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系列，我想讨论的是现代文明的兴和亡。所谓现代文明，也就是主宰人类生活将近三百年的主流文明，它起源于西欧，逐渐普及全球。而最近半个世纪以来，这一文明已呈衰象。以下几章，我将从现代文明的出现，逐步讨论到其发展的过程和特性，以及最近发生的一些问题。至于未来将是什么样的文明来代替现代文明，这就要看人类现在在做什么，这是必须由我们大家共同担起的责任。未来是成是败？是再度兴起一个更好的人类生活方式，还是又沉沦到混乱？今日我们无法预知。唯一可知者，如果我们听其自然，未来发展的方向，变坏的可能性大于变好的可能性。
“蛮族”入侵时期的罗马帝国
首先，我必须要谈到近代以前西欧的情形。近代欧洲的前身，是欧洲的中古时期。欧洲的古典时代，极盛之时是罗马帝国[1]时期，和中国的秦汉王朝遥遥相对，它们在地球的两边各自发展出了极为光辉的人类文明。476年，已经分裂为东西两罗马[2]之一的西罗马帝国解体，“蛮族”[3]雇佣兵的将军们分别割据。这种局面也和汉代衰亡以后的长期混乱有相似之处，不过其过程更为缓慢，很难有明确的断代。
大略相当于中国的魏晋南北朝时期，欧洲也有大批的“蛮族”入侵，一拨一拨地进入，分别据有罗马帝国的各处。同时，基督教作为一个地下宗教，在“蛮族”之中广为传播，将这些本来散漫的族群，都容纳到基督教的信仰之内。进入西欧的中古时期，基督教会的权威取代了罗马帝国的世俗政权。所谓“公教[4]秩序”，不是属于任何一个族群的普世体系，它是一个信仰，也是一种政权。许多散布在各处的“蛮族”族群，被驯化为公教秩序内的各种单元。无论那些“蛮族”的首领自称什么封号，都必须得到教会的认可才具有合法性。这种情况和中国皇帝与儒家思想结合的皇权并不一样，因为儒家的士大夫并没有凌驾皇权的权威，虽然皇权本身也必须靠儒家授予“奉天承运”的合法“天命”。
罗马帝国时代，罗马将泛希腊文化[5]推广到大部分欧洲地区和部分亚洲地区。在推广过程中，泛希腊文化也演变成“希腊——罗马”的古典文明。这一文明系统的“中原”，是地中海外围。中国古典文明发展的时候，是从黄淮地区，面向南方开展，北方和西方却是草原上各种“北族”[6]的基地。从南北朝到唐末五代，西北族群也是一拨一拨地进入中原。安史之乱是一个分水岭，从那以后，外族的军队实质上散布在中原各处，也彼此争战不休。五代的君主，除了后梁以外，都是外族军事集团的一部分，甚至宋代的皇室赵家也是胡汉军事集团中的一部分。反而是汉化较晚的南方保存了比较纯粹的汉人文化。
相对于中国的情形，西欧走的是另外一种模式。罗马的“中原”——地中海外围，并不是泛希腊文明的中央，而罗马军团征服的地区（大部分偏于东方）也就是旧日亚历山大大帝[7]君临之处。地中海以东的广大地区，在罗马帝国衰亡以后，是已经东方化的东罗马在波斯帝国基础上建立的许多地方政权。630年，伊斯兰教兴起，将这一个地中海以东的广大地区，彻底地转变成伊斯兰文明，而且从此以后，直到今天，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两个信仰独一真神的宗教，还彼此仇视，斗争不断。
基督神权主导下的中欧和西欧
倒是中欧和西欧，并不是罗马帝国主要的发展方向，但在“蛮族”大批入侵的时候，中欧和西欧是“蛮族”分布最多的地方。那些分别占领各地的部落，还是保存了长途战斗和迁徙所形成的好战传统。同时，他们在基督教的驯化之下，敬拜上帝，对基督教会的公教秩序十分服从，在虔诚的信仰以外，他们并没有机会学习旧日希腊——罗马传统的古典文明。因此，在西欧与中欧，许多所谓异端信仰，也就是当地居民的宗教，和“蛮族”的固有信仰都被编织入基督教会的礼仪之内。例如，冬至的庆祝，转变成耶稣的诞辰；春分的庆祝，转变为耶稣的复活节。于是，这样的文明其本身的发展受到限制，毕竟公教秩序包含的内容并不十分丰富，乃是一种神权主导的信仰系统，社会伦理和个人品行也都是在礼仪与教规之下，就这样普及于社会，而未必经过思辨的过程。
长期居留在欧洲的“蛮族”，我们一向称之为日耳曼民族[8]，他们进入欧洲以前，原来大多是住在里海、黑海和东北欧的各种印欧民族。在3世纪至4世纪，欧亚大陆的各处都有大批人群的移动。我们今日无法完全解释，是什么缘故使这些迁徙的族群离开本乡移往他处。气候条件似乎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因素。在寒冷的北方，牲口大量冻死，草原萎缩，北方的人口不得不向温暖的地区移动。东方的中国，因此承受了一批又一批北族的侵入，而欧洲也接纳了一批又一批所谓的“蛮族”。西欧与中欧的原住居民，其实大部分也是从外面移入的人口。例如，今天的法国地区在罗马时期被称为“高卢”[9]，他们和今天爱尔兰的居民是同一来源，可能是在相当于中国汉初的时候逐步移入欧洲，这些人和中国历史上西域的“塞种人”[10]，大概是同一族类。这些新来的日耳曼族群，将同样是印欧民族的原居民推到边缘。前后两批新来的居民，共同构造了基督教文明覆盖的底层。公教秩序给了他们一定的行为规范，却并没有给他们足够的动力进一步促进文明的发展。
十字军东征与古典文明的重新发现
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冲突，除了意识形态层面，可能更重要的是经济利益的冲突。伊斯兰文明所聚居的地点，切断了东亚和欧洲的贸易路线，丝绸之路上的利润全被伊斯兰国家垄断——无论是横跨欧亚大陆的陆路，还是经过红海的海路，东方货物进入欧洲，这些国家的王公都赚取了最大的利润，而这些东方物品到了欧洲，价格就十分高昂。长期的经济冲突，终于爆发为以宗教立场为借口的累次十字军东征达二百年之久（1096——1291）。这也使得西欧与中欧的领主和他们的军队，在地中海以东接触了伊斯兰文明，以及东方的图书馆与学校保留的希腊——罗马古典文明。于是，欧洲的居民忽然发现在宗教教条之外，还有那么多值得追寻的知识和那么多不同的想法。这一刺激在欧洲引发了长达两个世纪的文艺复兴（14世纪中期至16世纪末）。
对于古典文明的重新发现，使得中欧与西欧的居民领会到以前没有想到的一些文化因素。比如说，从严谨的逻辑推演出的理性；又比如说，从人性自然涌现的情义。这些新视角将欧洲知识分子带到一个新天地，使他们对公教秩序的教条提出疑异。在欧洲，文艺复兴时代的创作，延续了希腊时代对理性的追寻，也复活了对人性的欣赏和悲悯情怀。文艺复兴时期的重要人物，如达·芬奇，在这两个方向都有令人钦佩的成就。许多歌颂基督教神性的绘画和雕刻，实际上都在表达自然的人体和自然的风景。有知识的人士，不再满足于公教秩序的教条和礼仪，他们甚至会怀疑这一公教秩序的基本假定是否合理。当他们怀疑到人神之间的关系是否真如公教秩序所说的那样单纯时，公教秩序的基础也就松动了，公教秩序对各种世俗力量的约束力，也不得不面临挑战。
教权之外世俗政权的兴起
第一个发生问题的领域，就是日耳曼地方政权的领主。他们本来各自为政，并没有统一，只是个别的臣服于罗马的教廷；他们的封号和政权都必须得到教会的认可才具有合法性。同时，他们对于罗马教廷也必须年年进贡，岁岁来朝，奉养这么一个庞大的神权体系。变化终于发生了。在高卢地区的法兰克人，出现了三代能干的军事领袖。在732年，查理·马特[11]领导法兰克联军，击败了经过地中海南岸迂回而上的伊斯兰军队。这次胜利以后，西欧、中欧不再有伊斯兰的威胁。巧合的是，在这之后不到二十年的公元750年，中国远戍中亚的驻军将领高仙芝在怛罗斯[12]和伊斯兰军对抗，最终大败而归，中国从此失去了对中亚的控制权，而伊斯兰教权从此成为这个地区的主宰力量。
马特的孙子继承父祖的事业，建立了笼罩整个西欧的法兰克王国。公元800年，罗马教皇把他加冕为神圣罗马帝国的开国皇帝，也就是历史上的查理曼大帝[13]。这是公教秩序以外，第一次有一个世俗政权可以与教权并存。今天的一些欧盟国家，还在发行以查理曼大帝头像为装饰的纪念币。神圣罗马帝国这个名号，从此在欧洲历史上延续下去。法兰克王国的霸权，在公元962年转手到中欧的一些日耳曼王公手中，后来是以“选侯”制度，从若干比较有力的部族领主之中，选举一个所谓的神圣罗马皇帝。这个帝号，我常常开玩笑说它“既不神圣，也不罗马，更不是皇帝”——只是与神权彼此依附的霸权而已。然而，有这么一个帝号存在，也象征着公教秩序不得不承认世俗政权的存在。
这一个变化，最后引发民族国家的兴起——这是近代文明得以展开的一项重要因素。17世纪时，中欧的若干民族向教廷挑战，要建立自己的主权国家。经过三十年（1618——1648）的斗争，拥护教廷和反对教廷的力量终于不得不在1648年于威斯特伐利亚签订了一连串的和约[14]，认可那些反对公教会教廷的地方政权建立自己有主权的民族国家。
注释：
[1]罗马帝国指前27年至476年这一历史阶段的古罗马国家。古罗马原是古意大利一城邦，后发展扩张为地中海地区的大帝国。古罗马时代在物质和精神文化方面获得许多成就，对后世，特别是西方文化有很大影响。
[2]东西两罗马395年，罗马帝国一裂为二，分成东罗马帝国（都君士坦丁堡，又名拜占庭）和西罗马帝国（都罗马，后迁都拉文纳）。
[3]蛮族：古希腊人和罗马人对其邻族（日耳曼人、凯尔特人）以及其他亚非民族的污蔑性称呼。
[4]公教亦译“天主教”、“罗马公教”。基督教的一派，与正教、新教并称为“基督教三大教派”。该教除崇拜天主（即上帝）和耶稣基督外，还尊玛利亚为天主圣子之母。
[5]泛希腊文化：亚历山大大帝的征服，促成了不同民族间文化的融合，于是原有的古典希腊文化产生了变化。以古希腊文化与东方文化融合为基础，发展出一种新形态的文化，即是“泛希腊文化”。
[6]北族：北方民族，主要是阿尔泰语系诸民族。
[7]亚历山大大帝（Alexanderthe Great，前356——前323年）马其顿国王（前336——前323年）。在东起印度河西至尼罗河与巴尔干半岛的领域内，建立了亚历山大帝国。死后帝国迅即瓦解，随之形成一批“希腊化”国家。
[8]日耳曼民族：北欧的古代民族。自称德意志人，凯尔特人及罗马人则称之为日耳曼人。日耳曼人同凯尔特人及当时其他原居民结合，成为近代德意志、奥地利、卢森堡、荷兰、英吉利、瑞典、丹麦、挪威等族的祖先。
[9]高卢：古地名。主要是意大利北部波河流域，阿尔卑斯山以北广大地区，包括今法国等地的一部分。5世纪末并入法兰克王国。
[10]塞种人亦称“斯基泰人”，属于伊朗种人。他们是在今俄属突厥斯坦草原上“最早的伊朗国家”内保持着游牧生活的北伊朗人。
[11]查理·马特（Charles Martel，约688——741年）法兰克王国墨洛温王朝宫相（714——741年），王国的实际统治者。732年，在图尔战役中阻挡了信奉伊斯兰教的倭马亚王朝所派遣的侵袭法兰克王国的军队。此战制止了穆斯林势力对欧洲的入侵。获“马特”（意为“锤子”）称号。
[12]怛罗斯：古城名，故址在今哈萨克斯坦东南部江布尔城，唐时为西域交通中心之一。天宝十载（751年）唐将高仙芝与黑衣大食战于此。
[13]查理曼大帝（Charlemagne，742——814年）法兰克王国加洛林王朝国王（768——800年），查理曼帝国皇帝（800——814年）。公元800年，由教皇利奥三世为之加冕称帝，号称“罗马人的皇帝”。
[14]威斯特伐利亚和约：1648年10月在威斯特伐利亚签订，结束了三十年战争。合约规定，德意志境内新教（路德宗、加尔文宗）和旧教（天主教）地位平等，各邦诸侯在其领地内享有内政、外交自主权等。和约加深了德意志的分裂割据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