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晓堂一头雾水，急忙拿起那张报纸。这是当日的《云赭日报》，田晓堂还没来得及看。只见头版“新闻故事汇”专栏中的文章被用红笔画上了一个硕大的问号，那篇报道的题目叫《感念这样的好局长》。细看，原来是写郝局长的。田晓堂暗想，这只怕是郝局长第二次上“新闻故事汇”了。上一次是在他生前，写他“以钟肃纪”、“以钟治人”的创举，而这一次却是在他身后了。文章开篇就写到，昨日一位叫周传芬的郊区农妇提着一只腊猪蹄来到报社，说明天是她的大恩人郝局长的忌日，她对恩人一直心怀感激，却无以回报，只好请求报社好好地写写郝局长……文章中说的都是郝局长生前无私帮助周传芬一家的故事，经记者生花妙笔一番加工渲染，还真是催人泪下。
田晓堂顿时明白包云河为什么那么恼怒了。因那个“三清工程”，包云河实际上已和郝局长绑在了一起。几个月前，包云河为了保全自己，到上面下足功夫做工作，市纪委才把郝局长的案子搁置起来。而眼下报纸把郝局长作为正面典型浓墨重彩地这么一吹捧，其效果只怕会适得其反，让大家又惦记起郝局长的案子来，有些人出于反感甚至会在网上发帖子炒作，往上级纪委写信。迫于舆论压力，被搁置的郝局长案子说不定会再次往下深查，这一查包云河又岂能安然无恙？难怪他又气又急了。田晓堂看着这篇报道，忽然想起不知从哪儿看到的一句很精辟的话来。那句话是这样说的：一个犯了不小罪过之后群众仍然热情颂扬的领导，可能是极好的领导，也可能是一个极可怕的人。
包云河见他已看完，便气咻咻地说：“这个周传芬，真会添乱！我倒有点怀疑，她一个农民，能有什么见识，哪会知道去找报社，莫非是别人帮她出的这个馊主意？”
田晓堂不好怎么答话，心想包云河的疑心也太重了，又想这事怨谁呢？如果包云河答应继续帮扶周传芬一家，没有前后强烈的反差，周传芬还会那么怀念过去吗？还会对郝局长那么念念不忘，以至于把他推上报纸版面吗？
这时，又听包云河骂道：“报社这些家伙也不知是怎么办报的，一点政治敏锐性都没有！他们怎么能光听那个农妇一面之词呢，为什么就不征求一下局里的意见？还有那个王贤荣，安排他联系新闻宣传，这下可好，又捅了个大娄子！”
田晓堂觉得包云河骂报社还有点道理，但王贤荣被怪罪却未免有些冤枉。报社跟包云河招呼都不打，又怎么会和王贤荣通气？王贤荣事先一无所知，又怎么能够阻止这次报道的出笼！像上次“掉钟事件”一样，王贤荣又被包云河莫名其妙地责怪了一回。
骂完了，包云河立即作出安排：“你赶紧去办两件事。一是把局机关和所有二级单位今天的报纸都收上来，这事你马上就去办。二是找报社交涉一下，叫他们不要再揪着这事做什么文章了。”
田晓堂答应道：“好的，我这就去落实。”
收完报纸，已是上午11点多钟了。田晓堂赶忙给报社一把手符社长打电话。符社长和他是老乡，以前打过几次交道，相互还算熟。符社长听他说中午要请自己吃饭，欣然答应，说：“田老弟做了局领导，我还没敲你竹杠呢。行啊，中午我把别的饭局推了，过来喝你的酒。”
田晓堂带着王贤荣赶到预定的酒店包厢，刚点过菜，符社长就到了。寒暄一番，符社长笑着说：“我刚才接了你的电话正纳闷呢，你小子向来是一毛不拔的，无缘无故怎么会接我吃饭呢，后来仔细一看今天的报纸，才明白过来，原来是我们报社帮你们做了正面宣传。郝老局长的事迹很感人嘛，你这摆的是一桌答谢宴吧？”
符社长的话让人不好理解，一社之长怎么还不知道自己办的报纸上登了些什么呢？事实上，符社长在报社实行的是业务总编负责制，具体的采写编辑业务他是甩手不管的，其实他也管不好。符社长是军人出身，文化底子不厚，过去带兵很在行，但做文字工作实在有些难为他。不过，符社长也有特长，善于抓经营。他刚从部队转业到报社时，任的是副社长，分管广告经营工作。不想两年间，他带领广告营销团队竟将广告收入翻了三番，堪称奇迹。上级领导不由对他刮目相看了，老社长退下后，就把他扶了正。
符社长做了一把手后，行事更是大胆，启用了一批年轻人做总编、副总编，放手让他们创新办报理念和模式，并实行绩效工资制，大幅度提高员工报酬，这样报社上下积极性空前高涨，不仅经营收入节节攀升，而且报纸办得越来越生动活泼，受到了各方好评。
田晓堂说：“你说的没错，我们正是为这篇报道找你。不过，我们不是来表达谢意的。”
符社长觉得奇怪了，说：“帮你们宣传好人好事，你们不感谢，难道反而还要责怪我们吗？”田晓堂微微一笑，说：“责怪也谈不上，但这篇报道确实有些不合适。”
符社长说：“怎么不合适？难道那个农妇说的不是事实？”
田晓堂说：“她说的倒是一点不假，不过……”他凑近符社长，压低声音，把郝局长受到立案查处的情况作了介绍，但省略了包云河受牵连，又到上面做工作等相关细节。
符社长这才恍然大悟，但仍有些不以为然，说：“即使是这样，我们又有多大错呢。报道里只讲他帮扶弱势群体倾心尽力，又没讲他是个廉洁自律的好干部。看人要一分为二，功是功，过是过嘛。”
田晓堂知道符社长这样说不过是在狡辩，为手下人开脱，也就不跟他较真。只是和王贤荣一起端着酒杯站起身来，敬符社长的酒。
符社长“嗞”的一声啜了一大口，佯装生气地说：“早知道你们摆的是鸿门宴，我就不来了。”
田晓堂哈哈一笑，说：“鸿门宴还谈不上吧？不过，你也不能说你们做得一点没错。报道一个老局长，总该跟有关部门，跟我们局里打声招呼，征求一下意见吧？”
符社长说：“如果报道一个活人，我们肯定是要征得纪委、组织部同意的。但郝局长已去世一年，去年开追悼会也给了他很高的评价，一个已盖棺定论的死人还会有什么问题呢，加上要抢时间抓报道时效，这才疏忽大意了，省去了核查程序。不过，我们的报道既然已弄出来了，你们就不必跟一个死者太计较。”
田晓堂觉得符社长的话耐人寻味。生活中也确实如此，对活着的人苛刻，而对逝者却要宽容得多。计较一个已亡故的人，有什么意思呢？其实并不是谁要计较死者，这其中另有隐情，又不便告诉符社长，田晓堂就只好不辩解，只是招呼符社长吃菜喝酒。
酒至半酣，符社长爽快地说：“我知道这顿饭不会白吃，你们有什么要求，就直说吧。总不至于要我们登个致歉信，对读者说某篇稿子发错了，请大家不要相信！”
田晓堂笑道：“我们哪敢有过分的要求，只不过请报社不要再弄什么后续报道之类，炒作这个事。另外，最好是把报社网站上的这篇文章删掉，尽量减少对外传播……”
符社长摇了摇头，无奈地笑了笑，说：“我一贯不干涉总编办报，特别是搞舆论监督，我是坚决支持他们的，除了书记、市长外，任何人说情都不行。但今天你们找了我，我不答应吧，太不给你们面子了，答应吧，又有损我的威信。你们也不是外人，跟你们说个实话，我这人文化不高，报社却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可他们都服我这个大老粗管。为什么？因为我尊重他们，对他们放权、放手、放心，让他们人尽其才、才尽其用，付出了就有回报，而我则乐得当个甩手掌柜。我的威信就是这么树起来的。毛主席他老人家当年就说过，外行可以领导内行嘛，事实证明，毛主席说的千真万确。可你们今天提这些要求，就让我左右为难了。如果答应你们，我的威信就要下降几个百分点……”
田晓堂知道符社长的话半真半假，只怕是故意卖关子，就说：“这事肯定是有难度的，不然就不会来求你社长大人高抬贵手了。你先不用急，能答应就答应，万一不能答应，也没有太大关系。”说着就招呼符社长举杯喝酒。
离开酒店时，王贤荣按田晓堂的吩咐，给符社长拿了四条软中华。符社长说：“这么客气干什么！”边说却边把烟抓在了手里。
送走符社长，王贤荣悄悄对田晓堂说：“他酒也喝了，烟也拿了，却连半句痛快话都没舍得留下呢！”
田晓堂笑了笑，说：“你放心吧，他会照办的。”
过了两天，甘来生在车上告诉田晓堂，郝局长的老伴薛姨看到那篇《感念这样的好局长》后，在家里大哭了一场，后来就带着儿女，专程去周传芬家探望。田晓堂听后十分感慨，又觉得薛姨有些可怜，不由动了去看一看她的念头。他正想叫甘来生调头去薛姨家，突然又意识到有点不妥。要是包云河知道他去看了薛姨，该会怎么想呢？这么思忖着，田晓堂只好放弃了那个念头，只是向甘来生打听薛姨的近况。
甘来生说：“薛姨身体不太好，她有类风湿的老毛病，最近疼得更厉害了，连走路都不太利索。”
田晓堂问：“她怎么不去市中医院抓几副中药喝喝呢？据说那里有个老中医，用偏方治类风湿还挺有效的。”
甘来生说：“早去看过了，喝了十几副中药，也没见有什么好转。”
听了甘来生的话，田晓堂就知道甘来生只怕经常往薛姨家里跑。他便觉得这小伙子还是个讲感情、重情义的人。这样的部下是忠诚可靠、值得信赖的。
田晓堂吩咐甘来生：“今后薛姨家有什么事需要用一下车，你随时跟我说一声，去帮着跑一跑。”
“好的，好的。”甘来生说道，侧过头来感激地瞥了田晓堂一眼。田晓堂发现，甘来生的眼圈居然红了。
这天下午，周传芬来到局里，找到了田晓堂。面对她那窘迫无助的样子，那满怀期待的眼神，田晓堂心里很不好受。他只能跟她解释，因为市里政策调整，今年局里已不可能继续和她家结对子了。他也委婉地批评她不该去报社，把郝局长帮扶她家的事嚷得世人皆知，这是有违郝局长的本意的，郝局长在九泉之下晓得了这事，只怕也会不高兴的。
周传芬顿时显得手足无措，一脸不安，说：“没想到我好心办了坏事，早知这样，真不该……”
田晓堂又说：“虽然局里不再跟你家搞结对帮扶，但请你放心，对你家的困难，我们不会甩手不管。这样吧，我们通过其他渠道，帮你争取点救济。民政局那边听说新设了一种特困救助资金，我哪天替你去问问……”
周传芬感激得直抹眼泪，说：“谢谢你了，田局长。这几年，没少给你们添麻烦。没有你们，我那个家只怕早就完了。”
田晓堂从屉子里取出一个信封来，递给周传芬，说：“这是为你家争取来的5000块钱，你拿去应应急。这钱交给你，我还有个条件，那就是请你不要张扬，不要对任何人提起，好不好？”
周传芬含泪点了点头，哽咽道：“田局长，我看你和郝局长一样，也是个大好人，做了好事还生怕别人晓得。我这人就是命好，遇上的全是些好人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