妇道是妇女应该遵从的道德规范，即常说的三从四德。《女诫》指出：“男以强为贵，女以弱为美……故鄙谚有云：‘生男如狼，犹恐其（病弱）；生女如鼠，犹恐其虎’。”即妇女应该怯弱、温柔。《关尹子·三极》载：“夫者倡，妇者随。”即妇女应该服从。《谷梁传·隐公元年》：“妇人在家制于父，既嫁制于夫，夫死从长子。”《礼记·郊特牲》：“妇人，幼从父兄，嫁从夫，夫死从子。”此为“三从”。
《周礼·天官·九嫔》中的九嫔，即职掌教导“妇德、妇言、妇容、妇功”等四德。在《女诫》中，班昭对四德作了系统的发挥。
妇德，“不必明才绝异也”，“清闲贞静，守节整齐，行己有耻，动静有法，是谓妇德。”
由班昭的“不必明才绝异”与其他男强女弱的观念结合在一起，妇德慢慢演变成“女子无才便是德”。北宋司马光曾反对教女子作诗。明朝赵如源《古今女史》载：“妇‘无才便是德’似矫枉之言。”许多明清人的著作都引用了这条谚语。
妇言，“不必辩口利辞也”，“择辞而说，不道恶语，时然后言，不厌于人，是谓妇言”。
妇容，“不必颜色美丽也”，“浣尘秽，服饰鲜洁，沐浴以时，身不垢辱，是谓妇容”。
妇功，“不必功巧过人也”，“专心纺绩，不好戏笑，洁齐酒食，以奉宾客，是谓妇功”。
经过董仲舒和班昭，三从四德的观念落实到世俗社会。
妇女的贞节观念和寡妇不能改嫁的观念，先秦时就有了。《易·恒卦》载：“妇人贞节，从一而终。”《礼记·郊特牲》讲：“一与之齐，终身不改，故夫死不嫁。”《女诫》讲：“夫有再娶之义，妇无再适之文。”最典型的则是北宋理学家程颐的“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
其实，在明朝以前，这些观念并没真正落实。春秋时的战乱相当严重，有庶母的，夺儿媳的，易妻的，兄妹淫乱的，翻开《左传》比比皆是。《左传·宣公十年》载，郑穆公之女夏姬，嫁给陈国大夫御叔，生下儿子徵舒后成了寡妇，同时和陈灵公、孔宁、仪行父三个男人淫乱。三人公开在一起开玩笑，陈灵公说徵舒长得像仪行父，仪行父说徵舒像陈灵公。《诗经·国风》中的郑卫之声被后来指责为“淫声”，多记男女间的私情。寡妇改嫁更不稀奇。晋公子重耳要流亡到齐国，对夫人季隗说，待我25年后不回来，你再改嫁。说明重耳时刻担心，他一离开，妻子就会改嫁。孔子的儿媳（孔鲤之妻）已生下子思，又改嫁到卫国。
战国时期也是这样。《韩非子·内储说下》载，燕人李季妻与人私通，被堵在家里。家人为她出主意说，让公子赤身裸体、披头散发走出去，我们都推说没看见。结果，奸夫和李季碰了个正着，询问妻子和家人都说没见。李季说，难道我中邪见鬼了？妻子说，是的。从头到脚浇了丈夫一桶屎汤。李季的妻子敢在家人面前公开情夫，还反咬一口，本来就没有什么贞节观念。
到汉代也没多大改观。汉武帝之姑馆陶公主出嫁给陈午而寡，宠爱情夫董偃十余年，毫不避讳舆论，权贵称董偃为“董君”，汉武帝称他为“主人翁”。死后，这对情夫情妇竟公开合葬。西汉朱买臣的妻子主动提出离婚。改嫁后与后夫一起上坟，见朱买臣饥寒，把供品拿出来给他吃。说明，汉代女子不仅可提出离婚，而且改嫁后还可和前夫往来，不用避讳自己的后夫。
魏晋南北朝隋唐比先秦两汉更加开放。西晋美男子潘岳乘车上街，羡慕得妇女们争着向他投鲜果，每次都能满载而归。妇女们在大庭广众面前敢于向男子表示爱慕，也难怪南朝山阴公主公开设置面首了。
《新唐书·公主传》共载公主211个，改嫁的有27人，还有3人三嫁者。五代周太祖郭威前后四娶，都是再醮妇。甚至是到了宋代也不例外。北宋王安石次子是太常寺太祝，把儿子杀了，还和妻子大吵大闹。为不使儿媳受委屈，王安石找了个老实人把儿媳嫁了出去。他的弟子工部员外郎侯叔献死了，其妻魏氏治丧不严肃，王安石上疏把魏氏逐回老家。京师流传谚语说：“王太祝生前嫁妇，侯工部死后休妻。”
宋代，当儿子长大后，争着把已改嫁的母亲接回来以尽孝道，朝廷还一再旌扬，蔚成风气。可见宋代寡妇再嫁仍很普遍，且不受社会舆论的谴责和歧视。从东汉开始，出现旌表贞节烈妇的现象。《后汉书·安帝纪》载：“诏赐贞妇有节义谷十斛，甄表门闾，旌显厥行。”这一政策仅行一时，并没有连续性。
寡妇守节形成一股不可抗拒的社会风俗是在明清时期。明太祖有一诏令：“寡妇三十以前丧夫，五十以后不改嫁者，旌表门闾，免除本家差役。”理学、法律，家族亲族贪图荣利等因素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严格的寡妇不得改嫁和妇女的贞节观念。其表现有以下几方面：
第一，贞节的含义发生了变化。明以前主要指刚烈的人格自尊和责任感，明清时期的贞节，主要是生理上不失身。
《明史·列女列传》记载的贞节烈妇最多，主要是三种人：不失身、不改嫁、成冥婚。其中有位节妇张氏，经常教导女儿说，现在倭寇入侵，危急时刻不能失节。井、刀都能以死保全名节。不久，倭寇攻来，女儿毫不犹豫投井保节，张氏也含笑赴井。
清《嘉庆会典·事例》载，康熙十二年（1673）诏曰，拒奸被杀者，照节妇旌表，地方官给银30两，听本家建坊。嘉庆八年（1803）又规定，若强奸已成，暴徒逃遁，其妇当日死，则减半给予旌恤。该妇越日死，扣除建坊银两。
在这种制度导向下，妇女一旦失身，只有死路一条，而且越快越好。这种重失身、轻人格的观念，一直笼罩着后来中国妇女的身心。
东汉末的蔡文姬，初嫁卫仲道，二嫁匈奴左贤王，三嫁董祀。范晔以其“才行高秀”，把她列入《后汉书·列女传》。宋代有淮南二节妇，一位手刃抢略自己的后夫，与前夫团圆。另一位将杀害前夫的后夫告到官府，为前夫报了仇。二人都勇敢地承担了自己的责任。如果按明人的观念，蔡文姬和淮南二节妇不仅不是贞节烈女，还要口诛笔伐，因为她们失身了。
第二，一座座旌扬贞节烈妇的牌坊拔地而起，管制寡妇的贞节堂相继兴办，烈妇节妇受到世俗社会愚昧无知的敬仰，寡妇受到地方官府的严格管制。
在幅员辽阔的中华大地上，有一类特殊的人文景观，从繁华城镇到穷乡僻壤，到处耸立着一座座雕琢精致，巍峨高大的节孝坊。它显示着文明古国建筑、雕刻艺术的高超，又显示着封建礼教的愚昧残忍。能工巧匠们为它付出的只是技艺和劳动，中国妇女为它付出的却是血泪和不尽的酸痛。
建国后，这些节孝坊大部分清除掉了，只有少数牌坊保留下来。现在山东省安丘市庵上镇就留有一节孝坊，坊主是诸城大北杏村的王氏，结婚未能入洞房，丈夫得病而死。王氏奉亲守志至29岁而亡。家人撮合，请下道光皇帝的圣旨，为其立坊。上面除镌刻“圣旨”二字外，楼匾上刻着“节动天褒”，“贞顺流芳”八个大字。可见，当时谁家出了个贞妇，立了牌坊，是件轰动乡里，无上荣光的大事。河北一带流传：“一个寡妇，半个知县。”
鸦片战争后，又出现了兴办贞节堂的风气。贞节堂以慈善赈济的面目出现，由官府拨商税和富商捐资，收养寡妇入堂，有子女者允许带人，由本堂抚养至成人。寡妇入堂后受到严格管制，男亲属一概不准入堂探视，实际上是一座座封建寡妇集中营。
第三，家族、宗族等宗法势力成为阻碍寡妇改嫁，剥夺寡妇自由，扼杀寡妇人性的凶恶势力。
从先秦到唐宋，许多寡妇的亲属都是劝告、鼓励甚至强迫其改嫁。《三国志·曹爽传》注引皇甫谧《列女传》载，曹爽弟媳令女寡居，家里人命她改嫁，令女用刀割去鼻子，誓为曹氏守节。到明清、民国，风气为之一变。因为牺牲寡妇的幸福，不仅可免除差役，而且有无限的荣光，人人敬仰。因此，以族长为首的宗法势力对寡妇特别凶恶。他们不仅阻挠寡妇改嫁，还可以不经任何法律手续，将失贞的寡妇游街、沉河及以其他惨无人道的手段处死。
平时，则对寡妇严加看管。《礼记·坊记》中“寡妇不夜哭”，《礼记·曲礼》中“寡妇之子”，“弗与为友”等古训也都有了付诸实践的土壤。寡妇更不能随便接触男人，“寡妇门前是非多”的俗语，把男人的同情和帮助拒于千里之外。
试想，一个失去男人的妇女，整天在人们冷漠和监视的眼光下生活，男人见了躲得远远的，甚至别人家的孩子也不和自己的孩子玩，心里是个什么滋味？节孝坊浸透了多少妇女的辛酸和血泪，封建礼教给妇女多少历史性的伤害，不是兰言两语所能讲清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