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道融，荆州人。《直斋书录解题》卷一九诗集类著录《东浮集》解题云：“唐荆南崔道融撰”。案唐荆南节度使驻节荆州。《唐才子传校笺》卷九《崔道融传》云：“道融，荆人也。”《唐诗品汇·诗人爵里详节》云：“崔道融，荆州人。”以是知之。亦或谓博陵人。黄滔《丈六金身碑》有“右补阙博陵崔征君道融”云云，又《祭崔补阙道融》有“故右补阙博陵崔府君之灵”云云。《全唐文》卷八二五、卷八二六。《新唐书》卷七二下《宰相世系表》博陵安平崔氏：“道融，右补阙。”案博陵郡即唐之定州，《通典》卷一七八《州郡》。为唐时著名大姓崔氏的郡望。唐人喜讲郡望，故此所谓博陵崔道融者，盖指其郡望，而非实际出生及生活地。
《丈六金身碑》云：“座客有右省常侍陇西李公洵、翰林承旨制诰兵部侍郎昌黎韩公、中书舍人琊王公涤、右补阙博陵崔征君道融、大司农琊王公标、吏部郎中谯国夏侯公淑、司勋员外郎王公拯、刑部员外郎宏农杨公承休、宏文馆直学士宏农杨公赞图，宏文馆直学士琊王公倜、集贤殿校理吴郡归公传懿，皆以文学之奥比偃商，侍从之声齐褒向，甲乙升第，岩廊韫望。”案“甲乙升第”，意谓名登科榜，则崔道融似曾应举及第。然据《登科记考》，韩、王涤、杨赞图三人确为进士及第者，其他人则于文献无征。可见所谓“甲乙升第”者，笼统言之，不足为凭。不过，崔道融虽无登第之实，似有应举之事。据其《秋夕》诗：“自怜三十未西游，傍水寻山遇却秋。一夜雨声多少事，不思量尽到心头”《全唐诗》卷七一四。案唐代西游之地，最可注目者无过于长安，而当时士子不应举者又绝鲜。故玩味诗意，“西游”之语乃暗喻西至长安，则其大叹而立之年尚未应举，成为“心头”之事，念念不置。《祭崔补阙道融》文曰：“洎博陵君之生也，迥禀高奇，兼之文学，近则继李飞之蜕随贡”。此盖科场失利之饰辞。
崔道融有《献浙东柳大夫》一诗，而据《新唐书》卷一九〇《刘汉宏传》：“乾符末……会浙东观察使柳得罪，乃授汉宏观察使，代之。”又据《嘉泰会稽志》卷二《太守》题名：“柳，乾符六年十月，自给事中授[浙东观察使]。刘汉宏，广明元年十一月，自宿州刺授[浙东观察使]。”案唐制，节度使、观察使等使职例带宪衔。则此诗题所谓“大夫”，即为御史大夫之省。是知“浙东柳大夫”者，乃指柳，僖宗乾符六年至广明元年任浙东观察使，则崔道融此时正在浙东。其有《雪窦禅师》诗曰：“雪窦峰前一派悬，雪窦五月无炎天。客尘半日洗欲尽，师到白头林下禅。”案雪窦禅师指雪窦山常通禅师，唐僖宗光启中，领徒至四明。昭宗大顺二年，郡守请居雪窦。《景德传灯录》卷一一《明公雪窦山常通禅师》。又案雪窦峰为四明山之别峰，唐时在浙东观察使所属越州余姚县境。《元和郡县图志》卷二六《越州》。是知其于昭宗初年，仍寓居浙东。
昭宗乾宁二年，崔道融已寓居永嘉，并自号“东瓯散人”。《直斋书录解题》卷一九《东浮集》解题。案唐之温州隶属江南道浙东观察使，“本汉会稽东部之地，初闽君摇有功于汉，封为‘东瓯王’”，“永嘉县即汉回浦县之东瓯乡”《元和郡县图志》卷二六《温州》。此盖自号之由来。其《元日有题》诗：“十载元正酒，相欢意转深。自量麋鹿分，只合在山林。”④《全唐诗》卷七一四。或为多年寓居永嘉之写照。寓居永嘉时，与名僧广利有交往。《山居卧疾广利大师见访》诗：“桐谷孙枝已上弦，野人犹卧白云边。九天飞锡应相诮，三到行朝二十年。”④案广利大师俗姓吴，永嘉人，自幼剃度为僧。工诗善画，“昭宗诏对御榻前书，赐紫方袍。后谒华帅韩建，荐号曰广利。自华下归故乡”。《宋高僧传》卷三〇《后唐明州国宁寺光传》。据《唐方镇年表》卷八《华州》条，韩建于昭宗后期为华帅。又案诗中自称“野人”，虽为谦辞，但至少说明此时在永嘉还是平民身份。
此后，崔道融为养亲而出任永嘉县令。《唐才子传校笺》卷九《崔道融传》云：“出为永嘉宰。”笺注曰：“按此未见唐宋典籍之记载。然元后诸书，如高《唐诗品汇·诗人爵里详节》、《全唐诗》、《全五代诗》小传、《十国春秋》本传则均记其曾为永嘉令。胡震亨《唐音戊签》则以为道融未曾官永嘉，《唐音统签》卷八一三崔道融小传谓“唐末不仕”，又自注曰：“高谓为永嘉令，误也。”案黄滔《祭崔补阙道融》文曰：“不辞小国之权，盖切高堂之养。”所仕虽为地方小官，但若谓之“不仕”，则显然非矣。其时，黄滔与崔道融同在闽中，故不致于误记。盖胡氏未参考此文而有误说。又案高之说，盖本之于《唐才子传》。诸说不一。考黄滔《祭崔补阙》云：‘洎博陵崔君之生也，迥禀高奇，兼之文学。近则继李飞之蜕随贡，远则同毛义之志奉亲。东浮谢公旧州，式避戈戟。遁于仙岩谷，克业经纶。而以美酒肉，泽馨川媚，五辟三顾，悬榻开樽，不辞小国之权，盖切高堂之养。’按此处‘谢公’乃指谢灵运，而‘谢公之旧州’，据《宋书》卷六七《谢灵运传》所载：‘少帝即位，权在大臣，灵运构扇异同，非毁执政，司徒徐羡之等患之，出为永嘉太守。’则此‘旧州’系指永嘉。据祭文所记，道融乃在避乱永嘉时，屡为州郡所辟，遂‘不辞小国之权’出任县职，以奉养高堂。如此，则道融之官永嘉似实有其事。然祭文亦未明言道融出任何职，《才子传》所言或亦为揣测之辞。”案，崔道融出任永嘉令确有其事，而非似有其事，亦非辛氏“揣测之辞”。祭文引据汉代之典，即所谓“同毛义之志奉亲”，明白喻示其为县宰。《后汉书》卷三九《毛义传》：“庐江毛义少节，家贫，以孝行称。南阳人张奉慕其名，往候之。坐定而府檄适至，以义守令，义奉檄而入，喜动颜色。奉者，志尚士也，心贱之，自恨来，固辞而去。及义母死，去官行服。数辟公府，为县令，进退必以礼。后举贤良，公车征，遂不至。张奉叹曰：‘贤者固不可测。往日之喜，乃为亲屈也。斯盖所谓‘家贫亲老，不择官而仕’者也。’”
崔道融至迟于哀帝天四年之前避地入闽，并以右补阙为朝廷征召而不赴。《祭崔补阙道融文》曰：“既而大君之思梦说，四辅之急荐雄，系三诏而就门，参七人而列职。仲舒谒帝，必演《春秋》，吕望投竿，定为师傅。奈何龙蛇起陆，乌兔无光，莫扶刘氏之宗祧，空泣袁安之涕泗。瓯中越绝，养素守蒙，贤王之结嘉姻，时议之期良辅。岂意皇天不，白日无凭，消渴之亟茂陵，少微之入瑶桂。芝焚兰，梁坏山颓，虽人生之有定期，实士德之为不幸。”案此段文字比较隐晦，试略诠之。“说”指殷商傅说，“雄”指汉代扬雄。“仲舒”两句喻其被征而欲展才，“吕望”两句喻其年老而将得志。“奈何”两句喻强藩觊位，皇室衰微。“莫扶”两句喻唐帝受挟，无力扶持。《后汉书》卷四五《袁安传》：“安以天子幼弱，外戚擅权，每朝会进见，及与公卿言国家事，未尝不噫呜流涕。”“瓯中”两句喻其恬隐闽中。“贤王”之句似指王知与崔道融或崔氏族人结为姻亲。案王知于唐末封为琅琊王，而其长子王延翰之妻正是姓崔氏。马令《南唐书》卷二八《闽国王氏传》，《新五代史》卷六八《闽世家》。据《丈六金身碑》所载，王知于唐哀帝天四年正月十八日举行丈六金身佛像落成典礼时，在座宾客中有“右补阙博陵崔征君道融”，且云彼等皆“东浮荆襄，南游吴楚，谓安莫安于闽越，诚莫诚于我公。”案征君乃征士之敬称，朝廷征召而未就者之谓也。可见崔道融于天四年正月之前已经受诏为右补阙。此时距崔道融去浙来闽之日未几，《十国春秋》卷九五《崔道融传》。何况由推荐到被征召，尚需相当时日。故其受“四辅之急荐”，是在浙抑在闽，还难遽断。《十国春秋》先记其为右补阙，然后记其避地入闽，颇有道理。然而《唐才子传校笺》卷九《崔道融传》笺注曰：“其被征，据祭文所言‘四辅之急荐雄’一语，当系为闽王王知所荐。”据《旧五代史》卷四《太祖纪》、《资治通鉴》卷二六七梁太祖开平三年四月条，知王知于后梁开平三年四月，方被封为闽王。故此前不得称王知为闽王。否则，真要是以崔道融为闽王所荐，一则时间迟至改朝换代的梁开平三年之后，二则乃荐于后梁而非李唐，颇不合祭文所叙。
崔道融之卒年，祭文未明言，《十国春秋》本传谓入闽未久即病逝，《唐才子传校笺》考其卒于天四年春，庶几近是。则崔道融当为晚唐人无疑。而胡应麟谓其为中唐人，《诗薮·外编》卷三。显然非矣。
据《祭崔补阙道融》文：“识通龟策，握耀蛇珠，数百篇有唐之诗，数千字中兴之书，国风骚雅，王佐谋”。合于宋元公私书目著录之实。崔道融有诗文集两种：《东浮集》与《申唐诗》。案崔道融“东浮谢公旧州，式避戈戟”，则其《东浮集》之命名当以此，所收诗文亦当作于此时。《唐音统签》卷八一三崔道融小传。而《申唐诗》之取义，乃以其“述唐中世以前事实”。《直斋书录解题》卷一九《申唐诗》解题。
《崇文总目》卷五别集类四著录：“《申唐诗》三卷，崔道融撰。”《新唐书》卷六〇《艺文志》别集类著录：“崔道融《申唐诗》三卷。”《遂初堂书目》别集类著录：“崔道融《东浮集》。”《通志·艺文略》第八别集类著录：“崔道融《申唐诗》三卷。”《直斋书录解题》卷一九诗集类著录：“《东浮集》九卷，唐荆南崔道融撰。自称‘东瓯散人’，乾宁乙卯，[寓]永嘉山斋编成。盖避地于此。今缺第十卷。”又著录：“《唐诗》三卷，崔道融撰。皆四言诗，述唐中世以前事实，事为一篇，篇各有小序，凡六十九篇。”案“唐诗”之“唐”字上当夺一“申”字。《宋史》卷二〇八《艺文志》别集类著录：“《崔道融集》九卷。”又著录：“崔道融《申唐诗》三卷。”
《唐才子传校笺》卷九《崔道融传》云：“有《申唐集》十卷，自序云：‘乾符乙卯夏，寓永嘉山斋，收拾草稿，得五百余篇。’今存于世。”笺注曰：“《申唐诗》诸家皆记为三卷，《才子传》云十卷，误。十卷者乃《东浮集》原有卷数，然至南宋陈振孙时已佚去一卷，存九卷，元《宋史·艺文志》亦仅记九卷，则辛氏时已无十卷本之《东浮集》，更遑论所谓十卷之《申唐诗》。又《才子传》所记道融集《自序》，亦非《申唐集》之序。据《直斋》所记，此乃序《东浮集》者……又《才子传》所引序文盖本《直斋》，然《直斋》所记乃‘乾宁乙卯’，而非‘乾符乙卯’，乾符无乙卯岁。乾宁乙卯为乾宁二年（895）。”案此所辩甚力，亦多是。惟云《东浮集》在陈振孙时已佚去一卷，至辛文房时已无十卷之本，则似可商。《直斋》明言“今缺第十卷”，乃陈氏所藏者缺第十卷，仅存九卷，非原集已缺。盖陈氏所著录之书，皆为其自藏且目验者，故所记卷帙乃现存实数。《宋志》仅据前代书目过录，不足凭信。又谓《唐才子传》所引序文本之于《直斋》，似有不妥。仔细比观《直斋》与《唐才子传》所引文字，可看出《直斋》是撮取原序之意成文，《唐才子传》则抄录原序之句成文。尤其是“五百余篇”之数很具体，非是悬测所能得者，亦合《祭崔补阙道融》文所记“数百篇有唐之诗”。故此，《唐才子传》所引当据《东浮集》原序，由此进而疑“《申唐集》十卷”一语，在“申唐”与“集”之间有文字讹脱。
到了明代，据有关文献记载，《东浮集》已经散佚，《唐音统签》卷八一三崔道融小传。《申唐诗》则在若有若无之间。《唐诗品汇·诗人爵里详节》崔道融小传谓“有《申唐诗》三卷”。不悉此乃实见，抑或过录书目？《四溟诗话》卷一云：“韦孟《讽谏》诗，乃四言长篇之祖，忠鲠有余，温厚不足。太白《雪谗》诗百忧章，去韦孟远矣。崔道融《述唐事实》（案指《申唐诗》）云六十九篇，志于高古而力不逮。”谢榛若不曾阅《申唐诗》，何以得与韦孟、李白之诗比较而论？然检今存明代公私书目，于《申唐诗》一无著录。又据《唐音统签》卷八一三崔道融小传云“《申唐诗》亡”，则胡氏已不见此集。是知高氏、谢氏并未寓目，或抄袭书目，或剿袭他说而已。
《申唐诗》片言不存，难窥其意。案柳宗元有《唐铙歌鼓曲十二篇》，自序其创作主旨云：“纪高祖、太宗功能之神奇，因以知取天下之勤劳，命将用师之艰难。”十二篇皆写唐初重大史事，每篇系以小序，略述本事。惟其为句，乃三字、四字、五字不等。而据《直斋》，谓崔氏之作亦“皆四言诗，述唐中世以前事实，事为一篇，篇各有小序”。岂继柳氏之遗意者欤？
《全唐诗》卷七一四收崔道融诗一卷，其中有咏史诗十三首，均为五、七言绝句，颇见佳什。如《西施》：“萝山下如花女，占得姑苏台上春。一笑不能忘敌国，五湖何处有功臣。”若非西施内应，范蠡何得建功？讽意宛然。又如《过隆中》：“玄德苍黄起卧龙，鼎分天下一言中。可怜蜀国关张后，不见商量徐庶功。”诸葛亮为人谨慎，事必躬亲，在发现和利用人才上也是靠其个人来物色和考察。此诗即含蓄委婉地喻示，诸葛亮未能像当年刘备那样地利用徐庶的推荐而得到他这个人才，不能集思广益地求取人才，致使在关张亡后，蜀汉人才不继。由此及彼而测之，《申唐诗》之咏当有可观。九褚载《咏史诗》考论唐代咏史组诗考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