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与视”。白马，如不是全身的毛都是白色的话，也是绝大部分毛为白色。身上只几片白花不能叫白马。但“视马”，只要看一眼就是看了，不必转着圈看个遍不可。
“丽与暴”。刻意打扮、装饰，可能使人美丽，但并不一定使人美丽。例如：东施效颦。但干了坏事，就是干了坏事。“为暴必暴”，这是必然的。
“夫与屦”。被别人强迫干坏事，主要责任不在被强迫者身上。有人可以逞匹夫之勇，不是做大丈夫。但做鞋用来换衣服，做的仍然是鞋。
推类是困难的。墨家的论断是正确的。物类有大小、物尽及其他种种复杂情况，同类事物并不能必然类推，还要考虑到诸如二与斗、白与视、丽与暴、夫与屦等不可推类的例外情况。
7.“类不可必推”
《吕氏春秋》在肯定推类的认识作用的同时又响亮地提出“类不可必推”。
物多类然而不然。……类固不必，可推知也？……物固不必，安可推也？
事物类有种种复杂情况，并非必然相同，怎么能一律以推类方法得知呢？《吕氏春秋》的结论主要是对例证进行归纳得到的。
夫草有莘（Tn读音辛）、有菡（㈦读音垒），独食之则杀人，合而食之则益寿。
照常理，分别吃能毒死人的两种东西合在一起应与之同类，即毒性更大。但此例相反。合而食之收延年益寿之效。
万堇不杀。
据《埤雅》“蜂，一名万”。万即虿（ch6i读音瘥）之本字，指蝎子一类有毒动物。《左传·僖公二十二年》说“蜂虿有毒”。《淮南子-说林训》说“蝮蛇螫人，傅以和堇则愈”。高诱注：“和堇，野葛，毒药。”和堇能治虫蛇之毒，故不杀人。人被毒虫螫咬，岌岌乎殆哉，又用上和堇这种毒药，按常理岂不是必死无疑了吗？结果却相反。
类不可必推。
漆淖水淖，合两淖则为蹇，湿之则为干。金柔锡柔，合两柔则为刚。燔之则为淖。
按常理，两种液体合在一起仍是液体。但漆和水两种液体合在一起则变得坚而硬，由湿而为干。一般情况，两种柔软的东西合在一起仍是柔软的。铜与锡两种柔软的金属合在一起，类推其结果应是柔软的，事实却相反，成为合金很坚硬。这种坚硬的东西，火烧倒变成流体。“或湿而干，或燔而淖，类固不必可推知也？”
小方，大方之类也；小马，大马之类也。小智非大智之类也。
方形虽有大、小之别，但其均为方形，同为一类，故可相推。小马、大马之类与此例同理。照此可类推：小智与大智为同类。其实不然。何为大智、小智。高诱注：
大智知人所不知，见一隅则以三隅反。小智闻十裁（才）通其一。
可见“大智”能熟练地运用推理，举一反三。“小智”告之十才懂得其中一个。由此看来，小智不是什么聪明，倒是愚笨的别名。二者不同类，当然不能据以为推。
鲁人有公孙绰者，告人日：“我能起死人。”人问其故，对日：“我固能治偏枯，今吾倍所以为偏枯之药，则可以起死人矣。”物固有可以为小，不可以为大；可以为半，不可以为金者也。
鲁国人公孙绰称：他可以医活死人。人家问他原因，他回答道：我本来能治半身不遂（偏枯），现在我将治偏瘫的药加倍，就可以医活死人了。这又是一个类不可必推的实例。因为事物本来这样：有的可以在小范围起作用，不可以在大范围起作用；可以在部分上起作用，不可以在全体上起作用。偏瘫与死亡是有本质区别的，治偏瘫的药加倍就可以医好死人，这当然是幻想或吹牛。因为人的偏瘫与死亡不是量上的加减，固不能类推。
义小为则小有福，大为之则大有福。于祸则不然，小有之不若其亡也。射招者欲其中小也，射兽者欲中其大也。
物固不必，安可推也？
好事小做小有益，大做就大有益。至于祸事就不是这样，虽然有一点儿也不如一点儿没有的好。射箭靶想射中最小的（靶心），射野兽想射中最大的。事物本来不一样，怎么可以（按一种情况）类推呢？
人的欲望于利则取大，于祸则取小，这不能一概而论：
均取其大。练习射箭，目标越小越能射中，说明箭法娴熟。
真的打猎，还是射中大的野兽好。同是射箭，目标不同，要求迥异，不可类推。
《淮南子》也举了不少具体例证来归纳论证类之不可必推：
若以慈石之能连铁也，而求其引瓦，则难矣。
磁石可以引铁，但不能吸瓦。铁、瓦同为固体，以此看可为同类。但其论域或范围太大。铁、瓦虽同为固体，但有更不同的根本性质存在，因而不可必推。
膏之杀鳖，鹊矢中娟，烂灰生蝇，漆见蟹而不干，此类之不推者也。
柔软的东西杀死甲鱼，鹊之粪便落在了刺猬身上，腐土中生出苍蝇，螃蟹掉进漆中使其腐败而不能干燥，这类事情都是偶然发生的，不是必然现象。膏如果无毒，矢如不碰巧，腐土中无蝇卵，漆见水而不是蟹，上述现象都不一定发生。此类事不可必推。这是说不能把偶然当必然。
小马大目，不可谓大马；大马之目眇，可谓之眇马。
物固有似然而似不然者。故决指而身死，或断臂而顾活，类不可必推。
小马眼大不能叫大马。大马眼睛瞎，就可称为盲马。
伤了手指可能因感染救之不及而身亡，胳臂断了可能救之及时而活命。此类事情不可必推。因为事情本来就是有的似然而实不然，有的似不然而实然。
人食券（妒读音玉）石而死，蚕食之而不饥；鱼食巴菽而死，鼠食之而肥。类不可必推。
馨石这种矿物有毒，人吃了致命，蚕吃了可以充饥。
巴菽即巴豆，果实阴干入药。鱼吃了巴豆会死，鼠吃了却肥。又是类不可必推。人、蚕同属动物，吃了磐石一死一饱；鱼、鼠同属动物，吃了巴豆，一死一肥。
诸如此类的例子，不再列举。
造成类不可必推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客观的原因：
“物多类然而不然”，对思维对象所作的判断就出现“辞多类非而是，多类是而非”。使世人最容易产生疑惑的情况是物之相似。
使人大迷惑者，必物之相似也。玉人之所患，患石之似玉者。相剑之所患，患剑之似吴干者。贤主之所患，患人之博闻辩言而似通者。亡国之主似智，亡国之臣似忠。
正如《淮南子·人间训》中指出：
物类相似若然而不可从外论者，众而难识矣。
类之不可必推也有主观方面的原因：个人的认识有限，感官的能力有限。视日、月、大小相仿佛，实际相去甚远。
“登山视牛若羊，视羊若豚。牛之性不若羊，羊之性不若豚，所自视之势过也。”人所处观察位置不同，观察结果发生差异。“目固有不见也”，人的感官如此，人的思维也是如此，“智亦有所不至”。且看一例：
相剑者日：“白，所以为坚也；黄，所以为韧也。黄白杂，则坚且韧，良剑也。”难者日： “白，所以为不韧也；黄，所以为不坚也。黄白杂，则不坚且不韧也。又柔则锩，坚则折，剑折且锩，焉得为利剑？”
同样一柄剑，二人观察所得结论截然相反。原因何在？
“说使之也”。是由错误的推论造成的。相剑者与难者均未认识到，由两种（或多种）金属按一定比例制成的合金是一种化学过程的产物，其性质并非单一金属性质的简单相加。但他们却抓住片面，各执一辞进行推论，其结论怎么可能正确呢？如果在正确认识事物性质、变化规律基础上作出推论，就可以是正确的。
保证推类正确要切忌主观片面。除此之外，要全力寻找事物之间的因果联系，认识了事物的因果联系即可据此推类。
凡物之然也必有故。而不知其故，虽当与不知同，其卒必困。
不认识、不了解某事物现象得以产生的原因，虽对其判定正确，仍与不知没什么两样，其结果必定陷于困境。
依据“物之然”之故以推类，这一思想无疑是十分可贵的。
《淮南子》也强调以认识事物因果联系为推类的根据。
得隋侯之珠，不若得事之所由，得呙氏之璧，不若得事之所适。
所谓“事之所由”即事物得以产生的原因，其实质是认识事物的因果联系。而“事之所适”即事物要“各用之于其所适，施之于其所宜”。适即合适、适宜。人们的实践活动要想取得预期的成功，就必须了解事物的属性及这些属性得以发挥作用的时间、地点诸条件。只有这些都掌握了，才叫“事之所适”，才能达到预期目的。这当然是建立在对事物因果联系的分析基础上的。例如：
矢之于十步贯兕甲，于三百步不能入鲁缟。
若想矢“贯兕甲”，其距离必在十步之内。若距离三百步远，极薄的鲁缟尚不能穿透，何况用犀牛一类兽皮做的坚固的铠甲呢？因之，以穿透兕甲为目的，施矢于十步之内则为得“事之所适”。反之则不是。这当然是建立在因果联系的分析基础上的。
至于如何发现事物之间的因果联系，不论是《吕氏春秋》，还是《淮南子》都是泛泛而谈未能深入，这是十分遗憾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