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偏有偏无”，是相对于两类事物讲的。某行质为甲类具有，乙类所不具有。具有这种性质的甲类相对于乙类来说是偏有，不具有这种性质的乙类相对于甲类来说是偏无有。这种性质，作为区别事物类的根据，一般称为本质属性。前所举某特定性质为甲类偏有则为甲类之本质属性。可见，区别事物类一定要以这种本质属性为区分的依据。上述经文即是申述这条正名原则。
上述经文意为，乱举即随意举一些理由不能区别、认识异类，原因就在于有例外。
牛与马虽然属于不同的类，但以“牛有齿、马有尾”作为理由说明牛异于马，是不行的。这两种性质（有尾、有齿）对于牛与马来说，它们都具有。不是一类全有，另一类全没有。说牛与马不是同类，应用牛有角、马无角来肯定二者类不同。若不是举牛有角，马无角，以此作为类之不同的理由，就是“狂举”，就像说牛有齿、马有尾，那样就会出现载者认为牛不是牛，是正确的；或者认为不是牛的动物是牛，也是正确的。
什么叫“不非牛而非牛”呢？马固然有尾，牛亦有尾。
如以马有尾、牛有齿作为牛、马二类的本质区别，则牛也就变成非牛了。何以见得？马有尾，按正确的区分原则，“偏有偏无”，则牛当然无尾。现实是牛有尾，那么牛岂不成了非牛也是正确的。同理，马、驴、骡等均有齿，本非牛，但以牛有齿作区分依据，则非牛的马、驴、骡等也可直认为牛了。这当然达不到区分事物类的目的。可见，为了达到“正名”的目的，正确区分事物类是十分重要的。
要正确区分事物类必须遵守“偏有偏无”的原则，唯如此，才能达到预期的目的。
继公孙龙、后期墨家之后，荀子作为中国古代名学的创立者，从“制名”即人们认识事物形成名、加以表达的角度，提出了必须遵守的一些原则，这些原则用荀子的话来说就是“制名之枢要”。需要指出，“制名之枢要”中包括一些制名的方法。
名是对客观对象本质属性的反映，具有相同本质属性的事物，经过感性认识阶段，反映在人的思维中，经过理性的加工，形成的当然是同一概念。把这一概念表达出来，一般地就要用同一的名称（语词）去称谓。反之，具有不同本质属性的客观对象，经过感性认识阶段反映在思维中，经过理性的加工，就会形成不同的概念，相应的，这些不同的概念在“离心交喻”的过程中必定用不同的名称（语词）去称谓。荀子提出的首要一条制名原则就是反映上述思想的。
同则同之，异则异之。
人类的感觉器官是同类同情的，所以对客观对象的反映也同（“天官之意物也同”），经过心的“征知”，即思维的理性加工、辨察作用，用同一个名去指称同一类的事物，用不同的名称去称谓不同的事物就是非常自然的了。用《荀子·正名》中的话就是：知异实者之异名也，故使异实者莫不异名也，不可乱也。犹使同实者莫不同名也。
关于制名的单、兼原则，荀子在《正名》篇是这样叙述的：单足以喻则单，单不足以喻则兼；单与兼无所相避则共，虽共，不为害矣。
这是从概念的语词表达方面规定的。单名就是一个汉字表达的概念，兼名是用两个以上汉字表达的概念。一个汉字构成的单名就足以清楚明了地表达这个概念，那么就用一个汉字构成的单名表达。如马、牛、羊、犬等。一个汉字构成的单名不足以清楚、明白地表达这个概念，那就用两个以上汉字构成的兼名来表达。如白马、骊牛等。单名与兼名二者不相违背的就用共名，如“马”为单名，“白马”、“黄马”为兼名。单名、兼碧二者类属不相违背，所以，“马”成为“白马”、“黄马”的共名。这样对认识事物与表达思想也没有什么妨害。
一个名能够在社会的人与人的交流中通行无阻，最根本的条件在于这个“名”恰当地反映了其所指称的实。除此之外，还有个约定俗成的问题。一个名指称某个特定的实，在这个名的形成阶段不一定指这个特定的实。另外，某个特定的实，是否必定用某个名而不是其他的名去反映、指称呢？不一定。某个名到底指哪个实，某个实到底用哪个名去称谓，并不固定。某名称谓某实，固定下来，通行无阻，这中间要有一个使社会的人习惯、认可、捍卫的问题，这就是所谓约定俗成的问题。制定名称的人一定要遵守社会的约定俗成的原则。荀子从“名无固宜”、“名无固实”两个方面分析、强调了这个原则。
名无固宜，约之以命，约定俗成谓之宜，异于约则谓之不宜。
对于某个具体对象用什么名去指称，并不是某个名就一定是合适的，这是由社会的人共同约定用某个名去称谓，等到约定了，用惯了，就说这个名是合适的，而与共同约定的名不同的名就是不合适的。
名无固实，约之以命实，约定俗成谓之实名。
某个名用于指称哪个对象，一开始并不是固定的，即是说：一个名本来就没有一定要给某个特定对象命名的道理。而是大家共同约定用这个名称去命这个实，等到约定了，用惯了，就说是这个“实”的名。
虽然一个名称的形成是“名无固宜”、“名无固实”，但对于一个好的名称来说标准却是固定的。这是制名过程中不可忽视的原则。这就是“径易而不拂”。
名有固善，径易而不拂，谓之善名。
好的名有其固定的标准：直截了当，容易了解，准确。
清楚而不引起误会。这种名就叫做好名（“善名”）。制名过程中遵循这一原则，确实必要，以便使所制之名易于交流。
荀子“制名之枢要”的最后一条是“稽实、定数”原则。所谓“稽实”就是考察客观对象的实质，而“定数”是通过考察对象的实质以决定名的数目。不同实即异实者异名，同实者同名。这是从另一角度申述同则同之、异则异之这一原则。关于这一原则，《荀子·正名》中说：
物有同状而异所者，有异状而同所者，可别也。状同而为异所者，虽可合，谓之二实。状变而实无别而为异者，谓之化；有化而无别，谓之一实。此事之所以稽实定数也。
客观对象呈现着复杂的情况，有的形状、状态不同而占有同一的空间，这是可以区别的。形状、状态相同而分处在不同空间，虽然可以合用一名去反映、称谓，但实际上仍然是两个具体对象。例如：一马，马也；二马，马也。
没有单复数的区别。但马四足，则是指的一匹马四足，并非二马四足。不同地点的两匹马虽然都用“马”名去称谓，但实际对象是两个。形状、状态发生变化而实质并没有区别为不同的东西，即实质仍是相同的，这叫做变化。形状、状态有变化而实质没有区别，这应该说是一个实物。例如，人的长幼变化，卧马与立马等均是状异而实无别；一条河，虽水流不断，也是状异而实无别，都应说是一实。这就是所以要考察事物的实质来确定事物的数目，以便用适当的名来指称的道理。
这条制名原则表明荀子看到了在制名过程中应当依照“状”、“所”之异同及其相互之关系（这里涉及时间、空间的变化及其关系）来具体考察客观对象的实质（“稽实”），以决定其数目以便用恰当数量的名（“定数”）去反映。实质上就是从“实”——客观对象的同异、相互关系和变化，来具体论述名的相互关系和变化。
2.正名的方法
前已述，中国古代名辩学的“正名”含义有二，一是把使用的名搞正确，做到名副其实；二是当所使用的名不正确，即名不符实时，加以纠正，这一过程也是“正名”。
传统逻辑中有明确概念的逻辑方法这一内容。所谓明确概念就是明确概念的内涵与外延，以便正确地使用概念，明确概念内涵的逻辑方法称为定义，明确概念外延的逻辑方法叫做划分。此外，依据具有属种关系的两个概念内涵与外延的反变关系，通过增加内涵，以缩小外延；通过减少内涵，以扩大外延来明确概念。前者称为限制，后者称为划分。由此看来，中国古代名辩学正名含义的第一点与传统逻辑的明确概念在某种意义上是相同或相似的。第二点对不正确的名的纠正则是中国古代名辩学特有的内容。
中国古代名辩学正名的方法与路数因思想家的不同而有所不同。所谓路数，有的思想家如孔子，他的正名路线是企图通过纠正已经发生变化的实，去适应他心目中千古不变的名的规定。大多数先秦思想家的正名路线是与孔子相反的。他们在承认“名”为实之称谓的前提下，共同强调依实以定名。有的则更进一步，在依实定名的基础上，强调名对于实的反作用，如《尹文子》的“以形正名”及“以名正形”。
关于具体的正名方法则有尹文子与齐王论士体现的定义方法，《墨辩》中近百条的娴熟的定义、划分等。
首先简单提一下孔子的正名方法。如前所述，是孔子首先举起了正名的旗帜。他的名言是“名不正，则言不顺”。孔子“正名”的最终目的是实现他心目中周礼所规定的理想社会，其核心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封建等级制度。他对当时社会上“礼崩乐坏”、“名实散乱”的社会现象痛心疾首，大呼“正名”。他正名的方法是先确定或按周礼的规定搞清楚某个名的确切含义，然后再要求“实”的内容符合此“名”的规定。由于孔子要求正的“名”大都是有关政治伦理及社会生活的，因此，所谓“实”也包括或指人的“行为”。要求人的“行为”与其具有的“名分”、“身份”相符。例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前面的君、臣、父、子分别是指实际上为君、为臣、为父、为子之人，后面的君、臣、父、子指为君、为臣、为父、为子之人应有的各自的道德规范与行为准则。按照孔子的正名路线，首先要明确“君”、“臣”、“父”、“子”之名应具有什么样的道德规范与行为准则，然后再用“君”、“臣”、“父”、“子”所规定的内容（道德规范、行为准则，如君仁、臣忠、父慈、子孝之类）去要求实际上为君、为臣、为父、为子之人。
孔子的正名包含了“名实相符”的要求，在名辩学上是有重要意义的。从先秦其他各家来看，公孙龙、尹文、后期墨家等不但强调按实定名，而且强调名形成之后对实的反作用。孔子却只讲其一，不讲其二，而且过分强调名对实的决定作用。他实际上是把周礼所规定的各种名的内容固定化、绝对化，认为是永远不变的。让处于社会大变革中迅速变化着的“实”去符合周礼中这些“名”所规定的内容，否则就是名不正，因为“实不符名”。例如，某个为臣之人的行为不符合周礼的行为规范的规定，按照孔子的理论，该人就应受到指责，因其臣不像“臣”。应按照周礼的规定纠正自己的行为，使臣之“实”符合“臣”之名。这样的正名路数，从哲学上看是唯心主义与形而上学的。
公孙龙的正名方法见于《公孙龙子·名实论》。公孙龙明确地肯定“天地与其所产焉，物也”。名是物的称谓。世上之物何止千万，故名亦繁多。人们在社会交往中运用名难免出现“名不正”的情况，此时需加以“正”。如何正？
公孙龙的理论是：
以其所正，正其所不正。不以其所不正，疑其所正。
其正者，正其所实也。正其所实者，正其名也。
用内容、范围都确定、与实相符的名作为标准去纠正那些“不正”之名，即名实不符的名。不能用那些名实不符的不正之名去怀疑那些正确的名。所谓对不正之名加以纠正，就是纠正那个不正之名所反映的实，实如何能“正”？大小、方圆、黑白、短长、轻重，具体地说黄马、白石，望形可知，察色可见。怎样去正呢？原来所谓“正实”，其实是正名。实为自马，有人以“黄马”呼之，则“黄马”之名不正。要加以纠正，并非换一匹黄马牵来叫正实，其实，是纠正其名，将“黄马”之名换成“白马”之名即可。“白马”之名呼自马之实，则名正。因其名实相符。此所谓“正其所实者，正其名也”。
尹文的正名观较之孔子等人的正名观要全面，既不是孔子的名决定实的唯心主义名实观，也非公孙龙等的按实以定名，而是双向的：既主张“以形正名”，又强调可以而且应当“以名正形”。前者坚持了名实关系的唯物主义，后者看到名一旦形成之后对于实的反作用，颇有些辩证意味。
《尹文子·大道上》中有：
名者，名形者也。形者，应名者也。然形非正名也。
名非正形也，则形之与名，居然别矣，不可相乱，亦不可相无。
首先肯定名是对形的反映、称谓，形是被名反映、称谓的。然而形不等同于与之正相对应的名，名不等同于与之正相对应的形。形与名二者的关系是“不可相乱、亦不可相无”。既不可将名与形互相混淆，也不可以缺少任何一方。
形与名是两类不同的思维对象，形是客观存在，名是思维的产物，名非形，形非名。无形则无名。而有形无名则人类不可能认识客观对象，不可能相互交流。故形、名相依，缺一不可。
《尹文子·大道上》篇强调了“以名正形”的重要性：
有名，故以名正形。今万物俱存，不以名正之则乱。
万名俱列，不以形应之则乖。故形名者，不可不正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