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位大臣虽然对王振的所作所为不满，但王振得宠于幼帝，为了取悦于皇帝、为了自己的后路，也都跪了下来。太后经众人求情才缓和了脸色，沉痛地说，皇帝年少，绝不可用这样的人祸国，今天看在你们的面上先饶了他。
从此，每隔几天，张太后就要派人到内阁查问王振有没有不通过内阁而自作主张的事，一旦发现，即加痛责。
英宗并不把张太后的话放在心上，对王振更加宠信。朝廷内外的一些人见此情景，或畏服于王振，或趋炎附势，投靠他的门下，使得王振权势日重。
正统七年（公元1442年）太皇太后张氏病故。在这之前，杨荣也已去世，杨士奇则因为儿子杀了人，早已不理朝事。“三杨”中只剩下一个杨博，但已年老势孤。王振再也没有什么可顾忌的了。
明初，朱元璋见历代宦官利用亲近皇帝的有利地位，干预朝政，酿成祸乱，便对宦官立了许多规矩，诸如不许读书认字，不许兼外臣，不许超过四品，等等，并在宫门挂了一块铁匾，上写“内臣（即宦官）不得干预政事，预者斩”。王振每当看见这块铁匾，总觉得后背冷飕飕的。张太后一死，王振便立即打着英宗的旗号摘去了这块牌子，破了明朝的戒律，去了他的一块心病。
张太后死后，英宗更加无拘无束了。他在王振的怂恿下只管游玩享乐，哪里还管什么铁匾、什么祖宗训诫，朝事全交给了王振。
一旦大权独揽，王振便明目张胆地广植私党，打击异己。他的两个侄子，一个升为锦衣卫指挥同知，一个升为锦衣卫指挥金事。凡是触犯他的人，稍不如意，他就横加迫害。御史李锋碰到王振不跪，被贬谪铁岭。驸马都尉石憬仅仅因为骂了自己家里的阉人，王振便恨他伤害自己的同类，把他逮入狱中。
在王振的淫威之下，公侯勋戚常呼王振为翁父，畏惧灾祸的也都争相攀附于他。有的甚至蓄了须又剃去，拜王振为父，并发誓要学王振终身不蓄胡须。而王振这时不过30多岁。
朝官的谄媚，王振的专横，英宗不仅视而不见、无动于衷，反而认为王振忠心耿耿，是难得的人才，于是对他宠眷益深。
正统十一年（公元1446年）英宗赏给王振白金、珍宝等物品，作为对他的奖励，并特赐敕一道，称王振“性资忠孝，度量弘深”，“夙夜在侧，寝食弗违，保护赞辅，克尽乃心，正言忠告，神益实至”。为王振唱了一曲赞歌。
英宗的昏庸，王振的擅权，终于酿成了一场大祸。
就在王振弄权的同时，北方蒙古瓦剌部的脱欢及其儿子也先逐渐强盛起来，正统四年（公元1439年）脱欢死去，也先嗣位，执掌了瓦剌的实权。也先上台后，开始扩张势力。他先是向西北方向发展，到正统九年（公元1444年）设置了甘肃行省。第二年又率兵攻打明朝所封的忠顺王倒瓦塔失里，并逐步控制了西域要道哈密。与此同时，他又向东发展，攻击兀良哈三卫。
面对这一系列的扩张、侵扰，朱祁镇和王振不但不反击，就是遇到求救也从不派兵。渐渐地也先的势力向东扩展到了辽东地区，向西扩展到了今天的新疆、青海等地，从而构成了对明王朝的威胁。
对此，明朝有识之士纷纷向英宗上书，提醒他警惕瓦剌以崛起。正统八年，侍讲学士刘球针对当时的弊政提出了10件应该改革的事，其中一件就是防范瓦剌。然而，王振看后，认为这是对他的谴责，竟将刘球逮捕，并私自派锦衣卫指挥马顺书将其杀害在狱中。
从正统四年以后，瓦剌每年都向明朝进贡。也许这也是英宗放松警惕的一个原因。瓦剌每年来进贡的贡使一般都在2000人左右，但常常虚报人数，冒领赏赐。王振总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加以庇护。
正统十四年（公元1449年），也先再次向明朝进贡马匹。像往常一样实派贡使2000，却谎称3000。不知为什么，王振突然心血来潮，一面让礼部按实有贡使人数给予赏赐，一面自作主张将马价减去了五分之四。
贡使回到瓦剌，也先勃然大怒，以明朝曾答应将公主嫁给他的儿子又失信为借口，于这年七月起兵，分四路向内地进攻。
由于多年战备荒废，塞外明军不堪一击，城堡很快一一陷落，只剩下一座大同城，孤零零地被也先围了个水泄不通。前线战败、告急的报告频频传到北京，有时一天多达数十次。英宗顿时慌了手脚，他先是匆忙派驸马都尉井源等四将率兵万人前去迎敌，但很快全军覆灭。英宗不得不又找来王振和群臣商量对策。
贪鄙的王振为了讨功邀宠，动起了劝驾亲征的念头，极力劝说英宗亲率兵马抗击也先。英宗仍像过去一样，只要王振说了话，他就谁的话也不再听信了。他当即传下命令，让太监金英辅佐成王朱祁镇留守京城，兵部侍郎于谦留京代理部务，英国公张辅、兵部尚书郊野、户部尚书王佐及内阁学士曹渊、张益等文武官员护驾随征。
如此大规模的军事行动，英宗和王振却视若儿戏，仅通过两三天的筹备，就于七月十六日仓促率领50万大军，踏上了艰难的征程。随征的文武大臣只不过是为英宗壮威的摆设，一切军政事务均由王振一人专断。
也先得知英宗亲征，便佯装败退，诱使明军深入。英宗率领大军并未遇到什么抵抗。出居庸关、过怀来、至宣府。八月初一，英宗率领部队进入大同。他还想继续北进，追击也先。这时，王振的同党，曾藏在草丛里捡了一条命的大同镇守太监郭敬，把前线惨败的真情密告了王振。英宗和王振又吓得异常慌恐，不知所措，便匆匆决定班师回京。
开始，他们准备从紫荆关（今河北易县西北）撤退，这样就可经过王振的老家蔚州，从不放过耀武扬威机会的王振，更想借机邀请皇帝“临幸”他的家乡以光宗耀祖。
然而走着走着，他忽然想到，如此众多的兵马经过蔚州，一定会将家乡田里的庄稼踏坏，因而遭到乡人的唾骂。这时大军已走了40多里，王振却让英宗下令改变行军路线，掉头向东奔向宣府。大同参将郭登得知这一情况，建议英宗仍按原定路线走，这样可确保安全撤回，可英宗没有采纳。
也先闻知英宗退兵，立即派大队骑兵日夜追袭。明军本来有较充裕的时间从容撤退，但由于改变行军路线耽误了时间，很快就被瓦剌骑兵追上。明军殿后部队虽一再力战，但难以抗敌，很快便溃散。
十三日，英宗在明军且战且退的护卫下来到土木堡。这时，禁卫军官樊忠，悲愤交加，用铁锤把王振击杀。但仍挡不住全军覆没，樊忠战死，朱祁镇被瓦剌生擒。
英宗被俘以后，消息传到京师，朝野震惊。但是，国一日不可无君，在群臣的督促下，太后降旨，由英宗弟弟朱祁钰继承皇位，是为景帝。
朱祁钰是一个英明亲王，他采取断然措施，以堵塞瓦剌的勒索。任命于谦当兵部尚书，积极整顿已腐败透了的武装部队。指挥各路大军展开急攻，取得节节胜利，蒙古部也先一败涂地，只得无条件送还英宗。
2.发动政变，暗杀皇弟
英宗返回京师，还不断做着皇帝梦，总想着其弟朱祁钰会主动把皇位让出来。没料到朱祁钰却把英宗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名义上把他尊为太上皇，实际上软禁在南宫，不许他召见百官，不许他过问朝政，不许他和宫外联系，甚至昼夜派人看守，不许他走出南宫宫门半步。
英宗面对此情，只好忍气吞声地过着“富贵囚徒”的生活。
朱祁镇在瓦剌手中时，曾向前往探望他的明政府使节礼部侍郎李实，痛哭流涕地说：“也先有意送我回去，请你转告政府，我回去后，只求做一个平民，便心满意足。”
李实问他为什么那样宠信王振，朱祁镇说：“王振没有死时，从没有人指责他不对，如今人人都把罪过推到我头上。”
然而，这只是赌徒失败后乞求同情的话，他内心的想法并非如此。朱祁镇被赎回之后，对他弟弟朱祁钰没有马上把宝座还给他，大大不满。他积极地谋求复辟，一些野心家也准备把赌注下在他身上。
一转眼，6年过去了，英宗再也按捺不住胸中怒火，暗地里使尽伎俩，决心筹划政变，除掉景帝，自己重登皇位。景泰八年（公元1457年）景帝重病缠身，英宗朱祁镇感到时机成熟，立即举行政变。
正月十四日夜，一年一度的元宵佳节到了，北京城里灯山火海，全城沉浸在一片狂欢之中，朱祁镇偷偷地溜出了南宫，躲开一道道封锁线，来到了奉天殿，登上了皇帝龙座，按照事前策划好的，由亲信太监假传圣旨，把文武百官召集到大殿前，随即钟声齐鸣，司礼太监宣布：
“太上皇重登金殿，文武百官进殿朝拜。”
景帝陵墓——景泰陵（北京玉泉山）
莫名其妙而又惊恐万状的群臣，只好向朱祁镇行了三拜九叩的大礼，“万岁”之声传进内舍。卧病在床的景帝朱祁钰，惊闻钟鼓齐鸣，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正在百思不解之时，朱祁镇派来的亲兵闯进内宫，把朱祁钰带走，被幽禁在西宫。
景帝朱祁钰一夜之间失去皇位，成了阶下囚，心中闷闷不乐，加上病魔缠身，身体一天不如一天。
英宗虽然幽禁了朱祁钰，心里总是不踏实。想起自己被幽禁6年，最后还是夺了皇位，朱祁钰会不会也这样干呢？如果自己百年之后，皇太子的皇位保住保不住呢？想到这里，下决心彻底消除这个隐患。
这时，景帝朱祁钰还在生病，卧床不起，虽不见好，可也不见坏。于是，英宗就想了个主意，在重登帝位的第三天，召来司礼太监，下了一道圣旨，废除朱祁钰景帝帝号，恢复其郕王封号。太监到朱祁钰幽禁的西宫，传达了圣旨，一下把朱祁钰气得口吐鲜血，四肢疲软，头晕目眩，病情加重，生命危在旦夕。但是，经过御医诊治，贴身太监精心调养、服侍，过了一段时间，景帝不但没有死，反倒慢慢好起来了，开始吃些流食，并能起身坐在床上。
英宗看自己“废帝复王”的手段没能把朱祁钰置于死地，便变本加厉地施展出更加狠毒的另一招。
一天，早朝散了之后，英宗叫来贴身太监，附耳轻声交代了一番，只见那个太监疯也似地向殿外厢房跑去。不大一会儿，和一个四十开外的男子急步走进殿来。原来这人叫蒋安，是英宗的心腹太监。
蒋安奉了英宗的旨意，经过一番周密安排，便伙同御医来到西宫，假装给朱祁钰看病。蒋安经过一番装模作样的望闻问切之后，就示意身边侍奉的太监去倒杯水来。那太监转身刚走出房门，蒋安立即从衣襟里抽出一条早已准备好了的麻绳，从景帝身后往脖子上一套，用力狠拉。景帝还没寻思过味来，就一命呜呼了。
英宗得知景帝已死，心腹之患根除了。便喜出望外地给蒋安和御医分别升了官、赐了宝物。
景帝被害以后，英宗下诏，只让以王礼治丧，不许埋进早已修好的景帝陵，而只让埋在京西的金山。
就在埋葬景帝时，有个太监叫王应顺的，曾建议让给已死的景帝穿上笨重的靴子，以防止来世步履轻盈作乱朝廷。英宗是个非常迷信怕鬼的人，听了点头赞成。于是便给景帝换上了一双笨重的靴子，并将两只脚紧紧绑住，以免他的鬼魂跑出来。一切搞好之后，英宗才批准下葬。
除去景帝后，还必须除去景帝的大臣，于是新皇帝便指控于谦和都御史王文，阴谋迎立外藩——远在襄阳（湖北襄阳）的朱厚骢亲王的儿子承大统，把于谦、王文二人逮下诏狱。
徐有贞跟于谦有私人恩怨，他提醒朱祁镇说：“不杀于谦，我们所作的事便名不正，言不顺。”于是被判死刑。王文仍据理分辩，于谦叹息说：“这不是法律问题，也不是法庭问题，千言万语，又有何用。”二人同被处斩，家产抄没。
景帝葬后的第二年春天，一个漆黑的夜晚，英宗批阅完了奏折。倒在床上就睡着了。他刚睡下不久，蒙眬中似乎自己和妃子一起，在御花园中游玩，正玩得高兴，猛然发现有个穿着大皮靴的人，从一个大匣子中走了出来，也在御花园中漫游，大皮靴发出“咚咚”的响声。这时，这个穿着大皮靴的人发现了英宗，一个箭步冲上来，用手解下自己的腰带，冷不防套在英宗脖子上，越勒越紧，起初英宗还大声喊叫“救命”！喊着喊着就出不了声了。
皇后听见英宗在叫，急忙唤醒他，问及何事梦中叫喊？英宗把梦中情形讲了一遍。皇后说：
“皇上忙了一天，太疲劳，思想够紧张的啦，还是好好休息一下吧！待明天我去烧个香，许个愿，祭奠一下菩萨和列祖列宗，让神和祖宗保佑皇上安宁吧！”
说来也真巧，天顺三年（公元1459年）的某一天，英宗真的发现有个穿皮靴的人在宫中出没，正待差人过问，这个人却不见了踪影，让太监到处寻找也没有找着。于是，英宗发出一道敕令，严禁民间穿皮靴，发现者严惩不贷。一时间，锦衣卫在城中四处搜查，把穿皮靴的人全都逮捕，关进了监狱。
英宗在这种恐慌中度过了自己的余生。
六、嘉靖：皇帝不问政事，奸臣严嵩当道
明朝很多皇帝大都信奉黄老“无为”之术，他们虽身居帝位，但从不关心政事，只醉心于求仙问道，祈求长生不老，大建醮坛，热衷祷祀；至于临朝听政，能敷衍就敷衍，将朝廷中的大事小情都交给一些宠臣代为处理。
明世宗—嘉靖皇帝走得最远的是嘉靖后的万历皇帝，在他执政的第十五个年头，即公元1587年以后长达30多年的帝王生涯中，他推行一种彻底的“三不主义”：不批奏章，不与群臣见面，也不再有任何反应。大约从1600年起，万历皇帝对内廷和外廷的日常工作都干脆不理；1603年都察院的13道监察御史有9道长期空缺；1604年国内几乎有一半知府的职位空缺。此外太监机构中如司礼太监这样重要的职位也一直空缺着。被逼无奈的群臣有好几次甚至跪在宫殿前齐声呼号，但最终也都徒劳无益。
明世宗，即大家熟悉的“嘉靖”皇帝，也是一个典型的“无为”皇帝。他一心修仙炼丹，不问政事长达30年。由于他不想握有权柄，于是造就了历史上一位臭名昭著的大奸臣——严嵩。让我们来看一看严嵩是怎样一步一步逼近权力最高峰的。
1.寻找靠山，严嵩苦练官场“厚黑功”
幼时的严嵩很有些小聪明，他的父亲是一位醉心于功名，而又久试不果的读书人，他把自己未酬的希望全部寄托在儿子身上，悉心栽培、苦心教养。孝宗弘治十八年，严嵩25岁时中了进士，一举成名，先被选为庶吉士，后又被授编修官职。就在他踌躇满志、雄心勃勃、渴望大展抱负、飞黄腾达的时候，一场大病，迫使他告病回籍，过起了默默无闻的隐居生活。严嵩隐居的十年间，正是刘瑾当权时期，朝野上下，一片乌烟瘴气，迫于形势，严嵩只得耐着性子等待机会。
刘瑾及其党徒伏诛以后，严嵩于武宗正德十一年北上进京，还朝复官。这以后的十多年里，他先后在北京、南京翰林院供职，虽然没担任过什么重要的官职，但宦海中的恶风险浪磨炼了他，他对权力的作用有了进一步的体验，同时，也学会了厚颜无耻、口蜜腹剑、欺下媚上的一套做官术。严嵩时刻不忘向上爬，他四处钻营，相机而动，一心想找个靠山、寻个门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