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重医生就是尊重生命
世界上很多东西都可以交易，惟独生命除外。花钱可以买来任何商品，但买不来生命和健康。如果把看病当成商业交易，既是对生命的亵渎，也是对医生的侮辱
2015年12月8日，北京首次启动雾霾红色预警。然而，相对于自然界的雾霾来说，医患关系的雾霾更为严重，也更难治理。
近年来，我国医患关系日趋紧张，医患暴力冲突呈井喷式爆发，医生执业环境持续恶化。很多人整日提心吊胆，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当一位又一位的医生相继被害，所有医务人员的心都在流血。
在英国牛津的一所医院里，有一张标题为“零容忍”的告示：“我们希望员工感到价值和尊严。即便是在最艰难的时刻，他们仍会为你尽最大努力。所以，请用体面和尊重的方式对待他们。对员工使用暴力是不被容忍的。我们不希望员工遭受任何形式的语言侮辱、威胁和袭击。”这种对暴力行为零容忍的态度，反映了英国对医务人员的尊重和爱护。
其实，考量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只需要看两点：第一看他们如何对待妇女和儿童，第二看他们如何对待教师和医生。教师和医生都是“太阳底下最光辉的职业”，教师是灵魂的工程师，医生是生命的保护神。如果教师和医生都没有尊严，这个国家就算不上一个文明国家。事实上，无论在哪个国家，医生都是一个神圣的职业。人们之所以尊重医生，是因为生命至高无上。没有医生，就没有生命的延续；尊重医生，就是尊重生命。
眼下，我国医患暴力冲突频发，很大程度上源于医患关系的异化。在医院里，常常听到患者这样对医生说：“花多少钱都行，只要能把病治好了”，“我们可是花了钱的，如果孩子有个三长两短，我跟你没完”。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医患关系已经异化为消费关系。很多患者认为，到医院花钱看病，属于消费行为。患者就是消费者，医生治不好病，必须赔钱偿命。这样的观点看似有道理，其实很荒唐。因为世界上很多东西都可以交易，惟独生命除外。花钱可以买来任何商品，但买不来生命和健康。如果把看病当成商业交易，既是对生命的亵渎，也是对医生的侮辱。
医患暴力冲突事件增加，还与人们对医学的误读有关。随着现代医学的飞速发展，人类的寿命不断延长。于是，很多人对医学产生了一种幻觉，认为医学无所不能，人类已经具备了跟自然规律抗争的能力。只要拥有了最先进的技术，就可以让人起死回生。于是，科学技术被推上了神坛，医学朝着错误的方向高歌猛进。一方面，医生陷入技术崇拜，盲目追求高端医疗，导致医疗费用不断飙升；另一方面，患者过度相信医学神话，不惜代价地寻找新特贵药，误以为只要肯花钱就能治好病。结果，很多人对医学的期望值过高，忘记了生老病死是自然规律。一旦发生医疗意外，医患之间立刻就会由“同路人”变成“陌路人”。病治好了，医生就是天使；病治不好，医生就是魔鬼。可见，基于技术崇拜的医患关系，是脆弱不堪的。
美国医生特鲁多的墓碑上有一句名言：“有时是治愈，常常是帮助，总是去安慰。”这说明，医学的最大价值不是治愈疾病，而是帮助和安慰病人。医学不是技术的产物，而是情感的产物；行医不是一种交易，而是一种使命。
因此，只有让医学走出商业交易和技术崇拜的误区，医患关系才能回归本位。
医生是“上天赐给人类的礼物”。一个不懂得尊重并感恩医生劳动的患者，是不会懂得生命的尊严和价值的。医患之间，彼此尊重，才能共赢。
伤医辱医是社会之耻
即便医生没有待你如亲人，至少也不应成为你的仇人。如果医生频频遭遇暴力袭击，整个社会将付出沉重的代价。优秀人才不愿学医，大量医生逃离医疗行业，良医的生产线逐渐断裂
2015年12月，河北廊坊市永清县人民医院收治一名心梗患者，三位医生连续抢救，患者最终死亡。家属认为医生抢救不力，用车辆把医院大门堵死，并囚禁围攻三名医生。事后，四名“医闹”被刑拘。
近期，各地伤医辱医事件此起彼伏。弥漫的暴戾之气，既伤害了医务人员的感情，也令社会各界深感忧虑。
在全世界，医生都是一个神圣的职业，因为医生是“生命的保护神”，理应受到最高礼遇。有一位中国医生在美国进修，开车时误闯红灯，被警察拦下。当警察看到他的胸牌时，立即予以放行，并告诉他先去上班，不能耽误救人。但是，等他下班后，警察会到医院门口再开罚单。这个故事，从侧面反映了美国人对医生的尊重。
有人说，当你生命垂危时，在所有认识和不认识的人中，医生是最希望你活下来的人。因为医生最大的快乐就是治病救人，没有一个医生想把病人治坏治死。而在全球医生中，中国医生是最能吃苦的群体。我国的标准工时为职工每日工作8小时，每周工作40小时。2015年发布的《中国医师执业状况白皮书》显示，医师的工作压力主要来源于工作量特别大。52.72%的医师平均每周工作时间在40—60小时，32.69%的医师在60小时以上。有人戏言，中国医生只要坚持8小时工作制，每周末休息，整个医疗体系就会瘫痪。在很多大医院，医生出诊一天，看七八十个病人，不喝水、不吃饭、不上厕所，其劳动强度之大，世界罕见。例如，美国梅奥诊所的员工是北京协和医院的15倍，但每年接诊的患者只有协和的一半。中国医生以超负荷的工作，承担了世界上最大的门诊量。仅此一点，就足以令人敬佩。
当然，中国医生并不完美。有的医生在治病救人的同时，也存在逐利动机，其公信力自然受到质疑，因为逐利是摧毁医患信任的致命杀手。但是，问题的根源不在于医生，而在于不合理的医疗体制。当前，公立医院的定价机制和补偿机制尚未理顺，医生的劳动技术价值严重偏低，只能靠多卖药、多检查来维持生存。医学上有一个概念叫“侧支循环”，意思是当大血管堵塞时，周围的小血管就会形成通路，以保持血液循环。同理，当医生的劳动价值得不到合理回报时，必然会诱发“侧支循环”。因此，只有让医生靠技术吃饭，而不是靠“开单”生存，才能重新赢得社会的信任。
医生是社会的精英群体，也是社会的稀缺资源。只有最优秀的人，才有资格当医生。如果医生频频遭遇暴力袭击，社会将付出沉重的代价。例如，最优秀的人才不愿学医，大量医生逃离医疗行业，良医的生产线逐渐断裂，最终导致好医生奇缺，看病越来越难。
可见，伤医辱医是社会之耻辱。试想，一个社会连医生都不尊重，还能尊重哪个群体？即便个别医生存在技术缺陷或道德瑕疵，也不应被随意伤害或侮辱。即便医生没有待你如亲人，至少也不应成为你的仇人。伤医辱医不仅冲破了道德底线，而且损害了公共利益。当医生受到暴力攻击时，必然影响救治其他患者，有人甚至因此而失去抢救机会。从这个意义上说，袭医和袭警的性质同等恶劣，理应严惩。
人生在世，谁也离不开医生。当你生病时，如果希望得到良医的照护，就请从尊重医生做起吧！
“暖医”与“暖患”
温暖既来自外界，更来自内心。与其寄希望于别人给予温暖，不如让自己先温暖起来。当人人都有温度时，世界就不会冰冷
最近，一位麻醉医生的手绘漫画在网上走红。湖南荣军医院为一名聋哑孕妇做剖宫产手术。术前，因孕妇无法交流，麻醉师姚翔急中生智，把手术流程绘成漫画，孕妇心领神会，手术顺利进行。这位“漫画哥”的妙手仁心，引来网友纷纷点赞。
这让笔者想起另一个故事。在上海瑞金医院附近的黄金地段，有一套两居室房子，瑞金医院的多名外地进修医生免费在此居住。原来，在国外工作的王先生的妻子患乳腺癌，前来瑞金医院治疗。化疗期间，王先生租下了这套房。一年半后，妻子离开人世。为了表达对医护人员的感激，王先生把房子留给医院无偿使用，并表示把租金一直付下去。这位“租房哥”的善举，令很多医生动容。
一位“漫画哥”，一位“租房哥”；一位“暖医”，一位“暖患”。二者看似毫无关系，实则有着内在联系。医生善待患者，患者感恩医生，医患共情，互相温暖，构成了一个正能量“循环圈”，这应是医患关系的常态。
其实，医患关系并不复杂。但是，由于医患之间长期存在误解，缺乏足够信任，导致双方互相猜疑，可谓“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在博弈论中，有一个经典模型叫“囚徒困境”。大意是，两名共同作案的嫌疑犯被隔离审讯，彼此无法知道对方的态度。如果一方招供，一方抵赖，招供方无罪释放，抵赖方判刑10年；如果双方都招供，各判5年；如果都抵赖，两人都无罪释放。结果，双方都选择了招供。本来可以“双赢”，最终成了“双输”，根本原因在于双方缺乏信任。眼下，医患关系也陷入“囚徒困境”。患者看病时偷偷录音录像，随时搜集证据，以备不时之需，医生防不胜防；医生为了避免吃官司，采取防御性措施，该冒的风险不冒了，该做的手术不做了，患者利益受损。可见，医患对立，没有赢家。
近年来，由于恶性伤医事件时有发生，很多医生产生了过度防卫心理。有的提出建立“黑名单”制度，有的要求配备“防身武器”，有的主张以暴制暴、以牙还牙。这些做法都是不理性的，有可能激发更大的对立情绪，导致更激烈的冲突。以怨报怨，终非良策；以心换心，才是出路。
医学不能掺杂仇恨，也不能掺杂猜疑，这是由医学的本质决定的。一部医学史，就是一部爱的历史。在远古时代，当人类看见同胞流血、呻吟、痛苦、受难，于是想去帮助、救治、抚慰，这就产生了最初的医疗。可以说，医学是爱的产物，人类心底的善良是医学之根。没有慈悲，就没有医学。
重建医患信任，如何才能打破僵局？毫无疑问，医方先行。因为在医疗行为中，医生占据主导地位，患者处于相对劣势。所以，医方应该迈出第一步。事实上，患者的求医行为，本身就包含着对医生的信任。当患者生病时，向医生倾诉痛苦甚至隐私，这是出于信任；当患者赤裸裸地躺在手术台上时，把生命交给一群陌生人，这也是出于信任。面对如此重托，医生理应深怀敬畏之心。一名“暖医”，未必是“神医”，但必须是一个有温度的人。“暖医”未必能治愈百病，但可以抚慰百心。医学是最人文的科学，也是最科学的人文。医生有温度，医学才温暖。
作为患者，谁都希望遇到“暖医”；作为医生，谁都希望遇到“暖患”。其实，温暖既来自外界，更来自内心。与其寄希望于别人给予温暖，不如让自己先温暖起来。当人人都有温度时，世界就不会冰冷。
好患者不是偶遇的
人性本善，好人总是大多数。医患之间，与其怀疑防范，不如信任尊重。因为好医生和好患者都不是“偶遇”的，而是相互用心碰撞出来的
最近，一组医患鞠躬照在网上热传。在北大医院，患者李先生来到医学影像科护士孙艳面前，深深地鞠了一躬：“护士，您好！我有两个问题要问您……”孙艳鞠躬回礼，并认真回答了李先生的问题。李先生很满意，又鞠一躬，欣然而去。
一个鞠躬，看似寻常，浓缩了医患之间的真情。“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包含了久违的理解和尊重。此情此景，让人想起100多年前的一张老照片：在浙医二院前身广济医院，西装革履的苏格兰医生梅藤更，与穿着长袍马褂的中国小患者相遇，一老一小，互相鞠躬。
作为医生，谁都希望天天遇到好患者。有人说，假如患者都能如此彬彬有礼，怎么会有医患纠纷？事实上，患者如同自然界的物种，形形色色，良莠不齐。有的知书达理，有的蛮横无理；有的宽容大度，有的刁钻挑剔；有的心怀感激，有的充满敌意。也许，这就是社会生态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作为医生，可能遇见“好患者”，也可能遇见“坏患者”，谁也无法挑选。但是，医者治病，如同佛陀度人，绝不应有所区别。无论遇见什么样的患者，都应心怀慈悲，一视同仁。不求有所回报，但求无愧于心。医生所能做的，就是善待每一位患者。
生病是人生的一场“自然灾难”。在医院里，到处是愁苦的面孔、痛苦的呻吟。无论是生理疾病还是心理疾病，都是对人性的摧残与折磨。疾病让人变得更加脆弱敏感，甚至焦虑暴躁，一触即怒。有的患者平时温文尔雅，生病时却脾气怪异、出言不逊，这都是疾病惹的祸。有时医生不经意的一句话、一个眼神、一个举动，就可能激怒患者，引发一场意外冲突。在心理学上，这种现象被称为“厌恶型刺激”。如果医生不理解这一点，很容易归咎于患者“素质低”，认为遇到了“坏患者”。如果医生能够体谅患者的疾苦，就可以避免很多不该发生的纠纷。
医疗有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治疗，第二个层次是关怀。事实上，很多患者来到医院，既是来治病的，也是来寻求关怀的。尤其是对于绝症患者来说，明明知道病已无法治愈，仍希望得到医护人员这群“陌生人”的照护和抚慰。有一位癌症晚期患者，每天疼痛难忍，止痛药需求量越来越大。于是，一位小护士每隔两小时就去他床边一次，握住他的手，说上几句话。结果，每当这位小护士到来的时候，他就不喊疼了。护士的安慰，成了最好的“镇痛剂”。可见，心灵关怀的价值，有时远远超过生理治疗的价值。
医学是一门温暖人心的科学。一位好医生，不应只是“人体修复师”，更应是“心灵按摩师”。笔者认识一位医生，医术并无过人之处，名气也不大，但他认真对待每一位患者，举手投足，令人温暖。例如，接诊之后，总是面带微笑看着患者；听诊之前，先在手心焐热听诊器；检查之后，顺手帮助患者拉好衣服。他行医一生，救人无数，竟不知医疗纠纷为何物。在这样的好医生面前，再难缠的患者也会被感化。
眼下，医患关系依然紧张，医患冲突时有发生。以怨报怨，只能怨上加怨。人性本善，好人总是大多数。医患之间，与其怀疑防范，不如信任尊重。因为好医生和好患者都不是“偶遇”的，而是相互用心碰撞出来的。一位好医生，总能遇到更多的好患者；一位好患者，也总能遇到更多的好医生。
听懂“支架的叹息”
医生在观察，病人在体验，一个“站在床旁”，一个“躺在床上”，感受怎能相同？教科书是死的，而人是活的。关注病，更关注人；读懂病，更读懂人。此乃医者的最高境界
最近，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胡大一教授讲了一个故事：一位病人做完心脏支架后，医生说做得很好，通过检查没有发现症状，但病人回去后每天晚上都睡不着，说支架在心脏里响，医生不相信。后来，这名医生自己也得了心肌梗死，放了支架后，才知道晚上一个人的时候，支架真的在心脏里响。
看来，听懂支架的“叹息”，并非易事。对于一名医生来说，如果不是亲身经历，也许永远不会相信患者的说法。其实，道理很简单：病在患者身上，感觉好不好，患者最有发言权。不是因为医生认为手术很成功，患者就不应该难受了。教科书是死的，而人是活的。在疾病的感受上，患者永远是最权威、最有发言权的“专家”。
医患之间，最难的是换位思考。医生在观察，病人在体验，一个“站在床旁”，一个“躺在床上”，感受怎能相同？多年前，北京军区总医院外科专家华益慰胃癌晚期，做了三次手术，胃全部切除。在弥留之际，他浑身插满管子，不能进食。他告诉同事，自己做了一辈子胃癌手术，原以为切得越干净越好，此时才明白病人有多么痛苦。对于晚期胃癌病人来说，哪怕保留一点点胃，生活质量也会高得多。
从病本位医学的角度来看，一个人只要生理指标正常，就是健康的。但是，人毕竟不是机器，而是有血有肉有感情的高级生命。从人本位医学的角度看，病人的感受是第一位的。医生必须高度关注病人，尊重病人的感受，而不能只关注疾病本身。
近年来，很多医疗纠纷都有一个共同特点：一个手术完成后，患者主观感受很不好，而医学检查未见异常，医生认为很成功。事实上，客观指标并不能完全替代主观感受。很多医生只是一门心思治病，并且认为治疗必然有痛苦，病人就该忍受。事实上，有的痛苦是病人无法忍受的，这就直接导致病人对治疗效果产生怀疑。由于缺乏共同的判断标准，医患之间很容易发生冲突。
时下，医疗技术越来越先进，医患关系却越来越紧张。为什么低技术时代拥有高满意度，高技术时代反而遭遇低满意度？也许，这正是单纯生物医学模式的“死穴”：重技术、轻感受；重客观、轻主观；重循证、轻叙事；重医疗、轻照护。结果，医生做得越多，医疗纠纷越多；医生承诺越多，患者抱怨越多。医学占领了技术的制高点，失去了人文的制高点。因此，医学绝不能沿着技术至上的轨道狂飙，而应更多地关注人的感受，从病本位迈向人本位。
道德可以弥补技术的缺陷，而技术却无法弥补道德的缺陷。一名医生，即便掌握了人类所有的医学知识，照样会有医疗误差，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而要减少这种医疗技术固有的内在缺陷，唯一的办法是密切关注病人，这恰恰也是人本位医学的基本要求。有的医生虽然资深，却怠慢病人，忽视病人的疾苦，使病人提心吊胆；有的医生虽然年轻，却用心守护病人，时刻关注病人，被病人认为是“放心医生”。
美国社会学家霍兰认为，医者有四个“救生圈”：技术魅力、人格魅力、温暖陪伴、灵魂抚慰。技术“救生圈”固然重要，其余三个人文“救生圈”更不可或缺。关注病，更关注人；读懂病，更读懂人。此乃医者的最高境界！
“草图医生”传递医学温度
有时，医生并不需要很多语言，一个眼神、一个动作，就足以让患者记一辈子。医患沟通，贵在将心比心，换位思考，因为躺在床上和站在床边的感觉是完全不同的
据报道，武汉大学中南医院肿瘤二科专家李雁每次接诊病人时，不仅会耐心细致地向患者讲解病情，还养成了一个习惯：一边讲一边画，犹如一名“速写师”。每接诊一名患者，少则画一两张，多则画十余张。25年来，他画的草图累计超过1万张，被网友称为“草图医生”。
一张草图，看似简单，体现了医者仁心，传递着医学温度。医疗行业的一大特点是信息不对称，医患之间存在巨大的“知识鸿沟”。在医生面前，患者处于专业劣势。因此，如何用通俗易懂的方式让患者了解疾病，尤其是理解医学的风险性和局限性，是医患沟通的重要内容，也是避免医患冲突的关键一环。事实上，不少医患纠纷是由于医患沟通产生误解所致，这些误解大多源于患者对医学知识的不理解。如果医生能用形象的语言，把晦涩难懂的医学知识说清楚，就容易获得患者的认可和理解。
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曾说过，医生有三大法宝：语言、药物、手术刀。但是，很多医生过度迷信药物和手术刀，而忽视了语言的作用。一些医生态度傲慢，惜字如金，或者是没有时间沟通，或者是不愿意沟通，甚至是不屑于沟通。而对于患者来说，为了挂上一个专家号，有的通宵熬夜排队，有的和“号贩子”斗智斗勇，有的长途跋涉，有的债台高筑。如果来到诊室后，医生草草几句话就打发了，甚至表情麻木、言语生硬，患者难免心生怨气，加剧对医生的不信任。根据心理学原理，厌恶型刺激会激活个体的愤怒情绪、敌意想法和不良记忆，进而诱发攻击。相比之下，“草图医生”的做法拉近了医患距离，让冰冷的医学有了人性的温度，可谓“一图胜千言”。
其实，作为医生，语言沟通固然不可或缺，心灵沟通更为重要。有时，医生并不需要很多语言，一个眼神、一个动作，就足以让患者记一辈子。医生是不是用心，患者是能感觉到的。著名医学家林巧稚深受病人爱戴，不是做了多少高难手术，而是因为一件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例如，给产妇掖掖被角、擦擦汗珠，和病人拉拉手、谈谈心。恰恰是这些细节，成就了她的伟大。所以，医生给病人开的第一张处方不是药物，而是关爱。
医患沟通，贵在将心比心，换位思考，因为躺在床上和站在床边的感觉是完全不同的。一位医生记得，有一天早晨，当他走进手术室时，看见病人正躺在手术台上。无意间，他注意到病人开始发抖，而手术室的温度很正常。他问病人：“你冷吗？”病人有些尴尬，说：“不冷，只是控制不住。”他突然懂了，在一个陌生的环境中，把自己的身体交给一群陌生人，面临不可知的结果，谁又会不恐惧呢？冷的，不是环境，而是心里。此时，医生一个手势、一个微笑，就是最好的沟通。
温暖是可以传递的，也是可以循环的。每个人感受到的温度，也是自己散发的温度。一位医生准备做一台手术，他照例安慰病人：“紧张吗？”病人说：“你吃饭了吗？我手术时间长，别饿着了。”一句话，让医生感动得几乎掉泪。这位医生说，遇到这样的病人，再苦再累也值了。在此，患者有一颗感恩之心，医生有一颗敬畏之心。两颗心交流碰撞，就会产生巨大的正能量，汇聚成不可阻挡的强暖流。
医学的温度，是从一颗心到另一颗心的温度。医患之间，互相珍惜，互相给予，医学才是温暖的。
谁来裁定“大处方”
医学是一门技术，也是一门艺术；技术是有标准的，而艺术是无标准的。医生干的是“良心活”。善恶对错，存乎一心。除了天知地知，惟有心知
不久前，北京的蒋先生带着6岁的女儿去医院看感冒。医生说白细胞偏低，需要增强一下免疫力，并开了处方。划价取药后，蒋先生大吃一惊。一共17盒药，总价850元，包括15天剂量的匹多莫德口服液和7天剂量的四种感冒药。院方的解释是：这个处方是合理的，没有任何问题。匹多莫德可以不吃，但如果白细胞升不上来，家长要承担风险。结果，第二天晚上，孩子的体温就恢复正常，17盒药尚未服用。蒋先生很想搞明白：遭遇疑似“大处方”，患者能否找到一个公正的第三方裁定？
“大处方”虽然是个模糊概念，但还是有一定标准的。根据规定：“无特殊情况下，门诊处方超过7日用量，急诊处方超过3日用量，慢性病、老年病或特殊情况下需要适当延长处方用量未注明理由的，应当判定为不规范处方。”照此标准，这张处方无疑属于“大处方”。对此，卫生行政部门作为医疗行业的监管者，理应给予明确裁定和及时回应，而不能让患者四处求证。
然而，医学是一门极为特殊的学科。正如世界上没有完全相同的两片树叶，世界上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体。尽管医学存在基本规范，但由于人体千差万别，“特殊情况”随处可见。因此，仅靠卫生行政部门的监管，很难根治“大处方”。
医学是一门技术，也是一门艺术；技术是有标准的，而艺术是无标准的。事实上，医生拥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治疗的多与少、处方的大与小、切口的深与浅，往往因人而异，并无泾渭分明的界限，甚至连教科书上也没有标准答案，很难量化评判。而过度医疗之所以难治，原因就在于此。例如，卫生部门推广“临床路径管理”，希望以此约束过度医疗，实现“同病同治”。但是，很多医生并不遵循路径，往往以“情况特殊”为借口摆脱路径束缚。这说明，再完美的规则，也捆绑不住医生的手。如果医生想逃避规则，总能打出漂亮的“擦边球”，让“裁判”徒唤奈何。
医生干的是“良心活”。善恶对错，存乎一心。除了天知地知，惟有心知。医德是社会道德的“标杆”。从全世界来看，凡是医生，都必须坚持病人利益优先，始终把病人的利益放在首位，而不能让个人利益影响病人利益。按照公平正义原则，提供不必要的昂贵服务是违反职业道德的。因此，对于医生这个高尚的职业来说，惟有良心，才是检验“大处方”的“金标准”。
行医是一种使命，而非一门生意。只有远离商业气息，医生才有尊严。记得北京协和医院有一位妇产科医生，为了保住一名年轻患者的子宫，如同农夫在地里刨土豆一样，竟然剔除了419颗肌瘤，创造了协和妇产科的纪录。而在此前，几乎所有的医生都说只能摘除子宫。虽然剔除一个瘤子和400多个瘤子，收费并无差异，但医生依然竭尽全力，生怕遗漏一个瘤子。这种爱心和善意，闪耀着医学人文精神的光辉，体现了医生对生命的尊重，令人肃然起敬。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大处方”是一个长期累积的综合问题，既有医德因素，也有体制因素。因此，管住“大处方”，既需要道德“软约束”，更需要制度“硬约束”。只有道德建设和制度监管并举，“大处方”才能真正消失。
冷漠比误诊更可怕
误诊率较高的医生，往往并非技术最差的人，而是责任心最差的、对患者最冷漠的人。一名医生，可以挽救生命，也可以毁掉生命；可以制造幸福，也可以制造痛苦
最近看到一则报道：北京的贾女士因腹部剧痛，到北京一家著名三甲医院挂了妇科专家号。她刚说了几句病情，就被打断了。医生用手摸了摸她的腹部，便开了检查单，整个过程也就一两分钟。走出诊室，她一看单子，包括乙肝、艾滋病筛查等项目，好像是一张术前检查单。她立刻折回诊室，焦急地问：“这是要我做手术吗？”医生轻描淡写地说：“切子宫。”贾女士连忙哀求医生：“我还没有孩子，将来还想要孩子，能不能不切除啊？”医生肯定地说：“不行，你的子宫肿得很大了，必须切除。”她恳求医生再仔细瞧瞧，医生表示没有必要。无奈，贾女士又挂了另一位医生的号，经过检查诊断是宫外孕。于是，贾女士做了输卵管手术，避免了一场误切子宫的悲剧。
医学是一门探索性学科，临床上出现误诊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不同的医生，发生误诊的概率有很大差异。我国已故著名医学家吴阶平曾指出：“造成误诊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人的因素始终居于第一位。”事实上，误诊率较高的医生，往往并非技术最差的人，而是责任心最差的、对患者最冷漠的人。有的医生虽然号称“一把刀”，但过分相信经验，忽视对病人细致的观察，误诊误治并不罕见。相反，一些“小大夫”虽然技术平常，但体恤病人疾苦，认真对待每一名病人，反而很少出现误诊。这说明，误诊的发生，固然和技术因素有关，但和人文情怀关系更为密切。
如今，医学技术日新月异，而医学人文精神却在萎缩，冷漠成了医生的职业病。病人不再被视为有血有肉有情感的人，而是被视为一台可以任意拆卸的机器，或是一个病理现象的载体。有的医生做手术，并不是因为病人需要，而是因为自己需要。他们把病人仅仅当成练手的“标本”，盲目追求手术数量与技术完美，而忽视了手术的根本目的——让病人更幸福。
医学是一个良心职业。一名医生，可以挽救生命，也可以毁掉生命；可以制造幸福，也可以制造痛苦。如果只有一把灵巧的柳叶刀，而缺乏一颗敬畏生命的仁爱之心，误诊率就会居高不下，患者将为此承受很多不必要的痛苦。
一名优秀的医生，不仅要用手术刀治病，更要用心治病。人民的好军医华益慰从医数十年，没做过一件对不起病人的事，被称为“值得托付生命的人”。他生前有一个习惯：手术前，总是提前来到手术室，细致地做好各项准备，然后就站在门口等候病人，让患者在麻醉前看到医生的面容，交谈几句，让病人放心；手术时，他尽量在患者原有的伤口上开刀，或者沿着皱纹开刀，以免造成新的伤痕；手术后，他从不急于换下手术衣离去，而是观察病人的每一个细微变化；病人醒来后，他及时来到病人床边，询问病人感觉，交代注意事项。这些看似不起眼的举动，折射出他精益求精的职业素养，也包含了他对患者的无限深情。
误诊是可怕的，但冷漠比误诊更可怕。因技术导致的误诊可以理解，因冷漠导致的误诊却很难让人原谅。假如一名医生把冷漠视为常态，手术刀与屠宰刀又有何异？
莫让冷漠成习惯
人和动物的本质区别在于其社会属性。一个不懂得尊重患者权利的医生，与兽医有何区别？一些人抢占了技术和财富的制高点，却失去了道德和人性的制高点
最近，听两位朋友讲述就医经历，颇有感触。
一位朋友的小孩半夜耳痛，来到北京某大医院看急诊。恰巧，急诊室有位耳鼻喉科医生在值班。出人意料的是，这位医生竟然说：“我只给大人看病，不给儿童看病。”
另一位朋友的老父亲患心脏病，千里迢迢来到北京。一位医生接诊后，先让病人去做个核磁。病人说，刚在外地做过核磁，片子也带来了。医生冷冷地说：“我不看外院的片子。”
两件事情，看似不相关，却反映了一个共同的问题——冷漠成了医疗界的“流行病”。面对病人的痛苦，两位医生麻木不仁，一个不看“儿童病”，一个不看“外院片”。这样的举动，不仅违背了职业操守，也令人感到阵阵心寒。
医学技术在进步，人文精神却在滑坡，这是当下医疗界的一大通病。如今，医生越来越关注医学证据、技术指南、核心期刊，却忽视了活生生的人。病人来到医院，就像进入了工业化流水线，从一台机器走到另一台机器。他们看不到医生的笑脸，听不到医生的呼唤，只能感受到冰冷和恐惧。很多医生看病，既不问病史，也不触摸病人，只是低头开单。病人还没说完病情，医生已经喊“下一个”了。
医学是一门人学，本应是温暖的科学。除了客观的诊断和治疗之外，还应包括心灵的沟通、情感的交流、温馨的祝福、热情的鼓励。一个好医生，既是“工程师”，也是“艺术家”。然而，人文精神一直是我国医学教育的一条“瘸腿”。在医学生的必修课中，几乎没有一门医学人文课，人文教育流于形式。由于“重技术、轻人文”，很多医学生人文精神严重“缺钙”，在临床上往往“见病不见人”，导致医患的“情感鸿沟”日益加深。
曾有一位美国学者到中国讲课，他给每位医学生发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从医学的角度回答，人是由什么组成的？学生们的答案都是“细胞”。美国学者又发给学生第二张纸条，上面也写着一个问题：从医学的角度回答，狗是由什么组成的？学生们的答案还是“细胞”。后来，美国学者在第一个问题的答案之后加了一个词：权利。可见，人和动物的本质区别在于其社会属性。一个不懂得尊重患者权利的医生，与兽医有何区别？
近年来，我国患者的权利意识已经觉醒，而医生的人文修养还在沉睡，二者形成强烈反差，这也是医患冲突加剧的一个重要原因。过去，在家长主义盛行的时代，医生是绝对权威，病人只能被动盲从。而在法治社会，病人的维权行动此起彼伏。因此，尊重病人的自主权、知情权、选择权、隐私权等基本权利，已经成为医生的基本职业要求。如果医生不改变傲慢与冷漠的习惯性姿态，最终将自毁尊严。
和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医疗设备很先进，手术技巧也不差，差就差在人文精神上。在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医学技术走得太快了，而医生的人文情怀没有跟上。一些人抢占了技术和财富的制高点，却失去了道德和人性的制高点。事实上，抛弃医学人文精神是要付出代价的。当今，医生职业声誉一落千丈，医患关系日趋紧张恶化，其根源就在于技术与人文的断裂。这正如意大利诗人但丁所说：“道德常常能填补智慧的缺陷，而智慧却永远填补不了道德的缺陷。”
医学无论怎么发展，永远不可能包治百病。但是，如果每个医生都在心中点亮一盏人文“小桔灯”，医学就会情暖百家。
大医院何时告别“战时状态”
由于基层全科医生严重不足，居民健康“守门人”基本处于“失守”状态。我国医改的“瓶颈”不是缺钱，而是缺人，尤其是缺乏高素质的全科医生
2014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到江苏省镇江市丹徒区世业镇卫生院考察时指出，人民群众对医疗服务均等化愿望十分迫切。像大城市的一些大医院，始终处于“战时状态”，人满为患，要切实解决好这个问题。他强调，要推动医疗卫生工作重心下移、医疗卫生资源下沉，推动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群众提供安全有效方便价廉的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真正解决好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
大医院人满为患，卫生院门可罗雀，这是我国医疗资源配置不均衡的真实写照。近几年，我国医疗需求呈井喷式爆发，各大医院门急诊人次屡创新高。
“看故宫，登长城，上协和”，成为很多人的梦想。为此，城市大医院始终处于“战时状态”，医务人员长期加班加点，疲劳作战，几乎没有喘息之机，更谈不上休假，因劳累而猝死的悲剧频频发生。不少专家出一天门诊，竟然要看近百个病人，不敢喝水，不能吃饭，不上厕所，依然无法满足患者的需求。有人称，大医院医生只要像正常人一样，上班“朝九晚五”，一周休息两天，整个医疗体系就会崩溃。这虽是戏言，却也反映了大医院超负荷运转的现状。
既然大医院如此拥挤不堪，老百姓看病为啥不首选基层？这正是我国医疗体制的“软肋”。由于基层全科医生严重不足，居民健康“守门人”基本处于“失守”状态，导致基层首诊和分级诊疗制度难以建立。很多居民不信任基层医生，害怕误诊漏诊，所以“有病乱投医”，盲目涌向大医院。这种无序流动不仅给患者带来了不便，也浪费了有限的医疗资源。而在多数发达国家，每个居民都有自己的“家庭医生”。生病之后，首先给“家庭医生”打电话，“家庭医生”根据病情轻重决定到诊所还是去医院。这些“家庭医生”都是经过规范化培训的全科医生，具有丰富的诊疗经验，深得社区居民信任。全科医生成为国家医疗体系的“塔基”。例如，英国90%的门、急诊由全科医生首诊，其中90%的病例没有转诊，由全科医生完成治疗。这意味着，绝大多数居民是在家门口诊所看病的，少数危急重症患者才上大医院。
当前，我国医改的“瓶颈”不是缺钱，而是缺人，尤其是缺乏高素质的全科医生。在欧美发达国家，全科医生一般占医师总数的50%左右，而我国全科医生仅占医师总数的5%，患者无论大病小病都往大医院跑。按照医改目标，到2020年我国要初步建立起全科医生制度，基本实现城乡每万名居民有2—3名合格的全科医生。也就是说，至少需要30万—40万名全科医生。但是，2013年我国执业（助理）医师为279.5万人，其中全科医师14.6万人，平均每万名居民仅有1名全科医师。人才缺口，何其大也！
从2015年起，我国正式建立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制度。医学院校5年制本科生毕业后，必须经过3年的规范化培训，才能执业上岗，这是我国医生培养制度的重大改革。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大多数毕业生都选择了专科医生方向，而不愿意选择全科医生方向。其主要原因是，全科医生收入少，待遇差，评定职称难，社会地位低，缺乏成就感。因此，当务之急是提高全科医生的收入，合理体现其技术劳务价值，缩小专科医生与全科医生的差距。惟其如此，才能吸引更多优秀人才担当健康“守门人”。《国务院关于建立全科医生制度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建立全科医生的激励机制。全科医生按签约服务人数收取服务费，可对不同人群实行不同的服务费标准。但是，目前各地政策仍存在“玻璃门”现象，难以调动全科医生的积极性。今后，应鼓励全科医生通过市场竞争，为签约居民提供个性化、多样化的健康服务，体现多劳多得、优劳优得，使全科医生成为令人羡慕的职业。
也许，当每一个中国人都拥有自己的“家庭医生”时，大医院才能告别“战时状态”，看病难、看病贵才会成为历史名词。
“医疗拥挤”踩踏医患尊严
“医疗拥挤”不仅踩踏了患者的就医感受，而且踩踏了医生的执业感受，医患双方都经受着心理煎熬。在狭小拥挤的环境中，负性情绪滋长蔓延，极易引发冲突和纠纷
2015年的钟声即将敲响之时，上海外滩发生严重踩踏事故，36个鲜活的生命瞬间凋零。此情此景，让人想起医院里涌动的人潮。
人山人海，如过江之鲫，这是很多城市大医院的常态。景点拥挤的风险尽人皆知，而“医疗拥挤”的风险却常被忽视。例如，在北京不少三甲医院，日均门急诊量超过万人。尤其是早高峰期间，患者加上陪伴家属，可达两三万人。如此庞大的人群，聚集在一个远远超过设计容量的空间里，是一种潜在的不安全因素。按照中外踩踏事故研究，公共场所室内达到每人1平方米，室外达到每人0.75平方米，需要立即启动应急预案。对于大医院来说，人流密度超过警戒值并不罕见。况且，室外景点观光者以青壮年居多，而医院就诊者主要是中老年人，一旦有人摔倒，后果更为严重。因此，预防因拥挤而发生踩踏，是医院管理的新课题。
“医疗拥挤”不仅踩踏了患者的就医感受，而且踩踏了医生的执业感受。在我国，医院带给人的美好记忆如此稀少，乃至成为一个令人痛苦而焦虑的地方。其原因之一就是人满为患，医患双方都经受着心理煎熬。在狭小拥挤的环境中，负性情绪滋长蔓延，极易引发冲突和纠纷。患者没有安全感，医生没有尊严感，医患关系岂能和谐？
解决“医疗拥挤”问题，不能靠应急分流，而要靠制度分流，即建立一个金字塔型的分级诊疗体系，让大医院成为主攻疑难重症的“旗舰店”，而非包治百病的“大集市”。目前，我国的医疗体系呈“倒金字塔”结构。越是大型医院，获得的资源越多，诊疗人次越多；越是基层机构，获得的资源越少，诊疗人次越少。其根源在于，政府配置医疗资源，不是按照服务功能来确定，而是按照行政级别来确定，从而导致资源配置错位，强者越强，弱者越弱。例如，三甲医院可以申请任何诊疗项目，基层机构却被严格限制，治疗功能严重萎缩，有的几乎变成“取药点”；三甲医院的药品几乎不受限制，种类可达上万种，而基层机构只能使用基本药物，种类只有几百种。事实上，大量的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病患者，在社区就可以得到有效治疗。但是，由于基层没有所需的药物，患者只能频繁到大医院排队开药。据统计，北京三甲医院里，三成是定期开药的慢性病患者，还有一部分是常见病、多发病患者。照此推算，至少有一半患者可以分流到基层。
解决“医疗拥挤”问题，关键是让高水平的医生自愿留在基层，并获得较高的薪酬和社会地位。目前，由于基层医疗机构处于金字塔的最底层，留在基层的医生往往被认为是水平最差的，全科医生也被认为是“万金油”。近年来，卫生行政部门规定，刚毕业的医学生或者低年资的医生，必须在基层医疗机构服务一定年限，才可以晋升高级职称。从另一个角度看，基层医疗机构成了低端人才的“中转站”，达到一定年资后就可远走高飞。结果，优秀医学人才纷纷“求上流”，拼死拼活挤进三甲医院。留在基层的全科医生，无论职称还是薪酬，都低人一等，前途渺茫。而在发达国家，由于全科医生和专科医生的收入差距不大，在社区担任“守门人”的全科医生，往往是经验丰富的高年资医生。相反，刚毕业的低年资医生都是先到大医院工作，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和口碑之后，才会回到社区成为家庭医生。
可见，告别“医疗拥挤”，需要打破僵化的医疗体制，改变不合理的资源配置方式，促进医生自由流动，筑起金字塔型的分级诊疗体系，使三级医院回归“塔尖”，基层医疗机构回归“塔基”，这样才能形成有序就诊新常态。
让看病不再拥挤，是医患双方的共同心愿。此事虽小，关乎人的尊严。期盼医改攻坚克难，让中国人早日远离“拥挤医疗”，享受“安全医疗”和“舒适医疗”。
医生，请歇歇吧
由于劳务技术价值严重偏低，医生只能靠拼体力来实现“薄利多销”。在高强度、高压力、高风险的工作环境下，医生就像不停旋转的陀螺，直到倒下为止
2014年，苏州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妇产科医生史明在陕西支边期间，因劳累过度猝死，年仅38岁。此前，北京有三名中青年医生倒下，其中一名42岁的麻醉科医生昏倒在手术台上。悲剧连续上演，令人痛惜。
近年来，我国医生群体的健康状况频亮“红灯”。据《2014中国医生执业状况调查》显示，在7000多名被调查医生中，九成人表示每天工作时间超过8小时。八成人没有双休日的概念，最近一年没有带薪休假。超九成人感觉每天下班后状态不佳，近五成人感觉“非常累”。另一项调查显示，医生通过自我评估，处于亚健康状态的为54%，处于疾病状态的为9%。作为公众健康的“守门人”，医生自身的健康却濒临“失守”，值得引起高度警惕。
中国医生为啥这么累？主要原因是，病人呈井喷式增长，而医生却严重不足，尤其是好医生更为稀缺。2013年，我国总诊疗人次超过73亿，平均每个居民就诊5.4次。然而，我国每千人口医师数仅为2.06人，每千人口护士数为2.05人。与此同时，我国医疗资源分布极不均衡，在缺乏有效分级诊疗的背景下，病人潮水般地涌向大医院。结果，大医院医生不得不超负荷运转，工作时间不敢喝水、不敢上厕所，几乎人人练就了“耐旱功”和“憋尿功”。虽然病人抱怨“排队3小时，看病3分钟”，但这也反映了医生的忙碌程度。网上曾流传过一张照片，医生连续奋战32小时，完成一台颅脑手术，术后筋疲力尽，躺在地板上就睡着了，这是外科医生工作状态的真实写照。
然而，即便如此，各大医院仍在拼命扩张，催生了越来越多的“巨无霸”。例如，河南某医院已经拥有上万张床位，成为世界最大的医院。大医院如此热衷扩张，主要是为了抢占市场，获得更大效益。目前，我国医疗价格总体偏低，劳务技术价格甚至亏本，医院收入主要来自药品、耗材、检查、化验等。如果不扩张规模，医疗收入很难持续增长。结果，医院越建越大，床位越来越多，医生也越来越累。事实上，这是以牺牲医生的健康为代价的。由于劳务技术价值严重偏低，医生只能靠拼体力来实现“薄利多销”。在高强度、高压力、高风险的工作环境下，医生就像不停旋转的陀螺，直到倒下为止。
医生的压力除了来自临床，还有职称晋升。在目前的体制下，医生如果没有科研、没有论文，临床技术再好，也不可能晋升职称。因此，很多医生白天出门诊、做手术，晚上查文献、写论文，点灯熬油，连睡觉都成了奢侈。反观国外，医生一旦获得独立执业资格，就不再有等级之分，也没有评职称一说。医生行不行，主要看临床，看患者的认可度。而我国却把每一名医生都当成科学家来要求，甚至连社区医生也有论文指标，这是医生培养制度的严重缺陷。外国医生写论文是出于兴趣，而国内医生却是出于无奈，很多医生成了论文的“奴隶”，制造了大量“学术垃圾”。
其实，医生和飞行员一样，都是高风险、高技术、高责任的职业。如果飞行员身体不适，是不能飞行的。同理，如果医生带病出诊，极易导致医疗差错，甚至危及生命，这也是对病人的不负责任。德国法律规定，医生带病工作，如果被患者举报，将被处以1万欧元罚款。医院如果看到医生带病工作而不采取保护措施，将被罚款2.5万欧元以上；情节严重者，医院负责人要被判处1年以上有期徒刑。如此“苛刻”的法律，体现了对生命的尊重。还有的国家规定，任何超过时限的手术，必须有两个手术小组，交替手术、交替休息，确保医生在最好状态下工作。而我国一直提倡“小车不倒只管推”，加班加点、带病上班、疲劳作战被视为“美德”，媒体追捧，患者点赞，这显然违背了以人为本的理念，需要纠正。
良医是国家的财富。一名又一名医生累倒了，既是个人的不幸，更是国家的损失。因此，全社会都应理解医生、尊重医生、关心医生，用法治保障医生的健康权益，为医生创造良好的执业环境，绝不能再让医生“抱病上岗”。如果医生“过劳死”事件频频发生，可能导致越来越多的人放弃医学，未来好医生会更加稀缺。倘若如此，我们的健康又该托付给谁呢？
医生，请好好歇歇吧！
“全国看病中心”病根何在
北京绝不应成为“全国看病中心”，而应成为“疑难重症中心”。让大专家集中精力看重病，才是全国患者之福
据报道，北京外来就医流动人口日均达70万人，三级医院基本是“满场”状态，其中外来病人约占1/3。大量外地人进京看病，使三级医院不堪重负，也加剧了人口和交通负担，北京因此被戏称为“全国看病中心”。
北京成为“全国看病中心”，根源在于医疗资源配置不平衡。“翻过一座山，实力翻三番”，这句话形象地道出了北京与周边地区的医疗差距。外地病人大量涌入北京，除了交通便利因素外，当地优质医疗资源匮乏是重要原因。很多病人无法得到确诊，甚至越治越重，这才不惜长途奔波，到北京要个“说法”。如果在家门口都能看好病，谁愿意这么折腾呢？所以，外地患者到京看病合情合理。
医疗消费具有无限趋高性。即便是发达国家，医疗资源也是供不应求的。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医疗资源严重不足，优质资源更加稀缺。随着老龄化加剧和疾病谱变化，医疗资源供需矛盾日益突出。如何用有限的医疗资源，解决好13亿人的健康问题，既是一道经济学难题，也一道社会学难题。医疗需求是刚性需求，无论穷人富人，都要看病就医。只有科学配置医疗资源，让更多人得到恰当、适宜的诊疗，才能使优质医疗资源价值最大化。
眼下，北京各大医院人满为患，医生超负荷运转，主要原因是缺乏分级诊疗体制。大量患者无序流动，大病小病都看专家，导致医疗资源短缺与浪费并存。因此，北京要想除去“全国看病中心”的病根，必须做两个“手术”。
第一个手术是“引流术”。即运用经济杠杆分流患者，引导患者合理分级诊疗，普通患者尽量留在基层就诊，三级医院主要诊治疑难重症患者。很多三甲医院的专家抱怨，在每天接诊的病人中，一半以上是常见病、多发病，根本不需要看专家。究其原因，不合理的医疗服务定价和医保报销制度是“推手”。目前，不同级别医院的诊疗费差距很小，医保报销比例也相差无几，患者自然一窝蜂地争抢优质资源，人人都喊看病难。其实，发达国家也有看病难，但难的本质不同。例如，英国看病难，是分级诊疗造成的；中国看病难，是无序就医造成的。在英国，看病必须经过全科医生转诊，否则医保不支付、医院不收治，除非是自费到私立医院看病。我国全科医生制度尚不健全，分级诊疗体系也未形成。在这样的国情下，最好的办法是运用经济杠杆分流患者。例如，提高三级医院的医疗服务定价，拉大不同级别医院的报销差距，让市场之手参与资源配置，从而达到分流患者的目的。
第二个手术是“搭桥术”。即架起医疗合作之桥，让北京优质医疗资源向周边地区延伸，实现优势互补、资源共享，促进区域医疗资源均衡发展。目前，北京很多大医院盲目扩张规模，形成了一个又一个“巨无霸”。今后，北京应严格限制大医院的床位数，鼓励跨区域联合，促进医疗资源均衡布局。据报道，河北燕郊的燕达国际医院是一家民办综合性三甲医院，距离北京市中心仅30公里，但这里的床位空置率高达70%。一边是有人无床，一边是有床无人，资源无法匹配。最近，北京朝阳医院派出13个科室入驻燕达国际医院，专家每周出诊两次，标志着京津冀医疗一体化迈出实质性步伐，有助于实现优质资源的“放大效应”。
北京是全国的医疗中心，理应以开放的姿态服务全国病人。但是，北京绝不应成为“全国看病中心”，而应成为“疑难重症中心”。让大专家集中精力看重病，才是全国患者之福。
看病乱与看病难
我国患者看病基本是病急乱投医，跟着感觉走。看病乱导致了看病难，看病难又加剧了看病乱，形成一个恶性循环圈
2014年，青海在全省范围内实行分级诊疗制度。除了危急重症，患者住院必须逐级审批转诊，否则医保不予报销。此举引发了不少争议，很多患者抱怨看病不方便。
任何一项改革，只要触动既得利益，就会有不同声音。一项改革是前行还是止步，不能看是否有争议，而要看是否符合最大多数人的长远利益。应该说，青海的改革符合医改方向，值得肯定。
看病乱，是我国长期存在的医疗体制弊端。尤其是在大城市，一个人生病了，不是先到社区诊所，而是直奔最高端的三甲医院，形成了“全国人民上协和”的怪现象。在三级医院接诊的患者中，有一半以上是普通疾病，而非疑难重症。我国用最优质、最稀缺的医疗资源，来对付大量的常见病和多发病，高级专家干了社区医生的活，医疗资源配置极不合理。而全国三级医院人满为患的现象，容易给人造成一种错觉：只有扩张三级医院规模，才能解决看病难问题。事实上，此举犹如抱薪救火，事与愿违。因为三级医院的盲目扩张，势必产生“虹吸现象”，不仅“吸走”了基层的骨干人才，而且“吸走”了基层的患者，造成了医疗资源的更大浪费。结果，三级医院越做越强大，基层医疗机构越来越萎缩，甚至因长期没有病人，导致医生业务撂荒。
看病乱之所以愈演愈烈，根源在于医保调节机制失灵。近年来，我国医保患者看病的自由度很大，想到哪里到哪里，基本不受约束。尽管不同医院医保报销比例有所不同，但由于差距很小，难以发挥医保的经济杠杆作用。因此，即便是得个小病，人人都想住最好的医院，找最好的医生，享受最高端的医疗资源，从而导致优质医疗资源供不应求。
事实上，即便是发达国家，患者就诊的自由度也没有如此之大。美国患者必须经过全科医生或家庭医生转诊，才能看到专科医生。相比之下，我国患者看病基本是病急乱投医，跟着感觉走。看病乱导致了看病难，看病难又加剧了看病乱，形成一个恶性循环圈。
有人认为，医保定点已经放开多年，患者有了自由选择权，如果再收回去，必然招致强烈反对，甚至造成社会不稳定因素。然而，从另一个角度看，医疗需求是无限的，医保资金是有限的，这是一对永恒的矛盾。医保资金是一个公共“蓄水池”，如果因管理不善造成浪费，损害的是大多数人的利益。让更多医院平等享有医保定点资格是合理的，但是，政府应限定不同级别医院的报销比例和范围，用市场机制来分流患者。例如，建立完善基层首诊和分级医疗制度，如果患者不经过下级医生转诊，直接到大医院就诊，报销比例就会大幅降低；在大医院治疗达到一定标准后，必须转到下级医院进行康复治疗，否则费用自付。在经济杠杆的调节下，患者的就医习惯会慢慢改变，看病乱就会得到改善。
当然，要想让分级诊疗制度得到百姓的认可，政府必须提高基层医生待遇，让优秀人才愿意留在基层。同时，放开医生多点执业限制，鼓励医生自由开办个人诊所，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看到合格放心的医生。否则，即便报销再多，患者也不会满意，甚至宁可全部自费，也不愿意留在基层。目前，多数基层医疗机构实行了收支两条线，由于缺乏有效的激励机制，医生的诊疗能力和积极性都在下降，很多常见病都推到了上级医院。如果不扭转这种局面，分级诊疗制度就有夭折的危险。只有改革体制机制弊端，让不同级别医疗机构各尽其能、优势互补，才能最大限度释放医疗生产力。
医改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既要大胆探索，又要积极稳妥，不能急于求成。一项制度是否有长久的生命力，关键是看能否让大多数人受益。愿分级诊疗制度日趋完善，早日给百姓带来实惠，使“全国人民上协和”成为历史。
看病何时不求人
判断医改是否成功，有一条最简单的标准，那就是看病求不求人。每个人认识的熟人毕竟是有限的，也是可变的，而制度才是最稳定、最牢靠的
2013年“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周新生说，我们的生活中存在大量求人的事，生老病死都要求人。求人者求人，被求者也求人，交织成一幅“中国式求人”图卷。此语引起了社会各界的热议。
其实，在所有的求人之事中，看病求人最具典型性。由于国内尚未建立家庭医生首诊制度，老百姓看病很盲目，有病乱投医。尤其是在大医院，挂号难、检查难、住院难、手术难，如同一座座大山横亘面前，几乎人人都会感到焦虑、恐惧和茫然。很多人半夜三更去排队，也未必能够挂上一张专家号。从挂号到手术，几乎每个环节都要求人。时间耗不起，病情拖不得。所以，很多人生病后，第一反应就是找熟人，这实在是一种无奈的选择。
看病需要求人，反映了我国医疗资源供需矛盾突出。当前，我国医疗资源总量不足，优质资源尤为短缺，加之城乡资源分布不均，居民多层次、多样化医疗需求无法得到满足，看病难尚未根本缓解。2012年，各级医疗机构的门急诊量近70亿人次，相当于人均看了5次病。虽然病人数量急剧上升，但医护人员数量并未大幅增加。我国每千人口执业医师为1.82人，每千人口注册护士为1.66人，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不小的差距。因此，要想看病不求人，根本出路在于解放医疗生产力，增加医疗资源的供给总量，同时合理配置优质医疗资源。
医疗是一个人才密集型行业，医疗资源短缺，最缺的就是人才。有钱可以盖起最豪华的医院，可以买来最尖端的设备，却未必能找到最优秀的人才。因为医生的成长，需要长期的理论学习和临床实践，不可能几年之内速成。因此，从全球来看，医生是一个高投入的职业，也是一个高收入的职业。相比之下，我国医生的待遇整体偏低，尤其是基层医生的待遇严重偏低，导致很多优秀人才不愿学医。即便是医学院校毕业生，也有很大一部分流失。因此，通过改革收入分配机制，让医生成为一个令人羡慕的职业，可以吸引更多的优秀人才学医从医。只有这样，优质医疗资源才会越来越多。
增加医疗资源总量，既需要加大政府投入，也需要发挥市场机制作用。“两只手”同时给力，就能动员更多社会资源进入医疗领域。我国公立医院床位数占绝对优势，但服务能力严重不足。在政府财力有限的情况下，大力鼓励社会资本办医，是缓解医疗资源供需矛盾的明智之举。眼下，社会资本办的非营利性医院数量极少，主要原因是缺乏有力的政策支持。在台湾，企业家办非营利性医院，可以享受抵税政策，这就使得很多企业家把办医院当成了做慈善。如果没有这样的激励政策，社会资本就很难源源不断地涌入医疗行业，医疗资源的供需矛盾必将更加凸显。
当然，看病求人也折射出一种不良社会心态。在医疗资源短缺的情况下，一些人凭借特殊的社会地位，通过熟人或金钱打通关节，挤占公共资源。而个别医生也借此捞好处，通过暗箱操作实现利益交换。这样一来，无权无钱的普通人看病更难。“潜规则”盛行，不仅加剧了医疗资源短缺，而且影响了社会公平正义。
一个现代化的文明国家，必然要从“熟人社会”走向“陌生人社会”。这就意味着，社会治理要靠制度，而不能靠熟人。每个人认识的熟人毕竟是有限的，也是可变的，而制度才是最稳定、最牢靠的。有人说，判断医改是否成功，有一条最简单的标准，那就是看病求不求人。这句话很有道理。对于政府来说，只有加快推进医改，充分释放医疗生产力，建立一个良性运转的医疗制度，才能让老百姓看病不求人。
谁是“不受欢迎的病人”
“不受欢迎的病人”既是“道德缺陷”的产物，更是“制度缺陷”的产物。政府作为公共利益的“守夜人”，有义务在“市场失灵”的情况下，伸出“看得见的手”进行调控，否则就违背了举办公立医院的初衷
2012年，上海市民秦岭向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俞正声反映：父亲肺癌晚期并发脑转移后，遭遇了被强制出院、医院相互推诿、需要关系才能入院、被迫隐瞒病情、医生推销自费药等一系列事情，令他感到“心寒、困惑和痛心”。他呼吁：“为癌症晚期病人提供一个有尊严、稳定而安全的就医环境，至少保证他们能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不用因为无处可去，而在家人的怀中含恨离世！”俞正声在回信中称，秦家遭遇了“制度缺陷的伤害”，并表示“要在癌症晚期病人的关怀上，争取在制度上有所前进”。
生老病死是不可抗拒自然规律。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医院是生命的“最后一站”。然而，在现实中，很多本该住院治疗的老年慢性病人，却只能在救护车和急诊室之间来回奔波，最终悲凉地离开人世。尤其是在大城市的大医院，类似的现象更加普遍。
为什么大医院不愿收治老年慢性病人呢？因为这些病人既没有治疗价值，更没有“经济价值”。不仅无法带来经济收益，还会影响治愈率、死亡率、病床周转率等考核指标。因此，很多医院将那些只占床、不盈利的病人视为“不受欢迎的病人”，并以各种理由推诿拒绝。
“不受欢迎的病人”既是“道德缺陷”的产物，更是“制度缺陷”的产物。作为政府举办的公立医院，本应不以营利为目的，守住社会公平正义的底线。然而，很多公立医院偏离了公益性的轨道，陷入了盲目逐利的泥沼。为了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一些医院把治病救人当成了“做生意”，嫌贫爱富，挑肥拣瘦，客观上剥夺了一部分病人的医疗权。这种不正常的现象，折射出公立医院运行机制的缺陷。当前，政府对公立医院的补偿渠道主要有两条：一是财政拨款，二是医保付费。但是，公共财政对公立医院的投入长期不足，杯水车薪；很多医保付费项目也不能体现医疗成本，导致政策性亏损严重。因此，在生存和发展的压力下，一些公立医院背弃了公益性原则，采取选择性收治病人的策略，让医疗资源配置跟着金钱走，而非跟着百姓需求走。这样的做法既伤害了患者的感情，也损害了公立医院的声誉。
在医疗卫生领域，有一个独特的现象叫“市场失灵”。即仅靠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无法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例如，对于带有公益性的产品，由于无利可图，市场上没有人愿意提供。以收治病人为例，私立医院出于经济利益的考虑，总是选择盈利性好的病人，而不选择盈利性差甚至赔本的病人。因此，那些所谓“不受欢迎的病人”，只能由政府举办的公立医院进行“兜底”。因为政府作为公共利益的“守夜人”，有义务在“市场失灵”的情况下，伸出“看得见的手”进行调控，否则就违背了举办公立医院的初衷。
人人都会生病，但谁都无法选择疾病种类。假如一个制度给病人贴上了“受欢迎”和“不受欢迎”的标签，无疑是对生命尊严的践踏。而面对“无利可图”的病人，政府必须勇于承担责任，为过度逐利的公立医院“纠偏”，使其成为困顿无助者的“避风港”。衡量一个医疗制度好坏，关键是看公共医疗资源的分配是根据病情需要，还是根据金钱地位。如果能让最需要关照的病人优先享有医疗权，这个制度就是温暖而进步的。
停用死囚器官，彰显生命尊严
一个伟大国家的尊严，与每一个公民的尊严紧紧联在一起。当每个公民都有尊严时，国家才有尊严。一个国家的影响力，不仅体现在经济总量上，更体现在价值观上
从2015年1月1日起，中国全面停止使用死囚器官，公民自愿捐献成为器官移植供体的唯一来源。此举赢得了国际社会的高度赞誉，标志着中国器官移植走上法治轨道。
禁用死囚器官，是全球公认的器官移植原则。中国是世界第二移植大国，也是唯一系统性使用死囚器官的国家。多年来，国际医学界对中国医生实施了学术制裁。中国器官移植医生在国际上被鄙视、被孤立，这不仅是医学界的耻辱，更是国家的耻辱。如果不停止使用死囚器官，中国器官移植界永远无法堂堂正正登上世界舞台。随着司法部门“少用、慎用”死刑，死刑判决逐年减少。如果不摆脱对死囚器官的依赖，中国的器官移植事业将成为“无源之水”。
近年来，尽管我国颁布了《人体器官移植条例》等一系列法律法规，但由于缺乏公民自愿捐献器官的正规渠道，公众“捐献无门”，死囚器官依然是器官移植的主要来源。人体器官来源混乱，非法买卖器官盛行，旅游移植暗流涌动，神圣的器官移植变成了肮脏的金钱交易，令人触目惊心，严重腐蚀了医疗和司法队伍。
我国法律规定，严禁违背本人生前意愿摘取其尸体器官。不可否认，有的死囚在被执行死刑前，确有可能幡然悔悟，同意自愿捐献器官。但是，一名身陷囹圄的死囚，迫于各种压力，其“自愿捐献”是否本人的知情选择，很难令人信服。生命是平等的，无论是死囚，还是普通人，都拥有自行决定是否捐献器官的权利。司法界参与器官的获取与分配，不仅滋生了权力寻租行为，而且践踏了法治的公平正义。中国政府停止使用死囚器官，既体现了对人权和法治的尊重，也体现了铁腕反腐的决心。
停用死囚器官，对于从事器官移植的医生来说，是一次灵魂的救赎。摘取死囚器官，既不符合医学伦理，也违背了敬畏生命、尊重生命的医学精神。长期以来，很多医生内心充满矛盾，既痛苦，又无奈。一方面，患者器官功能衰竭需要救命；另一方面，我国没有一个公开透明的器官捐献体系，只能被迫去取死囚器官。长远看，这无异于饮鸩止渴。在巨大的利益诱惑下，少数医生和司法人员结成利益同盟，垄断资源，牟取暴利，不利于医学事业的发展，更不利于年轻医生的培养。著名医学家裘法祖在临终前曾叮嘱晚辈，一定要让中国器官移植界摆脱死囚依赖，建立一个符合伦理道德的公民器官捐献体系。这也是几代器官移植人的追求和梦想。
有人担心，停用死囚器官，会不会导致器官严重短缺？这种担心是多余的。俗话说，不破不立。不破除依赖死囚器官的“小气候”，就无法形成公民自愿捐献器官的“大气候”。试想，如果把公民自愿捐献器官和死囚器官放在一起，对于自愿捐献者来说，难道不是一种精神伤害吗？全面停用死囚器官，既体现了对死囚的尊重，更彰显了对生命的敬畏。只有建立一个公开透明的器官捐献体系，才能让更多公民打消疑虑，义无反顾地加入自愿捐献者行列，把最后的“生命礼物”留给世界。
一个伟大国家的尊严，与每一个公民的尊严紧紧联在一起。当每个公民都有尊严时，国家才有尊严。一个国家的影响力，不仅体现在经济总量上，更体现在价值观上。中国梦呼唤的是尊重人权、尊重法治的文化，标志着中华文明的历史新高度。全面停用死囚器官，树立中国在器官移植领域负责任大国的形象，将是中华文明对世界文明的新贡献。
别了，死囚器官
死囚也是公民，法律并未剥夺其捐献器官的权利，如果死囚是良心发现，愿意赎罪，应该鼓励。但问题在于，由司法部门与医院获取死囚器官的方式是不透明的，突破了社会公平公正的底线
自2015年1月1日起，我国全面停止使用死囚器官，公民自愿捐献成为器官移植供体的唯一来源。中国器官捐献与移植委员会要求，全国169家具有器官移植资质的医院停止使用死囚器官。此举赢得国际社会的广泛赞誉。日前，记者采访了中国器官捐献与移植委员会主任委员黄洁夫。
中国是世界器官移植第二大国，仅次于美国。但是，从20世纪80年代至2009年，中国公民自愿捐献器官仅120例，死囚器官是器官移植的主要来源。
在国际上，中国器官移植界曾广受争议。世界卫生组织将中国列为移植器官来源不明的国家。世界器官移植学会于2004年发表声明，对中国从事临床器官移植的医生实施三项学术限制：不允许在国际会议上发言、不允许在国际医学刊物上发表文章、不批准世界器官移植学会会员资格。这一政策严重阻碍了中国器官移植界登上国际舞台。
黄洁夫认为，死囚也是公民，法律并未剥夺其捐献器官的权利，如果死囚是良心发现，愿意赎罪，应该鼓励。但问题在于，由司法部门与医院获取死囚器官的方式是不透明的，突破了社会公平公正的底线。医院摘取死囚器官的方式，违背了医学的高尚性与纯洁性，让敬畏生命的“白衣天使”游走在“灰色地带”。所以，必须改变这种饮鸩止渴的做法。
为什么全世界禁止使用死囚器官呢？因为死刑犯在被囚禁的情况下，很难有自主选择权。事实上，世界上很多国家在器官移植发展过程中，都有过使用死囚器官的历史。但是，这些国家一旦建立了公民自愿捐献体系，就取消了使用死囚器官。
我国法律规定，器官移植必须有符合伦理学的来源，器官必须来自无偿捐献者的爱心，必须具备公平、公开、透明和可溯源。但是，过去由于缺乏国家公民自愿捐献体系，导致器官来源混乱、非法器官买卖、器官移植旅游等乱象丛生。经过不懈努力，我国已经初步建立了公开透明的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制度框架。2014年，中国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取得重大突破，实现近1700例捐献，成功完成了5000个大器官移植，加上亲体捐献，2014年我国80％以上的器官来自公民自愿捐献。
黄洁夫认为，中国现在采用的器官捐献死亡判断标准，与世界标准是一致的。
按世界上公认的伦理学原则，器官捐献模式在选择上存在先后顺序，依次为脑死亡捐献、心死亡捐献、亲属活体捐献、非亲属活体捐献。应该说，脑死亡是最科学的死亡判定标准，我国于2003年发表了中国“脑死亡”判断标准和建议判定死亡的程序。但是，由于中国的文化传统，人们对“脑死亡”的认识还有一个过程，应尊重这样的现实国情。鉴于当前我国广泛推广“脑死亡”标准的时机还不成熟，医学界也需要一段时间去建立“脑死亡”判定的科学标准、程序和专业队伍，公众更需要科普知识的普及和教育，所以在试点中，“心死亡”和“脑死亡”两套标准同时存在，即公众可以自主自愿选择死亡标准，法律层面仍以“心死亡”为统一标准。
现在，世界上超过90个国家都规定以脑死亡作为死亡的标准，这对器官捐献工作是有益的。因为在心脏停止跳动之前，身体器官仍然有血氧供应，能够较好地保持活力以便进行利用。但是，采用脑死亡标准，并不等于捐献率就高。例如，日本等大多数亚洲国家，上世纪90年代就有了脑死亡立法，但器官捐献率很低。
2003年，卫生部颁布了《脑死亡的判断标准和操作指南》，但由于公众对这一观念接受有一个过程，对“植物人”“安乐死”的概念与脑死亡混淆不清，所以脑死亡标准始终未受到广泛认同，但这不应成为器官捐献的障碍。
黄洁夫说，结合中国传统文化，我国器官捐献工作以心死亡为法律依据，制定了中国器官捐献死亡判断三类标准：脑死亡、心死亡、心脑双死亡。此标准由神经科与重症监护医生等经过严格训练后判定。公众认可脑死亡的可以用脑死亡标准，认可心死亡的就用心死亡标准。同时，我国还有一种心脑双死亡标准，这是中国独创的标准。即在判定脑死亡后，维持器官供氧，保持器官活力，等心跳停止后，再进行器官获取。中国三类标准在国际著名医学杂志《柳叶刀》上发表，得到国际高度认可。世界卫生组织与世界器官移植学会都认为第三类标准即心脑双死亡标准，是中国对世界器官捐献事业的贡献。
黄洁夫认为，器官短缺是全球都面临的难题。但是，我国移植事业发展的主要障碍，是缺乏一个完善的依法管理的国家捐献与移植体系。我们应该教育群众，改变观念，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人性光辉，从而解决这个难题，而不能推卸责任，将落后的管理体制造成的问题归到传统文化的落后上去。
他说，解决器官供体短缺问题，只有通过光明的途径才能真正实现。如果把公民自愿捐献的器官与死囚器官混在一起，公民自愿捐献就会是大打折扣。因此，告别死囚器官依赖，不仅不会造成器官短缺加重，反而会促使更多公民自愿捐献器官。
2014年我国80％的器官移植均来自公民自愿捐献，这表明器官移植依赖死囚的局面已经打破。停用死囚器官以后，我国的器官移植量还有可能大大增加。据广州、武汉等地的随机民众调查显示，有34%的民众有意愿捐献器官。这一比例在英国也只有45%。
目前，社会上流传一种说法，中国每年约有30万人具有器官移植指征，可以通过移植手术来挽救生命。但目前我国每年仅有1万余名患者能接受移植手术，供需比是1:30，许多患者因等不到供体抱憾而终。
黄洁夫说，这只是理论上的推算，并不符合实际情况。器官移植受到很多因素的制约。第一是经济能力。移植手术价格昂贵，我国医保暂时没有覆盖，器官移植属于高端医疗服务，并不是所有病人都能够支付移植手术和术后维护的医疗费用，现有很大一部分病人因经济原因放弃手术。第二是手术能力。器官移植技术复杂，我国能做器官移植手术的医生只有几百人，具有器官移植资质的医院只有169家。第三是器官供体。例如，美国是世界第一移植大国，有300多家移植医院和中心，每年开展约2.5万例器官移植手术。中国每年正常死亡有600多万人，即使只有千分之一的捐献，也有6000人。按照平均每人捐献3个器官计算，可以进行1.8万例移植手术，比2014年翻了一番。
黄洁夫表示，未来3到5年，中国有望以无可争辩的伦理学标准，成为世界器官移植第一大国。
让每个生命都有尊严
建立一个阳光透明的公民器官捐献体系，是几代器官移植医生的中国梦。在依法治国的大环境下，这个梦想终于实现了
2015年11月23日，在菲律宾马尼拉召开的亚太区医学论坛上，中国器官捐献与移植委员会主任委员黄洁夫作了《器官移植与生命尊严》的主题演讲。25日，2015年顾氏和平奖举行颁奖典礼。69岁的黄洁夫成为中国大陆首位顾氏和平奖获得者。
“这个奖不是颁给我个人的，是颁给中国所有从事器官捐献与移植事业的工作者的。这是国际社会对中国社会进步的高度认可。建立一个阳光透明的公民器官捐献体系，是几代器官移植医生的中国梦。今天，在依法治国的大环境下，这个梦想终于实现了。”黄洁夫说。
顾氏和平奖被誉为“亚洲的诺贝尔和平奖”，是联合国承认的两项国际和平奖项之一，旨在表彰对世界和平有卓越贡献的人士或组织。本届顾氏和平奖颁给黄洁夫，是因为他在中国器官移植改革方面贡献突出。
2014年12月3日，在昆明召开的中国人体器官获取组织联盟会议上，黄洁夫郑重地向全世界宣布：自2015年1月1日起，中国全面停止使用死囚器官，公民自愿捐献成为器官移植供体的唯一合法来源。
这项改革成为中国器官移植的里程碑，得到世界卫生组织和世界移植协会的高度赞誉。由于中国今年成功地实现了由司法渠道到公民自愿捐献器官来源的转型，2015年10月17日，在韩国首尔召开的全球器官捐献移植大会上，理事会全票通过一项决议，欢迎中国进入国际器官移植大家庭。当得知中国国旗首次飘扬在会场上时，黄洁夫心潮澎湃，感慨万千。
黄洁夫指出，一个伟大国家的尊严，与每一个公民的尊严紧密联系在一起。当每一个公民都有尊严，国家才有尊严。一个国家的影响力不仅体现在GDP上，更体现在价值观上。尊重人权，尊重法治，标志着中华文明的历史新高度。
黄洁夫说：“我衷心感谢千千万万的捐献者及其亲人，是他们无私奉献的生命礼物，使我国移植事业走上了阳光大道。目前，中国正以无可争辩的伦理方式登上世界移植舞台。几年之后，中国有可能成为世界第一移植大国，这将是中华文明对世界文明的新贡献。”
“1998年，我国医学界泰斗吴阶平教授带我去美国哈佛大学访问时，曾经提出一个观点：文明国家的器官来源，应该由公民自愿捐献。我国器官移植奠基人裘法祖在临去世前一周还给我打电话，叮嘱我一定要让器官移植界摆脱死囚依赖，走上公民自愿捐献的道路。”黄洁夫回忆道。
2010年之前，我国死囚器官捐献是保密的，器官资源也是垄断的，能做器官移植的医生和医院数量十分有限。直到今天，全国只有169家医院具备一项或多项移植资质。能做器官移植手术的主刀医生仅一两百人，能做心脏、肺移植手术的主刀医生仅20多人，严重制约了我国移植事业的发展。另外，死囚器官的获取方式，也严重影响了移植医疗的质量，移植术后的感染率很高，我国移植医疗难以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在器官移植中，有很多心脏、肺是浪费掉的，因为没那么多医生会做手术。现在，器官捐献透明了，年轻医生可以学了。我希望，有关部门加快医院移植服务能力建设，将具备移植资质的医院扩展到300余家，培养年轻医生四五百名，这样才能满足公众对移植医疗服务的需求。”黄洁夫告诉记者。
黄洁夫说：“过去，中国绝大部分从事器官移植的医生都很无奈，心情是十分矛盾的。一方面，患者器官功能衰竭需要救命；另一方面，我国没有一个器官捐献的体系，需要采用死囚的器官。这是一种饮鸩止渴的办法，大家都盼望有一个公民捐献的渠道，让移植医疗符合医学伦理，使医生能够敬畏生命，维护医学的纯洁与高尚。”
曾有不少人担心，受传统文化观念的影响，中国人不愿意器官捐献。但事实恰恰相反。自全面停用死囚器官以来，我国器官捐献和移植数量创下历史新高。截至2015年11月9日，公民捐献达5384例，捐献器官14721个。据估计，2015年器官捐献数量包括亲体捐献在内将突破万例，是历史上数量最多的一年，也是移植成功率及其他各项指标最好的一年。
黄洁夫表示，这充分证明，只要有好的管理体制，传统观念不是器官捐献的障碍。中华文化中有慈悲、仁爱、助人的传统美德，可以在捐献事业中发扬光大。只要捐献体系是阳光、公开、透明的，大多数公民都愿意参与。死囚器官捐献与公民自愿捐献是不可能共存的。“民意调查表明，70%以上的青年学生都愿意死后捐献器官，但前提是捐献体系是公开透明的，不能跟死囚器官混在一起，不能有任何买卖关系。”他说。
黄洁夫认为，死囚和普通公民一样，也应该拥有自行决定是否捐献器官的权利。他说：“我不反对死囚捐献，死囚真的良心发现未尝不可。但是，当一个人在人身自由受限的情况下，是不可能做出完全自主选择的。按照依法治国的精神，我们不能在现阶段采取和依赖这种渠道。所以，必须建立一个阳光的公民捐献体系，通过电脑公平公正地分配。”
黄洁夫建议，应该让普通民众都能享受移植医疗服务。对于器官功能衰竭的病人来说，器官移植实质上是生与死之间的选择。国家医疗保障应逐步覆盖移植医疗，纳入大病救助范围，从而减少医疗费用总支出。例如，肾移植的费用仅是血液透析治疗的1/3，而且病人可以大大提高生活质量。
长期以来，中国使用死囚器官的做法，饱受西方国家诟病。一些国际组织将中国列为移植器官来源不明的国家。2006年，世界器官移植协会发表声明，对中国从事器官移植的医生实施三项学术限制：不允许在国际会议上发言；不允许在国际医学期刊上发表论文；不批准世界器官移植协会会员资格。
“这种遏制政策制约了中国移植事业的发展，抹杀了中国对世界移植事业的贡献。中国移植医生感觉很窝囊，脸上无光，急切盼望建立一个伦理的公民器官捐献体系。”黄洁夫说。
2005年7月，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的世界卫生组织西太平洋区高层会议上，时任卫生部副部长的黄洁夫被推选为大会主席。在这次大会上，很多国家代表追问：“你们的器官是哪里来的？”黄洁夫第一次代表中国政府公开承认了尸体器官全部来自死囚的事实，并直面器官移植中的问题和不足，表明了中国将推进器官移植改革的决心。“这项移植改革工作，得到了党中央、国务院领导的坚决支持。”黄洁夫说。
2006年11月，全国人体器官移植临床应用和管理大会在广州召开，全国800多名器官移植医生参加。大会发表的“广州宣言”提出：为中国器官移植机构设置技术准入；禁止人体器官非法交易；杜绝器官贩卖和器官移植旅游。
2007年5月1日，国务院颁布的《中国器官移植条例》正式实施，标志着中国器官移植步入法治轨道。2010年，《刑法修正案（八）》增加了“器官买卖罪”，严厉打击器官买卖行为。
近年来，面对国际社会的疑问和指责，黄洁夫总是坦然面对，欢迎国际移植社会的帮助，并积极与国际社会中支持中国改革的专家合作，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理解和赞扬。
在一次演讲中，有人问：“中国为什么使用死囚器官？”黄洁夫回答道：
“过去中国使用死囚器官，并不是国家的法规，而是医生为了挽救垂危的生命不得已的做法。事实上，很多发达国家在器官移植初期，都曾经使用过死囚器官。但是，一旦建立了公民捐献体系，就取消了死囚捐献。中国和其他国家一样，使用死囚器官也只是权宜之计。司法是社会公正的最后一道防线，由司法渠道分配器官的方法应该摒弃、应该革新，中国正处在这个改革的过程中。任何一个国家和个人都不是完美的。一个国家和个人的伟大，不在于没有缺点，而在于能够发现缺点，知错即改，自我完善。”
在黄洁夫的印象中，广州公园里有一座雕塑，名叫《自我完善》。一位少女手拿锤子，正在敲击自己的身体，因为她的下半身还未完成。这座雕塑寓意深刻，就像中国正在进行的器官移植改革事业。虽然改革过程是艰辛的，但前景是光明的。
留下最后的“生命礼物”
当一个人的生命衰竭时，将器官捐献给他人，就是让生命延续。这是人世间最高的善举，也是最后的“生命礼物”
2015年1月，年仅33岁的歌手姚贝娜因乳腺癌去世。她捐出的双眼眼角膜，让多名患者重获光明。她的善举，感动了无数网友。
世界卫生组织认为，中国政府和医疗专家在器官移植领域共同做出的努力，是争取实现世界卫生组织倡导的器官移植自给自足的很好例证，中国已成为亚洲器官移植的领头羊，为有相似文化背景的国家树立了榜样，肩负起改变亚洲器官捐献现状的重要使命。
2月24日，浙江省首例跨国人体器官捐献在杭州完成。此前，22岁的法国留学生小奥在浙江发生意外，他的父母和哥哥从法国赶到杭州，表达了捐献亲人器官的意愿。小奥逝世后，家人替他捐出了一个肝、两个肾、一对肺，4名饱受病痛折磨的中国人获得新生。为此，中国器官捐献与移植委员会主任委员黄洁夫专门致信法国大使馆，对其高尚行为表示感谢。
小奥家人捐献器官，是对中国的器官捐献体系的高度肯定。自2015年以来，我国公民逝世后捐献器官每月超过200例，比去年同期增长50%。这说明，中国的器官捐献体系是阳光、透明、可溯源的。解决器官供体短缺问题，只有通过光明的途径才能真正实现。
湖南省长沙县79岁的普通农民吴奶奶决定死后要捐献自己的器官。在她的动员下，儿子、儿媳和孙子都成为器官捐献志愿者。如今，越来越多的中国公民正在加入器官捐献志愿者的行列，把最后的“生命礼物”留给世界。
2013年8月23日，上海市首例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者的遗体告别仪式在崇明殡仪馆举行。上海崇明人黄先生因病去世后，捐献出两个肾脏、一个肝脏，挽救了等待器官移植的3名病人。这3名病人是“中国人体器官分配与共享计算机系统”自动分配的结果。
碰巧的是，黄先生的儿子是一名中末期肾病患者，因长期透析经济困难。黄先生逝世前，提出把一个器官捐给他的儿子。但是，根据国家规定，所有自愿捐献的器官必须进入计算机系统。经过向国际组织咨询，亲人之间指定捐献器官，符合世界卫生组织的原则，在国际上也有先例。因此，中国器官捐献与移植委员会同意一个肾脏给儿子，其他器官进入系统。遗憾的是，父子的血型不匹配，但家人还是决定继续捐献器官。根据规定，计算机系统可以给捐献者直系亲属加分，因此这个孩子排到了第一名。一个月后，上海市第二例捐献者的器官与其配型成功。
2013年9月1日，国家卫生计生委制订的《人体捐献器官获取与分配管理规定（试行）》正式实施。根据规定，捐献器官必须通过“中国人体器官分配与共享计算机系统”进行分配。分配结果完全取决于患者的病情、等待时间等，以最大限度排除器官分配中的人为因素。专家指出，计算机系统器官分配遵从三大原则：病情原则、就近原则、年龄原则。每一次分配都将被永久地保留在数据库中，有迹可查。无论贫富贵贱，器官面前人人平等。一旦发现作假行为，相关医院将被取消器官共享权和器官移植资质，相关医务人员将被吊销医师执照，并移交司法部门追究刑事责任。
截至目前，在“中国人体器官分配与共享计算机系统”中，排队等待器官移植的终末期器官衰竭患者约有2.2万人。据估算，我国每年因器官衰竭需要移植的患者约有30万人，而每年器官移植手术约1万例，供需比约为1:30，而美国等发达国家约为1:3，差距极为悬殊。
2010年3月，国家卫生计生委与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共同启动了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试点工作，并于2013年2月在全国范围推开。2013年12月，中办、国办印发了《关于党员干部带头推动殡葬改革的意见》，鼓励党员、干部去世后捐献器官或遗体，陈竺、华建敏、李金华等国家领导人带头签署了器官捐献志愿书。
2012年7月，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由国家批准成立。该机构负责全国人体器官捐献的宣传动员、报名登记、捐献见证等工作。同时，负责建立人体器官捐献工作队伍并开发和维护国家人体器官捐献者登记管理系统。自2013年起，我国正式开展“中国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资格认证。每一例器官捐献，都有协调员参与见证。
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高新谱指出，我国人体器官捐献依然面临着很多困难和挑战。2007年颁布的《人体器官移植条例》已不适应新形势的要求，需要尽快启动修订工作，以进一步明确各部门的职责，规范人体器官的捐献与移植。同时，政府部门之间需要打通政策“梗阻”，积极协调配合，推动器官捐献和移植事业的发展。例如，对于无偿捐献器官的志愿者，民政部门应减免丧葬费，以更好体现国家关怀；对于家庭困难的捐献者，各级财政尤其是彩票公益金应给予更多的救助，实行减免医疗费等政策；对于交通事故死亡者，公安部门应和医院密切配合，争取更多的器官捐献机会；对于捐献器官的跨地域运输，航空、铁路等交通部门应开辟“绿色通道”，为器官移植提供保障。
“尊严死”是一种境界
临终不插管，可以减少人生最后一个无谓的伤害，这是对生命自然进程的尊重。而在我国，死亡教育是一个空白，很多人忌讳谈论死亡的话题，更不愿思考死亡的方式，因此就无法对临终抢救作出理性选择
有一位浙江医生，在父亲患恶性肿瘤全身转移之后，决定放弃治疗。他告诉母亲，万一父亲呼吸心跳停止了，不要采取任何抢救措施，让他安详地离开人间。这位医生的做法，引起了人们对死亡的重新思考。
在我国传统观念里，不惜一切代价抢救患者，哪怕延长一分一秒的生命，都被认为是值得的。结果，很多临终患者被切开气管，插上呼吸机，虽然没有任何意识，但亲人们也觉得没有遗憾了。而在重症监护室里，每天的抢救费用高达上万元。如此巨大的花费，换来的往往只是生命的短暂延续。
随着现代医学的进步，人类拥有了延长生命的强大技术手段。人的一生，很大一部分医疗费都花在了终末期抢救上。然而，包括呼吸机在内的生命支持系统，对于急性病抢救的作用很大，对于慢性病抢救的作用甚微。尤其是对于晚期癌症患者，临床医生一般只建议进行姑息治疗，而不主张全力抢救。事实上，一个没有自主呼吸的患者，完全可以靠各种插管“活着”，但除了耗费金钱之外，这样的“活着”几乎没有任何价值，患者痛苦，家人受累。如果放弃临终抢救，既可以让饱受病痛折磨的患者得到解脱，也可以让家庭避免人财两空的悲剧。
长期以来，人们之所以主张不惜一切代价抢救，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对现代医学存在过高的期望值。不少人认为，只要医生尽力抢救，用上最先进的设备、最昂贵的药品，就有可能让患者起死回生。而对于医生来说，尽管知道这一切都是徒劳，但为了避免法律纠纷，仍会无条件地满足家属的要求，哪怕抢救没有任何意义。过度抢救不仅给患者造成了巨大痛苦，而且无谓地消耗了大量社会资源。因此，“尽一切合理努力”应该早日替代“不惜一切代价抢救”。
生老病死是人的自然规律。在我国的法律和社会环境下，如果患者不做出选择，医生自然就会给出一个默认的方式，那就是抢救到底。其实，抢救并不是人们面对死亡的唯一选择，临终关怀就是另一种选择。所谓临终关怀，就是医生为患者提供舒适和有尊严的照顾，使其更好地度过人生的最后时光，而非徒劳地过度治疗。在西方，很多人认为，临终不插管，可以减少人生最后一个无谓的伤害，这是对生命自然进程的尊重。而在我国，死亡教育是一个空白，很多人忌讳谈论死亡的话题，更不愿思考死亡的方式，因此就无法对临终抢救作出理性选择。
近几年，一些医学界人士大力倡导通过立法推行“生前预嘱”，鼓励在人们健康和清醒的情况下，自愿选择离世的方式。即当生命走到尽头的时候，是要求通过切开气管、心肺复苏等措施来延缓死亡，还是要求平静自然地正常死亡。“生前预嘱”并不是“安乐死”，而是允许患者按照自己的意愿不选择生命支持系统。医生根据患者的意愿，可以不使用或停止使用生命支持系统。对因停止使用生命支持系统导致的死亡，医生不负法律责任，患者也不被看作是自杀。
生是一种权利，死也是一种权利。当一个人经历了长期疾病的折磨，即将走到生命尽头的时候，应该有权利选择安静而舒适地离去。愿通往天堂的路，少些痛苦，多些尊严！
病历有了人的故事
疾病和疾痛是两个不同的世界。一个是医生的世界，一个是病人的世界。医生在观察与记录疾病，病人在体验和叙述病痛
2013年8月，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外科率先“吃螃蟹”，医生们尝试撰写两份病历：一份是冰冷的科研病历，一份是温暖的叙事医学病历。
宣武医院神经外科主任医师赵国光接诊了一位来自江西抚州农村的癫痫患者，名叫德蓉。在病房里，赵国光倾听了她的故事：德蓉和哥哥小的时候都发育正常，不知什么原因，20年前的一天，他们两个人同时发烧，最高达40摄氏度，持续三天不退，还出现了高热惊厥。在治疗一周后，兄妹俩脱离了危险，此后都落下了癫痫的毛病。从此，疾病改变了两个人的命运，哥哥结婚后有了个儿子，孩子不到1岁，媳妇就抛下他和孩子跑到外省，从此杳无音讯，后来听说她又嫁人了。德蓉由于有这种病，降低了结婚标准，嫁给了身体有残疾的邻村男子，日子过得浑浑噩噩，看不到头。
“德蓉的手术顺利完成。显微镜下可见清晰的脑结构和萎缩的海马，脑组织比正常人明显变硬。其实，前颞叶切除手术对我来说已经是轻车熟路，但此次德蓉的手术让我更加仔细，一定不能出并发症，一定要把癫痫病魔去除，这种想法一直萦绕在我的脑海里。显微镜下放大的不仅是迂曲的大脑皮层和跳动的血管，仿佛还有放大的一张张德蓉家人的面孔，焦虑期盼的眼神与信任。”赵国光在叙事医学病历中写到。
每个病人的背后，都有一个触动心灵的故事。可是，作为医生，到底知道多少呢？是否愿意去了解、去倾听呢？
所谓叙事医学，最早是2001年由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丽塔·卡蓉提出并发起的。她提倡医者把从医过程中正规病历之外的细枝末节、心理过程乃至家属的感受都记录下来，使临床医学更加富有人性，更加充满温情，弥合技术与人性的鸿沟，丰富人类对生死、疾苦的理解和认知，也为紧张的医患关系“松绑”，令医学人文精神回归。
美国六成的医学院将叙事医学纳入课程体系，而我国只有极少数医学院开设了叙事医学课程。目前医学生的人文教育课程缺失，比如只有诊断学，没有接诊学。叙事医学通过讲故事的形式，让医学生和医务人员敬畏生命、关爱病人，这可能是解决医患矛盾的一把钥匙。
宣武医院神经外科主任医师凌锋说，人都有善良的本性，叙事医学正是基于这样的本性。医学是科学，也是人学。既然是人学，就要有温度、有感情，这种感情在叙事医学中得到体现，否则医学就是冰冷的。
北京大学医学人文研究院教授王一方说，叙事医学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医学人文走向临床。其实，很多人去看医生，都有倾诉的愿望和沟通的渴求。从叙事医学的观点来看，疾病是一个故事，病人有眼泪要流，有故事要讲，有情绪要宣泄，有心理负担要解脱，这个过程就是治疗。病人期望医生能够理解他们，见证他们的苦难。现代医学不再是人与人的故事，而是人与机器、人与金钱的故事。叙事医学的价值就在于纠正这种偏差，寻找新的出路，将“找证据”与“讲故事”结合起来。
疾病和疾痛是两个不同的世界。一个是医生的世界，一个是病人的世界。医生在观察与记录疾病，病人在体验和叙述病痛；医生处在寻找病因与病理指标的客观世界，病人却在诉说身体和心理痛苦经历的主观世界。再多的客观检查指标，也无法替代病人诉说出正在承受的痛苦。
魏鹏虎，宣武医院神经外科一名年轻的住院医师。不久前，他遇到一位鼻咽癌患者，是贵州大学的教师，癌细胞已经侵犯颅底。一天夜里，魏大夫见她还没休息，就把她叫出病房谈话，长时间地聆听她的故事。
这位患者有一个13岁的女儿，为了不影响孩子，她一直在试图隐瞒病情。可是有一天，女儿回家后不说话了，也不弹古筝了。她问为什么，女儿扑倒妈妈的怀里，边哭边说：“妈妈，你就别隐瞒我了。”于是，母女俩哭成一团。那天晚上，一家人躺在一张床上，和睦，安详。听到这一幕，魏大夫的心灵被深深地触动了。
自此，魏大夫只要有时间，就会聆听她的故事，到她床边站一会儿，哪怕是一言不发。尽管做得很简单，但是他收获了当医生以来患者的第一次信任。有一次，魏大夫在给这位患者旁边的病人做治疗，她知道魏大夫没有吃饭，非给他香蕉吃。魏大夫不吃，她几乎要哭出来了。出院的时候，她在爱人的陪同下，一起给魏大夫鞠了一躬，同时交给他一封信。这是他当医生以来收到的第一封感谢信。
在叙事医学病历中，魏大夫写道：“我深深意识到，哪怕自己不会给病人很漂亮地操刀完成一例手术，哪怕能给病人解决的问题不多，哪怕能做的只有聆听，只要留意患者的疾苦，哪怕仅仅是在患者床头停留一会儿，也能让患者感动不已。”
看到这份病历，凌锋很受感动，她在评语里写道：“平时看你病历写得一塌糊涂，还记得我痛斥过你吗？这次让我相信，一个对病人充满同情和爱护的医生，才是真正的好医生。”
凌锋认为，现代医学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医生更多的是去安慰。只有真正进入病人的世界，才能产生信任和爱，建立起医患之间的情感共同体。否则，医生做得再多，病人也是不会领情的。她建议，医院应把医生撰写叙事医学病历纳入医德考核，这将有利于医德水准的整体提升。
王一方认为，长期以来，我们对于医学进步的理解存在偏差，出现了过度物化和客观化的倾向，以为医学进步就是技术前行、设备先进，造成技术至上、金钱崇拜，懂病不懂人、见病不见人、治病不治人，导致医患关系恶化。医生做得越多，病人抱怨越多。
他指出，叙事医学是在医学向人性回归的大背景下产生的新的医学理念与范式，是对技术医学的矫正和补充，将医生从技术的迷宫中拖回病人的主体生活，倾听、记录病人的疾痛故事，捕捉疾病中的心灵密码与隐喻，在灵魂深处与病人相遇，真正理解病人，与病人缔结情感与道德的共同体，乃至精神和价值的共同体，使医学从技术主义的歧路上回到人的医学的轨道上来。这将从根本上解决医患关系的恶化，重建以敬畏、悲悯、感恩、利他为基线的和谐医患关系。
在北京大学医学部“叙事医学案例库”中，有一个最美丽的死亡故事：演员傅彪弥留之际，他的妻子张秋芳勇敢地喊出：“彪子，大胆地往前走，往光亮的地方走！”
当生命即将结束时，每个人的表现都是不一样的。如何让死亡更安详，是叙事医学的重大课题。
神经外科医生王建生曾收治过一位晚期癌症患者老杜。一天夜里，老杜因肠梗阻引发感染中毒性休克。如果手术，很可能下不了台。于是，王大夫告诉老杜的儿子：“趁着你爸还清醒，让他把家里重要的事情交代一下，以免没有机会了。从现在开始，你不能再离开医院了。”早晨6点，老杜的儿子给王大夫发来短信，说他爸凌晨走了，走之前交代了几件事情：一是好好培养孙子；二是要对王大夫好；三是如何办理后事。尽管老人去世了，但患者家人对王大夫非常感激。
中国科学院院士韩启德说，死亡是人类永恒的话题，没有人能绕开它，只是有的人恐惧死亡，常常回避这个话题。老百姓觉得医学这么发达，生了病都应该能治好，乃至觉得病人活着进医院，怎么可以死着出来呢？那一定是医院有问题！我们只有对医学技术有了正确认识，对疾病和死亡有了深刻理解，医患关系才能变得越来越好。
神经外科医生梁恩写了一篇叙事医学病历，题目叫《再苦，父母也不离不弃》。他曾遇到一位因骑摩托车发生意外的农村青年，家境贫困。他向其父母解释病情，并暗示放弃治疗，但父母都不接受。结果，病人出现术后并发症，住院一月，已将家中全部积蓄花完，但父母始终没有放弃治疗，哪怕家徒四壁。
梁恩写道：“此事前，我是觉得放弃治疗能使患者得到解脱，避免家庭走到绝境，是更合适的做法，更加实在。无论对病人，还是对家属，都有好处。此事后，家属的一句话让我醒悟：孩子病了，我们必须带他就医，更重要的是要陪他一起治疗、一起康复、一起成长。也许，父母的不离不弃，才会让孩子有战胜疾病的信心和勇气。是一家人，说明是缘分，既然做了就不后悔，不做，连后悔的机会都没有，那才叫后悔……”
生老病死是人的宿命，肉体的生命无法永恒，医学是帮助我们在有限的时空里活出品质、活出尊严的科学。只有树立正确的生命观、疾苦观、医疗观，才能活得幸福、死得安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