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杨虞卿兄弟三人，依仗着宰相李宗闵的权势，成为追求名利之徒奔走趋附的目标。当时民间因流传说：“欲入举场，先问苏、张；苏、张尚可，三杨杀我。”而《新唐书》却把此语中的“先”字删去了。宰相李德裕草拟，以皇帝名义颁布的《赐河北三镇诏》中说：“勿为子孙之谋，欲存辅车之势。”《新唐书》在收集此诏时却把“欲”减去了。这两字一去掉，原文的意义就不再铿锵有力激昂慷慨了，这是刻意追求文字精练而造成的错误。
李德裕论命令
【原文】
李德裕相武宗，言从计行。韦弘质建言宰相不可兼治钱谷，德裕奏言：“管仲明于治国，其语曰：‘国之重器，莫重于令。令重君尊，君尊国安，治人之本，莫要于令。故曰亏令者死，益令者死，不行令者死，留令者死，不从令者死，五者无赦。’又曰：‘令在上，而论可否在下，是主威下系于人也。’大和后，风俗浸敝，令出于上，非之在下，此敝不止，无以治国。臣谓制置职业，人主之柄，非小人所得干，弘质贱臣，岂得以非所宜言，妄触天听，是轻宰相也。”德裕大意，欲朝廷尊，臣下肃，而政出宰相，故感愤切言之。予谓德裕当国，它相取充位而已。若如所言，则一命一令之出，臣下皆不得有言，谏官、御史、给事、舍人之职废矣。弘质位给事中，亦非贱臣。宜其一朝去位，遂罹抵巇，皆自取之也。
【译文】
李德裕是唐武宗时的宰相，唐武宗对李德裕言听计从。给事中韦弘质向皇帝建议宰相不能兼理财政，李德裕知道后，就上奏皇帝说：“春秋时，齐国相管仲善于治国，他曾说过：‘治国的要方，没有比朝廷的法令更重要的了。法令受到重视，君主就有了权威，君主有了权威，国家随之安定。管理臣民的根本，没有比法令更重要的，所以说，臣下私自删减朝廷法令的人，当处死；私自增添朝廷法令的人，当处死；不执行朝廷法令的人，当处死；私自扣留朝廷法令者，当处死；不服从朝廷法令的人，当处死。这五种罪行都是不可饶恕赦免的。’他还说过：‘法令由君主制定颁布，而臣下议论其可以与否，这是君主的权威受到蔑视的表现。’自从文宗大和年间以来，积弊很深，君主颁布的法令，臣下横加指责。这种陋习不废除，就无法治理国家。我认为划分职务权限，是君主的权力，不是小人所能干涉的。韦弘质身为微贱之臣，怎么能说他不该说的话，狂妄地干涉皇上处理国家事务的权力！同时，这也是他轻视宰相的表现。”
李德裕说这番话的要旨是想使朝廷威严，臣子肃穆，国家行政事务由宰相处理，因此言辞感愤激切。李德裕执政时专权擅政，其他宰相只不过是充充数罢了。假如按他上述所言行事，朝廷任何一项命令一下达，臣下都不能有意见，那么朝廷设立的专司规谏皇帝、监察政令得失的谏官、御史、给事、舍人等官职就没有任何意义了。再说韦弘质身为给事中，是门下省主管审核、封驳政令的重要官员，也不是微贱之臣。像这样偏激的话，李德裕说过不少，也因此得罪了很多人。所以他被罢相以后，就遭到打击报复，这都是他自作自受啊！
汉武唐德宗
【原文】
汉张汤事武帝，舞文巧诋以辅法，所治夷灭者多，旋以罪受诛。上惜汤，稍进其子安世，擢为尚书令。安世宿卫忠正，肃敬不怠，勤劳国家，卒为重臣，其可大用不疑。而武帝之意，乃以父汤故耳。唐卢木巳相德宗，奸邪险贼，为天下祸。以公议不容，谴逐致死。帝念之不忘，擢叙其子元辅，至兵部侍郎。元辅端静介正，能绍其祖奕之忠规，陟之台省要官，宜也。而德宗之意，乃以父木巳故尔。且武帝之世，群臣不幸而诛者，如庄助、朱买臣、吾丘寿王诸人，及考终名臣，如汲黯、郑庄、董仲舒、卜式，未尝恤其孤。德宗辅相之贤，如崔祐甫、李泌、陆贽，皆身没则已。而独于汤、木巳二人惓惓如此，是可叹也！
【译文】
西汉武帝时，张汤历任廷尉、御史大夫等职务，他以无中生有、诬蔑陷害、投机取巧等手段辅助法律的推行，他所经手的案子，大多数遭到了灭族的处治，后来他也因犯法而被杀掉。武帝对张汤的死很痛惜，就逐渐地让他的儿子张安世做官，后来提拔为皇帝身边的秘书——尚书令。张安世宿卫严格认真，从不懈怠，对皇上忠正肃敬，对国事宵旰为政，最后他官至大司马、右将军、光禄勋，封富平侯，可谓人臣已极。其才可以大用是勿容置疑的。然而，汉武帝当初任用张安世，是因为他父亲是张汤。
唐德宗时，卢木巳任宰相，其人阴险奸诈，作了许多伤天害理之事。许多大臣都上疏斥其罪恶，后被贬逐而死。但唐德宗对他念念不忘，于是便擢拔他的儿子卢元辅，逐步升至兵部侍郎。元辅稳重干练，忠诚正直，能遵从他祖父卢奕的忠告，一心为国，不做坏事，最后成为中央高级官员，这是当之无愧的。但唐德宗当初的出发点，是因为卢木巳是卢元辅的父亲。
西汉武帝时期，有名的大臣不幸被杀的也不少，像庄助、朱买臣、吾丘寿王等人；年老而死的名臣，如汲黯、郑庄、董仲舒、卜式，武帝都没有照顾过他们的后代。唐德宗时的贤相，如崔祐甫、李泌、陆贽，都是死了就罢了，后代也不曾得到照顾。这么多名臣的后代都没有眷顾，而汉武帝、唐德宗唯独对张汤、卢木巳二人的后代给予特别真诚的照顾，真让人叹息不已！
诸公论唐肃宗
【原文】
唐肃宗于干戈之际，夺父位而代之。然尚有可诿者，曰：“欲收复两京，非居尊位，不足以制命诸将耳。”至于上皇还居兴庆，恶其与外人交通，劫徙之西内，不复定省，竟以怏怏而终，其不孝之恶，上通于天。是时，元次山作《中兴颂》，所书天子幸蜀，太子即位于灵武，直指其事。殆与《洪范》云“武王胜殷杀受”之辞同。其词曰：“事有至难，宗庙再安，二圣重欢。”既言重欢，则知其不欢多矣。杜子美《杜鹃》诗：“我看禽鸟情，犹解事杜鹃。”伤之至矣。颜鲁公《请立放生池》表云：“一日三朝，大明天子之孝；问安视膳，不改家人之礼。”东坡以为彼知肃宗有愧于是也。黄鲁直《题磨崖碑》，尤为深切。“抚军监国太子事，何乃趣取大物为？事有至难天幸耳，上皇局脊还京师。南内淒涼几苟活，高将军去事尤危。臣结舂陵二三策，臣甫《杜鹃》再拜诗。安知忠臣痛至骨，世上但赏琼琚词！”所以揭表肃宗之罪，极矣。
【译文】
唐肃宗是在安史之乱爆发、军事形势很严峻的情况下夺取父位而当上皇帝的。但还是有人替他推卸责任，说：“想收复被叛军占据的长安、洛阳两京，不处于皇帝的位置，就不能够节制号令诸将。”如果这样还情有可原。那么太上皇从四川还京居于兴庆宫，肃宗讨厌他与外人交往，强迫他迁到太极宫，也不再定期去探望，使太上皇竟抑郁不乐而死，由此可见，肃宗不孝顺父皇的恶名，是上通于天，不能原谅的。
当时，元次山（元结）作《中兴颂》，所记载的天子（唐玄宗）出逃四川，太子（唐肃宗）即位于灵武，就直截了当地指出了这件事。差不多与《洪范》中所载“武王胜殷杀受”之辞相同。他是这样说的：“事有至难，宗庙再安，二圣重欢。”既然说唐玄宗、肃宗父子相聚重欢之事，那么就知道他们之间有更多不愉快的事。杜甫在他的《杜鹃》诗中写道：“我看禽鸟情，犹解事杜鹃。”可见这首诗是对这件事感伤至极而写的。颜真卿上奏肃宗的《请立放生池表》中说：“一日三朝，大明天子之孝；问安视膳，不改家人之礼。”宋朝苏轼认为，颜真卿肯定知道肃宗在对父亲孝顺问题上是问心有愧的。黄庭坚在《题磨崖碑》中，言词更为深挚切实。碑文写道：“抚军监国太子事，何乃趣取大物为？事有至难天幸耳，上皇局脊还京师。南内凄凉几苟活，高将军去事尤危。臣结春陵二三策，臣甫《杜鹃》再拜诗。安知忠臣痛至骨，世上但赏琼琚词！”可以说这里把肃宗虐待他父亲的罪过揭露得淋漓尽致的了。
孙马两公所言
【原文】
卢照邻有疾，问孙思邈曰：“高医愈疾奈何？”答曰：“天有四时五行，寒暑迭居，和为雨，怒为风，凝为雪霜，张为虹蜺，天常数也。人之四肢五脏，一觉一寐，吐纳往来，流为荣卫，章为气色，发为音声，人常数也。阳用其形，阴用其精，天人所同也。失则烝生热，否生寒，结为瘤赘，陷为痈疽，奔则喘乏，竭则焦槁，发乎面，动乎形。天地亦然，五纬缩赢，孛彗飞流，其危胗也。寒暑不时，其烝否也。石立土踊，是其瘤赘。山崩土陷，是其痈疽。奔风暴雨，其喘乏。川渎竭涸，其焦槁。高医道以药石，救以砭剂，圣人和以至德，辅以人事，故体有可愈之疾，天有可振之灾。”睿宗召司马子微问其术，对曰：“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夫心目所知见，每损之尚不能已，况攻异端，而增智虑哉！”帝曰：“治身则尔，治国若何？”曰：“国犹身也，故游心于淡，合气于漠，与物自然，而无私焉，而天下治。”孙公、司马所言，皆至道妙理之所寓，治心养性，宜无出此者矣【译文】
唐初四杰之一卢照邻，身患疾病，他请教名医孙思邈说：“高明的医生怎样治好疾病的？”
孙思邈回答说：“天有四时五行，寒暑交替，和顺为雨，怒气为风；凝结则成雪霜，张扬则为虹霓，这是上天变化的规律。人有四肢五脏，一觉一寐，吐纳往来，流为气血，章为气色，发为声音，这是人变化的规律。阳用其形，阴用其精，这是天与人共同的地方。对人来说，失则生热，否则生寒，结为瘤赘，陷为痈疸，奔则喘气乏力，竭则焦粹枯槁，发乎其面，动乎其形。天地也是这样，五纬缩赢，孛彗飞流，是其危疹，寒暑变化不正常，这是其否。石立土踊，是其瘤赘。山崩土陷，是其痈疽。狂风暴雨，是其喘乏。川渠干涸，是其焦槁。高明的医生用药物来治疗，用针砭相救助；圣人用高尚品德使一切和睦，用人的努力来辅助，所以人体有病就可以治愈，天有灾害就可以赈救。”
唐睿宗召见司马子微问其医术，司马子微回答说：“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心中所想，眼中所见，虽然想损减，但往往情不由己，更何况攻异端尤须损精耗神呢！”睿宗说：“治病是这样，国家怎么治理呢？”司马子微回答说：“国家就像人的身体一样，所以宁静淡泊，合气平缓，与物自然，若治国者无私心，那么天下就太平了。”
孙思邈、司马子微两位先生所讲的，虽然说的是行医治病，却把一些至妙的道理寓于其中，修心养性，没有比他们说的更高明的了。
元微之诗
【原文】
《唐书·艺文志》元稹《长庆集》一百卷，《小集》十卷，而传于今者，惟闽、蜀刻本，为六十卷。三馆所藏，独有《小集》。文惠公镇越，以其旧治，而文集盖缺，乃求而刻之。外《春游》一篇云：“酒户年年减，山行渐渐难。欲终心懒慢，转恐兴阑散。镜水波犹冷，稽峰雪尚残。不能辜物色，乍可怯春寒。远目伤千里，新年思万端。无人知此意，闲凭小阑干。”白乐天书之，题云“元相公《春游》”。钱思公藏其真迹，穆父守越时，摹刻于蓬莱阁下，今不复存。集中逸此诗，文惠为列之于集外。李端民平叔尝和其韵寄公云：“东阁经年别，穷愁客路难。望尘惊岳峙，怀旧各云散。茵醉恩逾厚，樯歌兴未残。冯唐嗟已老，范叔敢言寒。玉烛调魁柄，阳春在笔端。应怜扫门役，白首滞江干。”乐天所书，予少时得其石刻，后亦失之。
【译文】
据《新唐书·艺文志》中记载，唐代著名诗人元稹的《长庆集》有一百卷，《小集》有十卷，而流传至今的《长庆集》却只有闽、蜀两种刻本，都为六十卷。唐代的弘文、集贤、史馆三馆只收藏有《小集》。文惠公镇守越州（今浙江绍兴），由于元稹曾做过越州刺史，因而这里的文集很缺，于是先兄便找到它而请人把它雕刻下来。集外《春游》一诗写道：“酒户年年减，山行渐渐难。欲终心懒慢，转恐兴阑散。镜水波犹冷，稽峰雪尚残。不能辜物色，乍可怯春寒。远目伤千里，新年思万端。无人知此意，闲凭小阑干。”著名诗人白居易亲自抄写，题名叫“元相公《春游》”。钱思公收藏着作品的真迹，穆父镇守越州时，曾临摹真迹重新刻制，立于蓬莱阁下，今天已不复存在。《长庆集》中佚失了这首诗，先长兄文惠公为此把它列之于集外。李端民平叔曾步这首诗的韵作了一首诗寄给文惠公，诗是这样写的：“东阁经年别，穷愁客路难。望尘惊岳峙，怀旧各云散。茵醉恩逾厚，樯歌兴未残。冯唐嗟已老，范叔敢言寒。玉烛调魁柄，阳春在笔端。应怜扫门役，白首滞江干。”由白居易书写而雕刻的碑文，我年轻时也收藏过，后来丢失了。
谏缭绫戏龙罗
【原文】
李德裕为浙西观察使，穆宗诏索盘绦缭绫千匹，德裕奏言：“立鹅、天马、盘绦、掬豹，文彩怪丽，惟乘舆当御，今广用千匹，臣所未谕。”优诏为停。崇宁间，中使持御札至成都，令转运司织戏龙罗二千，绣旗五百，副使何常奏：“旗者，军国之用，敢不奉诏。戏龙罗唯供御服，日衣一匹，岁不过三百有奇，今乃数倍，无益也。”诏奖其言，为减四之三。以二事观之，人臣进言于君，切而不讦，盖无有不听者。何常所论，甚与德裕相类云。
【译文】
唐朝末年，李德裕担任浙西观察使职务，穆宗下诏要求上供盘绦、缭绫千匹，李德裕之奏皇帝说：“立鹅、天马、盘绦、掬豹，这些丝织品的花纹非常鲜艳秀丽，只有陛下的乘舆上可以作装饰用，现在要求进贡千匹之多，我不知道要这么多做什么用！”于是皇帝又下优待诏书停止索求。
徽宗崇宁年间，宦官手持皇帝的御札来到成都，命令转运司织戏龙图两千匹，绣旗五百面，转运副使何常上奏说：“旗帜是军队和国家的必用之物，我不敢不进奉。戏龙图只是供皇上做衣服使用的，就是每天做衣用一匹，一年也不过三百多匹，现在却要数倍于此的戏龙图，这实在没有什么益处。”皇帝知道后专门下诏对其忠言进行奖励，并把原来要的戏龙图丝织品的数目减去了四分之三。
从这两件事可以看出，作人臣的向君主提建议，只要有道理，态度恳切，而不是指责君主的错误，大概没有不被君主采纳听从的。何常所讲的道理，与李德裕所讲的很相似。
详正学士
【原文】
唐太宗时，命秘书监魏征写四部群书，将藏內府，置雠正二十员。后又诏虞世南、颜师古踵领之，功不就。显庆中罢雠正官，使散官随番刊正。后诏东台侍郎赵仁本等，充使检校，置详正学士以代散官，此名甚雅，不知何时罢去。然秘省自有校书郎、正字，使正名责实足矣。绍兴中以贵臣提举秘书省，而置编定书籍官二员，亦其类也。
【译文】
唐太宗时，让秘书监魏征编写四部群书，编成后将藏在宫里面，于是就设置雠正官二十名。后来又下诏让虞世南、颜师古接管此事，很长时间过去了也没有完成。唐高宗显庆中期，罢除雠正官，让散官轮换，随时校正书中的错误。后来，皇帝下诏让门下省侍郎赵仁本等充任检校使，负责这项工作，又设置详正学士代替散官从事校正工作，详正学士之名听起来很文雅，不知是什么时候废除的。其实，秘书省本来就有校书郎、正字等官职，若使名实相符，校正工作足以完成，也不用再设置其他官职了。宋朝高宗绍兴年间，让贵臣主持秘书省事物，设置编定书籍官二人，与唐代的详正学士工作性质同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