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令五申”是我国古代的军令，即军事纪律的简称，它最早出自《史记·孙子吴起列传》中。文章写道：“出宫中美女得百八十人，孙子分为二队……约束即布，乃设斧，即三令五申之。”
这个典故来源于一段孙武的故事。孙武是我国春秋时期著名的军事家，他携带自己写的《孙子兵法》去见吴王阖闾。吴王看过之后说：“你的十三篇兵法，我都看过了，能否拿我的军队试试？”孙武说可以。吴王再问：“用妇女来试验可以吗？”孙武也说可以。
于是吴王召集一百八十名宫中美女，请孙武训练。孙武将她们分为两队，用吴王宠爱的两个宫姬为队长，并叫她们每个人都拿着长戟。队伍站好后，孙武便发问：“你们知道怎样向前向后和向左向右转吗？”众女兵说：“知道了。”于是“约束即布，乃设斧钺，即三令五申之。”但是，孙武每次发号命令时，众宫女都哈哈大笑，并不理会。如此反复多次之后，孙武说：“解释不明、交代不清，是将官的过错。既然交代清楚而不听令，就是队长和士兵的过错了。”说完命左右随从把两个队长推出斩首。之后再也没有人不认真训练了。后来人们便把孙武向女兵再三解释的做法，引申为“三令五申”，即反复多次向人告诫的意思。
“三令”与“五申”的原意是教育将士应该在点阵中或军事行动中明确作战守则。宋代曾公亮撰写的《武经总要》一书中记载了三令五申的具体所指。所谓“三令”，一令观敌之谋、视道路之便，知生死之地；二令听金鼓、视旌旗，以齐其耳目；三令举斧，以宣其刑赏。所谓“五申”：一申赏罚以一其心；二申视分合，以一其途；三申画战阵旌旗；四申夜战听火鼓；五申听令不恭，视之以斧。
而在今天的汉语语境中，“三令五申”是再三地向下级命令告诫的意思。其中的“令”即命令；“申”指的是陈述、说明；其中的数字“三、五”不仅指的是次数之多，同时还是上述具体军事纪律的简称。总体来说，这个词在今天大多指的是多次命令、反复说明、再三告诫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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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番五次”、“三年五载”、“三五成群”中的数字能替代吗
我们经常用“三番五次”来表示次数之多，用“三年五载”、“三五成群”等来表示数量之少。其中的“三”和“五”与“三令五申”中的数字大不相同。“三令五申”中的“三”和“五”有具体的所指，而前者的“三”与“五”并无具体所指，只是一个概数。那么为何要用“三”与“五”来表示数量的多少，而不是其他的数字呢？
在中国传统哲学观念中，“三”往往代表着“多”的意义。这来源于中国人初始的数理思维发展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曾有过对“三”充满迷惑与敬畏的数觉时期。古代汉民族把“一”和“二”分别视为最小的“天数”和最小“地数”（即最小的奇数和最小的偶数）。《易经》中易卦的“阳爻”和“阴爻”之和为“三”，也就是阴阳两爻的合数。“合数”位置使“三”有了“多始”的哲学含义，老子在《道德经》中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其中的“三”正是这种观念的直接体现，所以“三”就“多起来”。而从辩证的眼光来看，“多”的反面是“少”，所以“三”又有了“少”的含义。比如“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没分别几天就有了很大长进，不能再以旧眼光看待了），“三年五载”（没过过多长时间），等等。
与此同时，在这种原始的辩证思维之下，“三”并不全都是表示“多”或“少”，有时甚至具有“最少多数”的意思。比如“三人行必有我师”（即使在最少的多数人中也会有在某方面比自己强而可以把他当成老师的人），等等。
至于数字“五”，由于它是“十”之半，又受《周易》“天数五，地数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的归类观念以及受到传统“五行”观念的影响使它有了概括的含义，在计数时也可以是“一五一十”。如果事物范畴内部包含许多有差异的个体，“五”就有了“多而杂的含义，比如五彩缤纷”（颜色繁多，非常好看）等。受辨证思维认知的结果，“五”也有“多”与“少”的对立含义，如“三番五次”、“三令五申”（多次重申和命令）“三年五载”、“三五成群”（结成小规模的人群）等。
因此，“三番五次”、“三年五载”、“三五成群”中的数字是受中国传统哲学观念的影响，并被汉民族长期使用，早已习惯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