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当其冲被攻击的，不消说，是戴维和鹭鸶·格林拉斯的证词，关于他们声言从尤里乌斯那里了解到了“曼哈顿项目”的秘密，关于戴维自称替尤里乌斯在那张“间谍桌”上钻眼儿，关于哈里·哥德说“尤里乌斯派我来的”，等等等等。
而受到攻击最多的，则是被告律师伊曼缪尔·布洛奇。很多书上讲，伊曼缪尔是一个好人，但不是一位好律师。和他的许多同行不一样，伊曼缪尔为罗森伯格夫妇辩护不是为了钱，或者说，不光是为了钱。他真诚地相信他的委托人是无辜的，是遭了恶人的暗算。他对尤里乌斯和依莎儿的那片热忱，特别是，他自始至终对罗森伯格家两个儿子的那份关爱和照顾，在民众中留下了不错的口碑。不过说到他的法庭技巧和辩护策略，却是令许多人无法理解，也着实不敢恭维。
譬如公诉方传唤的哈里·哥德是“原子弹间谍网”中的主要成员，但他在作证中并没有提到罗森伯格夫妇，还说他不以为“尤里乌斯”会是某间谍的真正名字，这本来应该是一个对被告方十分有利的信号，大凡有些经验的律师都会抓住哈里穷追猛打，甚至把他变成自己一方的证人。而伊曼缪尔居然没有在法庭上对哈里交叉取证，可以说是白白放弃了公诉方送上门来的一个机会。
再如在公诉方准备向法庭呈交戴维·格林拉斯凭记忆绘制的原子弹剖面图之际，伊曼缪尔突然“爱国热情”迸发，要求法官疏散旁听者“以确保原子弹的机密”，则更是如同把足球踢进自家球门，纯粹帮倒忙。
最不可饶恕的，据不少专家们的看法，是伊曼缪尔同意让两名被告人出庭作证，明知道公诉方和法官会就他们的政治倾向大做文章，也明知道尤里乌斯和依莎儿将不得不援引宪法修正案第五款保持沉默，从而给陪审团留下负面印象。
受到攻击最猛烈者，当属考夫曼法官。在《致命的谬误》一书中，作者约瑟夫·沙里特争辩道，根据鄂文·考夫曼在宣布判刑之前的那段呈辞，罗森伯格夫妇之所以被判处死刑，是因为他们提供的情报帮助俄国人造出了原子弹，从而引发了朝鲜战争，并导致美军五万余众战死。约瑟夫认为，从历史的角度讲，这样的因果和归咎是毫无可能，也毫无道理的。别的不说，据CIA和FBI已经掌握到的情报，克劳司·伏契斯通过“曼哈顿项目”进展报告送出去的原子弹资料，就比戴维·格林拉斯的那些图纸也好，文字说明也好，多出不知多少倍，精确不知多少倍，重要不知多少倍。即令尤里乌斯和依莎儿真是间谍，也轮不到由他们来对苏联的原子弹和朝鲜战争承担责任。
关于本案的其它方面，比较一致的观点是，一、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依莎儿参与过特务活动或间谍阴谋，她明显是格林拉斯夫妇嫁祸于人的牺牲品。二、就算罗森伯格夫妇涉嫌通敌叛国，判处死刑也太过分了。事实上，在美国，还从来没有任何人因“间谍罪”或“策划间谍阴谋罪”而被处以极刑。
关于依莎儿是否被人陷害，多年后，戴维·格林拉斯对《兄弟》一书的作者山姆·罗伯兹说了一段实实在在的话：“我第一次接受FBI的审问时，并没有提到我姐的名字。但是我太太愣把她给扯了进来，你说我该怎么办？说我太太骗人？……太太就是太太，我的意思是说，我不会和我姐睡觉，对吧？当然，这不光是做爱的问题，你明白的。这不光是性的问题。你娶了老婆，是要跟她过一辈子的，至少在我们那个时代兴这样。说白了，对我而言，老婆比姐姐更重要，比我的爸爸或妈妈也更重要，OK？她是我的孩子们的母亲。”
据说，事情虽已时过境迁，戴维也只敢背着鹭鸶“私下里”讲这段话。他一向惧内。
作为对戴维这段话的佐证，专家们查阅到1950年7月，尤里乌斯被捕之后，公诉方曾做过这样的文字结论：“到目前为止，只有一位证人可以证明依莎儿·罗森伯格涉嫌本案。此人便是鹭鸶·格林拉斯。因为到目前为止，戴维·格林拉斯所招出的关于依莎儿的事，全是从鹭鸶那儿听来的。”
在另一次访谈中，山姆·罗伯兹问戴维，如果尤里乌斯和依莎儿真是间谍，如果他们先于戴维被捕，他们会不会出卖格林拉斯夫妇？
“依莎儿不会，”戴维马上说。想了想，又加一句：“尤里乌斯也不会。”
转眼到了1953年。经过一系列的上诉和驳回后，罗森伯格夫妇的行刑日期被最后定在6月18日。
这年年初，美国政府改朝换代，白宫迎来了一位行伍出身的新主人德崴特·艾森豪威尔总统，他的副手就是赫赫有名的理查德·尼克松。
也是在这一年，约瑟夫·麦卡锡参议员靠着对共产党人的政治迫害而官运亨通，当上了专为清查异己而设立的“参议院调查小组委员会（Subcommittee）”，或“麦卡锡委员会”主席，后来又将权力扩展到了军事、外交等领域。“麦卡锡委员会”仅在1953年召集的各种“调查听证会”就达600余次，如果不算节假日和周末，平均每天两次，包括17次现场直播的电视听证。
6月13日，星期六，两名远道从田纳西州而来的“外地人”，律师费克·法蒙尔和丹尼尔·马肖抵达纽约。他们随身带来了一式数十份长达61页的《请愿书》，声称撇开“罗森伯格间谍案”到底算不算冤案不论，这至少也是一桩地地道道的错案，因为纽约南区联邦法庭在对尤里乌斯和依莎儿定罪判刑时使用了错误的法律条文——1917年国会通过的《间谍法》，该法令将生杀大权只授予法官一人，允许仅由法官作出相关的死刑判决。《请愿书》中说，经过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两位律师确信，适用于本案的正确法律条文应该是从1946年8月正式生效的《原子能法》，这一法案要求对窃取原子能机密者，必须要有陪审团的提议，法官方可对被告人判处死刑。
根据后来出版的《致命的谬误》一书的分析，公诉方划定的罗森伯格夫妇“间谍活动”的期限是从1944至1950年，其中真正与原子弹谍报相关的事件发生于1944到1945年间，这也是FBI最早拟定的本案时间段。如果二位被告被起诉的“罪行”只限于这一段，则1917年的《间谍法》就完全适用，因为在那个时候，《原子能法》尚未生效。
然而，为了加重罗森伯格夫妇的“罪孽”，公诉方将案子延展到了1950年，尤里乌斯被捕之前，以便囊括被告伺机潜逃等内容，也相应地增加了起诉书上罗森伯格夫妇被指控的条款。但如此一来，因为时间跨过了1946年8月，那时已有新法通过，原有的《间谍法》便不再适用于本案（但对不涉及原子能的其他间谍案仍然有效），考夫曼法官自作主张裁定的死刑也就失去了法律上的效力。
但不知为什么，自本案开庭两年多来，居然就一直没有任何人发现这一点。不仅是FBI、公诉方和联邦法庭方面，也包括被告方的数位律师、后来审阅本案上诉状的前后15名各级法官以及罗森伯格夫妇众多支持者中的其他法学界人士们。
在费克·法蒙尔和丹尼尔·马肖离开田纳西之前，他们已经将《请愿书》的副本寄给了罗森伯格夫妇的律师伊曼缪尔·布洛奇，此人当时正在华盛顿特区坐等他的新一轮上诉结果。从6月13日下午开始，两位“外地人”靠着从《电话黄页》上查来的地址，亲自登门将《请愿书》一份一份地送到纽约地区凡经办过罗森伯格案的众法官家中或办公室里，其中第一位便是主审法官鄂文·考夫曼。
一连数日，送出去的《请愿书》如泥牛入海，杳无消息。眼见刑期将至，刻不容缓，费克和丹尼尔迫于无奈，只得转程华盛顿与伊曼缪尔会合，一起到联邦最高法院叩门告御状。三位律师选中了当时九名联邦法官中对共产党人持同情态度的威廉·道格拉斯。
6月16日，星期二，当伊曼缪尔、费克和丹尼尔步入威廉·道格拉斯的办公室时，法官正在清理他的书籍等物，准备第二天和家人们出门度假。费克和丹尼尔说明了他们的来意以及《请愿书》的涵义，道格拉斯法官指示他们尽快拿出一份关于罗森伯格案概要和《请愿书》中新论点的上诉案。三个人一起动手，分工合作，仅花了一小时便将诉案整理成文，道格拉斯法官答应他将连夜过目。
同日下午，伊曼缪尔飞赴奥新宁，他需要罗森伯格夫妇在相关的法律文件上签字。途经纽约时，伊曼缪尔带上了迈可和罗勃特。如果这最后的一着棋还是走不通，这恐怕就是罗森伯格一家四口最后的见面机会了。
从新新监狱出来已时过中夜，伊曼缪尔又带着孩子们直飞华盛顿，甚至没有时间让迈可和罗勃特在纽约下飞机。
6月17日一大早，威廉·道格拉斯法官宣布，原定于第二天的行刑暂缓，因为他已经将罗森伯格案送回到纽约地区联邦法院，以决定1946年国会通过的《原子能法》是否适用于本案。无论结果如何，案子都将被再度呈报联邦最高法院。最高法院也是要“放暑假”的。事实上，6月16日刚好是最高法院春季开庭期的最后一天，下一次开庭要等到秋季，十月上旬。也就是说，尤里乌斯和依莎儿的死刑又可以推迟至少四个月。
律师们正待弹冠相庆，突然有消息传出说，最高法院院长霍伯·布朗纳尔不同意道格拉斯法官的决定。这就意味着，必须由首席法官弗莱德·凡森主持一次有全体九名法官参加的投票。6月18日，各联邦法官被紧急召回，已经开始度假的威廉·道格拉斯火速赶回华府，原定在那天动手术的雨果·布莱克法官也只得离开医院。
整整一天，费克·法蒙尔和丹尼尔·马肖向九名法官阐述了他们的观点，并一一回答法官们的提问。第二天，6月19日，星期五，联邦最高法院以6比3票否决了该项诉案，并下令罗森伯格夫妇的死刑将于同日晚上8点执行。
依照不少知情者的看法，最高法院否决的并不是诉案本身，而是威廉·道格拉斯法官。由于他在麦卡锡主义盛行的这段美国政治的极端时期坚持对共产党的同情与支持，同僚们对道格拉斯法官一向避而远之，致使他在最高法院势单力薄，孤掌难鸣。这次能赢得三票，已属不易。
在他们生命的最后几个小时，尤里乌斯和依莎儿被允许坐在同一间屋子里，但隔着一层铁丝网说话。在尤里乌斯被带走之前，他将右手的食指和中指贴上自己的嘴唇，又紧紧地摁在铁丝网上。依莎儿马上以相同的动作回报。两个人的四只手都按得很用劲，以至指破血流，铁丝网上一片殷红。
8点03分，行刑官宣布尤里乌斯·罗森伯格死亡。
即便是在这样的时刻，FBI仍未死心。在场的官员通过犹太教教士向依莎儿开出了他们的最后价码：“一个名字，即可免你不死。”他们还在希望着从依莎儿嘴里掏出其他间谍或同党。
依莎儿平静地摇摇头：“我本无罪。我也不知道什么名字。”
8点17分，强大的电流通过了依莎儿·罗森伯格久病的躯体，窒息了她微弱的脉搏。
几乎同时，在纽约的谢尔夫街64号，苔丝·格林拉斯因心脏病发作被送进医院。当时，儿媳鹭鸶并不在老太太身边。因为不断地接到匿名恐吓信，鹭鸶和两个孩子已经被FBI“保护”起来。
此后两日，美国及欧洲各大城市，加拿大、以色列、墨西哥等地，以及南美和亚洲部分国家同时爆发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6月20日，《劳工日报》刊登一篇长达四版的文章，指责联邦政府对罗森伯格夫妇的非法判决和行刑。
6月21日，星期日，数万人顶着烈日参加了在纽约布鲁克林举行的尤里乌斯和依莎儿·罗森伯格的联合葬礼。
同年底，伊曼缪尔·布洛奇将罗森伯格夫妇的两位遗孤、10岁的迈可和6岁的罗勃特交给了两名共产党员——作曲家亚贝尔·密罗波尔和他的妻子安妮。在他们成长的过程中，迈可和罗勃特·密罗波尔得到了共产党组织和社会各界的关照，用戴维·格林拉斯的话说：“他们过得比我的孩子们幸福。”
第二年，1954年，朝野上下开始公开质疑在美国的政治舞台上横行达四年之久的麦卡锡主义。当时的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向艾森豪威尔总统抱怨道：“欧洲各国的领导人认为，我们正在麦卡锡的领导下走向美国式的法西斯主义。”社会上流传的一首讥讽时事的民谣唱道：“艾森豪威尔是总统/麦卡锡是皇上/只要你什么都不说/你就能享有‘言论自由’……”
1954年12月，国会参议院经过广泛深入的调查取证后，一致通过了抨击麦卡锡主义的决议。该决议案揭开了所谓“异己清查”的黑幕，公布了麦卡锡本人的种种越权操作和违法行径，并解除了他在国会的所有主要职务。约瑟夫·麦卡锡有幸保住他的参议员位置，直至1957年5月2日病故。
1960年底，戴维·格林拉斯被保释出狱后改名换名，从此过着隐居的日子。偶有记者或作家想采访他，每每被其律师乔恩·罗契挡驾。某次，乔恩向媒体转达戴维的话说：“请诸位忘掉我罢。”
戴维后来进了纽约长岛一家医疗器械制造厂。有一天工间休息时，他听见一位同事当众吹嘘：“我当年就在洛萨拉蒙，我也认识戴维·格林拉斯。”戴维后来对作家山姆·罗伯兹说，他当时很想冲过去质问那人：“你认识我吗？”或“睁开你的眼睛好好看看我是谁。”但是到底没敢山姆·罗伯兹写作《兄弟》期间，曾应戴维的要求试图安排一次格林拉斯夫妇与两位外甥的见面，但被迈可和罗勃特拒绝。据说当时迈可用十分鄙夷的口吻说：“戴维·格林拉斯，他还剩下什么？只剩下了一个假名。”
1990年代，美苏冷战结束后，美国政府保存的一批二战前后的绝密文件陆续解冻。1995年，国家安全局公开了当年“韦诺那小组”截获破译的克格勃密码，表明尤里乌斯·罗森伯格确实是苏联的特工人员，代号“利勃洛”。这些文件中也不止一次地出现过关于戴维和鹭鸶·格林拉斯的文字，但只字未提依莎儿·罗森伯格。
至于俄国方面，1957到1964年的苏共领导人尼基塔·赫鲁晓夫曾在他的几篇文章中谈及此事，这些文章后来发表在1990年出版的赫鲁晓夫回忆录中。还有一些原克格勃官员也相继证实了尤里乌斯的间谍身份。同样，苏联的消息来源中也没有提到依莎儿·罗森伯格。
1997年，加利福尼亚州教育部正式将该州11年级（高中二年级）历史教科书中关于依莎儿·罗森伯格是苏联间谍的一段删除。
然而，直到1999年，在FBI对洛萨拉蒙华裔物理学家李文和的所谓“间谍案”的调查中，仍有一位办案人员对李博士说：“你知道罗森伯格夫妇吗？罗森伯格是唯一在间谍案中不肯与联邦政府合作的人。你知道他们后来被怎么着了？他们被送上了电椅，文和。”
“是的，”李文和说，“我听说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