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不多所有的“尾巴”都在长达数小时的行程中被甩掉了，坚持到最后的两辆车被《芝加哥论坛报》的警卫拦在了报社的停车场外。
保罗·华摩斯的安排是，由《芝加哥论坛报》支付萨蒙和雅莉安婚礼的全部费用，以换取对该新闻的独家报道权。而且，芝加哥所在的伊利诺斯州没有“等待期”（Waiting Period），办理结婚手续的当天即可举行婚礼。
婚礼在康拉蒂的希尔顿饭店一间不算大的房间里举行。没有亲属，也没有应邀出席的客人，这多少让新娘雅莉安·特本约翰感觉有些失望。李尔和薇蒂·拜利夫妇作了证婚人，保罗·华摩斯则一直在房间角落的电话上向他的报纸主编们“现场直播”。
新婚夫妇的蜜月还没度完，就有消息传来说，俄亥俄州对卡尔·威曼法官的裁决不服，又将案子递进了联邦最高法院。
其实，萨蒙·谢普德在高墙外的日子比里面好不到哪儿去。经过了最初的兴奋与喜悦之后，一切又复归平淡。因为是“交保候审”，萨蒙还算凶杀案的嫌疑人，所以没有资格行医。又因为在第一次庭审时就已经将他名下的财产尽数花光，萨蒙只能靠雅莉安的钱维持生计。加之十年的铁窗生涯使从小养尊处优的萨蒙几近崩溃，他的性格变得易怒，多疑，心浮气躁，没有耐心，年轻时那点温文尔雅早已不复存在。当初在监狱里，为了适应残酷的生存环境，也为了消磨时光，萨蒙参加了囚犯们组织的举重队和摔跤队，在训练时不慎伤了腰，从此不但对某些药物产生了依赖性，并且开始吸毒（在俄亥俄州立监狱，犯人“走私”毒品等“禁运物资”是公开的秘密）。出狱后，又跟着雅莉安学会了喝酒，以排解随时可能重返监狱的恐惧以及无所事事的空虚。萨蒙·谢普德在其自传《忍耐与克制》中称自己“就像等待着一个漫长的陪审团裁决”。
这种“没有明天”的生活过了两年。1966年6月6日，诺曼底登陆纪念日（D-Day）那天，联邦最高法院驳回了俄亥俄州的申诉，下令维持卡尔·威曼法官关于复审本案的决定。
这本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但萨蒙·谢普德却高兴不起来。不久前，雅莉安已经和他分居，而且，谁知道在即将到来的庭审中会发生些什么。就在联邦最高法院下文后两天，卡亚霍加地区检察长约翰·柯里京宣布，将以二级（故意）杀人罪重新对萨蒙·谢普德提起起诉。
1966年10月24日，星期一，“玛丽莲·谢普德谋杀案”的第二次庭审、或复审、正式开庭。经李尔和薇蒂·拜利夫妇的百般劝说，雅莉安勉强同意暂时回到丈夫身边，以帮助他“渡过这段艰难的日子”。
这次的法官叫弗朗西斯·泰尔迪，他显然很重视联邦法院的两次裁决，也吸取了前任的教训。在开庭之前，泰尔迪法官让人撤除了法庭里的大部分座椅，只留下了3排，共42个位子。泰尔迪法官不给新闻界任何特殊照顾，没有专设的记者席，没有播音室，法庭内禁止摄像、禁止拍照、禁止画速写或人物素描，禁止在庭审进行时走动。不过，法官还是将42个座位中的将近一半划给了媒体，其中《克利夫兰箴言报》和《克利夫兰报道》各4个（《克利夫兰新闻》已经在1960年倒闭），当地各电台电视台共8个，美联社和合众社各1个。其余人等若是想旁听，必须和老百姓一起排队入庭，包括当时的“知名作家”保罗·华摩斯，他在柯里京检察长决定再行起诉萨蒙·谢普德后即从《芝加哥论坛报》辞职，以律师的身份加盟到被告方辩护小组。但泰尔迪法官不允许他与萨蒙·谢普德和李尔·拜利等一起坐在被告席上，理由是，保罗曾经当过记者。
或许还有另一条理由。开庭前不久，《克利夫兰报道》发表一篇文章，预言保罗·华摩斯五年前的畅销书将对本次审判的结果产生“不小的影响”，说“如果谢普德案的第一次庭审是‘报纸的审判’，那么第二次庭审很有可能成为‘书的审判（Trial by book）’。”
和1954年的庭审一样，双方律师没花多少时间就选出了12名陪审员。法官弗朗西斯·泰尔迪立即指示庭审期间所有陪审员不得回家，必须住在由法庭指定的旅馆里。法庭还将指派两名工作人员专事监听陪审员们的电话，及审阅剪辑送给陪审员们的报纸杂志等，以去除其中有关本案的消息。
首席公诉人约翰·柯里京是一位二战退伍军人，也是纳粹战俘营的幸存者。他的开场发言只有17分钟。他提到了本案中一些人所共知的事实，提到了公诉方将向法庭提交的证据证词。然而，真正令记者们感兴趣的是检察长在发言中没有提到的——他没有提到萨蒙·谢普德的“自伤”，没有提到曾被疑为是作案工具的“手术器械”，没有提到萨蒙和玛丽莲可能的离婚，甚至没有提到苏珊·赫斯。
被告方首席辩护律师李尔·拜利的发言也不长，却语惊四座。他对陪审员们说：“我方将向你们证明，被告萨蒙·谢普德并没有杀害他的妻子……那么究竟谁是本案的真正凶手？随着案情的展开，我相信，你们将不难得出自己的结论。”对此，李尔在他1971年出版的《被告方听证永远不会结束》中作了这样的解释：“人们最喜欢提出的问题之一是：‘如果不是他，那是谁？’所以，要让陪审员们认同被告无罪，最好的方法就是找出一个‘有罪’的。但切记，你必须要能够自圆其说，否则将引火烧身。”
公诉方的证人名单和第一次庭审基本类似，连证人们出场的顺序也大致相同。第一位，主持验尸的莱斯里·亚德逊博士。很明显，验尸官们后来又在他们的报告中补充进了新的内容。莱斯里在证人席上说，玛丽莲的伤口和血痂内并无油漆、绣斑、纤维等异物，又说玛丽莲的绝大部分创伤在头部左侧，与鲍尔·柯克博士关于左撇子凶手的推断不符。
交叉取证时，莱斯里承认，玛丽莲在与案犯搏斗的过程中如果面对凶手，则头部左侧受伤的可能性较大，因为根据柯克博士的理论，“左撇子”案犯应该在玛丽莲的右边床沿而且居高临下。莱斯里还承认，玛丽莲头部右侧的伤虽少，但较之于左侧更深更重，这也是案犯左手持凶器的一个证明。
第二位证人是斯班瑟·霍克。与12年前相比，他头发斑白，开始露出了老态。斯班瑟已不再是港湾区区长，也没有了自己的肉类加工厂。几年前和太太爱莎离婚时，财产各得一半，工厂也一分为二。没多久，爱莎撤走资金，肉类加工厂就只好关门大吉了。
斯班瑟的证词本身基本上还是12年前的内容。交叉取证中，他承认玛丽莲在世时，他每周要去谢普德家三四趟，送肉，收钱，并且经常是萨蒙上班的时候。在20世纪50年代，美国的店家和厂家经常为客户送货上门。
你给谢普德夫人送肉时，是否记得曾看见过一个斯邦格面包房的司机？李尔·拜利问。他这是为他即将传唤的证人作铺垫。
可能吧，斯班瑟答。
7月4日之前，你是否去过玛丽莲的卧室？
没有。
在她生病的时候，你难道没有用托盘装了食品，送进她的卧室里吗？
那不是主卧室，是另一间卧室。
李尔又问，当萨蒙·谢普德博士在电话上说“他们杀死了玛丽莲”，你是否知道“他们”有多少人？
斯班瑟说不知道。
你是否知道“他们”已经离开现场？
不知道。
当时你家里有电话可以报警，是吗？
是的。（但是霍克夫妇没有报警。）
你去谢普德家时带了你的枪吗？
没有。
霍克太太带了什么防身的武器吗？
没有。
你当时凭什么认为案犯已经离开了现场？
“我根本什么都没来得及想。”斯班瑟答。
李尔·拜利问完后，公诉人约翰·柯里京就斯班瑟证词中的疑点作了一些补救。他让这位前区长向陪审团说明，他端饭到玛丽莲的卧室是因为萨蒙博士打电话请他帮忙照顾生病的妻子。
接下来出庭的是斯班瑟·霍克的前妻爱莎，她承认7月4日凌晨，她在自家的客厅里升过壁炉，因为“感觉有点儿冷”。李尔·拜利从当地的气象资料中查出，那天夜里的最低气温为69华氏度（约20摄氏度）。
爱莎还承认，从霍克家到谢普德家有两条路，沿鄂里湖街的大路和沿湖岸的小路。邻居中并不是每家的房子都可以通湖岸的。
公诉方的证人中自然少不了法医实验室主任沙缪尔·戈尔勃博士。事实上，正是戈尔勃博士敦促约翰·柯里京下决心重新起诉萨蒙·谢普德。
李尔·拜利对沙缪尔·戈尔勃博士发起的第一轮攻击是，为什么他当年一口咬定萨蒙的伤是假的：“你单凭感觉，毋须检查就可以下结论？”
“通过我的观察，我还试了他的脉搏。”
“你在为病人看病时，博士，是否不用检查就可以作出诊断？”
“当然不是。”
“那你为什么不以同样的态度对待萨蒙·谢普德博士？”
“我估计他的伤不会很重。”
“戈尔勃博士，你通过号脉就可以诊断出他的脖子没有受伤吗？”
“不是，”戈尔勃博士答，“而且，我没有权力那样做。”
李尔·拜利问到案发后不久戈尔勃博士与新闻界的一次晚餐：“那天你是否说过，你认为作案者是一个女人？”
戈尔勃博士否认：“那是他们的理论……我可能讲过，案犯应该是一个成年人，男人或女人。”
问题转到了血枕头上的印记，李尔从公诉方的物证台拿过那只著名的枕头：“以你之见，这印记应该是如何形成的？像这样对叠起来吗？”
不是的。
“那你能否向陪审团解释你的看法？”
“非常乐意。这印记应该来自某物件，形同一把钳子、或手术器械、或可以折叠的带双刃的工具。”
“你当年说，可能是一件手术器械？”
“是的。”
“你有没有这样的器械可以拿出来给我们看看，博士？”
“没有，先生。”
“那么可不可以请你告诉陪审团，那种手术器械叫什么名字？”
“我不知道它的名字，因为我不知道到底是什么器械。它可以是任何工具，它的重量应该在8、9、10或11盎司之间。”即250到300克。
“你知道萨蒙·谢普德是一位医生，是吗？”李尔又问。
“是的。”
“而且，你在1954年出庭作证时就已经知道了这一点，是吗？”
“是的，先生。”
“所以，你才说，那是一把手术器械，是吗？”
“是的。”
“但实际上，你当时根本就没有找到那样的手术器械，是吗？”
“……”
“是吗？”
“没有。”
“现在找到了吗？”
“我找不到。”戈尔勃博士顿了顿，又马上补充道，一些骨科医生的器械，如骨骼延展器或石膏切割器等，可能留下类似的印记。
那你找到了可以与这个印记相符的器械吗？
“没有。”
“博士，请你告诉法庭，在什么地方可以找到那样的手术器械？”
“任何手术用品商店。但是我查遍了全美国，也没找到。”
李尔·拜利后来在《被告方听证永远不会结束》中说，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好运气—— “你是在第一次庭审结束后查找的吗？”
不，之前。
所以，在1954年的庭审时，你手里根本就没有这样的东西？
没有。
“所以，你在上一次庭审中作证时，大谈所谓的手术器械，仅仅因为被告人是一位医生，是吗？……是吗？”
是的。
又是公诉人约翰·柯里京出面为他的证人圆场：“你在对手术器械制造商的调查过程中得知，不少医生和手术医师都使用他们自己设计并请人定做的医疗器械，是吗？”
戈尔勃博士答，他听说过。
公诉方的最后一位证人叫玛丽·康威，她主要讲解了警方对现场的血液分析结果。根据后来一些好事的记者们的调查，这些分析是在鲍尔·柯克博士的调查报告之后，也可以说，是为了针对柯克博士的报告。
关于衣橱门上的大块血迹，玛丽·康威认为，并不是有人把伤口摁在上面而形成的“一次性”图案，而是数滴溅洒的血相互交叠覆盖而成的“多次性”斑点：“先是一滴，然后第二滴盖在第一滴上面，然后再是第三滴……”玛丽平伸两手，示范“交叠覆盖”。
接下来，玛丽·康威在法庭里“扔下了一颗重磅炸弹”。她说在萨蒙·谢普德那块染血的手表上，数字“11”的地方，她观察到了一处“蝌蚪状”的血滴，也称“滴泪状”——一头圆，一头尖。“这说明，血滴从空中飞过，以一定的角度溅落在表面上。”玛丽伸出一只手，示范“以一定的角度溅落”。
换句话说，“当血滴飞溅时，戴着这块手表的人正在现场。”
换句话说，当玛丽莲遭到攻击时，萨蒙·谢普德正在现场。
等到公诉方宣布听证结束，李尔·拜利迫不及待地找到鲍尔·柯克博士，甚至没有顾得上吃午饭。柯克博士头天晚上刚从旧金山飞过来。
“被告方传唤杰克·卡拉卡。”
被告方的第一位证人即斯邦格面包房的卡车司机。报道过1954年庭审的老记者们为之一振——总算在证人席上看到了一张新面孔。
有记者后来在报道中写道：“卡拉卡的任务就是为玛丽莲烙上‘红字’。”
杰克·卡拉卡说，他从1953年进斯邦格面包房的第一天起，几乎每天早晨都要往谢普德家送面包。“标准的程序”是：在邻近鄂里湖街的后门敲门，门一般没锁，自己推门进去，经过过道走到厨房门口，从台子上拿起主人留下的钱，再放下玛丽莲订的货，通常是一条“玛莉大婶”面包。
其间某日，杰克看见玛丽莲正和一个“看上去比她年长”的男人坐在厨房的桌旁喝咖啡。男人穿西服，没系领带。杰克当时想，那男人应该是玛丽莲的丈夫萨蒙博士。
1954年初的一天，杰克看见玛丽莲将一把钥匙交给同一个男人，并叮嘱说：“别让萨蒙知道。”才明白这男人原来不是萨蒙博士。
杰克后来到警署辨认过照片，他认出了那男人。
但是，弗朗西斯·泰尔迪法官不允许杰克在法庭上讲出那男人的名字，不过陪审员们都猜到了，那男人是前港湾区区长斯班瑟·霍克。斯班瑟曾说过，他经常在早晨给玛丽莲送肉，也经常和玛丽莲坐在厨房里喝咖啡。
弗朗西斯·泰尔迪法官也不允许杰克在法庭上讲，他还看见过斯班瑟·霍克搂抱只穿了一件无袖丝质睡衣的玛丽莲，还看见过斯班瑟和玛丽莲接吻。
李尔·拜利后来在他的书中解释说，萨蒙·谢普德其实早就知道玛丽莲有外遇，只不过在第一次庭审时，他坚信自己不会被判罪，因为他没有杀人，所以也不准备将亡妻的这些“丑闻”抖落出来。
被告方构筑的案情是：案发当晚12点30分，亚尔恩夫妇离开谢普德家以后，玛丽莲在睡觉前拧亮了楼上卧室的灯，那通常是萨蒙到港湾医院处理急诊的信号。从霍克家刚好可以看见谢普德家的二楼窗户，所以斯班瑟误以为萨蒙又去医院了。斯班瑟悄悄离开家，他走的是湖边的小路，因为害怕万一在大路上遇到熟人。但是这一次，对奸情早有察觉的霍克太太爱莎跟上了他。爱莎还带了一支大号手电筒。
斯班瑟·霍克从临湖的正门登堂入室，黑暗中没有注意到正在沙发上熟睡的萨蒙，或注意到了，但萨蒙没醒（有报道说，马其顿监狱的看守们也证实，萨蒙·谢普德睡觉很死，很难叫醒）。
二楼的主卧室里，斯班瑟正待与玛丽莲云雨，爱莎突然闯入，举起手电照着玛丽莲就大打出手。斯班瑟夺门而逃，在楼梯处撞上被玛丽莲的尖叫声惊醒的萨蒙，将其一拳击昏。
待一切安静下来，霍克夫妇才发现他们闯下了大祸。这种时候，男人一般比较镇定，而且，斯班瑟自恃他没有杀人。他让太太先回去，自己留下来布置了一个“抢劫杀人”的假现场，又抹掉了可能的指纹。
很快，萨蒙醒来听到了楼下的动静，便循声追下楼，又一路追到湖岸，再次被斯班瑟击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