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红楼梦》写的大家族没落，没落就是没落了，林黛玉和贾宝玉的爱情结局是悲剧就是悲剧，绝没有解决问题的方案。也许我们可以找出一些蛛丝马迹的具体因果，比如说林黛玉身体太弱，贾母也许担心她不能替贾家传宗接代，所以就没有成全他们的好事。但这些具体的因果，又都不对。因为作者是把世界和人生的本体看做是色和空的对立。曹雪芹站在佛教哲学的立场看人世间的沉浮，人生就是色和空的循环：因空见色，由色生情，传情入色，由色悟空。曹雪芹的这种色空观，无论他人赞同与不赞同，都不是经验可以证明或反证的。但茅盾对社会的负面感受不同，他没有类似的形而上思考，他专注于社会的具体问题，并且拥有解决这些问题的强烈的愿望。
《春蚕》《春蚕》，见《茅盾全集》第八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以下引语均见此篇。的第一节，透过故事的主角老通宝对天气和世道的感叹，一语双关地点出世道已经变了。所谓变，就是由正常到反常的变。老通宝面临生活的最大问题是他现在活在一个他不熟悉，与祖辈时代极端不同的社会。作者通过老通宝的感受，传达出作者想告诉读者的消息：“真是天也变了！”“老通宝抬起他焦黄的皱脸，苦恼地望着他面前的那条河，河里的船，以及两岸的桑地。一切都和他二十多岁时差不了多少，然而‘世界’到底变了。”“世界真是越变越坏！……我活得厌了。”世道的变化是通过老通宝的感觉和口说出来的。如果作者想纯粹交代世道的变化而不是由世道的变化暗示其他的话，老通宝和世道变化的关系用不着处理得那么密切。一个正在变化的世界由老通宝感觉出来，这样就形成了老通宝和变化着的世界的特殊关系：他不理解世界为什么会发生变化。
作者赋予老通宝憨厚、勤劳的性格，并且已抱了孙子。像他这样的文化程度和知识水平真是未必能够通观世道变化的根源。读者呢，自然也不比老通宝明白多少。正因为老通宝未必清楚，他的每一个模糊感觉——世道变化的感觉以及感觉与故事情景的联系，就可以产生一种新的意义：由故事中人物的感受进而暗示产生这种感受的原因。而这才是茅盾写这篇故事的真正用意所在。如果老通宝是一个洞察世情变化奥妙的人，这个故事就无法叙述下去了。因为只要老通宝知道自己的汗水换来的不是财富而是债务，他就会不干了。作者要告诉一个命运作弄老通宝的道理，但却不能通过故事中人物的嘴说出来。作者不让老通宝知道更多，而让他在盲目中被命运作弄。作弄得越不可思议，小说的叙事便越符合原先设定的目标。因为这个命运的作弄会最后引出作者想说的真理。因此，作者设定一个对自己命运懵然无知的老通宝是绝对有必要的，此处也见得作者的结构运思的匠心。作者靠着人物的盲目性，让他被命运推着走，最后达到一个明晰的结论。
（三）叙事对意识形态的转述 (2)
小说开头写老通宝坐在“塘路”边的石头上，想着一件他怎么也想不明白的事：陈老爷家和他家怎么现在就由盛而衰了呢？他的祖父曾经和陈老爷共过患难，一同被长毛捉去，在长毛营里混了六七年，后来偷了长毛的金子逃出来做生意。“老陈老爷做丝生意发起来的时候，老通宝家养蚕也是年年都好，十年中间挣得了二十亩的稻田和十多亩的桑地，还有三开间两进的一座平屋。这时候，老通宝家在东村庄上被人人妒羡，也正像‘陈老爷家’在镇上是数一数二的大户人家。”可是，现在两家都不行了，老通宝现在没有了土地，还欠了300元债。老通宝相信，这是“长毛鬼”在阴间告了状。因为他祖父在逃出长毛营的路上，杀了一个正在巡路的小长毛。但是，这个结也应该解了，因为自老通宝懂事以来，他们家为了这个长毛鬼，不知念了多少佛，烧了多少纸钱。除了这个不成理由的理由——报应——之外，他们家根本不可能破败。“父亲勤俭忠厚，他是亲眼看见的；他自己也是规矩人，他的儿子阿四、儿媳四大娘，都是勤俭的。
就是小儿子阿多年纪轻，有几分‘不知苦辣’，可是毛头小伙子，大都这么着，算不得‘败家子’！”这段叙述所表达的老通宝的苦恼，其实也是读者的疑惑，只要读者认真去想，就会像老通宝一样不得其解，所不同的是读者不身处其境而已。苦恼摆在故事中的人物面前，疑惑摆在阅读故事的读者面前。正当老通宝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河道的弯曲处传来了小火轮的汽笛声，“一条柴油引擎的小火轮很威严地从那英厂后驶出来，拖着三条大船，迎面向老通宝来了”。作者特意用了“很威严”三字。谁都知道，在那个时代，只有与洋的东西相联系，才会“很威严”，而且这“威严”“迎面向着老通宝”。
这个画面暗示“威严”向老通宝挑战了，尽管老通宝自己不知道，但作者知道，读者也在作者的告知下知道。老通宝满怀恨意地看着小火轮驶过身边，“轧轧轧的轮机声和洋油臭，正散在这和平的绿的田野”。田野是绿色的，就像它千百年的绿一样；田野是和平的，就像它千百年来的和平一样。但自从来了小火轮，来了洋鬼子，机械的声音，洋油的臭味，就进入了绿色的、和平的家园，诗意的田园被万恶的小火轮破坏了。这时候，老通宝想起了老陈老爷的话，“铜钿都被洋鬼子骗去了”。谁把洋鬼子引进来的呢，自然是那些土鬼子，他们穿着洋鬼子的衣服，喊着打倒洋鬼子的口号，串通了洋鬼子。所以，镇上的东西一天比一天贵。老通宝面对的生活艰难，故事写到这里，读者也就不难明白原因所在了。
茅盾这篇小说毫无疑问要告诉人们一个道理，帝国主义的政治军事侵略和经济掠夺，造成了中国农村的破产，而作为封建势力的高利贷，则加速了农民的贫困。一个政治社会性的道理借助小说虚构的形式很明白地展示出来。它和当时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社会的基本分析和估价是完全一致的。还在20世纪20年代国共合作的时候，北伐革命的两大目标就是“打倒列强，打倒军阀”。30年代中国社会性质论战，“新思潮派”反复强调帝国主义入侵造成了中国经济的破产，造成了中国政治的分裂。很明显，作者在解释中国农村的经济现象时，非常自觉地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的观念。首先是有了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社会政治的基本分析和主要判断，才有可能产生茅盾这类的小说：小说的叙事服从了一个社会政治的判断。
当然，这个判断正确不正确是另外的问题，可是我们知道得很清楚的是一种政治意识形态进入了文学。茅盾另外两篇写得较好的小说，《林家铺子》和《子夜》，要说明的道理和《春蚕》差不多。前者写一家商贩在战乱和官僚勾结的压榨下破产的故事；后者写民族资本在买办资本和官僚资本的联合压迫下由盛而衰的故事。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模式渗透小说叙事，在茅盾的小说里表现得特别明显。革命文学到了茅盾的手里才可以说有了实绩，摆脱早期蒋光慈等人的“革命加恋爱”的幼稚模式。其实茅盾早期的小说也脱不了“革命加恋爱”的老套。自社会性质的论战之后，马克思主义在都市左翼的知识界，不再表现为单纯的战斗激情，自成体系的社会分析也进入了左翼知识界的视野，文学也自然更向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分析靠拢。
有意思的是在茅盾的小说里，时间过程不像后来的革命文学那样总是由否定转变到肯定，而是相反，由肯定转变到否定。茅盾这类小说的结局总是比开始更糟糕，故事的时间顺序总是直线走下坡路的。老通宝刚出场时就已经欠了300元的债务，而到故事结束时，他不仅没有还清债务，而且白赔上了15担桑叶的地和30块钱的债。这似乎和唯物史观所陈述的时间序列不相吻合，好像历史走向倒退。其实不然，茅盾面对的是一个“旧世界”，而不是一个“新世界”。按照唯物史观的理解，旧世界正在没落，正在崩溃，但是要在摧毁了“旧世界”之后，才能出现一个“新世界”。
所以，茅盾小说的时间过程并不是整个历史过程的缩影或象征，而是其中的一个片段。在这样一个代表历史黑暗的片段中，是允许历史会暂时倒退的，即允许时间过程走下坡路的。时间过程由较为肯定到彻底否定的变化，象征着“旧世界”无可挽回地走向没落，就像《子夜》里面那位被作者贴上腐朽没落封建阶级形象的赵老太爷，来到上海这个更进一步的“半封建半殖民地”都市，在五光十色的霓虹灯和女人大腿的刺激下，口里念念有词“万恶淫为首”而一命呜呼。茅盾和他的追随者不一样，他写的是“旧世界”的没落，写的是旧制度的崩溃，或者更准确地说，茅盾是在叙事中宣告“旧世界”的没落的，他以这样的故事来表达他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认同。
和唯物史观对社会的看法离不开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念一样，革命文学的叙事总是离不开对立力量的较量和作者的历史批判眼光。但是《春蚕》的历史批判有自己的特点。整个故事并没有展开正面的冲突，小说里的历史批判是用“曲笔”表达出来的。老通宝一家和他的村邻，无疑是属于被压迫，被剥削的一方，他们辛勤劳动，洒下汗水，但丰收的果实都到哪里去了呢？小说只有曲笔的暗示，并没有明确展开。读者可以自己意会，小火轮和把洋鬼子引进来的土鬼子当然就是导致农村破产的罪魁祸首。压迫者和被压迫者的利益对立在故事里表现得非常清楚，只是压迫者的形象尚且不是凶神恶煞的形象，也不是老奸巨滑的形象。
压迫者和罪人躲在故事的背后，隐身在叙事的字缝里面，不像《林家铺子》和《子夜》，罪人都是冠冕堂皇地登场，情节的推进在对立的较量中进行。正是因为这样，三篇小说比起来，还是《春蚕》更加讲究一点技巧，艺术的构思也更加严密一点。可是，无论如何，罪人是叙事不可缺少的，因为具体的问题总有一个具体的答案，小说既然提出的是具体问题，那怎么能够缺少压迫者的形象而使解决问题有明确的答案呢？所以，对叙事来说，压迫者的存在就意味着问题有一个最终的解决的方案。这种叙事的性格是为作者选定的观察社会人生的意识形态的框架决定的。如果说茅盾的小说也是“问题小说”的话，那它们也是属于广义革命文学系统里的问题小说。
（四）在“历史进步”名义下的清算意识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