿进行不少改窜后，确实引起许多学者怀疑，发表过不少探讨性文章，或肯定或否定。如果从思想演变角度观察，应该相信康有为在上清帝第五书中肯定会有开国会、定宪法的意识。
[55]梁启超：《戊戌政变记》，《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一，第10页。
[56]《康南海自编年谱》，第43页。
[57]朱维铮、龙应台：《维新旧梦录》，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254页。
[58]黄彰健：《论所载康有为上光绪第六书第七书曾经光绪改易，并论康有为上光绪第五书确由总署递上》，《清史研究》1996年第四期。
[59]陈凤鸣：《康有为戊戌条陈汇录：故宫藏清光绪二十四年内府抄本简介》，《故宫博物院院刊》1981年第一期。
[60]《康有为全集》卷四，第11页。
[61]《康有为全集》卷四，第17页。
[62]黄彰健：《论所载康有为上光绪第六书第七书曾经光绪改易，并论康有为上光绪第五书确由总署递上》，《清史研究》1996年第四期。
[63]《从甲午到戊戌：康有为鉴注》，第300页。
[64]黄彰健：《康有为与戊戌变法：答汪荣祖先生》，《清史研究》1993年第四期。
[65]黄明同、吴熙钊主编：《康有为早期遗稿述评》，中山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62页。
[66]《康有为早期遗稿述评》，第266页。
[67]《康有为早期遗稿述评》，第268页。
[68]梁启超：《戊戌政变记》，《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一，第15页。
[69]胡思敬：《应诏陈言记》，《戊戌履霜录》卷三，“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卷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85页。
[70]《康南海自编年谱》，第43页。
[71]《康有为早期遗稿述评》，第272页。
[72]《从甲午到戊戌：康有为鉴注》，第307页。
[73]康有为：《为译纂成书可考由弱致强之故呈请代奏折》（1898年3月12日），《康有为全集》卷四，第26页。
[74]《康有为全集》卷四，第27页。
[75]《康有为全集》卷四，第28页。
[76]《从甲午到戊戌：康有为鉴注》，第33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