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的政治式写作，在开始阶段，是一种纯粹的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式写作。这是许多左翼文学作品的写作方式。但是，发展到1942年之后，特别是抗日战争胜利之后，情况又有很大的变化。这个时期的政治式写作，是斯大林式的写作与法国革命式写作的混合，或者说，根本无法划清这两种政治式写作的界线。政治性写作从20世纪20—30年代就开始了，茅盾的《春蚕》和《子夜》就是典型的以“主义”为创作框架、以文学转达意识形态的政治式写作。到了1949年之后，这种政治式写作走向极端；其极端性，一是在内涵上从转达“主义”走向流血祭礼，二是在审美形式中出现两大现象：
（1）全面以政治话语取代文学话语；
（2）全面以集体经验语言取代个性经验语言。
也就是说，文学自性从文学的基本点上即语言上丧失。作家诗人没有自己的语言，主体只有“我们”，没有我。这个“我们”，是阶级，是集团。作家只是阶级的代言人，集团的代言人。“吾丧我”，庄子的思想在这里表现为另一个意思：文学丧失了全部自性。
（三）自性的再生与新的困境
经历了自性毁灭的时代之后，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大陆的文学自性经历了一个重新觉醒即回归与再生的时代。
所谓回归与再生便是恢复文学自性语言和恢复个性经验语言，这是近30年来大陆文学回归文学自性所走的第一步。这一步使大陆文学重新赢得了尊严，也赢得了成就，使大陆的当代文学出现了一群富有灵魂活力的作家。其活力的主要表现是他们尝试各种文体的写作。如果说，“五四”是一场用白话文取代文言文的语言试验，那么，20世纪80年代之后的作家，所进行的则是用多种文体取代单一写作文体的试验。整个文学发展的态势很好，中国现代文学进入了“五四”之后的第二个辉煌期。可是，现在又面临着新的困境。这就是面临着新的覆盖一切的市场的潮流，也可以说是铺天盖地的俗气潮流。如果说，20世纪文学遭遇到的是政治垄断一切包括垄断文学的异己（反自性），那么，21世纪遭遇到的则是市场垄断一切包括垄断文学的力量。原先主宰作家的政治意识形态潮流尚未完全消失，现在又增加了一个新的主宰——商业潮流，因此，作家陷入“一仆二主”的境地。在这种历史语境中，文学可能再次丧失自性的危险。
面对现实的困境，现在没有任何现成的理念可以支持文学和帮助文学。这个时代没有思想，西方左翼思想者走不出泛马克思主义的老框架（以批判资本主义、社会进步、乌托邦等为核心观念），右翼思想者提不出新鲜的思想。因此思想空前贫乏，人类只知石油短缺，不知思想已发生严重贫血症。思想家帮不了忙，上帝也帮不了忙。人类社会已从冷战时代进入经济战时代，生存竞争进入空前激烈的新形态，用史学家黄仁宇先生的话说，这是从意识形态的时代进入数字管理的时代。现在世界已变成一部金钱开动的机器，人类的神经全被银行上的数字所抓住。英国的俄裔思想家比赛亚·柏林曾引用另一位哲学家的话说：“上帝是艺术家，不是数学家。”在数字的时代里，上帝没有位置，连自身都难以保障，更无法顾及诗人。文学唯一的出路，便是自救，自己为自己开辟道路。
（四）文学的自救
如何自救？这是作家诗人的真问题。在商业潮流下，文学只有两种出路，一种是迎合潮流，把文学当做文化产品和文化消费品；另一种是抗拒潮流，坚守文学自己的独立品格，保持对文学的忠诚信仰，创造文学的精品、诚品。真正的作家诗人只能选择后者。而要选择后者，就得从潮流中跳出来，也就是从市场的“局”中跳出来，当“局外人”。用《红楼梦》的语言表述，就是当“槛外人”。在当下的历史场合中，选择“槛外人”、“局外人”的角色，拒绝充当“风气中人”（钱锺书语）与潮流中人，正是文学的自救之路。
要从潮流的局外跳出，必须建构一种潮流中的孤岛，一种只属于自己的精神园地，这就是“象牙之塔”。20世纪中国文学界的一大现象是象牙之塔的毁灭，这也是文学自性毁灭的另一种现象。20世纪20年代，鲁迅先生翻译了日本的文学理论家厨川白村的两部着作：《苦闷的象征》与《走出象牙之塔》。鲁迅先生的写作年代正是革命文学与左翼文学勃兴的年代，当时的中国苦难深重，民不聊生，有良心的作家纷纷走出象牙之塔去拥抱社会，这是值得赞颂的。但是这之后形成了一种偏执性理念，以为“象牙之塔”就是要不得的罪恶之所，从此作家也失去了在象牙之塔中进入深邃精神生活的自由。然而，近一个世纪的实践证明，唯有在象牙之塔中，作家诗人才可能进入沉浸沉思状态，才可能进入面壁潜心写作状态。今天，历史语境已经改变，作家面临的不是国家的危亡与相应的社会责任重担，而是无所不在的商业市场潮流。在这种潮流面前，作家诗人面临的危险是丧失自身，丧失真我，充当市场的人质。因此，我们应当及时地提出“重构象牙之塔”的理念。相应地，我们应当充分尊重作家隐逸的自由，逍遥的自由，即不参与社会的自由，不干预生活的自由。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前，作家诗人生活在象牙之塔之中是极为正常的。阅读《红楼梦》，就知道贾府的诗人们共同构筑了一个名为“大观园”的象牙之塔，这个大观园是曹雪芹的理想国，与大观园外的世俗世界不同，可说是“一府二治”。在此理想国即象牙之塔中，有结社自由，有言论自由，诗人们彼此放下世俗的嫉妒、傲慢、偏见等各种负面生命机能，只沉浸于诗的境界中。这是站立于欲望世界彼岸的诗意共和国，也是曹雪芹的梦中之国。曹雪芹这一大梦启迪我们：文学的初衷即文学的本源、本性，乃是个人生命的需求，所谓诗可以观，可以兴，可以怨，都是个人需求；它的开始并非国家的事业，官方的事业。曹丕把文学当做“经国之大业”，梁启超把新小说当做产生新国民、新国家、新社会的历史杠杆，都夸张了文学的功能。严格地说都是一种妄念。我们应当丢掉这种妄念，回到文学只是净化灵魂的本真角色，确认文学的力量是弱小的，有限的，它只是强大的现实浊流中的一块净土，诗人只是净土中一些通过做梦而守持真我的一群生命存在。
大观园诗国，作为一种象征，它又暗示：诗不一定要干预政治，也不必干预社会，干预生活。大观园的诗，只是见证历史，见证人性，见证人类的心灵困境与生存困境。而这一点，却触动了一个根本观念问题，也是堵塞文学回归自身之路最大的理念障碍问题。近100年来，文学必须干预生活，必须参与改造社会事业，几乎成了公理。我们回归文学的自性之路必须面对这一公理提出质疑。首先，必须承认，有些作家愿意用文学去拥抱社会是非，干预社会生活，这是无可非议的，但是，这不能成为一种定律。20世纪中国文学的基本教训就从这里发生。
新文学作为启蒙的事业，这是时代的逼迫，但后来变成一种普遍要求，结果导致文学负担文学之外的各种社会重担，却与社会解放事业完全混同起来，结果发生一个“本质先于存在”的反存在主义的命题。也就是把文学的意义（社会责任）看做重于文学本身，即不是为文学而文学，而是为意义（功能、责任）而文学。我们的文学自救，恰恰需要“存在先于本质”这个命题，也就是首先应当为文学而文学，然后再考虑文学可能派生的意义，包括社会关怀。关怀作为意义的一种，它也不能因为关怀的神圣而置于文学本身之上。这就是说，作家诗人首先是考虑自己如何深化对世界与人性的认知和如何提高自己的审美能力、表现能力，然后再考虑作品可能派生出来的关怀功能。唯有确认这一点，文学才有自由。
（五）文学的提升
提出“文学的自救”，虽然必要，但容易被误认为消极命题。因此，我还想补充另一命题，即“文学的提升”，并想到，当代华文文学具有三种提升的可能。
第一是学养的提升。20世纪下半叶，中国大陆的当代主流作家，具有丰富的生活经验，尤其是在战争风云中的直接体验，但是，他们多半是战地的记者和通讯员或战争年代的报刊编辑，学养不如五四时期的主流作家。“五四”创造主体，或留学欧美，或留学日本，加上家境的诗书渊源，总的来说，学养相对比较高。曹雪芹所以会写出《红楼梦》，除了他的艺术天才之外，也得益于他生活的贵族之家从小给予的学养。20世纪80年代中国打开国门之后，新一代的作家非常勤奋，也努力吸收西方的各种新潮与写作技巧，文化见识有所增进，但学养意识仍不够强。如果把自己的写作抱负加以提升，对自己提出更高的期待，仍然会感到学养不足。
第二是趣味的提升。五四新文学运动以白话文取代文言文，打破少数人对文学的垄断，使多数底层的劳动者拥有享受文学的权利，这是“五四”的历史功勋，但是，因为白话文与日常口语没有太大区别（林琴南说白话文乃是引车卖浆者流语言，也是实话），容易掌握，因此，文学的门槛也变低了，人人都可以踏进这一门槛，全民都可当诗人（如在1958年的民歌运动中8亿人都成了诗人）——换种形象的话语表述，文学本是稀有的熊猫，门槛低了之后，文学倒变成遍地皆是的蚂蚁——这样就使文学的趣味降低了。后来，在政治意识形态的控制之下，雅俗颠倒，唯有“下里巴人”方能生存，“阳春白雪”则无立锥之地，文学的趣味更是一落千丈。20世纪80年代后文学趣味虽有所提高，但商业的俗气潮流又在威胁高雅的趣味。在此历史语境下，诗人作家强化自己的“趣味意识”，在象牙之塔中，既要耐得住清贫，又要耐得住寂寞，不迎合俗气的潮流，仍往高级趣味上寻求，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第三是灵魂质量的提升。这里所讲的灵魂不是西方宗教语系中所讲的灵魂，而是体现在作家诗人身心中的本真意识，即作家诗人的真我。在唯利是图、金钱席卷一切的时代，作家往往会不自觉地追求某种世俗角色，因为世俗角色可以带来世俗的利益；但世俗的利益一定会削弱作家诗人心灵的力度。文学本来就是心灵的事业而非功利的事业。它与功利有关，但只审视人类的种种功利活动，本身并不谋求功利。为了让灵魂站立起来，作家有所为有所不为是必要的。笔者一直非常钦佩胡风指出中国作家的一个根本问题，就是灵魂中带有“精神奴役的创伤”，这是击中要害的20世纪最精彩的文学论点。常常铭记这句话，我们的灵魂将会有所提升，在文学自救的路上，也将增添一点清醒的意识。
2001年3月19日于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