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个12世纪中，大量迹象表明，欧洲理性正在恢复勇气和悠闲，准备继续从希腊开始的科学探究的理性事业，并像意大利人卢克莱修一样思考。理性复活的原因很多、很复杂。私斗的禁止，十字军东征带来的高度的舒适和安全感，以及这些探险经历对人们思想的刺激作用，毫无疑问都是理性复活必要的前提条件。商业复兴了；城市也恢复了舒适和平安；教育水平在教会中得到了提高，并开始向一般群众中普及。13到14世纪，许多独立或半独立的城市，如威尼斯、佛罗伦萨、热那亚、里斯本、巴黎、布鲁日、伦敦、安特卫普、汉堡、纽伦堡、诺夫哥罗德、威士比和贝亨等获得很大发展的时代。这些城市都是有很多旅行者的商业城市，而人们在贸易和旅行地方都会交谈和沉思。教皇和诸侯的争论，迫害异教徒的引人注目的野蛮和恶劣行径，都使人们怀疑教会的权威性，质问和讨论一些根本的问题。
我们已经了解到，阿拉伯人是怎样成为欧洲复兴亚里士多德学术的媒介，像弗里德里希二世这样的王侯在阿拉伯哲学和科学作用于新生的欧洲思想中起到怎样的渠道作用。更有力地激起人们的理性观念的是犹太人。他们的存在本身就是对教会主张提出疑问。最后，炼金术士那种神秘而充满诱惑的研究扩展到更远、更宽的领领域，使人们对那些小的、神秘的但却有一定效果的实验科学产生了兴趣。
人类精神的觉醒，已经不仅仅局限于那些独立的知识分子了。世界上普通人的精神世界也开始苏醒，这在人类以往的历史中从未发生过。除了教士和破坏，似乎基督教义所到之处，都在人们思想中掀起了波澜。它在人们的良心与上帝的正义之间建立了直接的联系。因此，只要有必要，人们就会有勇气对君主、主教和信条做出独立的判断。
11世纪时的欧洲已经重新开始了对哲学的讨论。在巴黎、牛津、波洛尼亚以及其他中心地区已经有了颇具规模和不断发展的大学。中世纪的“经院学派”提出了成套的概念，对各种文字的意义及价值反复进行讨论，为即将到来的科学时代中澄清人们的思想做着必要的准备。以独有的天才傲然于世的是牛津方济各会的罗吉尔·培根（约1210～1293年），近代实验科学之父。在历史上，他的名气仅次于亚里士多德。（光明日报世界文明史欧洲４９左下）
他的著作是嘲弄无知的攻击性的演说，揭露了他那个时代的无知，这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大胆做法。今天，人们可以批评世界既愚蠢又严肃，一切方法也都是幼稚的、拙劣的，各种教条都是幼稚的假设，这并不会有杀身之祸；但对中世纪的人来说，只要没有被杀害，被饿死或死于瘟疫，他们就会虔诚的相信他们的信仰的智慧、完美无缺和不可改变，激烈的反对一切不满的反映。罗吉尔·培根的著作犹如划破暗夜的一道闪电。他通过对增长知识的丰富的建议抨击他那个时代的蒙昧。从他热情的主张实验及知识的积累看，亚里士多德的精神在他的身上又一次体现了。“实验，实验”，这就是培根所反复倡导的。
然而，罗吉尔·培根甚至批判亚里士多德本人，他批判他是因为当时的人们不敢大胆的面对现实，只是坐在屋里研读这位伟大作者的著作的拙劣的拉丁文译本，这是在当时所有能够得到的译本。他以一贯过激的风格写道：“如果我有机会，我会把亚里士多德的书统统烧掉。因为学习他的著作，只不过是浪费时间、产生谬误和增加无知而已。”假如亚里士多德重生，发现人们并没有像他们所崇拜的那样认真的阅读——并且如罗吉尔·培根所说的那样，翻译得如此拙劣，恐怕也会发出同样的感慨。
为了防止入狱或更可怕的事情发生，除了在表面上以正统派做了必要的掩饰外，在他的著作中，培根始终向人类大声疾呼：“不要再受教条和权威的统治；看看这世界吧！”他指出了愚昧的四个主要来源：尊崇权威，墨守成规，无知群众的判断力，以及人类自以为是的劣根性。只要能够克服这四方面，一个强有力的世界就会呈现在人类面前。
“没有划手的用于航行的机器将会出现，这样的大船适合河流和海洋，由一个人驾驶，但比装满划手的大船速度更快。同样，车辆也可以不用畜力，而是自动运转，就像我们相信古时战争中有装满钩刀的战车。飞翔的机器也是可能的，一个人坐在里面操纵某种设备，人造的翅膀就会像飞鸟在天空中飞翔。”
尽管培根这样写，但是人们开始系统的探索他所清楚意识到的存在于人类事务黯淡的表面下的潜在的力量与利益，仍有三个多世纪的时间。
但是撒拉逊世界不仅给基督教国家带来了哲学家和方士的刺激，还带来了造纸术。从某种程度上讲，正是纸使欧洲理性的复活成为可能。纸起源于中国，在中国，纸的使用大概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世纪。公元751年，中国人曾经袭击撒马尔罕的阿拉伯穆斯林，但是被击败。被他们俘虏的中国人中有几个擅长造纸的，阿拉伯人从他们那里学会了造纸术。9世纪以来的阿拉伯纸质文件至今仍保存着。造纸术不是通过希腊，就是在基督教征服西班牙的过程中通过占有摩尔人的造纸作坊传入基督教国家的。但是在基督教统治下的西班牙，其造纸业被大大的破坏了。直到13世纪末，基督教欧洲才造出了上好的纸张。这之后意大利的造纸业开始领先世界。到了14世纪，造纸术才传到德国。直到14世纪末，纸张的丰富及其价格的低廉才使得书籍的印刷成为可能的商业领域。于是，印刷术的出现就是自然和必然的了，因为印刷术是发明当中最容易理解的，从此，世界理性生活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更加丰富多彩的时代。知识不再是从一人的思想到另一个人的思想之间的涓涓细流，而是千万人思想参与其中的广阔的洪流。
印刷术所取得的一个直接的结果，是世界上出现了不计其数的《圣经》。还有一个结果是教科书更便宜了。书本知识迅速传播。不仅世界上的书籍的数量大量增加，而且文字更加清晰，更加容易理解与阅读。不同于过去那种苦苦理解字迹模糊的文章之后再去思考它的意义，现在的读者可以毫无障碍的一边读一边思考了。随着读书的便利性的增长，读者的范围也就扩大了。书籍不再是华丽的装饰性的玩具或学者的宝物。人们开始写作给普通人读和看的书。他们用通俗的语言写作，而不是拉丁文。到14世纪，欧洲开始有了真正的文学史。
以上我们只讲了撒拉逊人对于欧洲复兴所起的作用。现在让我们来看看蒙古远征的影响。蒙古人极大地刺激了欧洲人的地理想象力。在大汗的统治下的一段时期里，整个亚洲和西欧形成了开放的相互交往的局面；所有的道路都暂时性的开放，各国的使者都出现在哈拉和林的宫廷中。欧亚之间因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宗教上的宿怨而建立起的屏障也降低了。罗马教廷抱着使蒙古人皈依基督教的伟大愿望。而蒙古人唯一的宗教是原始的偶像崇拜教萨满教。教皇的使者，印度的佛教徒，巴黎、意大利和中国的工匠，拜占庭及亚美尼亚的商人，混合着阿拉伯的官吏，波斯及印度的天文学家和数学家，都聚集在蒙古的宫廷。我们听了太多的蒙古人的战争和屠杀史，却很少知道他们对于学问的好奇和渴求。蒙古人虽然算不上创造者，但是在知识和方法的传播上，他们对于世界历史的影响却是非常巨大的。从成吉思汗和忽必烈的模糊而浪漫的性格中，每个人都能确信这样的观点：他们的创造力与理解力，至少与成功但自大的亚历山大大帝，或政治幽灵、精力过人却目不识丁的查理曼尼相比毫不逊色。
在这些访问蒙古宫廷的人中，最有趣的是威尼斯人马可·波罗。他后来把自己的故事写成了一本书。大约在公元1272年，他与父亲和叔父到中国去游历。而他们已经到过中国一次。大汗对这两位老波罗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们大汗第一次见到的“拉丁”人。之后，大汗派他们回去寻找能够向他解释基督教的老师和有学问的人，同时也去寻找各种已经引起了他的好奇心的其他欧洲物品。他们带着马可同行的这次访问正是他们的第二次访问。
三位波罗从巴勒斯坦起程，不像上次的探险那样取道克里米亚。他们持有大汗赐予的金牌和其他标示物，这大大的便利了他们的旅行。大汗希望得到一点耶路撒冷圣墓中所点的油灯的油；因此他们先到那里，然后取道西里西亚进入亚美尼亚。他们之所以绕道北行是因为当时埃及苏丹正在进犯蒙古人的领土。之后他们又通过了美索不达米亚到达波斯湾的霍尔木兹，他们似乎计划海上航行。在霍尔木兹，他们遇到了来自印度的商人。由于某种原因，他们并没有乘船，而是向北穿过波斯沙漠，经由巴尔克，翻越帕米尔到达喀什戈尔，再经由和田、罗布泊到黄河流域，最后到了北京。当时大汗正在北京，他们受到了热情的款待。
马可尤其受忽必烈的青睐；他年轻聪慧，并且很明显的他已经精通蒙古语。他曾被授予官职，并多次接受使命，主要是中国的西南地区。他情不自禁的记述了这个幅员辽阔、繁荣昌盛的国家，“沿途都有为旅人准备的非常好的客栈”，“幽雅的葡萄园、田野和花园”，有许多佛教僧侣的“修道院”，大量的“蚕丝和金丝织成的衣料以及精美的绸缎”，“连绵不绝的城邑”等等。这些最初遭到欧洲人的怀疑，继而激发了整个欧洲的想象力。他还谈到了缅甸，谈到它那由数百头大象组成的军队，以及这些大象是怎么被蒙古弓箭手击败；谈到蒙古人是怎样征服巩固的。他还谈到了日本，大大的夸大了日本的黄金量。马可曾做过三年的扬州宣慰使，在中国居民的眼中他可能是与鞑靼人差不多的外国人。他也很可能曾出使过印度。中国史书上提到，1277年，有个叫波罗的人曾做过中书省的官员，这正是对马可故事真实性的一个非常有价值的证明。
《马可·波罗游记》的出版，对欧洲人的想象力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欧洲文学，尤其是那些15世纪的传奇小说中，经常提到《马可·波罗游记》，提到中国、北京等词。
两个世纪后，在《马可·波罗游记》的读者中有一个热那亚的水手克里斯托弗·哥伦布，他产生了一个异想天开的念头，计划向西绕地球航行到达中国。在塞维利亚至今还保存着哥伦布批注过的《马可·波罗游记》。这个热那亚人的思想之所以会转向这一方向，其原因有很多。君士坦丁堡在1453年被土耳其人占领之前，原是东西方世界之间的一个公平的商业贸易中心，热那亚人一直在那里自由经商。而热那亚人的劲敌拉丁系的威尼斯人侵略希腊的土耳其人的同盟者和支持者，因此，当君士坦丁堡被土耳其占领后，开始对热那亚的贸易采取不友好的政策。其次，被人遗忘已久的“地圆说”渐渐地在人们的心中复活。向西航行可以到达中国的想法正是一个相当明显的证据。这种想法得到了两件事情的支持：一是罗盘针的发明，人们在航行中不再依赖晴朗的夜晚，通过观察星象来决定方向；二是诺曼人、加泰鲁尼亚人、热那亚人和葡萄牙人这时都已开始远渡大西洋，到达加那利群岛、马德拉群岛和亚速尔群岛。（延边版107右上）
但是，哥伦布发现在他取得将自己的理想付诸实践的船只之前还有很多困难。他从欧洲的一个宫廷到另一个宫廷去游说，最后在刚刚从摩尔人手中夺回的格拉纳达，他得到了斐迪南和伊莎贝拉的资助，才能够驾驶三艘小船，开始向未知的大洋航行。经过两个月零九天的航行，他到达了一片他认为是印度的大陆，而事实上是块新大陆，它的存在是在旧世界中从未想象过的。他带着黄金、棉花和珍禽异兽回到了西班牙，还带着两个目光炯炯、身上画着花纹的印第安人回去接受洗礼。这两个人之所以被叫做印第安人，是因为哥伦布到死都以为他所发现的大陆是印度。在许多年之后，人们才知道开始意识到整个美洲新大陆加入到世界的资源库中。
哥伦布的成功，极大地刺激了航海业。1479年，葡萄人绕非洲到达印度；1515年，葡萄牙的船只到达爪哇；1519年，受雇于西班牙的葡萄牙航海家麦哲伦，率领五艘船从塞维利亚向西航行，其中一艘名为维多利亚号的船于1522年返回塞维利亚，这是历史上环球航行的第一艘船。出发时船上有280人，只有31人生还，麦哲伦自己就在菲律宾群岛被杀害了。
印刷书籍的出现，完全被证实的球形世界的现实，新大陆，奇珍异兽，奇风异俗，在海上、空中、远航路途中的新发现，以及生活的物质资料，都在欧洲人的思想中突然出现。那些久被埋没和遗忘的希腊经典也迅速被翻印和研究，在人们的思想中染上了柏拉图的梦想以及共和国时代的自由与严肃的传统的色彩。罗马的统治曾第一次将法律与秩序带到西欧，拉丁教会又将它复活。但是不管是在异教的罗马，还是在天主教的罗马统治下，好奇和革新总是被宗教制度压抑和遏制。拉丁思想的统治，至此走向末路。从13世纪到16世纪，幸亏受到闪米特人以及蒙古人的刺激性影响和古希腊经典的重新发现，欧洲的雅利安人才得以摆脱拉丁传统，再次崛起，成为人类精神和物质的领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