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其中的秘密还是信息与激励。因为在这样的赛制中，金牌的获得只取决选手的相对成绩，而与绝对成绩无关。即便是博尔特仅仅领先第二名0.01秒，他一样能够获得冠军和奖金。因此从经济学的角度，博尔特在确定领先的情况下无须冲刺，只要保证与第二名足够的优势就行。经济学家把这种激励方式称作“锦标制”，即根据代理人的绩效排名来奖励代理人。
但是，显然这样的做法与奥林匹克追求的“更高、更快、更强”的理念相冲突，因为博尔特明明能够跑得更快。事实上，我们身边这样的“锦标制”并没有给我们带来多少好处。
例如，投资者在选择基金的时候，真正关心的往往并不是哪只基金的绝对收益率，而只是它在所有基金中的排名情况，因此对于基金经理而言，真正重要的并不是绝对收益率，而是相对其他基金的收益率，因此在一些比较重要的时候，他们惯用的伎俩就是抛售其他基金重仓持有的股票，以此打压别的基金净值，从而提高自己基金的排名。
在企业中“赢者通吃”的局面也是一样，表现最好的员工能够获得奖金或者晋升的机会，但上司对真正努力的员工只有一个模糊的概念，他无法在完全了解全部员工之后做出答案，因此绩效奖金只是薪水的一部分。而且面对提升，那些知道无法“获胜”的普通的员工就会早早退出“比赛”，因此这样的制度往往只对两三个人有效。
狡兔死，走狗烹
由于信息不对称，占有信息多的一方就存在不当获利的机会，即凭借自己占有信息的优势来误导、欺骗另一方，使自己获利而使他人受损。这种信息不对称的现象在现实生活中大量存在，造成大量不该有的经济后果——效率损失。
亚当·斯密曾经这样描述过他的感受：“这些企业的董事们是他人财产而不是自己财产的管理者，不能期望他们像合伙制企业那样小心谨慎。如同富人家的管家一样，他们倾向于关于一些小的事物，这并非出于对主人声誉的考虑，而是因为他们在这类事情上有更大的处置权。”
现代产业经济学吸收了信息经济学的观点，并且认为企业管理实质上是一系列的委托代理关系，股东和董事们把企业交给管理者经营，董事会是委托人，总经理就是代理人，因此所有者和管理者的关系转变为一种委托代理的关系。一些管理者接受斯宾塞的建议，向员工提供下面两种工资方案，以此发出甄别“优秀”员工的信号：
选择一：固定工资较低而计价工资较高的合同；
选择二：固定工资较高而计件工资较低的合同；
测试的结果很明显，能力较强的人会选择第一种合同，而其他人会选择第二种，显然，后一种合约会导致平均工资水平较低，这说明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的激励制度会失效。
然而，有些时候信息不对称更加严重，监督信息的缺失可能会带来更为严重的后果——道德风险。由于董事会和总经理之间存在着信息不对称，董事会聘用了总经理是希望总经理付出劳动和管理才能，使企业赢得最大的利润。但是关于总经理能力的大小、付出劳动的多少、工作努力程度的高低，董事会往往知道得非常有限，而总经理自己却心知肚明，双方之间产生了信息不对称的问题。
董事会怎样才能决定报酬是否值得或者说董事会怎样才能让总经理努力工作呢？这就需要设立适当的激励制度来解决这种问题。由于信息不对称，董事会和经理人之间只能是不完全的契约，契约不可能就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做出全面而详细的规定，必然留下可以利用的漏洞，而监督经理人的行为非常困难，这样经理人就可以在不违背契约的情况下，侵害董事会的利益而实现自己的目的，于是就有了职务之便请客、公务旅游等行为。
在股市中，一些基金经理的表现更加糟糕，他们甚至利用基金建仓选择股票的权利为自己获得老鼠仓。他们的做法是这样的，首先获得基金公司将买入股票的信息，然后先期低价买入这些股票，等到基金重仓持有并使得股价上升后，再迅速地抛售股票获利，这种行为实际上是利用信息不对称进行的欺诈行为，现在人们正在制定相关的法规来稽查这样的老鼠仓行为。
在很多行业中，为了解决信息不对称引起的激励问题，企业常用的办法是通过“期权”激励经理人努力地工作，这种办法是允许经理人在较低的价位购买公司的股票，如果经理人团队的努力，公司取得高额利润回报，由此会带来股票升值，此时经理人的股票期权就会增值。相反，如果公司由于经营不善而出现了股票下跌，那么股票期权就毫无价值了，经理人的利益也会受到损失。 “期权”的激励将经理人的努力与个人未来的收益密切相关，它会鼓励经理人想法设法地提高公司的业绩。
尤金·法马（Eugene F.Fama），这为来自波士顿的“金融思想家”提出了开创性的想法——“经理市场竞争”。他认为，完善的经理人市场是约束管理者行为的一种有效机制。因为，在竞争性经理人市场上，经理的市场价值取决于这个经理过去的经营业绩，从长期来看，经理必须对自己的行为负完全的责任。因此，即使没有企业内部的激励，经理们出于今后职业前途的考虑，以及迫于外部市场的压力，也会同样努力工作，那些试图偷懒或者不努力的经理人将无法在未来获得更好的职位。法马将代理人市场竞争的因素引入委托——代理理论，从而使该理论在结构上有新的发展。
在中华几千年的历史上，周而复始地上演着功臣与皇帝的悲剧，这种现象也能够用信息不对称市场进行完美诠释。
在这里，皇帝—功臣之间同样是委托代理关系，皇帝给功臣们高官厚禄，对他们的要求是勤奋工作，为皇帝效命。而皇帝最关心的是，谁是忠臣？谁会造反？但在信息不对称的格局下，只有大臣们知道自己造不造反，皇帝却不知道谁将来会造反。任何一个皇帝想要确保江山万代，他们就必须绞尽脑汁来找到造反的“忠臣”，但这究竟该怎么识别呢？
如果根据斯蒂格利茨的建议，皇帝可以发出甄别信号的方式降低信息不对称，这样的建议就如同皇帝向着大臣们宣布：众位大臣，如果你不造反，那么你想要什么条件？事实上，对于真的想叛乱的大臣而言，这的确是一种可笑的做法，因为皇帝的收益实在是太诱惑了，所以每个有机会的人都不会轻言放弃的。并且，在古代的皇权时代并没有什么大臣市场，那么皇帝们该怎么区分大臣们是否忠心呢？
每个开国皇帝都面临着这样的困境：他无法从功臣集团中分离出忠臣和奸臣，但他又必须想尽办法保证自己的儿孙能顺利继承皇位。在不能辨别忠奸时，皇帝们选择了实际上也只能是这样一个分离信号：有能力造反的和没有能力造反的。对于皇帝来说，只要把有能力造反的杀掉，剩下的人即使有造反之心，也无造反之力了，最终的结果只能是“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放过一个”。
每一代皇帝都面临同样的困境，面临着同样的信息不对称，这样的困境使他们最后都做出了同样的选择：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
狡猾的经济学
在斯密开创的正统经济学模型中，暗含了这样的假设，市场的参与者对所有商品的信息了如指掌，价格传递着真实的信号并调整市场达到最优的供求平衡，可是人们认识柠檬市场以后，这种假设便被打破了。真实世界里到处都是不对称的信息，价格并不能真正反映商品的差异，买方和卖方不能做出最有效率的决策。
从消费者的角度来说，获取的信息越多，他越能做出更好的预测，从而减少风险，因而信息是有价值的商品，为了获得信息必须承担费用。有时候人们为了获得信息不得不求助于专家，这也造就了今天的专家时代。然而在市场中那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引下，专家并不总是合理地使用他们的信息。
尽管经济学的分析技术会改变，但经济规律不会改变。信息不对称的引入改变了现有的很多结论，但是经济学家重建的模型很好地包容了这些，同时他们提出了卓有成效的解决方案，人们不会再为“柠檬”而付出“桃子”的价钱，那些“桃子公司”也不会为失去顾客而沮丧，一切都在朝着好的方向发展。更加可喜的是，经济学家们已经将信息经济学与传统经济学模型完美地融合在一起，并且在激励理论、产业组织、机制设计中发挥巨大的推动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