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听到了夏天的青草的歌声，
还有爱，我发现，没有认定的终点。
——伊丽莎白·詹宁斯
一
每个人的内心都有那么一座城，你每次身在其中都能被它安抚。这种安抚，以我身在的南昌，往往更加具体，它就是一条老街，一条旧巷，一处院落，仿佛秘而不宣的皱纹，暗示着过往岁月留下的印痕。所谓时光静好，一切在静中默化，那些老街旧巷在变为城市皱纹的同时，也化作了我们的无声感念。像棕帽巷，射步亭，桂旺厂，小金台，后墙路，校厂西，羊子巷，水观音亭，城隍庙，洋船头，豫章后街等。可以说，南昌的这些地方都有我生活的印记，我个人的身体史甚至就是由它们来完成的，从孩童时代、少年至成年一路过来，我明显有个奇异的感觉，便是原来觉得似乎大得如同一个世界的巷落，竟是又小又窄，这是由于我们童年身体的幼小而放大了事物，随着身体的成长，尤其在成年人的视角里，事物回归其本真状态，然而这种本真也是取自成人身体的视角。如果换至远远比我们身体高大的“巨人”视角，比如姚明，可能一条街，一条巷，一间房的大小感觉还会不同，我们主观视觉上的认识与物理上的界定完全是两回事。英国人查尔斯·兰姆说得好：“童年的朋友，像童年的衣服，长大就穿不上了。”有的人的童年生活是朵幽暗之花，我的童年生活因为一条羊子巷，却仿佛有着一种寂静与喧哗。印象里，那时大人都不在身边，街道显得空旷，却是孩子们撒欢的乐园。路不是柏油或水泥的，是土的，里面有碎瓦片，赤脚走上面，磕着硬的，生痛。多年后，我读到福克纳在小说《我弥留之际》中写着“路面像砖头一样硬”，感觉极似。那时的阳光是慵懒的，时间是缓慢的，仿佛大把无聊的光阴抓在孩子们手上无从打发。人也就慢吞吞的，从春到夏。一段时空倒是真的也可以成为精神故乡。
“太阳疤子闪金光，走到哪里哪里亮。”那年头，如我等一些屁孩嘴里常唱着无聊的歌谣，在寂寞的破巷里闲逛，见到头上生疤的人也嘴发贱，这般奚落人家。若是逢一胖子，无冤无仇，也调笑着“胖子胖，打麻将。输了钱，不还账，坐火车，到九江。九江发了火，烧死了胖子不怪我！”人一听，便大怒，做势发作，屁孩四散，落荒而逃，把一条幽静的巷子跑得辣响。在孩子们的眼里，那时的南昌人真不知都在忙啥。大人仿佛都不见了，把一条条又老又旧的空巷留给孩子们嬉耍。好像时间缓慢而悠长，把南昌人一个个都弄得慢慢吞吞，巷口偶尔出现一个老人的影子，在黄澄澄的阳光和绿油油的青苔上贴着，半天才能晃过那条巷子。南昌人其实是有慢性的毛病，往往到火烧眉毛了，方死赶着，把一场事做下来。
记得当年住羊子巷，外婆手里总是捏有一根从竹扫帚上折下的篾子，小时候的南昌崽仂仔是极不听话的，尤其如我这般长在羊子巷居民区的臭屁孩，既顽劣又十分讨人厌。吃起饭来，手端一碗，是要从东家走到西家，在羊子巷晃荡，一碗饭是要陪着几家人吃完也不愿回转的。这时我那等着洗碗的外婆，就捏着一根篾子嘴里发出斥责之声寻来了，猛然那一篾抽在穿开裆裤的光屁股上，煞是的毛焦火辣。叫你慢性！一碗饭吃到什么时辰？外婆手舞篾子，作势欲抽，我赶紧把碗里剩的几口饭扒入嘴里。外婆将篾子当头一举，走！跟我回去。我只有老搭老实在外婆那根威武的篾子下，被押回家。现在想来外婆手上那篾子，起码我们这一代南昌人，小时候都领教过它的厉害。现今南昌中山路一家大型家电销售店的老板老洪，是我发小，当年住我隔壁，那家伙出奇的淘，我那时的坏毛病多半跟他学的。每到热天下午，常见他外婆（人称豆腐娘子），把他上身剥光，在太阳下被篾子抽得手舞足蹈，哇哇乱叫，我外公每每威胁我说，这叫吃“夹湫子”，你不听话，就请你也吃一顿“夹湫子”。见我哥们领赏的“夹湫子”那般狠辣，我自然点头如捣蒜，以示绝对听话，绝对不想吃那“夹湫子”的。外公于是老怀大慰，以手摸摸我的头，说声去吧。我如遇大赦，便兴高采烈，照旧去做些翻眼剥皮不讨大人喜欢的事。
我那外公虽是军人出身，心却软，属于胆小而谨慎的那种。他对淘气且顽劣的我，多半以话语相威胁，却是从不真正动手的。他说的那一顿“夹湫子”的吃法，便是剥光衣服用篾子猛抽一顿，非得犯了大事能够有资格领赏。我没老洪当年胆大，不是用石头打漏了人家屋瓦，就是踩死了人家的鸡崽，弄得总有大人上他家告状。而“状”一告上去，人是不走的，就等你家大人把“作案”的“坏酒药子”如何处置了作个交代。不知怎的，当年羊子巷的外公们一般对外孙们犯的这类事，都不出面处理，他们缩在里屋，不吭声，这时只有外婆们挺身而出。对此类“事件”，外婆们一般是对外“安抚”，对内“严惩”。当然内外都有个度，因为没准哪一天“原吿”又会变作“被吿”，谁保得准他家的臭小子不干坏事啊！
二
南昌人对外婆的记忆绝对是慈祥的，小时候外婆虽对我严，却总是像老母鸡一样呵护我，我也常偎在她怀里，那是温暖而安全的“避风港”。当年南昌居民陋巷里的孩子，多是散漫无聊的，玩沙玩土，一堆泥土也玩得天崩地裂，直到自己像个“土人”般脏兮兮回来，我的手指甲几乎都是黑乎乎的，满是污垢。外婆总是嘴里边责备，边为我洗干净，又让我伸出手来，一根指头一根指头地剪指甲。我常为自己的指甲剪得溜圆光滑而心生快意。有一回，外婆照例用那把老掉牙却很好用的剪子为我剪指甲，我发现外婆剪得残缺不平，要再剪，外婆说，将指甲到墙上去磨平吧，我再也剪不平整了。我的心“咯噔”一下，感到外婆老了，她的眼睛看不清了，我突然有了心疼。外婆的头发不知何时起，竟像缕缕银丝。外婆从早到晚操持，像做苦役，似乎从来没善待过自己。饭做好了，她唤一家老小上桌，自己退到一边，偶有好菜，她从不下筷子，都是添给我们。她只吃粗莱（当时市场上便宜买来的叶子发黄的青菜），外婆会像老牛吃草那样，一筷子夹一撮，塞进嘴，使劲嚼着，印象极深。外婆晚年信了天主教，是个极虔诚的信徒，她不识字，认不得经书，每周都穿得洁净且体面地去东湖边的教堂做礼拜，认真听教，回来将经书放枕边。后来外婆中风，不能去教堂，心里总过不去，手捧经书，嘴里念念有词，求天主宽恕。母亲便开玩笑劝她：“天主若知道你的情况，不会怪罪你的。”外婆便孩子似的望着母亲，天真地笑，像个纯真的孩子。
南昌人的孩子一般作兴放到外公外婆家带养，孩子们叫外公外婆为“阿公”，“阿婆”，羊子巷邻居几乎都如此。有趣的是那时南昌人时兴叫几岁的屁孩喊“老某”，像老洪、老文、老憨、老满、红子、萍萍、小丽这些童年伙伴，我自然被叫着老维，姐姐叫老菲。我熟悉他（她）们每个人的外公外婆，多是原先的老军人、药店老板、旧企业主，而今灰头土脸的，却还真没全见过这些伙伴的父母。当然，老文的父母据说在乡下，我一次在他家偶然碰到他母亲，一个白皙且痩弱的病怏怏的女人，很像后来读到巴金小说《家》中描写的梅表妹，满身都是旧时期的气息啊！萍萍的父母是在武汉，老满、老洪、老憨、小丽诸人的父母不详。
我和这帮孩子几乎就是当年羊子巷的“小霸王”，经常闹得鸡飞狗跳、飞沙走石的。羊子巷那年头没咱这帮小兔崽子，还真不热闹。于是乎三天两头就有小兄弟受罚挨揍，为他们犯下的事儿付出点皮肉“代价”。老洪这坏小子，是老“中标户”。这哥们也怪，没事摸块破砖就往人屋顶上扔，就听屋瓦“瓜”的一声，矮屋里猛窜出人来，老洪是时已让人瞅见，人大呼一声：“别跑！”他方拔腿往老财经厅大院方向跑。人是抓不住他的，只有气吼吼找上他外公家告状。老洪外公原是开店的掌柜出身，似乎驮了不好的“成份”，人便有些灰溜溜，只靠做豆腐为生，人又叫他豆腐老板，他也嗯着，却不跟人多言语。我外公和老满、老洪外公一样，也都是驮了“成份”的，或在羊子巷一带扫大街，或推板车之类，反正都底层得很，在人跟前说话都少底气。所以人来告“坏小子”们的“状”，都由外婆出面，像老洪这样的，人不站定等他吃一顿“夹浃子”，是解不了心头之气的。老洪被蔑子抽得上蹦下跳，痛得鬼哭狼嚎时，旁边肯定是有人在大出“申冤”之气的。我在这厢边却听得心惊肉跳，浑身起鸡皮疙瘩。那炮制“夹湫子”的篾子是何等神奇之物，简直如姜太公的“打神鞭”。
每至夏日丰城人又来南昌走街串巷打爆米花，南昌人俗称“打冻米”，丰城的冻米糖又脆又酥又香，是南昌人喜欢的。丰城人打的“冻米”孩子们趋之若鹜，每听到巷口“嗵”的一声响，赶紧出门，便见一股蓝色烟雾腾起，随风便飘来冻米机打出的脆香味。回头便央求外婆，好歹量半碗米，也打些来吃。外婆多半会满足我的要求，人便像过节般快乐雀跃。逢着生活吃紧，也是不会答应的。只有瞅着老洪、老满他们吃得喷香，满脸得意。某回我实在馋得厉害，便恬不知耻地尾随端着半脸盆打好“冻米”的老满到了他家。老满娘过意不去，便出奇地慷慨，满满塞了我一衣袋。未极我将“冻米”落嘴，便听我那大嗓门的外婆在屋后传来威严的召唤：“维维！”我一慌神忙将满袋白花花的“冻米”抖落在地，应声而去。老满娘见到外婆便埋怨，说你家老维够听话的，不肯吃我家东西，一听你声音，便将东西撒地上就跑。可惜了大好的“冻米”！
我哪是“听话”，是奈何不了外婆的那根篾子。
三
我每每朝自家碗橱上外婆明目张胆挂的蔑子瞄上一眼，心里都会打个寒战，那赫然在头上高悬的竹篾，如同羊子巷坏小子们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谁不畏惧。
那篾子，又俗唤“扫子”，南昌人多半将“篾子”称作“灭力”，“扫子”唤着“扫力”，我觉得就其针对皮肉发挥作用而言，颇精准。篾子取自竹扫帚上，那扫帚多为外公扫大街、扫厕所、扫院子用，尤其对积水中的污泥与垃圾，一竹扫帚过去，煞是厉害，既不拖泥带水，且能将秽物清扫起来，大见其灭力。篾子尺把长，细黄，白亮，犹如骨牌麻将之色，韧性极好，虎虎生风，犹如空气中藏着看不见的猛虎，对十岁大小的小子们，极具威慑力。但这并不影响小子们在街头巷尾惹是生非，有时还招惹年龄大过自身的小子们。
有一次在东湖边上的百花洲电影院门口，我们竟然为了捡冰棒棍子和香烟盒的事，跟算子桥巷的屁孩发生了冲突。那时的小孩寂寞无聊中总是自寻乐趣，夏天赌冰棒棍子，一年四季则赌香烟标。谁拥有的冰棒棍子和香烟标多，不仅是“富翁”，在孩子们里面也是颇有地位让人心生崇拜的。于是那些卖冰棒与扔香烟标颇多的地方，是孩子们“打着灯笼”去“捡漏”的地方。羊子巷孩子们出没的“地盘”，是位于巷口斜对面的百货大楼。百花洲电影院显然是算子桥巷一带孩子们的“地盘”。
那时我们这帮屁孩，常蹲坐在百货大楼楼梯转弯的过道上。那是五十年代初的苏联式建筑，地面是嵌了金黄铜条的水磨汀，不仅光滑，且阴凉。夏天南昌奇热，中午时分老人孩子们便往往来此避暑，一屁股坐在水磨汀的地上，煞是阴凉舒坦。孩子们捡冰棒棍子，往往席地而坐，两两对阵地玩起来。我此生第一次摔破头，就是在百货大楼厕所，被淌着水的光滑地面滑倒，送医院缝了针，也着实在外婆的细心看护下，老实了几日。
当跟算子桥的坏小子们发生冲突时，我已是好了伤疤忘了疼，尤其老满带头，不服算子桥的坏小子们的地盘划分理论，咬牙不承认越了界。其理由是，羊子巷到百花洲电影院比算子桥近，怎么就能让你们把这一地的烟盒和冰棒棍子独占了。那时的烟标是分档次的，最好也最稀有的是“中华”，接下来是“牡丹”、“上海”、“大前门”，次之是“三门峡”、“壮丽”、“黄金叶”，再次便是“欢腾”、“飞马”、“芒果”和“庐山”，玩起烟标来，是按品级，一级压一级的。我在百花洲电影院门口捡到过“牡丹”烟标，这就算了不起且能得意很长一阵子的事了。争执一起，算子桥的小子们嘴皮子似乎没老满利索，但领头的老鬼长得乌头黑壳，个子比老满大，身子较我们结实，便提出两边的小子们以比“杠（碰）拳头”论输赢，解决事端。老鬼把黑乎乎满是污垢的拳头一伸，老满的“斗鸡眼”就有些恍惚起来。我知道老满一到冬天就生疮的“肉包子”拳头定非老鬼对手，便一马当先，拦在老满前头，提拳呐喊：这第一拳由我来杠！
老鬼见我个小，甚是不屑，我也不多说，握紧拳头，朝老鬼弥黑的拳就杠，老鬼没料到我会主动进攻，那一拳杠过去亦不乏杀伤力，老鬼脸上明显扭曲了一下，疼。不是他疼，我的手也钻心的疼。但转瞬老鬼脸上就出现了不屑的坏笑，嘴里直嚷，杠呀杠呀！我自是不能退缩，只有提拳再上。南昌的坏小子们“杠拳头”来自于端午的习俗。每年端午，那是南昌暴夏前的一个颇热闹的节日，这节日小子们不仅可以大快朵颐，过一过吃粽子和茶叶蛋的老瘾，还可以“杠蛋”。所杠之蛋亦是端午节吃食之一的咸蛋。那蛋不似茶叶蛋在炉上久煮得香气扑鼻，吃起来咸淡适口，而是由于在罐中腌藏久，咸得入骨，我辈屁孩简直没法下嘴。好在那蛋久于盐泥里浸藏，居然修得一身老壳。大人称之为“藏蛋”，须得端午之日“起藏”，常见我外婆从床底下取出乌黑发亮的陶罐，小心地从罐中取出一发发“藏蛋”，仔细剥去封泥，洗净，放在锅里加水蒸熟，再将一个个光洁雪白的咸蛋，放入盘中以颜色染红。小子们早准备好了丝线织的蛋袋子，以便将红蛋吊在胸前，是讨个吉利的。但这于羊子巷的坏小子们，便是讨战的借口，和战斗的武器。
端午一大早起来，就有小子们胸前吊着红蛋在巷子里招摇。那样子十分欠揍。那年我事先在吃完的一只空蛋壳里封注了水泥，固化后染红，手握住破的蛋屁股，仅将前半部蛋露上。碰着胸前吊了两只蛋袋极尽显摆的老满，便讨战，老满见我手握的红蛋甚不起眼，大大咧咧应战，本想一战成功，没想二度皆败。老满见自己两只不可一世的蛋突然之间便身败名裂，露出满脸哭相，怕回去挨揍。老洪便冲过来要为老满报仇，哪是俺的对手。那个端午节，俺的“红蛋”大展神威，所杠必破，覆无完卵，在羊子巷坏小子们手上所向披靡。眼前面对的不是老满的蛋，而是算子桥老鬼的黑拳头，我手里也没有坚硬的水泥蛋。咬着牙硬头皮跟老鬼杠了几个回合，我的拳头皮破血出，不得不败下阵来。老满、老洪、老文亦尽铩羽而归。
羊子巷与算子桥坏小子“杠拳头”以惨败收场，不得不撤出百花洲电影院。但后来我还是到那里看过阿尔巴尼亚电影《海岸风雷》和国产战斗片《南征北战》，出电影院见算子桥小子们仍在那里溜达，对我怒目而视，我混在大人堆中对他们便有些鄙夷。与我年龄相近的小说家余华，说他小时候想看电影可是没钱买票，只好翻越电影院围墙，翻进去后怕被捉住，用最快速度向厕所冲刺过去，然后从容不迫走出厕所，一副电影看到一半去一趟厕所的表情步入电影院，找个空位坐下。他说：这个过程叫“洗钱”。我当年是常夹在老舅的破大衣里混进电影院，看到中途，见查票的来了，赶紧躲到厕所去。七十年代初洪都电影院放内部日本片《啊，海军》、《山本五十六》，早晨五点的电影，我半夜起床，虽然有票，却进不去，须成人才能看。我以票收买一没票的大人，让他持票，我藏于他大衣后，如同偷越成人之境，既紧张又兴奋，再次成功进去。然后大大咧咧坐自己座位上，环顾满场，皆严肃，都是大人，因为是来看批判军国主义电影的。我看得大呼过瘾，逢臭小子们就手足舞蹈吹嘘一番，把小子们弄得对我崇拜有加，仿佛我是跟日本鬼子打了一场大战回来的英雄好汉。
四
那时国产战斗片《南征北战》对孩子们是有很大蛊惑力的，我是百看不厌，从电影院出来，一回羊子巷，立马招集老洪、老满辈，分两边，开始模仿电影展开山头抢夺战。老满冒充英俊的共军指导员，我脸上涂两道墨汁，冒充凶神恶煞的张灵甫，两边小子往往冲到一块，便打成一团粥，胜负难分，不得不重来。
后来才发现《南征北战》里塑造的愚蠢且穷凶极恶的张灵甫，曾作为抗日铁军74军的将领，抗战八年连年对日血战，屡屡出生入死，多次负伤不肯下火线，取得了辉煌的抗战业绩，被大家公认为“常胜将军”。腿被鬼子机枪扫断，在抗战中悍勇甚至忘死，日军咬牙切齿为“支那第一恐怖军”。1947年内战期间命丧孟良崮。看到史料中张灵甫的一批照片，尤其让我吃惊，小时候龇牙咧嘴学电影里张灵甫凶神恶煞的样子，极尽丑化之能事，没想到他真正是位美男子，有一张大学生般干净得类似天使的面容。那面容男人会忍不住赞叹，女人会动心，这自是后话。当时我们这帮臭小子只知道凡是“坏人”都相貌奇丑，“好人”便浓眉大眼，个个像京剧里的杨子荣。当时我自恨眼睛生得不大，怪父母怎没给咱一副杨子荣般的“浓眉大眼”呢！好在现而今兴“韩流”，不大的眼睛反而开始走俏，尤其杨子荣般的暴鱼眼，根本就恶俗之极，可见国人审美品位有了大提高。这尤其如我等生就一双像濮存昕、孙红雷般眼睛的人颇感欣慰。好在当年我也从没受到过别人的耻笑，羊子巷那帮坏小子只管淘，都是一泊鼻涕搭过嘴，哪知什么审美呀！
想来是觉身体太过弱小的原因，羊子巷的坏小子们聚一起为自身境遇愤愤不平，老满便提出，不如拜师学武。南昌人一般叫学武为“练打”，称会武的人为有“打”的人。这叫法似乎凶蛮，但还没见过两个有“打”的南昌人真正动过手来。只是耳闻绳金塔的三法子大罗汉有“打”，扫平了十字街一带的所有罗汉，当了老大。又听说罗汉老K在八一公园“摆场子”，十几日没一个敢出来叫阵。这些罗汉隐约就成了羊子巷坏小子们心目中的好汉。只是这些“好汉”掌故只限于在老舅们的嘴上飞来飞去，眼前却是无踪无影。既无胆子跑到绳金塔去拜三法子大罗汉，更不得擅去八一公园一瞻老K的“风采”，进公园是要两分钱的，环顾羊子巷这帮臭小子，谁也掏不出这笔“巨款”。那时，外婆吊在嘴里的话是“一分银毫子也要掰成两半用”。一分钱可以卖一盒火柴，一包五香豆，十粒珠子糖，羊子巷有个金角铺子，专做一两分钱小孩的生意，偶尔我听话，外婆奖给我一分钱，我会乐颠颠跑到金角铺，踮起脚尖，将手够到木板柜台上，很豪迈地将一分银毫子拍在上面，扬声说：来一包五香豆！那感觉，特爽。只是，这样的“壮举”不多，也就两三回。在那“没什么好吃的，又没什么好玩的”年代，羊子巷的坏小子们仅是苦中作乐，淘气作乐。想拜师“练打”，却两眼一抹黑，找不到有“打”的师父。只见住对屋黑黢黢门洞里鱼老板的二儿子，外号“桔子皮”，生得粗黑，黄昏卖完鱼回来，会穿条八档折腰短裤露半身黑肉，没事把院里一漏了气的板车连双轮带铁轴的双手举过头顶，博得不少喝彩。可老满的五叔对此甚是不屑，他从早到晚躲在屋里举石锁，据说是练肌肉，中看不中用的那种，我常背地里当老满的面嘲笑，老满也觉得他五叔不是有“打”，只是玩“花架子”。因为我们都亲眼目睹过他五叔跟“桔子皮”相互不屑而起冲突，一方瞧不起对方的小石锁，一方耻笑对方的破车轮，结果“桔子皮”放言，拿你的破石锁出来，我一口气能连举十下，你能举得起我车轮一下不？老满的五叔就僵在那，不敢吭声。弄得老满在我们这帮臭屁孩中也极没面子。
羊子巷的罗汉天热时往往跟算子桥的罗汉发生冲突，羊子巷的头条好汉不是“桔子皮”，更不是老满五叔，而是聋子。从前羊子巷与算子桥罗汉开战，聋子总是冲在最前，脚踏人字拖，手舞青板砖，爆张黄牙大嘴，仿佛要吞下半条街。聋子从街东一直冲到街西，如入无人之境，后头同伙跟不上，喊他也喊不住，聋子听不见，喊也白喊。终是被兜头暴打一顿，头破血出，连缝十三针。百花洲一带，提到聋子，没谁不知道的。聋子就是羊子巷的神。两条街发生争执，聋子大马金刀，往街口一坐，雷打不动，整条街鸦雀无声。只有脚下的香烟头，烙一地印痕，两边的人就渐渐散了。老一辈人还记得，当年聋子挨揍，简直是自投罗网，谁能喊得住一个聋子的脚步？他天聋地哑，人再打，也一声不吭。直到人打得手发软，不得不承认聋子是条好汉。把他抬进医院，赔上三个月营养费，两条街从此出现了和平。聋子死了，说是劣质酒醉死的。派出所破天荒为罗汉送了个花圈，所长叹口气说：“又有得事忙了。”这是后话。
五
当然，最厉害，且让南昌人既敬畏且迷醉的，是听说过的丰城的点穴功“五百钱”。那功夫只将指头，轻轻往人身上一点，几天后便气绝。那时我们最想拥有的不是“桔子皮”举板车轮的本事，而是巴望有一手“五百钱”。那就用不着跟人杠拳头了，只需伸指头朝算子桥老鬼身上一点，老鬼应声倒地，何等痛快！环顾天下，既然无师可拜，那唯有自学一途。自学，就学那最厉害、让人闻风丧胆的“五百钱”。我无师自通地出任总教头，叫众小子钻过破墙洞，到财经厅空落的院子装了些细卵石的沙子过来，装到老洪贡献的破脸盆里，每天坏小子们轮流将手指向沙石里插，练指头功夫。每回我带头插十下，虽疼得要命，还装一脸轻松，小哥们轮番来，一个个痛得直叫唤，幻想着有朝一日个个身怀绝技，一雪前耻，不仅要拿下百花洲电院捡烟标的地盘，还要去八一公园打老K的场子，去绳金塔坐大罗汉三法子的交椅。想虽如此想，只是未及三日，臭小子们都坚持不住，个个都打了退堂鼓。老洪也称他外婆发现他偷了破脸盆，得收回去，不然逃不过一顿“夹湫子”。一场“宏伟”的武术狂想，又草草收场，那个夏天也由此显得沮丧。
好在每至日熄时分，小子们都有些事可做。忙着泼水，在巷子里占竹床位，有时为寸土，会跟邻居吵起来，那情景，类似现今小区占停车位。谁早谁先占着，来晚了，只有委屈地斜在路口，且要担被刮花与遭人咒的风险。然后赶紧吃晚饭，或干脆将晚饭端到外面，坐在竹床上吃，饭吃完了，屁股上还粘着饭粒，弄不好，屁股上又要挨篾子。
南昌夏天酷热难捱，人心一不顺，往往此时发作，两口子打架摔碗的事常有，一听那不同凡响的动静，屁孩们赶紧下竹床汲着拖板子，踢踢踏踏循声过去瞅热闹，还没走几步，有可能被外婆拧着耳朵拎回来，让你在竹床上好生坐着。于是只有坐着。眼睛便顺着外公搭的豆棚瓜架，顺藤摸瓜，看到几朵干瘪的喇叭花，还有几只挨了揍般总长不大的南瓜崽子。有趣的是见一条褐色壁虎，从秀清叔家黄色墙缝钻出来，沿藤条爬上葡萄架作散步状，又突然停住，定在那里。另一头也出现了一条壁虎，施施然拖着尾巴滑过来，顿住。但见前一条壁虎一昂然头，吃进一只飞蚊。那壁虎过来，快活地趴在它背上。多年后在荒凉的山间寒夜读蒲松龄“豆棚瓜架雨如丝”，竟会想到羊子巷外公的瓜架，想到那些夏天里仿佛吃着阳光疯长的豆角、南瓜、葫子和丝瓜，藤蔓上绿油油而硕大的叶子，金黄的喇叭花，以及出没其间的黄蜂、蜻蜓、黑蝴蝶、麻头苍蝇和壁虎，排着队兴高采烈攀爬在藤蔓上的蚂蚁，似乎那样一个世界，有着自身的秩序与丰饶，却只有孩子的目光才能看到，心思会放到里面。
天渐暗，眼睛也盯得吃力而乏味了，便连哄带赖要老舅讲故事，老舅只是敷衍，说点破笑话权作打发。但也有来兴致的时候，那是要我和姐姐手把老蒲扇轮流为之打风，他便悠悠然，笑眯眯道出一段故事。老舅的故事，都说是从三伯那听来的，是真事。外公有四兄弟，他排行老四，三伯是外公的三哥，我母亲和老舅唤三伯。我出世，三伯就成了传奇人物。三伯是弹棉花的，行走于城乡之间，经常走夜路，也就多有奇遇。然而三伯之死却是意外，当时外公住在羊子巷的房子逼仄，便让三伯帮忙，砌间灶屋，两人便去挖土方，不料土方坍塌，三伯半截身子压在里面。待外公将他刨出，已奄奄一息，外公大哭，三伯竟突然大骂：“短命鬼，哭什么！还不把我拖回去！”外公哭着用运土的独轮车，南昌人叫“鸡公车”推回家，三伯就断了气。
我小时便知道外公家那半间又矮又简陋，人在那里做饭要弓着身的灶屋，是付出了一条命的。老舅每开讲故事前，必说这些作开场白，他讲的，也是三伯的奇遇。三伯一回在幽兰乡下赶夜路，去为一户将嫁女的人家弹棉花，黑天野地，乱坟岗上却见一拎红布包袱的女人走出来，三伯头秃，光亮，三伯说自己阳气盛，焰子旺，是不怕鬼的，鬼却怕他。三伯朝女人大咳一声，女人也不睬他，只闷头不响走在三伯前面，急匆匆的样子，像在赶时辰。三伯觉得蹊跷，方圆十几里地的女子，没他不熟的，这女人面生，心想撞邪了。只是那女人只在与他相隔一箭之地赶路，似无伤害他之意。三伯心是怯的，却还是赶自己的路，没料那女人去的是他同一个村子。他眼见村口一户人家灯亮着，那女人进了门，就听得新生儿一声啼哭。三伯也进那家，里面竟没见那女人，主人说妇人难产，痛了一夜，没人来过，婴儿刚生下来，你就进来，硬要煮鸡蛋给三伯吃，三伯不做声，心道：“刚才遇到生产鬼了。”老舅讲鬼故事，也不一惊一乍，他娓娓道来，却让人听出一身冷汗。“在黑暗南方乡村的大地上，前半夜行走者多是木匠与泥瓦匠（他们周游各处帮人砌房打柜，每天在主家吃完饭回去），而在黎明未至的浓重后半夜，则是杀猪佬。他们带着沾满血腥的皮围裙、锋利的剔骨尖刀、雪亮的去毛刮子以及黝黑细长的吹气铁杆，穿村走户，屠杀拼命哀嚎的肥猪”（黑陶）。三伯身为弹棉花匠人，他只带着会发出音乐节奏的乐师般的弹棉器具，我见过那弹棉花的梆棰和大弓，极神气且有震慑力，荒郊大野猛一弹奏，鬼神俱骇。是至阳之物，能避邪。
六
羊子巷外公家门口有半截红石条，那是屁孩作乐的地方，可在石上涂鸦，下棋，睡觉，赌烟标等等，神奇得很。夏天身子一懒，便躺在阴凉的石上，外婆见了便一把拖起来，道：夏不睡石，秋不睡板！这石上放不得身子，就转身躺竹床上。夏夜没事躺在竹床上，数星星也是一桩，那时南昌空气好，能见度高，我前些年到内蒙锡林格勒草原，夜宿蒙古包，半夜出来撒尿，一抬头，仿佛把脖子伸进了太空里，那星星就围着脑袋闪，满是钻石。南昌当年也似乎如此。迷迷瞪瞪睡着了，夜半听到老洪的小姨惊叫捉流氓！拖板子在地上跑得辣响。竹床子一阵骚动，流氓跑出了羊子巷。就听说有热烘烘的手趁老洪小姨熟睡，竟钻到人家裤裆里，这还了得！又听说，老文姐姐夜晚上厕所，脱裤子蹲下身来，竟有只红手从屎坑探过来摸了她的屁股，人就七嘴八舌议论，渐渐声音少下来，人又睡去。
转眼就七月半了，那时不许烧纸钱、点烛之类，也清净。但人似乎还是怕鬼，南昌人说：“七月半，鬼乱窜。”尤其这前后赣江总会溺死人，羊子巷有的人家干脆不搬竹床出来乘凉，关门躲家里睡，热出一身痱子也在所不惜。老满事先跟我约定再怎么，我们也到外面睡，老满信誓旦旦，胆气十足。我外公是不信鬼怪的，他说你有胆就睡我脚下。上半夜还有几家的竹床在外面，陆续就有人往家里撒，老满家是头一拨。七月半的夜晚比平常热，南昌人偏说是鬼热，我觉得是人热。我缩在外公脚下，身上冒热，心还是怯，有些睡不稳，一有竹床搬动就醒，外公却打着响鼾。直到整条巷子只剩我们一张竹床露宿在月光下时，外公的响鼾反给了我安全感，我索性放胆躺着，耳却竖着听有无异常动静，但除了虫吟和外公的鼾声，只有满天满地的好月光。有首“七月半”的歌谣唱的是：月光光，心慌慌。我的心反而平静，只无端担心会被月亮晒黑，据说月光晒黑的皮肤是白不起来的。终究睡去，一宿无事。次日起来，对满巷屁孩，连着吹牛三日。
在那个悠长而暴躁的夏天，羊子巷的坏小子们头上难以幸免地晒出了疖子，每每疼得龇牙咧嘴。加上顽皮翻墙上树、追打嬉闹，没有不挂彩的，我的膝盖手肘，年年夏天搽满了蓝汞，结着壳子，不小心弄破了，便露出红肉，不到长夏结束好不了。然而，在羊子巷坏小子们当中最惊心动魄的一件事，莫过于某日老满手中竟向我们出示的一枚子弹。黄澄澄、金闪闪的手枪子弹。
此前我拥有过“炮子简”，步枪子弹壳，红铜的，嘴唇贴上面一吹气，可发出空忽的哨声。老满的子弹是有火药有弹头的真玩意，没抠火的。众屁孩围着又爱又怕，极尽想象着这有可能是一把怎样的枪的子弹。这子弹让臭小子们惊艳的是，还带着一个夹子，呈“T”型。煞是稀奇！杨子荣的盒子炮不是打这种子弹，少剑波的“鸡腿子”也不是，小兵张嘎的“撸子”更不是！电影和连环画里的李排长、张连长、敌军官用的家伙似乎与这子弹都不搭调。真不知老满这龟孙子从哪偷来这么颗子弹，弄得羊子巷的坏小子们羡慕不已朝思暮想。
当再次见老满不无炫耀地得意把玩时，老洪就故作不屑地挑了话，说没准那是颗打不响的臭弹，才落老满手里。老满就急，跺脚说，“不是！”老洪硬说是。两下便争得满头大汗。老文就出了个馊主意：“不如咱将钉子对子弹屁股上用锤子敲下，看它响不响？”这话一出，两人不争了，老洪说行！老满便有些舍不得，怕万一敲坏了，但又想极力证实这不是一颗臭弹。只说：“没有钉子和锤子，敲不成。”我接嘴说，这事包我身子，中午等外公外婆午睡了，我把锤子、钉子都偷出来。众小子齐声说好，老满也就没话可说。猛揩一把鼻涕，说饭后在院中红石头那里见。只是没等正午我们聚到太阳底下的大红石前，我偷钉锤子不慎被外公逮着了。他用篾子对我严讯逼供，我扛不住，终于招出了老满那颗子弹的事。外公是军人出身，听罢吓出一身冷汗，忙知会老满外公，强行把那颗令羊子巷坏小子们牵肠挂肚的子弹缴了。外公说：“那一敲还得了，子弹一爆是要你们小命的！”所幸被外公察觉，否则羊子巷的夏天真会发生一场悲剧。
至今想来也没弄明白老满当时是从哪里得到那么一颗子弹。我那“炮子简”是老舅那儿得来的，他们参加民兵训练，练习打靶，是能捡到子弹壳的。而且那时，过八一桥城北的瀛上坟葬地据说有打靶场。过去每当年节前都处决一批犯人，先是在广场或体育馆开万人公审大会，然后五花大绑被民兵和军人押上卡车缓慢绕城游行一圈，让人围观，以起威慑作用，我每见那押在车头犯人胸前挂的牌子姓名上打着红色大叉者，必死无疑。同样挂牌，没打红叉的犯人，是陪刑的。卡车一近八一桥便加速匆匆驶去执行的刑场。过后，街头巷尾的南昌人便拥着去看墙上贴的法院布告了，接着便议论，谁谁是犯何罪被枪毙的。尤其强奸犯，议论最多，也仿佛最津津有味。大人往往以此为题，教训自家孩儿一番。据说胆大些的坏小子会跟到打靶场，事后，能捡到弹壳带回来。
近闻，1968年北大才女林昭被枪毙了，有关部门居然还跑到她家，令其母补交五分钱的子弹费。这种事一般不会发生在夏天，夏天是属于孩子们的，尤其我小时候，羊子巷的那帮坏小子们，现在想来，真像阳光一样欢腾。另外，马尔克斯有句话说“天太热了，连脑子里的螺丝都生锈了！”这句用在今天的长沙、成都、上海、南昌，都适当！
读到一首题为《肋骨》的诗，写道：“你（夏娃）失去了纯真，可你知道了果子的味道”。似乎觉得这是给在羊子巷度过童年的我这般的老男人写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