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人惊讶的是，女人个个对H.唯命是从。她们一个个被指挥进爱他的圈套。然而，她们还没来得及在他的身边进入角色，就已经被他抛弃了。对此她们忍气吞声，因为她们仍然在音乐方面为他工作。如果她们为他干活，那他仍然态度认真、仔细。因此，从前的气氛总还能挽留下一些。没一个人放弃这样的希望，即他哪天会突然对她旧情复燃。这些女人相互间几乎不争风吃醋，因为单独和他在一起的时候，每个人都感到自己受到他的赞扬，并且要保住受到赞扬的这个秘密。争取到这样的机会，不让他人知道，比相互之间钩心斗角、争风吃醋要重要得多。因嫉妒而做出什么举动，在他那儿是不会起到什么作用的。没人能影响得了他，他是自以为是的独裁者，可以随心所欲。
当然，也有例外：有一个女人——可以说是出于历史原因——有嫉妒的义务，并且常常履行这项义务。在斯特拉斯堡逗留的日子里，与H.在公开场合出双入对的，是古斯特尔，他的第四任太太。她走进这一角色的时间还不长，在来斯特拉斯堡之前的几周，才真正和他结合到一块儿。在此之前她犹豫了很久，到底做不做他的第四任太太。她这样做是事出有因的，因为她曾经是他的第一任太太。早年，当他在柏林还是一个无名小卒，只有通过勤奋工作来达到成名成家的目的的时候，她就帮助过他。他称她为他的印第安人，她那微红的肤色让人联想到印第安人。她身上有某种遗传的东西，少言寡语和忠诚又强化了她身上的这种遗传。她很少说话，一旦说起话来，则语气生硬，像爆豆子似的。当时她仿佛被绑在刑讯柱上，横下一条心，什么也不说。当然，她也有克制自己的能力。打从一开始，她就以工作的方式来帮助他。没有哪样文字工作不是她做的：书信、协议、日程，所有的组织工作当时都是她经手。她不懈努力，直到将一切可得到的争取到手为止。即便这些女人开始接近他，甚至与他同床共枕，她的感受却是：他每成功一次，自己所承受的折磨就愈加变得无以数计、无法预料，但她仍然站在柱子那里不动，给自己增添新的痛苦。他也是一个话不多的人，跟她一样，从他嘴里几乎掏不出什么话来。她对自己的不幸保持沉默，他则对自己的幸运保持沉默。他们两人的嘴唇都很薄，并且都是紧闭的。
他在还很年轻的时候，就作为富尔特温格勒[40]的继任者来到法兰克福，接过撒尔堡乐团的指挥棒，并认识了盖尔达·米勒，当时最具魅力的女演员之一，我少年时代的彭忒西勒娅。为了盖尔达·米勒，他离开了古斯特尔，而且堂而皇之。与盖尔达·米勒结合，让他结识了与古斯特尔完全相反的一个女人。热烈而奔放的激情，强悍而粗暴的角色，一种力量因她而存在，不服务于任何人。在她这里，刑讯柱不是美德，只会是无能的表现。H.对舞台和戏剧的兴趣，也许就是在这一时期萌发的。他这一时期的生活一定是他私生活中最热火朝天的一段。古斯特尔完全退居幕后，被迫尝试平静而不耗费心血的生活。她找到了一个朋友，与他美满地生活了七年。
H.几乎没有跟我提起过盖尔达·米勒，却对我提到了他的第三个妻子。尽管她在他的生活中只是短暂一现的昙花，但却是唯一一个违背他的意愿离他而去的女人。她叫加罗拉·内赫，也是一名演员。与盖尔达·米勒不同，她不是逃避到酒精中去，而是喜欢冒险，只有非常刺激的东西才能让她感兴趣。
斯特拉斯堡之后过了大约一二年的样子，我去温特图尔[41]拜访H.。那时他是维尔纳·莱茵哈特乐团的领导。在那儿我听了他的一场音乐会。音乐会结束时，已经很晚了，我去他的房间看他。我感到他有些心神不宁，而这与他一贯的压制与统治作风不同。他自己也仿佛很沮丧，好像谁战胜了他一样，而音乐会其实开得挺好的，一定不比以往的差。虽然时间已经很晚，他还是让我留下来。他奇怪地把房间扫了一圈，像看见幽灵一样。没一样东西让他的目光在上面长时间逗留。他东张张西望望，瞧都不瞧我一眼，而他原本是让我来听他说话的。他的这种漫不经心让我感到奇怪。我还没见过他这副模样，因此我安静地坐着。突然，他爆发了，情绪激动地对我说：“就是在这里，就在这间房间，我们进行了最后一次谈话。我们谈了一个通宵。”我没有想到他情绪会这么激动。接着他断断续续，几乎是气喘吁吁，把他与加罗拉·内赫之间所做的最后一次谈话讲述给我听。
她想离开他，他则恳请她留下。她想要做点什么，这样的生活对她来说缺少了点什么。她要撂下一切，她的演艺事业，她的荣誉，还有他，H.。她嘲笑他是稻草人指挥，瞧不起他，因为他站在音乐会观众面前，却不知道在为谁指挥、为谁流汗，而这又是怎样的汗水呀，是白费力，毫无意义。对她来说具有意义的，只有她认识的来自贝斯阿拉伯[42]的一名大学生。这名大学生愿意拿生命去冒险，天不怕地不怕，不怕坐牢，也不怕被枪杀。H.感到，她说这话是当真的，但他认为自己有把握挽留住她。到目前为止，他征服了一切，包括每一个女人。如果有谁要离开，那也是他。他只在自己认为合适的时候离开。他使尽一切手段说服她留下。他威胁要把她关起来。他必须保护她，不能让她糟蹋自己。照这样下去，她一定只有死路一条。那个大学生什么也不是，一个毛头小伙子，毫无生活经验。他咒骂这个大学生，把她刚才骂他和他的指挥职业的那些话，一股脑儿奉还了回去。每当他攻击这个大学生的人格，她好像就有些动摇。她声称，自己看重的是他的事业，而非他这个人。如果换作另一个人，这个人的事业同样令她痴迷的话，那他也一定会给她留下深刻印象的。这场争斗持续了一整夜。他想通过疲劳战来让她服软，但她坚毅刚强，嘴里叫骂着，不情愿地屈服于他身体的进攻。到后来，那已经是第二天的早上了，他以为自己征服了她，因为她睡着了。在他合上眼睛之前，还得意地看了她一眼。但等他一觉醒来，已经不见了她的踪影，并且她再也没有回来过。
他等她回来，等了一天又一天，一周又一周。他想等到一个消息，但一无所获。他不知道她去了哪儿，没一个人知道她的下落。他让人去打听，得到的结果是：那个大学生也失踪了，就是说，像她所威胁的那样，她跟他私奔了。从所有认识她的剧院传来的消息都是同样的。她消失得无影无踪，并且没有给任何人留下一个字。他还属于知道情况最多的人，因为在这之前他们争斗了一夜。他感到像被人从他身体底下把她抢走了一样。他承受不了这个打击，再也无法工作。他崩溃了，感到走投无路。
他的状况非常令人担忧，因此他请求古斯特尔，求她回到自己的身边。他需要她，他发誓，永远都不会再离她而去。她可以提出任何条件。他永远都不会再对她不忠。但她必须到他这儿来，而且是马上，否则的话，他的性命将不保。古斯特尔断绝了同那个男人保持达七年之久的友谊，而那个男人对她是好得不能再好了，回到了让她吃尽了苦头的H.身边。H.接受了她提出的苛刻条件。他答应，在一切事情上都对她实话相告，如果发生什么的话，一定让她知道。
在斯特拉斯堡的几周，我对H.的观察因一些特殊事情而得到强化。在维也纳的时候，他把我当了一回邮差使，让我给安娜送过一封信，由此使我认识了安娜。我不知道他都在信中写了什么，只交代我要亲自把信交到她手上，而不是交给其他人。这是一项要求严格的任务，但他并未因此而张扬什么。我给安娜打了电话，她让我去她位于希琴[43]的创作室。
是我先看到她的。我看到她的手指在一个超大的塑像上拿捏。我看不见她的脸，她是背对着我的。我走在鹅卵石上，脚下发出刺耳的“嚓嚓”声，她却像没听见一样。也许她不想听见，她正埋头于那件还未成型的塑像。也可能是预约前来的客人现在来得不是时候。当我步入被当作工作室的玻璃房时，她猛地转过身，看着我的脸。我站的地方离她很近，感到被她的目光一把抓住。从这一刻开始，她的双眼就盯着我不放。这并非突然袭击，因为我有时间慢慢靠近，但却是意外的惊喜：我没料到会遇上不可穷尽的尤物。眼睛是她的全部，在她身上看到的其他一切，都是虚幻。这一点立刻就可以感知到。可有谁会具有这样的见地，有能力说出它来呢？这非同寻常的东西，人怎么能够把握：眼睛比其拥有者要博大精深。在她的灵魂深处，一切可以想象的东西都占有一席之地。正因为如此，可以将一切都说出来。
有的眼睛令人恐惧，因为它们为着吞噬而存在。它们搜寻猎物，一旦捕捉到，就将它们吞噬掉。猎物即使能够成功逃脱，也会烙上被猎获的烙印。这种呆滞而残酷不变的目光令人生畏，且不受任何被其捕获的东西影响；一旦形成，永远不变。一旦有谁进入它的视野，就会成为它的牺牲品。他不可能拿出什么来做挡箭牌，只有完全发生转变才能获得救赎。因为这种转变在现实中是不可能的，因此才有了神话和人。
不为吞噬而存在的眼睛也是神话，虽然它从不将自己瞥见的东西放开。这个神话现在成为现实。凡见识过这种眼睛的人，都会又惊又喜，并且思念它，强迫自己淹没其中。这就是显现在面前的博大与深邃：跳进来吧，你想什么，能说什么，就说什么吧，淹没在里面吧！
这样的眼睛深邃无底，任何东西跌落其中都不会探到底。任何东西都会留在原处，不会再被冲走。这眼的海洋没有记忆，只有索取和接受。在内心最深处构成一个人人格的一切，那最被看好的，都将交付与它。想在这样的眼睛前面有所保留，是不可能的。不使用暴力，也不掠夺。样子是幸福的，仿佛这幸福毫无缘由就来了，无缘无故就成了这样似的。
把信交给安娜以后，我就不再是信使了。她没有伸手来接信，而是用头示意我把它放到屋角的一张桌子上。起先我还没注意到这张桌子，我向着桌子方向走了三步，不情愿地将信放到上面。之所以不情愿，也许是因为一只手现在空出来了，而我又不想将这只空着的手伸给她。这时，我将手向她半伸过去，她看了看自己沾满泥巴的右手，说：“我不能让您握这样的手。”
我记不清后来都说了些什么。我努力重新找回她以及我最初说的那些话。这些话湮没了。安娜完全成了一双眼睛，并且几乎不开口说话。她虽然声音低沉，但这对我不具有任何意义。也许她不喜欢说话，只要有可能，她就不吭声。她把声音借给了别人，无论是在听音乐，还是在与人交谈。她更喜欢的是行动而不是说话，因为她不具有自己父亲的天赋，所以她尝试用手来塑造。我之所以要保存与她第一次见面的情形，目的是将她同所说的话剥离开来，同她自己说的话剥离开来，因为那些话中也许没什么值得保存的；将它同我的话剥离开来，是因为我因她所受的震惊还没有找到合适的话表达。
但我清楚一点，就是她让我去桌子边上坐下之前，还说了一些话。我们在桌子边上坐着，她想读我写的东西。我说我还没有正式发表的作品，只有一部长篇小说的手稿。这么对她说的时候，我并未感觉到羞愧。她问我下次能不能把书稿给她带来。她说自己喜欢读长篇小说，不喜欢篇幅短小的。她提到她老师的名字，他叫弗里茨·沃特鲁巴[44]。她正在跟他学雕塑。这个名字我听说过，他的独立品格受到大家称道，但他的暴力行为则令人生畏。他目前不在维也纳。她说自己从前是画家，在罗马跟德·契里柯[45]学习过。
她没有在意H.的信，信还原封不动放在那张桌上。信所放置的地方，是她不会看不到的。我想到了自己的使命，仿佛刚刚受到H.的指派，吞吞吐吐地说：“您不想看一下那封信？”她顺手随便这么一拿，朝信瞄了一眼，仿佛这封信只有三行字，而它实际很长。并且我还知道，H.的字很难认。可她只看了一眼，仿佛就知道了全部内容。她把信往桌上一扔，结果信落到了距离我比较近的地方。她说了一句：“无聊乏味。”我吃惊地看着她，我以为他们是朋友，他有要事相告。因为是要事，不能通过邮局投递，才让我来送信的。“您可以看，”她说，“但不值得一看。”我没去看。
她就这么把我传递的消息给打发掉了，我不知该拿它做何感想。我没有意识到，她是要通过这种举动表明自己对他的鄙夷和蔑视。当然，我已经不再是一个信使了。我感到不再受拘束，因为她解除了我的这项职务。她随便把他的信往边上一推，丝毫没有显露出恼怒或者反感，这是给我的感觉。我忘记问她，有没有回信让我转交给他，或者直接给他写信，不需我中转。
离开她时，我已经带着一项新的任务了：那就是尽快再来这里，把书稿给她带来。三天以后我就又来了，我感到有些迫不及待。她立即就开始阅读那部长篇小说。我感到还没有哪个人这么快读这部小说的。打那以后，我在她眼里就是一个独立的人了。她对待我的方式，就仿佛我什么都具备，甚至有灵魂。她期待读到更多我这样写的书，并且与他人谈论她读到的东西。她迫不及待地要见我，给我寄信、发电报。我还从没有经历从电报开始的爱情。我大受感动。起初我还没弄明白，她的一行字能这么快就到达我这里。
她要我给她写信，并且给了我一个信能直接到她手上的地址。有人将信放进一个几经封口的信封，然后再把这个信封放到写着瓷器巷赫蒂·雷纳小姐收的另一个信封里面。雷纳小姐是一名人体模特，每天去安娜那里。雷纳年轻、漂亮，一头红发，狐狸脸。每次我去工作室都能见到她。她待的时间不长，脸上的微笑几乎无法察觉。她不说话就走开了。偶尔，我到这里，她恰好刚把我的信送过来。安娜还没有把我的信拆开，更别说看了。她做事很谨慎，因为总有不速之客来工作室。她坦白地对我说，在没看我的信之前同我说话，她需要做一番思想斗争。遇到这种时候，她更希望我人还没有到。虽然我讲很多东西给她听，并且她也喜欢故事，但我写给她的那些赞美她的信，让她感觉更亲切。
她称我写的东西是“打锣敲鼓”，我写的东西被她移植到了她熟悉的媒介上。她还从来没有收到过这一类信。转送来的信很多，有时一天三封，赫蒂·雷纳小姐不是总能立即就把信给她送过来。如果她一天来几次的话，会引起别人的注意，因为安娜被人严密监视（是经她默许的），为此而对她做出的一个让步，就是允许她请一个人体模特，而她也不想失去对她做出的这个让步。我写给安娜的信洋洋洒洒，巧言善辩，而她的回信常常是电报（是赫蒂离开工作室时为她发的）。她不善言辞，电报这种表达方式更适合她。她当然也因此而感到骄傲，想写信来感谢我创造发明的那么多赞美言辞。
我觉得安娜很神秘，因为她浑身都充斥着秘密。她必须要隐瞒多少东西，是我没想到的。在隐瞒的前提下存在，对她来说至关重要。虽然她很健忘，这其实是她的万幸所在，但别人会勾起她想起过去的事。她呕心沥血雕塑出的人物形象，是最沉默寡言的。她认为艰巨的工作是光荣的，这是她从父亲那里继承来的。与坚硬石头打交道的沃特鲁巴，她的小老师，现在让她强烈地联想到这一点。她自己当然也做模型，特别是人头模型。这种时候，工作就不是艰苦的了，而成了完全不同的东西，这是她与那些没有被母亲的控制和怜爱挡在门外的人打交道的唯一途径。
她在信中不是倾诉内心，而是试图做出反应。如果她只需这样做，就会心满意足。如果她不再愿意做出反应，遇上失望的时候，而这样的时候经常出现，因为她对眼下不在为他们制作模型的那些人，特别是她决定去爱的那些人，毫无感觉——在这样的失望当口，她会沉湎于音乐。她会演奏很多种乐器，唯独不再坐到钢琴前。我几乎没有听过她演奏乐器，我回避能看到她演奏的机会。因此，这种孤独过程对她真正意味着什么，一直是我心中的一个谜。对于能给雕塑腾出空间的音乐，我持怀疑态度。
环绕安娜的荣誉光芒四射，令我无法想象她会有什么不好。即使有人能把她自己承认并手书的所想所为等肮脏东西拿给我看，我也不会相信这个人的话以及她的手迹。让她保持无可挑剔的形象，在我很快见到她母亲——与她截然不同的另一极之后，对于我来说变得很容易，我将在这周围发现的一切令人难堪的东西都归咎到她母亲头上。这两人，一个是靠凿子的敲击声和大肆的赞扬来维持的无声之光，一个是永不知足、带有几分醉态的老妇人。我并没有被她们之间的密切关系所迷惑，我将做女儿的视作牺牲品。如果说，这种牺牲品就是人们很早开始就在自己身边不断见到的那种的话，那么，我的观点是正确的。
H.选择我给他传递书信，可视作我地位无足轻重的佐证。他理所当然地把自己当成一个要人，他亲手书写的一封信要比送信的人重要许多倍。也可能是他认为我特别不具有危险性，因为他听过我朗读《婚礼》。他觉得这部剧作的气氛阴郁冷峻，并将剧作家视为一切情欲的天敌。甚至他可能会觉得好玩，让这样的一个人去送递一封求爱信。但他没有得到答复，连一个拒绝都没有得到。到达斯特拉斯堡之后，他忙于一个接一个的排练，我在此间隙中看到他时，他从牙缝中挤出的三句话中的一句，就是我有没有把他的两封信递交到“安妮”——他这样称呼她——的手上。“当然交给她了，”我说，并且感到很吃惊，所以又追问了一句，“她难道没有给您回信？”从我的话中他得出这样的结论，我不止一次见过她，或许她对我还有好感。他很生气，这只是暂时的，作为有权势的人他习惯于遇到任何事情都生气。一句“她难道没有给您回信”让他觉得我已经很了解她，仿佛知道她一般情况下都会回信似的。他这样认为是对的。蔑视一个无足轻重的无名之辈，在他看来是那样自然的事，所以他想立即打消自己的疑虑。他千方百计想得出一个结果，那就是什么也没有发生。
开始几天，他在我面前讽刺安娜，想以此来激怒我。他说，她的黄头发是染的，她的头发原本是灰白色的；在说“灰白”时，他特别强调“白”，仿佛她二十岁认识恩斯特·克雷内克时，他就认识安娜，那时她就早衰、头发灰白了。我没有注意到她的走路姿态，有哪个女人走路像她那样。他的每一个评点都让我感到不知所措，我气急败坏，奋力保护她。很快他就知道发生什么事了。“您爱得还挺疯狂的，”他说，“我还真没有想到您会这样。”我没有承认，并非出于谨慎，而是恨他，恨他说出这样的话来。当然，我每次谈到安娜就眉飞色舞，如果这样他还看不出我爱上了她的话，那也真是太弱智了些。他迫使我以她的追求者自居，选择的时机很特别，因为到斯特拉斯堡不久，我就收到了安娜的电报和书信，在其中她措辞冷淡地与我断绝了关系。不多不少，两个月，这段感情对她来说就结束了，我则为此耗费了几年时间。她没有责备我什么，什么也没说明。那至关重要的一封信是这样开头的：“M.，我认为我不爱你。”她给我取的这个爱尔兰名字，连同她从前向我表白爱情的那些信件一样，亦真亦幻。H.现在不明就里地触碰到了我的这个痛处，而这个不幸——我是这么想的——又是他一手造成的，因为我推测，我来斯特拉斯堡一定是让她感到很失望。H.来到我面前，决意用每一句话来摧毁她的形象。干这种卑鄙的事，显然让他感到很开心。每次他都要说她的坏话，有时他只是期待着在我面前说出她更多、更难听的坏话来，我想。
他一直忙于排练、开音乐会，在他去“布罗格利”狼吞虎咽地吃烤面包加鱼子酱的时候，我们会仓促见上一面。见面时间比较长的，是深夜在他住的饭店那次。处在圈子最核心的一群人坐到一起，说一些尖酸刻薄的话。如果与我单独在一起的话，他就喜欢把她所出的一些洋相说给我听。没多久，他终于发出警告：“您别去染指，您不配做这事，您还太缺少经验，并且天真。”他说的每一句话都是侮辱性的，而我则必须承受着，但针对她的每一个侮辱，都让我感到更加难受。很快他就又把话题转到这上头，当他再次遇到不顺心的事的时候，他说出的一些闲言碎语，令我至今没有勇气将它们写下来。我震惊地盯着他，眼里满是疑问，仿佛我听错了。他不想让自己的兴致一闪而过，就把刚说过的话又重复了一遍。“这是为什么？为什么？”我问。我被惊呆了，竟然忘记马上扑过去揍他。他说出的那些事真是太令人难以置信了，反倒让人觉得，受到更多损害的是他自己而不是她。他发现自己做得太过分了。“现在您不用为刚才听到的那些话生气了，天底下发生的事要比您能梦想到的多。”
我没有问他是怎么知道这些的。我知道他在撒谎，我也知道他为什么这么撒谎。我想起了安娜把他的信推到一旁时说的话：“无聊乏味。”他对她来说无足轻重。从一开始她就把他晾在一边，就像她当着我的面把他的信推到一边那样。她对他不感兴趣，作为音乐家的他都引不起她的兴趣，更别说作为男人了。让她感兴趣的指挥家有的是，与他们她是有交往的。作为音乐家的女儿，她有评判的资格，说出谁是好的指挥家。H.在她看来属于军乐队指挥那一类，他的外表和举止让他吃亏不浅。他竭力发现新的作品，却被晾在一边，而那些小心谨慎、避免触碰不熟悉的现代作品的人，却被认为比他好。这些人对他的拒绝深深伤害了他。他试图在维也纳站稳脚跟，而在安娜的母亲看来，他什么也不是。她母亲可是很有影响力的人物。如此一来，作为马勒女儿的她，如果能欣赏他，对他就显得愈加重要。由于她不想搭理他，所以他才要说她最坏的坏话。
我突然落入绝望的境地，如果不是斯特拉斯堡这个城市具有魅力，如果该市没有文学传统，以及没有我在短短几天内认识的许多音乐界的头面人物——如果不是这些让我心无旁骛的话，我真不知道我是否还有勇气在这儿待下去。我被从万里晴空摔落到地面。一个让我佩服得五体投地的女人，我眼中的美丽女人，被我视作伟大男性智慧化身的女人，将我带进她的世界。她读过我写的小说，并认为该小说值得她去喜爱。这部小说尚未付梓，只有很少的人知道有这部小说存在。我给指挥家看的那个剧本，也只有少数人知道，而他正是因为这个剧本才邀请我来参加新音乐促进派大会。我被邀请到斯特拉斯堡来，归功于《婚礼》，而得到安娜的爱，则归功于《康德着火了》。一到斯特拉斯堡，我就爬上歌德等待棱茨的平台，站到平台上立着的那块刻着他们名字的石碑前。我被安排到总教堂脚下、老城内最华丽住宅之一的房子里居住，并且被安顿在据说是赫尔德在病榻上接待歌德的那间房间。也许我的幸福感与我对在此生活过的亡灵的敬仰奇特地交织、混合到了一起，导致了危险的傲慢产生。作为新的庙宇幻想者，也许我应该在我就寝的房间里打造出前所未有的计划，并放弃原先那些费力的打算。不过，我的吉运让我几乎在同一时刻交上厄运。到斯特拉斯堡后的第三天，我收到了安娜的信和电报，地点是音乐学院的办公室。四周是忙于排练的人群，在众目睽睽之下我撕开信封，读她写的那些冷若冰霜的语句。她什么责备的话也没有说，只是对我不再有任何感觉。她毫不掩饰地说，她喜欢的不是我这个人，而是我写的那些信。她说，她不与任何人说话，独自坐到钢琴前，随心所欲地在上面弹奏。虽然这封信没有泄露出一丝情感上的弦外之音，但是我还是能感觉到她——非常含蓄的——因失望而生的悲哀。她希望我继续给她写信，未说是否会给我回信。我这个人现在已经无关紧要了，我被放回到地面，但我还可以通过书信，也只有通过书信来接近她的天空。她与人打交道的方式近乎高贵，仿佛她生来就有权提升或者贬抑他人而无须解释或者谨慎，仿佛那承受这沉重打击之人还要为此表示感激，因为这打击出自她之手。
在我身上一寸寸蔓延着的毁灭感觉，与我此时为她而进行的骑士战争使得这种感觉飘忽不定。H.一次次地试图把她往死里贬抑，最令我难以忍受的是，他的谩骂掺杂着奇特的淫荡，为的就是激我妒火中烧。他自己的所作所为完全出于妒忌。他误以为我拥有的幸福，其实已经不存在了，因为我已经被重重地扔了下去。我反驳他所说的一切，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将他所说的每一件卑鄙的事都原封不动地送还给他；我和他一样不屈不挠，即使我对自己的恶毒技能远不及他那么有把握。开始的时候，我还比较拘谨，为了不把她和我，不把我们——仿佛这个我们还存在似的——出卖给他。但是，随着情况的进一步恶化，当他开始无休止地谩骂的时候，我抛开一切顾忌，大谈起安娜来，就像从前我在给她的信中所写的那样。现在我当然不能再给她写这些了。在对抗H.卑鄙行径的过程中，假想中的我与她之间发生的一切，都完好无损、坚不可摧地保存了下来。我不能抱怨，也不能把新的事实真相说给他听。当我说到那些曾经的事实时，态度坚定而有力，让他最终哑口无言。我的信念坚不可摧，这让他恼怒不已。
因为H.所说的一切，都是在公开场合进行的，或者是说给大家听的，所以他时不时与我单独待在一起，虽然待的时间不长，但无论如何也是单独待在一起。围着他身边转的那些人，全体朝臣，一定感到有些奇怪；每当遇到这种时候，他会说：“我得和C.谈谈。”这话听上去会让人觉得，他要谈的仿佛是什么要事。事实是，从巨大的劳动投入中挤出的这不多的几分钟的时间，都被用来争论安娜。他享受着我的猛烈反击，因为我的攻击从来不针对他本人，而是为受攻击的人进行辩护，这与他自己的无耻诽谤形成强烈的反差，从而使得他需要这样的反击。没有这些，他就不成其为他了，二者他都需要。也许——这是我现在才想到的——我也需要这二者，以便使自己能忽略因他对安娜的侮辱所造成的痛苦。
在对这些谈话内容一无所知的那些人看来，H.好像在与我商量某些事情，仿佛我们之间存在着相互信任的关系，而这层关系对于他在这个音乐周期间的全力投入来说，是必不可少的。
古斯特尔以自己特有的方式监视他，就连她也这么看我们俩。为了让她回到自己身边，他说自己不能没有她。为了让她相信她对于他是多么重要，同时也让她对自己的新职能感兴趣，他向她保证过，对她绝对说实话。而她的职责就是监督他，不让他再卷入新的情感纠葛。加罗拉·内赫以最卑鄙的方式从他身边逃走，并且毫无“减刑理由”，他因此而精神崩溃，这事才过去没多久。这是打那以后的第一个恋爱经历，确切说，是恋爱失利，一个女人让他丧失了工作的能力。他这么个无所畏惧的人，为此惊恐万状，真的要在他的第一个女人，他最初的女人——古斯特尔那里寻求庇护。委以她监视自己的新职能，使得任何女人都不能对他有所损害，他没有骗她。
就是说，古斯特尔有权知道，他与我短暂交谈的内容，虽然只是试探性的。因此，她主动接近我，为了获得我的友情，也可能是为了得到我的帮助。她主动对我谈了她自己，尽管她属于性格孤僻、内向的人。但凡有别的女人插足，他的所作所为就会令她痛苦不堪。此次参会的女艺人又很多，有几个女歌唱演员，其中的一个风情万种，而且行为还特别放得开，什么事都敢做。还有一个拉小提琴的女人，一副天真无邪的样子，在维也纳时他就认识她了。她演奏的曲子风格独到，清新自然而又超凡脱俗，令人陶醉。她出身音乐世家，其众多名字中的一个，是模仿莫扎特取的。她与他很投缘，她的每一个细胞、每呼出的一口气都渗透着音乐的气息。有些东西，像H.这样的人是要通过艰辛努力才能获得的，而在她那里则是那么自然的事。该她演奏的旋律，总以美妙的方式融入她的内心。总谱对她是最真实意义上的规定。指挥和总谱对她来说是一回事，无论指挥给出什么样的指示，都是总谱的延续和扩充。她恨不得能为总谱献身，当然也愿意为总谱大师献身。对于在音乐上行使统治权的人，阿马德阿——我用的是她名字中排在第二位的那个，即她的“莫扎特名字”[46]，这个名字其实使用时应该用简称——从不作区分；但对于每一件作品，她则作明确区分，并且对它们都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和信念。她的能力并不完全是技艺性的，她擅长演奏巴赫，巴赫也许是她的头号上帝。她也擅长莫扎特，还擅长演奏那些让维也纳人避之唯恐不及的全新作品。她是阿尔班·贝尔格和安东·冯·韦伯作品的最早演奏者之一，而且还应邀去伦敦演奏过他俩的作品。指挥是所有作品的真正受益者，她完全听命于指挥发出的指令，而非他们本人。虽然她对他们的人品一点都不了解，对他们给出的盛气凌人的指令却很清楚。H.在维也纳时已经同她有过合作，在斯特拉斯堡期间，他让她早上六点去他那里排练。由于她这个人非常开朗、开放，所以她也毫不掩饰对他的百依百顺。对此古斯特尔醋意大发，她因此成了真正被监视的对象。
我不精通音乐，从没有从理论上对此进行过探讨。音乐我是喜欢听的，但我没有评判的资格。让我感动的人各式各样，有萨蒂[47]和斯特拉文斯基[48]，波尔托克[49]和阿尔班·贝尔格，而且都是在对此一无所知的情况下。在文学方面，我大概不会允许这样的事发生。
对人进行观察，特别是形形色色的人在这种场合下对对方做出的反应，对我显得更加重要。他们给我留下了抹不去的印象。虽然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我后来再也没有见过，但五十年过去了，他们的形象仍然能清晰地浮现在我的眼前。如果现在我能把当时他们给我的印象说给他们听，该多惬意啊。会议期间，我体验的主要对象是会议的核心人物，那个让他们来参会的人。我对他的研究仔细而无情，如同他对待我的那样。他说出的任何一个字，内心的任何一个波动，甚至沉默都不能逃过我的眼睛。终于我眼前一亮，原来我想要理解和表现的是一个统治者！
会议开得很成功。所有参会者都收到通知，在福格森地区的西尔梅克集合，开一个庆祝会，以此结束会议日程。有些人早就想离开了，但大家都想对H.做出的巨大贡献表示感谢，因此几乎所有人都留了下来，借这个庆祝会之机向他表示祝贺。
我们围坐在酒店外的长条桌子旁，很多人做了发言。H.郑重其事地请我讲几句话，谈谈我对这次会议的印象。正因为我是作家，不从事音乐，所以我更应该说几句。我进退两难，一方面我得说一些与事实相符的东西，另一方面又不让别人察觉，我认清了H.身上一些更深层次的东西，而对此我还没有找到适当的表达。我描述了他召集大家的方式，以及他迫使大家共事而别人对此又无法抗拒的情形。我的话在他听来可能太实事求是了，他希望从我那里听到的，是这晚从大多数人嘴里说出的阿谀奉承之辞。正式议程结束之后，聚会接近尾声。他可以以自己特有的方式让大家走人了，这时他开始报复了。
大家盛赞他是指挥大师，这倒是名副其实。在为期几周的会议期间，他率领他的众多学生做了不少事。而现在，在他当之无愧地喝下几杯之后，他想要放松放松了。他给自己又加上了另一顶大师头衔，而这是在座人中谁也没有料到的。他突然宣布要给大家看手相，不是只看一个人的，也不是只看少数几个人的，而是看所有人的。他只要看一眼一个人的手相，就能知道他将来的命运如何。他让大家不要挤，每个人都会轮上的，大家最好排一个队。果然排起了队，刚开始还慢慢腾腾的，等他正式开始看的时候，在座人中的一半已经站了起来，按他的要求排成队。他先把注意力集中到坐在他身边的人身上，这些人最先轮到。他的动作很快，像做任何一件事那样。伸过来的手他不会看太长时间，他只要看一眼就够了。他果断地说出自己的判断，一如他的一贯作风。他只局限于确定一个人能活多久。对于其他的一些东西，如品质、未来前途等，毫无兴趣。他给每个人说一个寿命，并不解释自己是怎么得出这个数字来的。他说话的嗓门跟平时差不多高，只有最靠近他的人才能听见他说了什么。
被他看过手相的人，有的脸上露出满意的神情，有的则惶恐不安。所有人都回到自己原来的座位上，静静坐下。没有人去讨论，也没谁去问回到位子上的邻座：“他说了什么？”然而，桌上的气氛发生了很大变化，每个人都能感觉到这一点。再没有人说笑了。那些长寿的幸运儿心里偷着乐，而那些被断定为短寿的人，也没有表露出不赞同或者抱怨。H.仿佛专心于看伸过来的一只只手，其实他非常留意来的是谁，以及谁没有来。伸过来的大部分手都属于那些在他眼里可有可无的人，因此，他只是走过场似的瞄一眼，实际在等其他人。我一直按兵不动，所以能感到他等待的焦虑。我坐在他的斜对面，离他很近，但我没有站起来排队的意思。有几次，他在看一只只手的间隙飞快地朝我这里看了一下。突然，他声色俱厉地说：“您是怎么了，C.，害怕了？”一桌子的人都听得清清楚楚。我不想让人觉得我真的害怕听他说出的话，就站起身，朝队列的末尾走了几步。“您还是现在就过来，”他说，“不然的话，您会溜掉的！”我不情愿地走近他。他打乱队列的顺序，这是唯一的一次，贪婪地一把抓过我的手，几乎还没有看上一眼就开始宣布：“您活不到三十岁。”接着又补充道，“生命线在这儿断了，瞧这儿！”此前，他还没有给谁做过说明。他松开我的手，像丢弃什么废弃物一样，得意洋洋地看着我，小声说：“我将活到八十四岁。我才活了生命的一半。我才四十二岁。”“我已经二十八岁。”“不会超过三十岁！您活不到三十！”他又重复了一遍自己说过的话，耸了耸肩。“没有办法。您还能做些什么呢？”如果人生是这样的话，那就什么也做不成了。就连他留给我的两年时间，也毫无意义。两年能办成什么事呢？
我让位给他人，他以为把我给打发掉了，但游戏还没有结束。每个人都得把手给他看一下，他必须为每个人确定寿命。对于大多数人，他都是机械地看一眼了事，其原因就在于他们也在边上，其实把他们视作苍蝇也无妨。在座人中有几个他特别在意，其中的奥妙不是我都能解释的。我坐在他的对面，离他很近。我又回到原座坐下，听他都说些什么。有几个人想蒙混过去，于是假装喝多了。他们对他的要求不作反应。大多数人都走到他跟前，从他那里受领各式各样的命运。那些从来没惹过他生气、没与他顶撞过的人，他凭心情好坏给他们确定一个中等寿命。谁也活不到八十四岁。一帮听话的人，能活到六十或者六十几岁，但他们都不是他最看上眼的人。对于他看上眼的人，他看得可仔细了。他这么做的目的，就是要支配所有人。对于在座的几个女性，他的态度也没有比对待男性好到哪里去。她们都要早死于自己从属的男人。他不太看得起寡妇。不会有人来与他争夺的女性，勾不起他的兴趣。除了我，在座的人中没有活不过三十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