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一眼看出我的美好误会,马上说:“唉,不是写那种奶油音乐的!”他停顿了一会儿又说:“你看上去像是听门德尔松的那种人,或者威尔第。”
我说他过高估计我的品位了。他问我喜欢什么音乐,我说眼下我最喜欢没音乐,喜欢耳朵里清静。我问他到底是搞哪一类音乐的,他指的奶油音乐范畴怎样划,他却打听起我的行当来。
没等我回答,他说:“你要真是学文学的,你可惨了,连在地铁站里拉拉琴,挣个小钱的机会都没有。”
“那你呢?是不是在地铁里拉琴挣小钱?”
“过去干过,好多年前了,”他看出我松了口气,接着说,“贪图那点儿小钱,把琴都拉坏了,变成了油条。”
他看着灯光之外的黑暗,又说:“学文学?拿他们的语言,学他们的文学,除非你嫁个阔佬儿。嫁了阔佬儿别说学文学,学哲学都行。”
我说:“你看,出路不是有了?”
“你的男朋友是阔佬吗?就是你在车上给他写信的那个?”他眼里有损我的意思。
“他不是我男朋友。”
里昂搂住我的姿势变得很僵。
我说:“他是我的未婚夫。”
“他怎么样?可以供你学哲学吗?”
“学哲学和文学有什么不好?”
“没什么不好,只不过这两样是不用学的。尤其用不着嫁个阔佬儿去学。”
“他不是阔佬儿。”
“跟我比人人都是阔佬。”他笑笑,既温情又自豪。那是他对音乐的温情,是由于自己能对音乐如此钟爱而产生的自豪。
我看着他精细的侧面轮廓:他欠缺营养的面色,他有上顿没下顿的细长身板,心想,他还认为我惨呢。
在站外空旷的停车场上,他要我和他来回走动,免得冻死。他告诉我千万别寄希望于他的朋友,他们至少要给他一小时的罪受,才会姗姗出现。这一小时不错,足够我们混熟。他可以告诉我有关他的家庭、他的音乐,或许还有他的女朋友。他说他父亲是天津人,童年的时候去了印度尼西亚,他的一家是在六十年代中期迁移美国的。谈到这些,他似乎拿不出劲头,能省略的全省略。我非常想把话题转向他的女朋友。我的兴致不够单纯,不是那种纯粹的无聊。我似乎感到一丝不好受,而我吃不准我妒忌什么。
他却说:“你一会儿就见到她了。”
“你们怎么分手了呢?”我装得自然活泼,没心没肺。
他很生硬地突然陷入沉默。我只得自找台阶下台:“你不想说没关系。”
我和他闷着走了一个来回。我受不住这沉闷,同一个大致是陌生人的男性相依相偎,又谁也不理谁,气氛很古怪。
我说:“喂,要不要听听我的身世?”
他说:“要听。”他这么老实巴交,我出声地笑起来。
“你能猜到我过去干过什么吗?”
他站下来,转身正面看着我,把我从头看到脚,然后说:“不知道。”他稍微想了一下,又说:“你刚上车的时候,我想,这女人穿得这么规矩,肯定是个护士,要不就是个会计。”
我说:“你肯定会想,她这么土。”
他笑起来,他确实在心里用的是“土”这个字眼儿。
“你朝我走过来的时候,我想,还好,气质还好,穿着方面,我可以劝劝她……”
我说:“噢,像你们这样,穿得脏兮兮的,就艺术了?”
“我当时还想,这女人走路背挺那么直,像大兵操演。”
“还有什么像大兵?”
“我从来没接触过大兵。”他说着,手又搭回我肩上。风从西北方向吹来,他的脊梁找着风口。他和我离得近极了,相互的呼吸都受些拘束。他说:这样你还冷吗?我摇摇头,看见他的马尾辫梢给风吹得很乱。我大体上估算出了他的年龄:他与我该是同龄。
我说:“我当过大兵。”
他看我一眼,没把它当真。他刚才说我像大兵的时候其实是把那个可能性排除了。
“真的,当了四年大兵。”
“是吗?一定是奶油兵。”他还是不拿它当真。同不少美国人一样,他认为实在当不了别的才去当兵。他笑着问:“后来呢?”
“后来?后来当军官了。”
“有意思,”他说,“挺有趣。”
“你不信?”
“我信。”
“我手枪打得特准,也打过卡宾枪。上过前线,搬过尸体,喝过钢盔里煮的鸡汤。除了杀人放火,我什么都干过。”
他看看我,意思是:就你?!
“我还发现了一个快死的伤兵,下巴被打没了,爬满了红蚂蚁。怎么样,不是奶油兵吧?”我感觉他搂在我肩上的手松懈了不少,我奇怪自己竟让这个叫里昂的人了解我这么多,连安德烈都不知道我的戎马生涯中有这些血淋淋的细节。我是特别信任这个萍水相逢的男子,还是在虚张声势,好让他明白我是可以张牙舞爪的,一旦他动了什么不良脑筋,收拾我可不怎么省力。假如我对他的坦白是出于信任,我又是哪里来的这份信任呢?
只因为他和我同是黄皮肤黑头发?同样自命不凡地认为自己所干的是什么艺术?同样在挣扎着付房租吃饱饭,从而可以从事一种无聊,从而把这无聊当作高贵的情操?……这个荒寂的深夜,给了我们天涯沦落的假象。这假象掩去了我们彼此陌生的事实。
他迅速看了我一眼说:“能看得出来。”
我问他看得出什么来。
他说:“你是个大兵。”
“你讨厌大兵?”
“我可以试试,看我会不会讨厌,”他搂住我的臂膀恢复了自然,他笑笑,“可能大兵会好些,不那么麻烦。”
我问他指的是什么麻烦。
他说:“你知道的——女人都很麻烦。”他深喘一口气,胸脯挤了我一下。“不过换一个人,肯定认为你很乖——穿这样一件雪白衣服,牛仔裤一尘不染,好像天下人只剩了你,也轮不上你去打仗。可是我看得出你很强,”他改口讲英文,“你是块啃不动的饼干。”
“你骂人吧?”我大声说。
“看你怎么理解了,也在于谁来理解。有人喜欢啃不动的饼干,有人讨厌。对于喜欢的人,就不是骂人。”
我笑起来。我这种笑法十五年前就停止了。我看见自己的笑在寒冷中形成久久不散的一团白雾。这个夜晚把我弄得有些反常。极其反常。
一小时十五分钟过去。我和里昂同时听见了一台拖拉机的声响由远而近。两分钟之后,那响动震得空气都哆嗦起来。里昂说:“来了。”在停车场进口处,一辆六十年代末的巨型凯迪拉克开了过来。它是银灰色的,不像是漆,而像是原始金属就那样一丝不挂地袒露着。它气势磅礴地转了个弯,仿佛它是艘航空母舰。它的造型带有侵略性,人对宇宙和海洋的狂妄扩张,就在这形状中。车窗被摇下去,一个嗓门从里面射出来:“TMD里昂,除了你还有谁了!”
车近了,我看见驾驶这个不可多见的怪物的是个娇小的金发女郎。她旁边坐着的是个壮硕的中国男人,操着北京口音极重的英文。
里昂说:“知道你就会迟到!你有不迟到的时候吗?”他双手拉住后车门,整个身子向后倾斜。门沉重地开了,他比画着请我上车,嘴仍然没闲着:“你恐怕参加你自己的葬礼都会迟到!”
“我们做爱总得结束吧?你打电话来的时候,我们正做到一半!”壮硕男子说。他调转过身,正面朝着我和里昂,伸出一只手过来:“海青——大海的海,青天的青。”我握了握他正方形的手掌,说了句非常高兴认识你之类的礼貌废话。
驾车的金发女郎也朝我扬扬手,然后问里昂:“收到我寄给你的生日卡了吗?”
里昂说:“收到了,谢了!”
海青后背朝着前方,两个胳膊肘平趴在前排座位的靠背上。他笑着说:“不告诉我名字没关系的。我完全理解——里昂这小漂亮哥儿常常在街上勾搭无名少女。”
里昂笑嘻嘻地说:“你闭嘴。”
海青说:“真的真的,他勾搭成功了,就领到我那里去开房。”
我说:“那你可是间接地祸害少女。”
海青洪亮地笑起来。里昂看了我一眼,像是我很给他面子,这么开得起玩笑。海青的五官相当端正,脸形也不错。他和里昂一样,梳根马尾,只是他的马尾比小手指还细,因为他的头顶彻底秃光了。
“唉,她到底是谁?我正经问你啊!”海青对里昂说,“不是你女朋友吧?”
“女朋友怎么了?女朋友未来时。”里昂说。
海青马上转身回去,拍拍金发女郎的肩膀:“嘿,听见没有,里昂今晚是什么艳福——一个过去的女朋友,一个未来的女朋友!”
金发女郎从后视镜里看看我,温柔得很。她穿一件黑色的大毛衣,很可能是海青的,领口太大,使得她一个肩头露在了外面。她的金发不像其他美国女性那样闪着清洁的光亮,它像是有些起黏。她抿嘴朝我笑一下。里昂怎么舍得这么温柔美丽的小姑娘,让她落到侉头侉脑的海青手里去了?在她的目光离开我时,我突然捕捉到了什么——同情。仿佛她的潜语是:我受完了,现在轮上你了;又仿佛是:你要好好待他,你会好好待他吗……
里昂靠在椅背上,眼睛看着飞快刷过窗口的灯火。对于我,他似乎是说得过去了,为我找到了这一夜的避难所,并且有海青七拉八扯地和每一个人说话,他也不必再尽职地和我对话。他和我之间有了种奇怪的距离。我很快发现他和所有人之间都有这个距离,这给了他一副挑剔的,抑或是大度的神态,局外地听着看着周围的一切,似乎不懂所有人在热络地交流什么,是什么使这些蠢话变得有趣,而他对一切热络的愚蠢都可以海涵。他就这样把海青、我、金发女郎之间的蠢话听进去,含着轻蔑的微笑,允许这些蠢话进行下去。
海青要照顾前后都有听众,因此音量放得很大。他说:“里昂你知道吗?王阿花找了个工作,上星期三去面试了。你知道工作是干什么的吗?就是在台灯罩上画工笔画。画一只灯罩十二块钱。不错吧?其实画一只要不了一小时。王阿花眼睛都画成斗鸡眼了,阿花,对吧?”他拍拍金发女郎的肩。
我这才明白过来,金发女郎的名字叫王阿花。
海青说:“怎么样?王阿花这名字棒吧?是里昂勾搭她前期为她起的。”他又说:“阿花,我沾你的光,今年冬天可以享受暖气了。唉,里昂,你上次出车祸的钱,什么时候保险公司才能赔给你?”
里昂一声不吭。
“你小子是不是已经把钱贪污了?告诉你,你不还我,我只好一直让王阿花画灯罩画下去。她毕业作品画不出来是你的罪过。阿花,你心里有数,谁是真正的吸血鬼。”
里昂说:“你们那儿有吃的没有?”
王阿花说有,海青说没有。俩人同时开口。然后海青说:“王阿花就这点没劲,除了实话,什么话都不会说。”
王阿花是个寡言的女孩,同意什么不同意什么都是笑笑。但从她的笑中你看得出她的同意和不同意都是多么肯定,多么执拗。
进了海青和王阿花的家,我发现它是个旧仓库,非常辽阔荒凉,天花板有两层楼那么高,窗子巨大,上面有无数块玻璃。一些玻璃碎了,被三合板取而代之,没碎的玻璃全成了铅色。
里昂的手忽然捏了一下我的手,对我耳语:“别露出你的恐惧。”
我对他笑笑,他也对我笑笑。在凯迪拉克车厢里,我和他中断了对话,而对话之下的却都在进行。了解在持续的无言下飞快成熟,此刻我们相视一笑,已熟得令人怦然心动。
海青和王阿花进门之后就飞快消失了。里昂把我领到一个空荡荡的场地,一个电炉在赤裸的水泥地面上,上面坐了口不锈钢大锅。整个空间的宽阔把原本不小的物件弄得不成比例。我和里昂都显得不成比例的小。我环视周围,看见一台冰箱、一张餐桌和四把形状各异、新旧有别的椅子不着边际地搁置在空旷中。里昂招呼我坐下,交代说那把白色椅子比较牢靠,也比较舒适。他像主人一样走向冰箱,拉开门,眼睛在里面搜寻。冰箱没有启动,里昂告诉我它即便启动也不会比这房子本身的温度低多少。他在昏暗的冰箱里捣鼓了一阵,找到两捆芦笋。他走到远远的角落,消失在一块布门帘后面。我发现在这房子内,从一处到另一处必须步行颇长的距离。从冰箱到电炉至少得步行二十秒钟,而从我所坐的椅子到角落的布帘,就不能迈方步了,就得像里昂刚才那样小跑。此时从布帘后面传出哗哗的水声,声音在光秃的墙壁与地面上飞溅,回音十分喧哗。
里昂手捧着洗过的芦笋从布帘后面复出,告诉我可以进入帘内去方便。
我步行了颇长时间,才到达这个“写意”的卫生间,发现只有一个水泥砌的方形水池,和国内的公用水池近似。水池上方有个粗大的水龙头。大概在三十年代这仓库刚建成时它就在这里了。我研究着水池的多用性,判断是:只有攀到它的一掌宽的池沿上,两只脚各踩住长方形的一条边,面朝池内蹲下——一个多么不雅的、杂技般的姿势。
这时里昂遥远地指教着我:“手抓住水龙头,抓稳了再蹲下。没错,姿势很难看,不过谁也看不见你!”
我按他教的进行每一个招式,完成了动作,放出碗口粗的水流,冲洗了水池,下水道发出低回深沉的声响,如同消化力极其强大的肠道。我系着裤子,一面任水龙头宣泄。我想,清洗食物和排泄之间,只隔着这股水流。正如流浪汉们和海青、王阿花之间,仅是墙外野营和墙内野营的区别。
我对着水池上方一面镜子理头发,隔着布帘大声问里昂:洗澡也是这里吗?
里昂大声回答:“对呀。所以海青和王阿花从来不感冒。”
我走出“洗手间”,说:“冬天怎么办?也洗这么冷的水?”
“很多阔人不是自找的洗冷水澡吗?在阔佬那儿,什么自作自受都是疗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