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斯比较了16世纪到17世纪期间英格兰和西班牙的制度，进而指出，英格兰有比较稳定的财产权，而西班牙国王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没收财产；英格兰有《大宪章》限制国王的权力，而西班牙的议会很少发挥作用。制度的差异使得英格兰迅速发展成为领导世界的霸主，而西班牙原本发达的资本市场却遭受到相对的停滞。诺思的研究告诉人们，率先的制度创新，就好像率先采用先进的机器设备一样，可以得到超过平均利润的社会回报。
诺斯深刻地指出，产权和制度的执行必须依赖于政府，而政府通常又在追求租金最大化，并导致一些国家陷入对落后制度路径依赖的轨道。这种没有政府不行，而有了政府也未必能办好事的两难由此进入人们的视野。国家为我们建立和实施产权，作为回报，我们付给它税收。由于国家拥有暴力机器和至高无上的权威，与私人相比，实施产权时的成本要低得多。
在诺斯看来，国家具有双重目标，一方面通过向不同的势力集团提供不同的产权，获取租金的最大化；另一方面，国家还试图降低交易费用以推动社会产出的最大化，从而获取国家税收的增加。国家的这两个目标经常是冲突的。由于人们的行为常常是非理性的，并且政治市场的交易费用高昂，政府作用的结果往往是经济增长的停滞。
有人会说，如果想发展经济，只要学习先进国家的制度就行，似乎这样的想法没错，可是结果未必理想。今天的马里照抄了法国的商业法，但经济却一塌糊涂，后来人们发现，当法国处在马里发展相当的阶段时，法国并没有商业法。
锁眼现象
如果我们仅仅认识到制度对经济的重要作用，这还是不够的，因为制度的执行还需要制度文化作为基础。排队是一种被广泛接受的非正式制度，但如果对违反规则者的制裁不严格，那么遵守规则人的利益就得不到保护，有时候社会舆论虽然起到监督的作用，但在监督力不强的时候人们会选择不排队或插队的做法，现在我们看到在银行、机场等地方，排队制度已经由非正式制度上升为正式制度。
制度的有效执行必须依赖强有力的法制体系。19世纪末，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在距离柏林不远的波茨坦修建了一座行宫，紧挨宫殿处有一座磨坊。磨坊低矮破旧，与高大威严的宫殿很不相称，实在是大煞风景。威廉一世开始只想买下磨坊然后拆除，以免有碍观瞻，但与磨坊主多次协商不成，就拿出国王的权威，强行拆除了磨坊。没有料到的是，磨坊主是个倔老头，一纸诉状，将威廉一世告到法院。地方法院判决威廉一世败诉，必须将磨坊“恢复原状”，并赔偿由于拆毁房子给磨坊主造成的损失。事件的最后结果是：威廉一世重建磨坊，并赔偿了老头的损失。 今天，那座磨坊还矗立在波茨坦行宫旁边，成为德国司法和法治的象征。
有趣的是，制度似乎也是个神奇的东西，一旦被它看上，你很难摆脱它。
美国两条铁轨之间的标准轨距是4英尺8.5英寸，为什么是这样呢？它源自英国的铁路标准，因为英国人是美国铁路修建的指挥者。而英国铁路是从电车车轨中脱胎而出的，但电车车轨为何采用这一标准呢？原来最先制造电车的人是制造马车的，他们把马车的标准直接搬过来了，但这一标准又是谁定的呢？
真正的答案是古罗马军队。古罗马军队最早设计战车时，选择了两匹战马的屁股的宽度为标准，因为这更有利于战车的驰骋，这也就是为什么马屁股会决定了铁轨的宽度。这在经济学中，被称为“锁眼现象”。它告诉我们这样一个道理，一个团体、一个社会一旦选择了某种制度，就会对这种制度产生某种依赖，并且在一定时期内出现制度自我强化的现象。
专业的说法是，制度具有自我强化的功能。制度能够在某一方向上不断繁衍复制。就比方说，只有你一个人拥有电话，那么是没有意义的，但如果足够多的人有电话，那么你有电话就有意义了，进一步，如果还有人想和你们通话，他就必须拥有同样模式的电话。
如果处于这样一个行业，一旦消费者买了你的产品，就被你锁定，如果他要转用其他产品，成本非常高，那么这种产品就具有网络外部性，比如微软的产品，因此WPS所面对的挑战不仅是微软，还有每个消费者的习惯。所以，在一个可以不断自我复制繁荣的产业，对于所进入的企业而言是幸运的；一个不断自我复制衰败的产业，对于此产业中的企业来讲是一种痛苦。
“锁眼现象”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路径依赖。简单地说，制度在形成以后会相对稳定。经济学家认为，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和繁荣正是依赖于它固有的财政和金融体系，而今天这些往日的优点正在杀伤着日本的经济。日本的经济衰退，人们最终发现是体制方面的路径依赖问题。相比而言，美国人就幸运多了，美国经济200年来之所以富有朝气，市场经济之所以运行有效，与它的制度灵活有密切的关系。
是球员，还是奴隶？
在现代社会中，自由是每个人最基本的权利。即使最普通的人也明白，雇员拥有选择工作岗位的权力，如果没有得到雇员的同意，他们不能被一个公司卖到另一个公司。
但是，现代社会中，竟然还存在着奴隶制度，而且还存在着一个庞大的奴隶市场，这绝非骇人听闻的事情，它就在我们眼前。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曾经一针见血地说：“FIFA就是最大的奴隶市场，公开在世界范围内进行人口买卖，买来穷国的运动员再把他们卖到其他国家，从一个俱乐部卖到另一个俱乐部，从一个国家转向其他国家，现在所有大洲都成了欧洲的人口基地，这样的活动应该停止。世界的良心到哪里去了？”
没错，看似风光无限的足球运动员的确像奴隶一样被买来卖去。在现代足球俱乐部中，每当球员转会的时候，这里更像是一个奴隶市场，无论摘牌还是倒摘牌，很多球员都不知道自己要被卖到哪里。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是当今足坛最炙手可热的球星，2008年夏天关于罗纳尔多的转会案就让我们看清了一切。皇马俱乐部开出天价7000万英镑希望买入罗纳尔多，然而经过几轮较量，最终罗纳尔多现在的东家曼联俱乐部被激怒了，而在俱乐部的强硬立场下，罗纳尔多不得不放弃自己的意愿。
从法律上讲，足球运动员的流动确实受到了严重限制，尽管运动员享有他们的专业运动技能，但是俱乐部独家垄断了这项能力的使用权。
1995年12月15日欧洲最高法院做出裁决，裁定欧洲足联现行的球员转会制度与外援上场名额限制是非法的。而这次裁定的本质在于，确定了足球运动员是足球俱乐部的雇员而不是财产，但是这并未真正改变足球运动员的命运。
人权也是民主制度中的热门话题，在一些人眼中，美国似乎是一个人权状况很好的国家，1776年7月4日发布的《独立宣言》，美国认定的真理是“人人生而平等”。
可人们并不知道，直到1965年，美国黑人都没有选举权，这似乎与我们前面的话相距甚远，但请你相信，这是真的，因为美国宪法给出了这样的回答：美国黑人不是人。这就是美国的民主，其实很久以来它只是白人统治世界的民主。就如同专利制度、保险金制度一样，民主制度也是一种利益的再分配，绝对的公平是不存在，所有的民主都是有条件的。
进步的经济学
制度，是人类追求社会秩序的结果，这是人们力图为自己的生活构建一个稳定的空间的体现。在法律出现以前的社会，人们依靠风俗习惯、道德、意识形态构建了社会秩序。法制制度的出现，使得人们尽可能地把原来属于非正式制度的社会规范转化为正式的法律规范，从而拥有了更大的强制力。法律和经济，这两条看似无法相交的直线，在经济学家们的努力下也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尼古拉斯·阿尔迪托·巴莱塔曾经说过：“过去经济学家之所以不能够充分解释经济增长，关键是第四个因素——制度——一直受到忽视。”
尽管从凡勃伦、康芒斯开始，早期的制度经济学家们就对法律和经济这样深刻的问题开始了讨论，但始终没有得到主流经济学的接纳，真正的改变是从科斯开始的，人们用交易成本和产权制度这些思想武器，明白了制度和经济的关系。人们通过交易成本的概念可以理解制度为什么会存在，制度的变化是怎样发生的，人们为什么以及怎样采用更经济的方式来组织生产和交换的活动等。制度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为了提高经济效率，人们不断地反思已有制度存在的缺陷并加以修正。当然，人们对制度的研究还只是一个开端，现在的经济学家还不可能对所有这些问题有一个明确的答复，但他们正在努力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