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此时，“9少年”才恍然大悟，他们是因为强奸被捕。难怪头天晚上广场上有那么多愤怒的白人。在1930年代的亚拉巴马及美国南方各州，黑人强奸白人被视为万恶之首，属不赦之死罪。
这宗案子发生于1931年。
翻开写那个时期案子的书，或其他事件的书，读者差不多总能在头两页内就读到诸如此类的话：“1929年10月29日，纽约股市大崩溃……”
接下来，就是长达10余年的经济大萧条。不能说发生在那个时期的所有案子、或所有事件，都是因经济大萧条而起，但至少，追究起来，总多少和大萧条有些关系。后来，美国人全仗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做军火生意，发战争横财才走出了低谷，那是到20世纪40年代的事了。对此，美国各近代史书皆有记述，虽“不以为耻”，亦未“反以为荣”，不过是就事论事地写下一段历史。
回到“司各勃洛9少年案”，案子的一开头，就是一幅经济大萧条时期独有的场景：一列从头至尾共42节车厢的火车像一只巨大的虫子，笨拙而迟疑地爬行在亚拉巴马州北部丘陵起伏的乡间。车速缓慢，还跑不过饿着肚子的小伙子。按照政府当时的政策，在列车后半段属于货车的一溜儿中，总会留出几节车厢只装个半满，以供到各地找工作的穷人们免费乘坐。于是，这样的车厢就被叫做了“免费厢（Hitchhike Cars）”。据史料记载，当时全美国有大约20万人以免费厢为家。
1931年3月25日，星期三，西行的列车从田纳西州的查丹努加出发，拐弯穿过亚拉巴马州北部，又回头驶向田纳西州的曼菲斯。查丹努加地处田纳西、亚拉巴马和佐治亚三州交界。那还是种族隔离的年代，不少商店、餐馆甚至厕所门口都挂着“只供白人”的牌子，火车、汽车、轮船等公共交通设施上也都拦出了白人和有色人种各自的区域，只有免费厢是个例外。
列车经过史蒂汶生站后约30分钟，站长看见两名白人青年沿铁道线从列车驶离的方向走回来，其中一人头上流着血。两个人说，免费厢里的“一群黑鬼”欺负了他们，还将他们撵下车。
站长马上往下一站司各勃洛打电话，被告知列车刚刚开出站台。司各勃洛是管辖这一片的杰克逊地区首府。
再下一站应该是平特罗克。下午1点30分，平特罗克警督乔利·拉沙穆接到杰克逊地区警署署长M·L·万恩的电话，要他“擒拿免费厢中的每一个黑鬼……把他们带来司各勃洛”。
拉沙穆警督是平特罗克唯一的全职警察，他以最快的速度召集到了镇子上几乎所有有枪的主儿。所以20分钟后，当列车驶进平特罗克站台时，铁道两边已经站满了荷枪实弹的“民团”。
还没等车停稳当，持枪者们便跳将上去。不到10分钟，从免费厢里带出了一共12名年轻人。其中9个黑人，全是男的，3个白人，一男两女。
白人小伙子叫奥威尔·季里，自称是和被撵下车的那几个人一伙儿的。两个白人女子都穿着男人的连身工装，戴男式鸭舌帽。其中一个叫维多莉娅·普瑞斯，21岁，另一个叫茹碧·贝茨，17岁，皆亚拉巴马州亨茨维尔人氏。从车上下来时，维多莉娅靠在茹碧的肩膀上，好像很头晕的样子。
9个黑人均衣衫褴褛。尽管已经开了春，大多仍穿着破旧的冬衣。乔利·拉沙穆警督一一问过他们的姓名年龄，9个人中的最年长者叫查理·魏摩思，20岁，最小的犹金·威廉斯不过12岁。
九人中有四人结伴而行，而且都是住在查丹努加的邻居：海武德·派特森，18岁，带着犹金·威廉斯，还有洛伊和安迪·莱特兄弟，分别13岁和19岁。另外五位来自佐治亚州各处：查理·魏摩思、奥兹·鲍维尔，17岁、欧仁·蒙哥马利，17岁、克拉伦茨·诺里斯，19岁，和韦立·罗勃逊，16岁，他们互不相识，也不认识查丹努加的那几位。当时，拉沙穆警督并不怀疑这一点，因为据“民团”们报告，9个人是从不同的车厢搜出来的。
后来，这9个人就被称作了“司各勃洛9少年”。严格地讲，其中一些已经过了“少年”的年龄段，不过在当时的美国南方，白人管中年以下的黑人都叫“boy”，上了年纪的叫“大叔（uncle）”。“boy”一般译为“男孩”或“少年”。
9个黑人都是穷人家的孩子，没念过什么书，好几个不会读也不会写，完完全全的文盲。
有几个黑人小伙子承认他们在火车上打了架。据海武德·派特森的叙述：“一开始是几个白孩子从我们坐着的地方过，其中一个踩了我的手，又嚷嚷说这是白人的火车，我坐在那儿碍事，要把我扔下车去。我什么话都没有说，但他们还是不依不饶。”海武德们坐的是有顶篷的货车。
白孩子们跳下火车拣铁道旁的石头，朝车厢里的黑孩子们一边砸一边骂。黑孩子们先还忍着，后来有人拣了扔上来的石头砸回去，一场“石头仗”就打开了。混战中，白孩子们又爬上火车。
克拉伦茨·诺里斯说：“我们人多，把他们打得落花流水。有几个白孩子是自己跳下火车的，其他人不愿跳，我们就把他们给推了下去……最后还剩了一个，因为火车突然加速，我们怕扔下去会出事，就让他留在了车上。”
至少有两个人没有参与斗殴。欧仁·蒙哥马利是个残疾人，左眼失明，右眼半瞎，他这次出门找工就是想挣了钱给自己配副眼镜。韦立·罗勃逊患有严重的淋病，必须靠拐杖走路。韦立是想搭车去田纳西州的曼菲斯，听说那里医院多，有政府资助的免费治疗花柳病的诊所。
拉沙穆警督用一条绳索将9个人捆成一串，押上一辆卡车，正待解往司各勃洛，两个女子中的一个——有的书上说是维多莉娅·普瑞斯，有的书上说是茹碧·贝茨——走到警督跟前，吞吞吐吐地报告说，她和她的女伴曾在火车上遭到这9个黑人轮奸。拉沙穆警督在当天的报告中写道，维多莉娅和茹碧“都显得很害臊，不愿意讲出更多的细节”。
于是，拉沙穆警督把维多莉娅和茹碧也一车拉到了司各勃洛，M·L·万恩署长立即安排她们到当地诊所作检查。一般来说，警方在处理强奸案时都应该顾及受害者的脸面，采取必要的保密措施，但万恩署长却似乎丝毫也没考虑到这些，不到一小时，消息就传遍了整个小镇。听到的人又添枝加叶地传给他的下一位听众。傍晚时分，司各勃洛的几乎每一个居民都在谈论着“那帮黑家伙咬掉了维多莉娅的一只乳头”。
《亨茨维尔每日时报》记者格林·乔丹赶到司各勃洛时，“这个小小地区首府的男女老幼，还有周边四乡五邻闻讯而至的农夫们，将地区监狱前的小广场堵得水泄不通。”格林·乔丹花了五分钟才挤过人群，到得监狱门口。采访中，万恩署长对他说，这些围观者只是“出于好奇”。
然而，格林·乔丹看到的不只是“好奇”。天黑之后，有人开始喊：“把他们交给我们！”“让黑鬼们都滚出来！”又有人威胁：“如果你们不交出黑鬼，我们就冲监狱了。”
地区监狱内，9个黑人小伙子被关进了同一间牢房。隔着铁窗，他们能清清楚楚地听见广场上的大呼小叫。欧仁·蒙哥马利和犹金·威廉斯被吓得直哭，海武德·派特森逗他们说，他们哭起来的样子真难看，又说不会有事的，我们做什么了？不就是在火车上跟人打了一架吗？
当时，9个人都不知道他们被指控强奸。
那天晚上，连司各勃洛的镇长詹姆士·斯诺吉拉斯出面都没法镇住广场上的人们。M·L·万恩署长比平特罗克的乔利·拉沙穆警督好不到哪儿去，整个地区警署算上他一共10个人。9点，万恩署长打电话向亚拉巴马州州长本杰明·米勒告急。11点，州长从离司各勃洛最近的国民卫队基地甘特维尔抽调出25人，由约瑟夫·斯达恩少校统领着急赴司各勃洛增援，才好歹平息了这场风波。
克拉伦茨·诺里斯后来回忆说：“国民卫队终于驱散了人群，但他们不敢就走，在监狱外的各个路口巴巴地守了一宿。而我，却是一宿没法合眼。”
第二天，9个人被带出牢房站成一排，让维多莉娅和茹碧挨个儿辨认是谁强奸了她们。维多莉娅指出六个，包括拄着拐棍的韦立·罗勃逊，茹碧指出另外三个。但女作家丽达·索伦森在《“司各勃洛9少年”审判》一书中的说法是，维多莉娅指出了六个，茹碧犹犹豫豫，半天指不出来，一狱卒便说：“那好，这六个强奸了维多莉娅，这三个强奸了茹碧。”
直到此时，“9少年”才恍然大悟，他们是因为强奸被捕。难怪头天晚上广场上有那么多愤怒的白人。在20世纪30年代的亚拉巴马及美国南方各州，黑人强奸白人被视为万恶之首，属不赦之死罪。而且，对于这些昔日的奴隶，被处死的方法也极为原始而野蛮。他们甚至不配上电椅，不配上绞刑台，只消找一棵大树，将受刑者们吊在各枝杆上就算了事。
9少年众口一词，谁也不承认强奸。其中数克拉伦茨·诺里斯的声音最大：“不，署长，我们没有强奸她们！”“她们撒谎！”
9个人还说，他们在火车上根本就没看见过维多莉娅和茹碧，是直到在平特罗克被带下火车后，才知道免费厢里还有两个女人。
当天下午，只在周末发行的《杰克逊地区岗哨》报例外地编发了一期增刊。头版的通栏标题特别长，占了整三行——《两白人女子及一白人男子指认所有黑人——当9名黑色妖魔实施轮奸时，该白人男子为刀和手枪所逼困》。报道中关于维多莉娅和茹碧的部分只有一些虚句，诸如两女子“身心俱受到严重伤害，她们在那帮黑鬼们手里的遭遇简直不堪言说。”而奥威尔·季里指认的内容就比较具体了：他亲眼看见这些黑人都在列车上，他甚至数了数，一共9个；他亲眼目睹了轮奸事件；一个黑人用手枪威逼他，另一个手中的刀子抵到了他的肋骨处，等等等等。
几天过去了，人们对“轮奸事件”本身的了解仍然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进展，媒体连篇累牍报道的只是关于当事人的生平家世。
在接受《查丹努加每日时报》的采访时，维多莉娅·普瑞斯告诉记者，她生长于亨茨维尔附近棉区的一个小村子，自小家里就只有她和母亲。因家境艰难，连小学也没上完，10岁就到棉花加工厂里做了童工。到1927年，体弱多病的母亲再也做不动了，母女俩全指着维多莉娅那一份工资过日子。不过那时还好，厂子里的工人都有固定的上下班时间，收入也还算不错。后来到了大萧条，不少工人被解雇，维多莉娅虽凭着一手娴熟的技术有幸保住了饭碗，但老板延长了工作时间，还将工资降低到原先的一半。就这样苦熬了将近两年，日子实在支撑不下去了，村子里的不少姑娘坐着免费厢去了城里，后来也确实有人往家捎回钱来，但左邻右舍背地里议论，都说那钱来得“肮脏”。维多莉娅“不愿意挣那样的钱”，她和茹碧·贝茨这次去查丹努加只是想找一份“正经工作”。她们找到了。斯坦达-库沙-撒切尔棉花公司让她们俩下星期一就上班。
维多莉娅说话的时候，茹碧·贝茨就只坐在一旁静静地听着，“偶尔点一点头”。
维多莉娅继续说，3月25日，她和茹碧又爬上免费厢，准备回亨茨维尔打点行李。“一开始，我们只能坐在露天的平板货车上。车一跑起来，风在耳朵两边呼呼地吹，冷极了。”到了史蒂汶生，维多莉娅们才换进了装有大半车厢煤块的敞篷货车。
煤堆上已经坐了7个白人小伙子，其中一人居然是维多莉娅的同父异母兄弟欧戴尔·格拉敦尔。姐弟俩有些日子没见面了，都抢着告诉对方一些新鲜事。
车从史蒂汶生站出发后，大家就开始唱歌。过了5分钟，“一帮黑鬼不知从什么地方突然冒出来，大约有12个人。两人握着手枪，其他人拿着刀”。按照维多莉娅的说法，只“几分钟的工夫”，白人小伙子们便被尽数扔下了车，只除了“一个”，即奥威尔·季里。“我也准备往下跳，但一个黑鬼抓住我的腿，把我拽回车厢，另一个照着我的额头就是一枪把”。黑人将刀架在维多莉娅的脖子上，维多莉娅大呼“茹碧救命”，却眼见“一个黑鬼也正拿刀子逼在了她的咽喉处，另一个将她摁倒在煤堆上”。
讲到这里，维多莉娅垂下眼睑：“我想，后面的你们都已经听说过了……他们毁了我和茹碧的一生……我只要求法律为我们做主。”
茹碧·贝茨还是一言不发。
记者们后来得知，就其身世而言，茹碧和维多莉娅相差无几，两个人家里都没有父亲，两个人都从很小就到棉花加工厂挣钱养家，两个人都住在白人黑人混居的贫民区里。
维多莉娅的故事在司各勃洛博得了广泛的同情，妇女们纷纷捐出自己的衣裙，让故事的主人公们脱下破旧的男服，又还原成姑娘的装束。
奥威尔·季里的故事也登在了报纸上。他说他曾经被他母亲“埋过一次”，因为他打小就满世界流浪，母亲记不住他的模样，将一名在银行抢劫案中被警察击毙的匪徒误认作了她的儿子。奥威尔还说他浪迹天涯，却从没做过一天工。他称自己是“游吟诗人”，“游”到某大城市，就在市中心找一处热闹的所在当街“吟”诵他的诗作。诗写得好，听众们解起囊来十分慷慨。“这是一种人人倾慕的日子，对不对？而且我混得不错，对不对？当然，有的时候，我可能不会按时用餐。当然，我不能每时每刻都穿戴得如同要去教堂一般，然而，我活得自在，对不对？……如果逼急了，我也可能接受一些政府的工作，比如修路，但我决不会去做糕点什么的。”
9个黑人中的洛伊·莱特终于沉不住气了，他承认轮奸，但说不是他干的，也不是他的兄长和朋友安迪·莱特、海武德·派特森和犹金·威廉斯干的，而是“佐治亚州的那5个”干的。
没有人附和他的说法，包括他想保护的那几位。
洛伊·莱特的指证显然也没能引起当局的兴趣，警方甚至懒得提审他们。3月30日，星期一，法官阿尔弗莱德·霍靳斯召集大陪审团听证，第二天即下达了对所有9个人的起诉书，并将正式的开庭日期定在1931年4月6日，星期一。
由此，开始了美国历史上审判和复审次数最多的、长达近十年的法庭战。
这里需要交代一下，为什么美国人在谈到这个案子时，总要三句话不离“南方”？其源盖出于100多年前的一场战争。
按照英文字面上的涵义，那场战争应该叫做“国内战争（Civil War）”。中文的翻译比较形象，叫“南北战争”，顾名思义，就是美国国内南方和北方对打的战争。战争起自1861年，亚伯罕·林肯就任美利坚合众国第16任总统的第一年。当时代表北方的有纽约、马萨诸塞、宾夕法尼亚等各州，倡导社会改革，主张解放黑奴，史书上称其为“自由州（Free States）”。代表南方的是佐治亚、亚拉巴马和密西西比等州，因不肯放弃奴隶制，被视为阻碍进步的保守势力，又叫“奴隶州（Slave States）”。后来到了20世纪，奉行“白权主义”的种族恐怖组织三K党就是在南方的这一带横行，20世纪60年代，马丁·路德·金博士领导的黑人民权运动也是从这一带兴起。南北战争最后以北方的胜利和解放奴隶而告终。关于南北战争的最有影响力的文学作品即玛格丽特·米切尔女士蜚声世界文坛的长篇小说《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