鄂文·考夫曼：那1945年呢？
尤里乌斯·罗森伯格：一样……如果她真的在家里打过什么，一般就是我生意上的公务信函，或求职信，或者就是东城区国民自卫组织的一些文件，她在那里工作。
伊曼缪尔·布洛奇：你是否曾从戴维或鹭鸶·格林拉斯那里接受过什么材料，而后转交给俄国人或其他人？
尤里乌斯·罗森伯格：不曾。
鄂文·考夫曼：在那个时候，你是否认识任何俄国人？我说的俄国人，是指具有苏联国籍的人。
尤里乌斯·罗森伯格：您是说，苏联公民？
鄂文·考夫曼：正是。
尤里乌斯·罗森伯格：不，不认识。
鄂文·考夫曼：一个也不认识？
尤里乌斯·罗森伯格：一个也不认识。
又问到安排格林拉斯夫妇潜逃墨西哥一事，尤里乌斯说：
5月中旬，我不记得具体日子，一天上午，戴维来作坊里找我。我当时正在办公室。他说：“你出来一下，我有话跟你说。”我说：“戴维你瞧，我手头正忙着呢。你有什么话就在这儿说吧。”他说：“不行，这事儿太重要了，咱们外边说去。”我就跟着他出去……戴维的原话是这样的：“尤里乌斯，你得给我弄2000美元，我现在就要。”我说：“戴维，你要的钱怎么付，咱们不是已经都讲好了吗？我还跟大卫·希恩借了钱，你都是知道的，这不，刚给他送过去了1000美元本金，现在手里一分不剩。你总不能愣从石头里抽血吧。我真的没钱……你要这么些钱干什么用？”他说：“别问那么多，给我钱就行了。”……他又说：“那你至少去大夫那里替我搞一张证明来，就说我，戴维，已经打过了预防天花的免疫针。顺便再问问去墨西哥还需要打些什么针。”……
话到此处，尤里乌斯再次被考夫曼法官打断：“在那个时候，你已经和戴维有过几次，用你自己的话说，‘激烈的争吵’，你们之间的关系不是那么融洽，对吧？”
“我们的关系也没紧张到剑拔弩张的程度，他毕竟是我妻子的弟弟。”
“但你们之间并不融洽，常有龃龉，是吗？”
“是，是有一些。”
“你能想象他为什么会在这种情形下来找你、求你帮忙，而不去找其他人？”
“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会找到我。”
“你就没想过找一些人打听打听，或是请你妻子去问问她弟弟，他到底为什么会问你要钱？”
“那天晚上我回到家里就告诉了我妻子。我妻子说：‘怎么回事？难不成又是鹭鸶逼着戴维要钱？’我说：‘看着不太像。他可能闯了祸，但我不知道是什么祸。’当时我心里就一直在琢磨会不会是那件事——他告诉过我那年2月份，FBI的人找过他，关于在原子弹基地偷盗元素铀的事。我想大概是与那件事有关，或是与几年前鹭鸶和我那次谈话的内容有关……我就对依莎儿说：‘你兄弟可能真的犯了什么事，他看上去鬼鬼祟祟，挺奇怪的样子。我不是不想帮他，但我确实不知道该怎么帮。我们这段儿不怎么对付，你知道的。”
尤里乌斯回忆说，几天后，戴维要他去一趟。到了格林拉斯家，戴维带他到楼外一僻静处，说：“尤里乌斯，我捅了娄子。”戴维问他要几千美元，现金。“尤里乌斯，你现在就给我弄钱去，不然可别怪我翻脸不认人。
“我说：‘戴维，你这算什么？威胁还是勒索？’”
尤里乌斯形容戴维当时“情绪激动，眼露凶光，几乎完全不能控制自己”，尤里乌斯建议他回家冲个凉水澡，冷静冷静。“我害怕他会跟我动手，”尤里乌斯在法庭上说。后来依莎儿听说了这事也很担心，要尤里乌斯抽空再去格林拉斯家看看。
我第二天没去，第三天也没去。到了第四天，我去了。他们早晨刚起床，我记得坐在厨房的桌子旁边，鹭鸶对我说：“哈罗。”我进去看了他们的婴儿——我到他们的卧室里看了两个孩子。我注意到他们对我很冷淡。我不想当着鹭鸶谈那件事——我甚至不清楚她是否知道戴维遇到了麻烦。但我看着戴维若无其事的样子，好像并不急于跟我谈什么。我坐了一会儿就走了。
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戴维。
尤里乌斯马上纠正说，那是他最后一次跟戴维说话。这对姐夫和小舅子后来又在监狱里不期而遇，两个人都没向对方打招呼。不久狱方即安排戴维去了别的监押区。
“你能不能告诉法庭一个理由，随便什么理由，”考夫曼法官说，“为什么在戴维认识的这么多人中，他的兄弟，他的家人，他的朋友等等，他单单挑中了你，正如他所做的，正如你说他所做的，威胁你说如果你不给钱他就会翻脸不认人？”
“因为他觉得我欠了他的钱——他从我们合伙的生意中退出时，要求按公司财产折价的三分之一付给他现金。我猜那就是他追着我要钱的原因。”
但很多罗森伯格夫妇的支持者们认为，戴维敢明目张胆地讹诈尤里乌斯是因为他知道尤里乌斯是共产党员。以当时的大环境，要诬陷一个共产党员还不是易如反掌，一告一个准儿？
那天中午休庭的时候，人们听到了一则新闻：原助理国务卿奥格尔·黑斯在为自己的案子反复上诉均被驳回后，已于头一天，1951年5月22日，星期四，自动到宾夕法尼亚州路易斯堡的联邦监狱服刑。在那里，这位昔日国务院的高官变成了一个数字，或代码——第19137号（囚犯）。同时，奥格尔·黑斯的律师执照被永久性吊销。
午饭后回到法庭，伊曼缪尔·布洛奇请尤里乌斯讲一讲1950年6月16日上午，FBI官员找他谈话的情况：
我和我妻子进到卫生间，问她：“你觉得我应该跟他们谈话吗？”她说：“如果戴维真的闯了祸，而你相信你有可能帮他，就和他们谈谈不妨。”
尤里乌斯说，他一开始表现得相当合作，直到官员们亮出了找他的真正目的——戴维“暗示”他也是间谍：
我说：“不可能！”我说：“叫戴维·格林拉斯出来。”我当时并不知道他在哪儿，只知道他被带走了就再没有回来。他们也不告诉我。我说：“你们带他来这儿，让我和他当面锣对面鼓，看他怎么说。”他们说：“我们要是把他带来这儿，你怎么着？”我说：“我就敢指着他的鼻子骂他‘撒谎’，因为那根本就不是事实。”
鄂文·希普尔代表公诉方交叉取证：“尤里乌斯，你明知戴维有过从军队中偷窃的想法，为什么还会在战后跟他合伙做生意？”
“戴维是这样的人，他经常把一些想法挂在嘴边儿，但并不会真正去做。他容易头脑发热，想到什么顺嘴就溜出来了。我当时并不知道他是否真的偷过什么，还是只说说而已。”
“6月16日，FBI找你谈话时，你是否向他们反映了这一情况？”
“他们没问。”
“难道你不认为你应该主动报告？”
“怎么说呢？”尤里乌斯斟酌着，“当你的一个家庭成员遇到了麻烦，希普尔先生，你不会想到对他落井下石吧？”
“所以，在那个时候，你是在保护他？”法官鄂文·考夫曼插言。
“我当时并不知道他为什么被带走，法官大人。我只是怀疑可能是因为他偷了铀。”
“所以至少在这一点上，你准备保护他？”
“我并不想在任何方面伤害他。”
“我的问题是，你是否打算保护他？”法官加重了语气。
“怎么说呢？以我之见，当一个人遇到麻烦时，他的家人至少应该做一件事，那就是站在他的一边，支持他，而不管他遇到的是什么样的麻烦。”
鄂文·希普尔转换题目——你那天说苏联怎么怎么好，你是从哪儿听来的？还有，你说“那里的老百姓生活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和提高”，哪篇报纸上这么写的？
“各种各样的报纸。”
“你是指，《劳工日报》？”即美国共产党中央机关报，那曾经是一份合法刊物。
“《纽约时报》有时候也登。”
“还有其他报纸？”
“是的。”
“比如——？”
“《先驱者论坛》，《世界电讯报》。”
“《华尔街日报》，或许还有？”
“不，我从不读《华尔街日报》。”
话题又转回到戴维身上——所以，1948年，戴维到普拉地技工学校上夜校，误了你们机械作坊里的工，那就是你们关系恶化的开端？
“我们经常为生意上的事情争吵。”
“你把这事告诉了鹭鸶，她怎么说？”公诉人问。这可给了尤里乌斯一个出恶气的机会。
她说我净占戴维的便宜，说我拿他当打杂的下人使，当工人使，而不是合伙人。事实上，我们争论的绝大部分是关于戴维的技术能力，有一段时间，我们甚至不得不花钱雇一位专门带他的师傅。当然了，他心里很不服气，隔三差五地找我闹：“你有没有考虑过我的感觉，尤里乌斯？我得给我自己的工人打工？”我对他说：“如果你总出次品，让大家伙儿跟着你一块儿赔钱，你又没本事管理工人，那我们这生意就干脆别做了。”
容我顺便告诉你一句，希普尔先生，所有这些矛盾，关于次品，关于他上夜校，等等等等，主要都是鹭鸶在背后教唆操纵的。所有这些事端都是由她挑起的。
最后，鄂文·希普尔问到戴维威胁尤里乌斯的事：
鄂文·希普尔：他有没有说如果你弄不到钱，他会怎么样？你前两天说过他勒索你。
尤里乌斯·罗森伯格：是的，假如有人这么跟我说话，我就认为他是在勒索。
鄂文·希普尔：他有没有具体地说明他会做什么？
尤里乌斯·罗森伯格：没有。
鄂文·希普尔：他有没有说他会向当局告发你，说你跟他一起盗窃原子弹机密？
尤里乌斯·罗森伯格：没有。
鄂文·希普尔：但你是否觉得，其实他当时心里就是那么想的？
尤里乌斯·罗森伯格：我怎么知道他心里在想什么。
鄂文·希普尔：那你说“勒索”到底是什么意思？
尤里乌斯·罗森伯格：他可能会给我当胸一拳，或揍我一顿。
鄂文·考夫曼法官：1950年6月，当FBI官员找你谈话时，你是否向他们报告过戴维威胁你？
尤里乌斯·罗森伯格：没有，先生。
鄂文·考夫曼：为什么没有？
尤里乌斯·罗森伯格：正如我前面说过的，我决不会告发我妻子的弟弟。不管他犯了什么王法，那是他自己的事。他是否打算交代，也是他自己的事。我犯不着跟他作对，而且，我什么都不知道。
3月26日下午，尤里乌斯作证完毕时已天色向晚，但被告方还是决定利用最后的一点时间传唤依莎儿·罗森伯格。数月的铁窗生涯使得依莎儿的病体越发孱弱。她在证人席上不住地咳嗽，几乎是每讲两句话就要喘一阵。
和她的丈夫一样，依莎儿全盘否认起诉书上的指控，并不断援引宪法修正案第五款保持沉默。
依莎儿说，1944年下半年和差不多整个1945年，即所谓“原子弹间谍案”发生的时间段里，她和她的大儿子迈可一直在生病，以此暗示她根本没有精力从事间谍活动。
谈到罗森伯格家的家具时，依莎儿说，大部分是一些朋友离开纽约时留下的。至于那张小型折叠桌，应该是在1944或1945年，尤里乌斯从梦西商店买来的。依莎儿还记得，当时正是大甩卖，一张桌子售价20或22美元，比平时便宜一半还多。
依莎儿的作证自然避不开打字机一节。她说那机器是在她18岁那年，从一位演员手里买来的二手货。后来谈恋爱时没少给尤里乌斯打大学里的论文。结婚以后，又打过丈夫工作上的文件信函等等。但是，她从来没打过戴维送来的谍报资料。
法官鄂文·考夫曼仍是念念不忘追究被告人的政治身份——
“你知不知道1945年初陆军部对尤里乌斯·罗森伯格的调查？”
“知道。”
“……所以，他被开除公职是因为他是共产党员？”
“请允许我拒绝回答这个问题，法官大人。”
然后是关于戴维的问题。你是否曾让鹭鸶劝说戴维做特工？你丈夫是否知道戴维工作的地点是原子弹基地？在1944年底或1945年初，你是否听见尤里乌斯向格林拉斯夫妇讲述原子弹？你是否知道他认为应该将这些军事情报交给俄国人？……
不。不清楚。没有。不知道……以及——不错，我们家有不少果冻盒子，因为孩子们特爱吃，但我从没听说过拿果冻盒子做接头暗号的事。不，在1944或1945年，我们从没给过我弟弟和弟媳钱，也没在家里烧过什么特务手稿。是的，我很爱戴维，他打小就喜欢跟着我，长大以后还是很孩子气，做生意赔了钱就一直不开心。不，我不认识安纳托里·雅可夫列夫，或哈里·哥德，或克劳司·伏契斯，或伊丽莎白·本特利……
最后谈到1950年5月，戴维问尤里乌斯要钱：
我对我丈夫说：“有没有搞错啊，问我们要钱？他难道不知道我们家的经济状况？你有没有对他说我们根本就不可能给他钱？”我记得我还说了些诸如“假如鹭鸶老这么变着法儿地逼他，非得又逼出一次‘心理休克’，就跟去年冬天一样”。
戴维被捕以后：
我说：“鹭鸶，请你跟我说实话，你和戴维是不是做了什么违法的事？”一开始她有些犹豫，所以我又说，为了鼓励（咳嗽），为了鼓励她，“你知道我对戴维的感情，你知道我一向很疼他。你也知道我对你的感情。当然我承认，我有时候认为，你们两个人有些不识好歹，不很懂得知恩图报，特别是去年发生的那些事。不过，现在不是纠缠这些个人恩怨的时候。我希望你能明白，即使你们真的做了那些事，即使戴维真的惹了祸，我对你们的感情还是会一如既往。我将尽我所能地帮助你们，和你们共渡难关。但是，我是他的姐姐，我有权利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她说：“你这莫名其妙的一大套都说到哪儿去了。我们真的没事儿，我们什么也没做。我们已经请了律师，事情迟早会水落石出的，因为我们并没有做任何违法的事。请你相信我们。”
我只好又说：“我不知道应该相信你们什么，那些供词都登在报纸上了。就我对戴维的了解，说实话，我真的很担心。我要你原原本本地告诉我。”
她说：“我已经原原本本地告诉你了，我说的话都是事实。真的，我们俩绝对没有做违法的事。”
首席公诉人捧着一大本业已装订成册的法庭记录，那是1950年8月7日和11日，依莎儿被捕前在大陪审团听证时证词。鄂文·希普尔告诉法庭，在本次庭审中，依莎儿回答了一些她在七个月前拒绝回答的问题。为什么？据这位检察官分析，当时的“拒绝回答”显然是因为其答案将会于她不利，现在又回答了，说明经过长时间的深思熟虑，被告编造出了一整套天衣无缝的谎言。
依莎儿诚实地说，在大陪审团作证时，她的丈夫和弟弟都刚刚被捕。她知道戴维陷害了尤里乌斯。有消息说，戴维还准备陷害她，所以她不知所措。
依莎儿最后告诉陪审团，她的这两次作证中有一点是相同的：“那时候，我不相信自己有罪。现在，我依然不相信自己有罪。”
本案联合被告之一的摩顿·索贝尔接受了其律师爱德华·康茨的建议，不出庭为自己辩护。
被告方传唤的其他证人中还有一位梦西商店店员托马斯·C·凯利。他说该店的售货记录只保存四年，假如罗森伯格夫妇真是在1944或1945年买下的那张小型折叠桌，他们实难提供证明。
被告方听证结束后，公诉方又补传了几位证人。
爱维琳·卡克斯曾是罗森伯格家的保姆兼管家，她说1945年，她看见罗森伯格家的客厅里摆了一张崭新的小折叠桌，依莎儿对她说那是尤里乌斯的一位朋友送的。爱维琳不记得桌面上是不是有三个眼儿。
最后出庭的是本杰明·希奈德尔，职业摄影师，自己开了一爿小相馆。事实上，FBI是在本案开庭以后才找到本杰明，他们给他看罗森伯格夫妇的照片，本杰明认出了尤里乌斯，却不记得依莎儿，不过他说，那男人当时是跟一个女人和两个孩子一起来相馆的。应公诉方的要求，FBI在尤里乌斯和依莎儿作证时将本杰明带进法庭，这一次，摄影师说他想起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