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高举人的旗帜，以空前的力度揭露中国标榜仁义道德的旧文化乃是吃人的文化，但是，“五四”的思想先锋忘记，自己的文化系统中却有一部高举“人”的旗帜的大书，可以作为正面的旗帜和参照系，这就是《红楼梦》。聂绀弩晚年体弱难以走动，背靠小床只读几部古代小说，正如他的《自遣》诗所说的，“自笑余生吃遗产，聊斋水浒又红楼”。罗孚编：《聂绀弩诗全编》。学林出版社，第113页。聂绀弩对《红楼梦》和《水浒传》均有许多精辟的、独到的见解，而发现“五四”这场批判“非人”、“吃人”文化，以人为主题的文化大变革却未能把《红楼梦》这部人书作为旗帜的缺陷，更是了不起的极其深刻的见解。这一见解从根本上启发了我。所以我写了“红楼四书”，把他的思想贯彻其中，期待《红楼梦》虽不能成为“五四旗帜”但能成为中国人永远的心灵旗帜。
把《红楼梦》这部人书作为“五四”的正面旗帜，这是聂绀弩的假设。被他的假设所启发，我则做了第二假设：如果五四新文化运动不是把孔夫子作为主要打击对象，而是把《水浒传》和《三国演义》作为主要批判对象就好了。“五四”作为一个发现人的运动，包括三个层面的发现，即发现人、发现妇女与发现儿童（这是周作人的概说）。而《水浒传》恰恰是不把人当人，无论是官府还是造反者均如此。水浒英雄直接吃人肉的有王英、张青和孙二娘等，更不说官府间接“吃人”了。至于妇女，无论是“水浒”还是“三国”，她们要么是政治马戏团里的动物（如貂蝉、孙权妹妹孙尚香等），要么是被杀戮的对象（如潘金莲、潘巧云、李巧奴等），要么就是哑巴工具和武器（如扈三娘），只是打仗工具，没有语言。至于儿童，连四岁的无辜小衙内，也被李逵一斧砍成两段。
因此，如果说，《红楼梦》是真正的“人”的文化，那么，“双典”则是“非人”的文化，是人任人杀戮的文化。五四新文化的价值核心，用一公式表述是“人=人”，而在双典中，我们则看到“人≠人”的公式，公式里包括集团之外的人不是人，女子不是人，儿童不是人。五四新文化运动高举的是人的旗帜，而且还突出个人，尊重每一个体生命，是一个很伟大、很了不起的运动，它如果在树立对象与打击对象上做一转换，以曹雪芹取代尼采，即以《红楼梦》作为正面旗帜，而以双典代替孔子作为主要批判对象，那么，它同样会有震撼，而且能严格地分清中国文化的精华与糟粕，原形与伪形，其张扬的核心价值（人——个体价值）和打击的核心观念（人变成非人）都将更为明确而无可争议。
笔者做这样的假定，并不是想入非非。实际上在新文化运动展开的前夕，运动的旗手陈独秀在1916年已和康有为论辩过。在康有为看来，中国风俗人心的颓败，是“不尊孔”之故。陈独秀不同意，写了《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一文驳斥他。有意思的是，在驳难的文章中他却透露出一个信息，认为风俗人心败坏，莫大于淫杀，就是黄巢、张献忠之辈的淫杀。只是这种淫杀属于过去，在文明社会的今天已不再发生。他这样写道：
康先生与范书曰：“夫同此中国人，昔年风俗人心，何以不坏？今者，风俗人心，何以大坏？盖由尊孔与不尊孔故也。”是直瞽说而已！吾国民德之不隆，乃以比较欧美而言。若以古代风俗人心，善于今日，则妄言也。风俗人心之坏，莫大于淫杀。此二者古今皆不免，而古甚于今。黄巢、张献忠之惨杀，今未闻也。有稍与近似者，亦惟反对新党赞成帝制孔教之汤芗铭、龙济光、张勋、倪嗣冲而已。古之宫廷秽乱，史不绝书。防范之策，至用腐刑。此等惨无人道之事，今日尚有之乎？古之防范妇人，乃至出必蔽面，入不共食；今之朝夕晤对者，未必即乱。古之显人，往往声妓自随，清李公卿，尚公然蓄妪男宠，今皆无之。溺女蛮风，今亦渐息。此非人心风俗较厚于古乎？《陈独秀文章选编》（上）。北京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156页。原载《新青年》2卷4号。
关于世道人心，是今不如昔还是今胜于昔？暂且不论。陈独秀既然认定“风俗人心之坏，莫大于淫杀”，并认为黄巢、张献忠属于淫杀惨杀之名手（只是“今未闻”），那么，把《水浒传》中的“淫杀”作为主要批判对象，便不是奇想天开。陈独秀拒绝康有为“尊孔”的妄说可以理解，而走向另一极端把孔子作为风俗人心败坏的总根，却放过黄巢、张献忠等，则大可商榷。
聂绀弩“假设”虽然没有使用原形文化与伪形文化的概念，但他作为一个热爱《资本论》（其读本至今还保存在笔者手里）、相信马克思主义的作家，实际上是信奉一个民族具有两种文化的观点（列宁提出过两种文化思想）。也就是相信，中国在自己的传统中具有最优秀的文化资源。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功勋不可抹煞，但它对传统文化缺少真伪的分辨却是巨大的缺撼。如果当时的新文化先觉者能用“原形”与“伪形”的视角去观察传统，那么，他们一定会发现，不仅上述的中国的英雄文化和柔性文化发生了“历史的伪形”，而且中国的道德文化也发生严重的伪形。
以孔子、孟子为代表的在先秦时期创造的道德文化是这一文化体系的“原形”，到了宋明，则有一部分发扬了原形，无论是程朱理学还是陆王心学，都有一大部分是孔孟伦理学的发扬光大；但是也有一部分发生“假蜕变”，例如“存天理、灭人欲”观念，“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观念，三纲五常、三从四德行为模式等等，就属伪形；至于后来所形成的妇女节烈观（包括立牌坊的反人性的行为）以及《二十四孝图》等愚孝行为语言，更是拙劣的变形。五四新文化运的初衷，打击的其实是伪形的孔子和伪形儒家伦理，并非孔子的原典（《论语》原形），可惜由于理论准备不足，只能笼统地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从而把儒家的原形与伪形一起扫荡。《水浒传》与《三国演义》中的英雄及枭雄们不像后来的太平天国革命，公开打击儒生，摧毁孔庙；他们倒是纷纷高举忠义的伦理旗帜，但是，其伦理文化却全面变质。无论是《水浒传》的“聚义”、“忠义”，还是《三国演义》的结义，都是“义”文化的伪形。当然，聂绀弩的假设和我的补充假设，只是假设而已。历史已翻开新的一页，我的假设也超越了“五四”，而从广阔的角度说明正在进行的“双典批判”的意义。
（五）黑暗王国与光明个例
尽管我以明确的语言进行“双典批判”，但仍然必须说明，除了肯定小说的文学成就之外，在价值观的批判中，我也并不是否定小说中一些具有人性光辉的人物与细节，可惜这种人物与细节过于稀少。就《水浒传》而言，能让人感到人性温暖的只有一个人，这就是鲁智深。他是唯一的一个；第一个道破这“唯一”二字的，是台湾大学中文系的乐蘅军教授。她在《古典小说散论》里如此论说鲁智深，很值得我们整段引用而加以细读：
鲁智深原来是一百零八人里唯一真正带给我们光明和温暖的人物。从他一出场不幸打杀郑屠，直到大闹野猪林，他一路散发着奋身忘我的热情。固然鲁智深同样不能免于杀戮，但“时常行善而不犯罪的义人，世上实在没有”（《旧约·传道书》）；况且有甚于此的，他正义的赫怒，往往狙灭了罪恶（例如郑屠之死，瓦官寺之焚）。在他慷慨胸襟中，我们时感一己小利的局促（如李中之卖药和送行）和丑陋（如小霸王周通的抢亲）；在他磊落的行止下，我们对人性生出真纯的信赖（如对智真长老总是坦认过失，如和金翠莲可以相对久处而无避忌，如梁山上见着林冲便动问“阿嫂信息”，这是如武松者所不肯，如李逵者所不能的），而超出一切之上的，水浒赋给梁山人物唯一的殊荣，是鲁智深那种最充分的人心。
在渭州为了等候金老父女安全远去，鲁智深寻思着坐守了两个时辰；在桃花村痛打了小霸王周通后，他劝周通不要使刘太公养老送终、承祀香火的事“教他老人家失所”；在瓦官寺，面对一群褴褛而自私可厌的老和尚，虽然饥肠如焚，但在听说他们三天未食，就即刻撇下一锅热粥，再不吃它——这对人类苦难情状真诚入微的体悟，是水浒中真正用感觉来写的句子。这些琐细的动作，像是一阵和煦的微风熨帖地吹拂过受苦者的灼痛，这种救世的怜悯，原本是缔造梁山泊初始的动机，较之后来宋江大慈善家式的“仗义疏财”，鲁智深这隐而不显的举动，才更触动了人心。水浒其实已经把最珍惜的笔单独保留给鲁智深了，每当他“大踏步”而来时，就有一种大无畏的信心，人间保姆的呵护，笼罩着我们。金圣叹认为鲁智深虽是上上人物，却总有一大段不及武松、李逵（《读第五才子书法》）完全是任性的评论。乐蘅军：《古典小说散论》。台北大安出版社，2004年版，第88—89页。
乐教授这段精辟精彩的论说比金圣叹高明，是她分清了鲁智深与武松、李逵的不同，这不同，不是鲁不及武、李，而是具有武松、李逵所没有的人性光辉。乐教授判断：“鲁智深原来是一百零八人里唯一真正带给我们光明和温暖的人物。”这一判断不是武断，而是极有见地、极为准确的人物鉴定和小说整体把握。能给读者带给光明与温暖的人物，是“唯一”的，只有一个。我们不能全盘否定《水浒传》的人性光辉，就因为它还有鲁智深在，我们所以要态度鲜明地批判《水浒传》，就因为它太缺乏光明与温暖；在鲁智深之外，具有太浓重的黑暗、冰冷与残酷，包括主要英雄武松与李逵，也是太多令人难以容忍的凶残、冰冷与黑暗。看不到武松、李逵的黑暗，还笼统地赐予英雄的称号，这不仅仅是金圣叹的盲点，而且是《水浒传》诞生之后，一代一代无数读者的盲点。
除了有鲁智深这样的光明个例之外，《水浒传》还用无是无非、无善无恶的笔触描写了一段宋徽宗的情爱故事，无意中透露了一线人性光辉。在充满道德法庭的中国社会里，一个身居社会塔尖的皇帝也是没有自由的，他也必须挖地道去私会身为妓女的情人。如果作者暗示，这是尤物误国，也设置一个道德法庭对宋徽宗和李师师进行道德裁判，那将是大败笔。但施耐庵没有这样做，他只是如实地娓娓道来，无褒无贬。在充满血腥味的小说框架里，竟然还穿插了这样一段具有人间性情的故事，一个皇帝为了追求情爱，可以上天下地的故事。这种富有人性的情节，没有落入“欲望有罪”的逻辑中，真是精彩，恰恰是人性的光明。对于这种个例，当然应在我们的文化批判范畴之外。可惜，尊重人性和大的欲望的权利，不是“双典”的基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