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瑟夫·雷芒德·麦卡锡（Joseph Raymond McCarthy），美国共和党人，1908年11月14日生于威斯康星州北部一个爱尔兰裔小农场主家庭，毕业于马凯特大学法学系。1935年开始从事律师业，1939年虚报年龄参加威斯康星州第七区巡回法庭法官的竞选，成为该区历史上“最年轻的法官”。1942年美国开始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他加入海军陆战队。1946年他被选为参议员，帮助艾森豪威尔当选美国总统。他还担任过政府活动委员会主席。1957年，他因肝炎在马里兰州逝世。
这是富有影响力的人物麦卡锡的简单人生介绍，介绍虽简单，但他的人生经过却是毫不简单。他从政的人生经历发生过很多事情，他有许许多多、各种各样的行为，但这些事情和行为总是有着共同的目的、以共同的思想指引着，那就是反对共产党。没人知道为什么这个传奇人物会如此痛恨共产党，也许这种痛恨只是手段，这些都已经无处考证，无从可知，但有一点是明确的，他是一个极端的反共产主义者。
1950年2月9日，已经成为参议员的麦卡锡在一次巡回演讲中，突然挥舞着一张纸片，声称这是一份205名共产党员的名单，他们已经渗入美国国务院。一时间，举国哗然。刚刚消灭了纳粹，苏联这个共产主义制度的国度正成为美国的新敌人，这份名单的出现无疑加剧了“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态势，全国陷入“恐共症”，没有人想到这只是麦卡锡制造的一根能够打人的“狼牙棒”，他的目标只不过是执政的民主党。
事实上，他成功了，代表共和党竞选的二战英雄艾森豪威尔登上了总统的宝座，而麦卡锡借共产党这根“狼牙棒”对政府的任何任命都有了事实上的否决权，这在整个美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之事。好在麦卡锡时代很快就过去了，但他给美国人的影响却是难以言述的。
1.《美亚》的开端
二战结束伊始，战争的阴影还没有散去，“冷战”的寒风便又接踵而至。气氛始终没有能够缓和下来。
1945年3月，美国众议院以207票赞成、186票反对，通过了将“非美委员会”改为常设机构的决议，使这个臭名昭著的委员会得以长期存在。与此同时，由于美国国内通货膨胀指数急剧上升，短短一年时间发生了3.47万次罢工，共有450多万工人走上街头，向政府声讨，以得到自己应得的权益。众议院“非美委员会”抓住了这个机会，指责工会“已被共产党渗透”，并极力煽动公众反对共产主义和共产党，迫害进步人士。
这便是当时的背景。而在这个时候，一本名为《美亚》的杂志在这个敏感的时期惹足了乱子。
《美亚》是一本双月刊，这本杂志在它存活的8年中，发行量从未超过2000份，其刊载的几乎都是亲共的、有关远东经济与政治局势的内容。1945年3月11日，美国联邦调查局伙同战略情报局的特工人员，闯进了《美亚》杂志的编辑部，声称1月26日出版的《美亚》杂志上有一篇与他们掌握的一份秘密材料在内容上存在相似。这是一份敏感的政府文件，而这份文件却几乎被全文刊登。随后，联邦调查局的搜寻结果声称：“从办公室搜出了1700多份机密级和其他密级的政府文件。”
6月6日，联邦调查局再度开着车子来到了杂志社进行了第二次的抄检，同样获得了他们声称的极大收获，搜查结果包括“1069页政府文件，其中有504页是保密性质的”。
当天，美国司法部以“偷窃政府绝密文件”的罪名，逮捕了编辑部的6人。这便是人们所熟知的“六人案件”。然而，8月份的审判却以证据不成立的原因释放了其中包括曾在美军驻延安观察组长期工作的国务院官员斯图尔特·谢伟思。原因无他，联邦调查局由于是非法进入和搜查民宅得来的这些证据，这些证据因其违反宪法而不能用于法庭的审判中。
事后证明，《美亚》杂志所使用的文件均是谢伟思私人保存的发自延安的报告的副本，并非什么“绝密文件”，并且这个副本是当时美国陆军驻重庆总部按正式惯例批准的。这些报告中阐述的观点，基本上都是谢伟思等人在延安当外交官时，通过与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多次交谈，并和美军驻延安观察组成员实地调查得出来的见解。这些文件被《美亚》杂志的作家所借鉴。
作为一个在延安与共产党领导人相处过的人，谢伟思被认为是共产主义的支持者。1945年，在搜查一个热忱的共产主义同情分子的文件来源时，联邦调查局曾发现，其中的许多文件都来自谢伟思，这些文件明显倾向当时的中国共产党政权。
这次逮捕的后果使中美关系变得僵硬。谢伟思被捕后，延安《解放日报》曾发表社论，称这一事件是“中美关系的分水岭”。
11月2日，“六人案件”的主角贾菲被判2500美元罚款，另一人罚款500美元，其余的人无罪。虽然结局是这样，但《美亚》案的影响让杜鲁门政府感到不安。最后，焦躁的杜鲁门政府还是从1947年12月17日起开始对联邦政府、武装部队和国防订货承包商实行了所谓的“忠诚调查”。
2.忠诚调查
不要参加任何可能有颠覆分子参加的会议，任何时候也不要同哪怕是你们最亲近的朋友谈论尖锐的政治问题，不要出钱去保护犯有不忠诚罪的高等学校的旧相识或从前的朋友，不要发表批评法西斯主义或纳粹分子的意见。
这时当时的美国总检察长告诫人们的一段话。
在帕萨迪纳，有一个3岁的小姑娘为一个服装商店当广告模特，她的母亲接到了一张通知书，这张通知书上说，这个小姑娘必须签署“忠诚宣誓书”后，才能领取她自己赚来的应得报酬。
这就是“忠诚调查”。
早在1947年3月21日，杜鲁门便颁布了《忠诚调查法》。在这个法律的实施中，先后有250万公务员，300万武装部队成员和国防订购商的300万雇员受到了所谓的“忠诚调查”。按照法律规定，他们必须宣誓效忠政府，如果他们有任何“不忠”的行为，那么便要被解雇或者“自觉地”辞职。曾经有一位女教师，只是因为说了一句“苏联也有公共卫生设施”的话，便遭受了被解雇的厄运。
事情发展到12月以后，“忠诚调查”的调查对象范围开始扩大，这个范围的扩大甚至达到了荒谬可笑的程度。据统计，在“忠诚调查”期间，总共约有2000万美国人受到了审查，虽然程度各异，但本质尽然相同。在“忠诚调查”的影响下，美国的社会舆论也随之右转，教授社会科学的教师如果不在课堂上大骂苏联和共产主义就会被解雇，辛辛那提红色棒球队也因此被迫更改了名称，甚至参加角逐“美国小姐”时，那些美丽的姑娘们也都必须陈述她们对卡尔·马克思的看法。
但这些只不过是个开始。
一个参议员发表了他的演说，而这个演说，将这一疯狂的运动推向了顶点。
3.出笼的麦卡锡主义
能够凭借一篇演说，将这疯狂推向顶点，麦卡锡凭借的是他如簧的巧舌。
1946年11月，麦卡锡成功当选了威斯康星州的参议员。但他在参议院任职的前四年中的工作做得并不如他的舌头。由于行为不检点和进行大豆期货投机交易、赌博和酗酒，他的声望一落千丈。甚至有人声言：“在麦卡锡参议员的公文包里经常装着一瓶威士忌酒。”他的一大堆不同性质的事实和经不起验证的数字，几乎把参议院和整个美国搞糊涂了。尤其是在1949年秋天，麦卡锡居然为屠杀美国士兵的纳粹党徒辩护，这使得舆论哗然，声誉更是已经见底。因此，在这一年的民意测验中，麦卡锡被评为当年“最糟糕的参议员”。此时的他，或许非常需要一根救命得稻草，来使得他的挣扎足以保住在国会的位子。
1950年2月9日，是美国第16任总统林肯的诞辰纪念日。麦卡锡决定在这一天“把炮弹打向国务院”。在共和党全国委员会的安排下，他从华盛顿飞往西弗吉尼亚州的惠林市，在俄亥俄县的共和党妇女俱乐部发表了题为“国务院里的共产党”的演讲。
他站在台上，对着台下的人说：“我有一份205人的名单，这些人全都是共产党和间谍网的成员。国务卿知道名单上这些人都是共产党员，但这些人至今仍在草拟和制定国务院的政策。”这样的话语仿佛晴天霹雳，直劈在这个广阔的美国大陆，美国上下一片哗然。这样的演说，对于麦卡锡在结果上是成功的，因为这场演说使之前政治仕途如履薄冰的麦卡锡一夜之间成为声震全国的政治明星。
惠林的演说可谓极其成功，之后，麦卡锡又相继飞往犹他州的盐湖城和内华达州的雷诺市，重复他在惠林的演讲。但此时的麦卡锡略有不同，在台上激昂地演说着的麦卡锡，手中还挥舞着一张小纸片，这就是所谓的“间谍名单”。但是这时他的说法是，名单上的人数为57人。
2月11日，成为明星的麦卡锡有些得意忘形，这天，他特地发电报给总统杜鲁门和国务卿艾奇逊，要求他们对他的演讲公开表态。收到这份滑稽的电报后，杜鲁门恼羞成怒，提笔回信道：“我确信的是，威斯康星州人民极其遗憾，他们的代表竟是一个像你这样没有责任感的人。”但是，在写完信后，杜鲁门并未将其发出，而是将其列入“归档”。他另外责成国务卿帮办普里福依打电话给麦卡锡，希望他“把名单公布出来”。
被演讲的“好效果”所“感动”，喜形于色的麦卡锡并没有理睬杜鲁门的询问，而是又在参议院掀起了一拨儿又一拨儿所谓的“揭露和清查美国政府中的共产党活动的浪潮”，为政府内的反共势力不惜余力地推波助澜。
朝鲜战争爆发后，麦卡锡借口杜鲁门政府中有人暗中“私通苏联”、“出卖了蒋介石集团”、“帮了共产主义的忙”，甚至将民主党执政的20年称为“叛国20年”。这使得反对的矛头直接指向了杜鲁门政府。杜鲁门怒不可遏。
在演讲台上感受到自己分量的麦卡锡激动的心情一天比一天高涨。1951年6月14日，麦卡锡借口杜鲁门撤换朝鲜战争中的美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在国务院发表了平生最长的一次演说。他的立场更加“鲜明”，直接将指责的枪口对准了杜鲁门政府对外政策重要的制定者，曾经担任驻华特使、国务卿和国防部长，被杜鲁门称做“现今最伟大的人物”的乔治·马歇尔将军。
6万字的演说从他口中涌出，洒在美国人民的头上，渗入他们的脑袋里。站在国务院台上的麦卡锡，“义正词严”地将“叛徒”甚至“谋杀者”的罪名安在马歇尔头上。他说：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马歇尔极力反对在巴尔干开辟第二战场，使得苏联先于西方盟国到达东欧；在雅尔塔会议上，他刻意蒙蔽罗斯福，使苏联在领土等方面获得更多的利益；他在担任杜鲁门总统派驻中国的特使时，负责调停国共两党冲突，但在调停期间，曾暗中支持共产党，做出了“出卖国民党”的行径；在国务院担任职务期间，曾制定了对蒋介石集团不利的政策，“帮助中国共产党取得政权”。
此类等等，不胜枚举，各种对其不利的“罪状”都被那张狂傲的嘴，一一按在了这个曾经从未亲自带兵打仗而仅仅靠在作战图上挥动一支小小的红蓝铅笔就众望所归地获得五星上将的最高军衔的马歇尔将军身上。
之后，一本名为《美国从胜利后退：乔治·马歇尔的故事》的书在美国上市，并广为散发。这本书便是麦卡锡的杰作，这是他让他的助手编印出来的。
1951年的冬天，无端的指责和谩骂使马歇尔心力交瘁，他不得不主动辞职，回去弗吉尼亚州里斯堡的农场，度过他日薄西山的日子。最终，马歇尔在1959年病逝，享年79岁。
麦卡锡无端指责的弹药不仅仅落到了马歇尔身上，与他同时挨炮的还有在战时和战后参与美国对华事务的欧文·拉铁摩尔、费正清、谢伟思、柯乐布以及时任国务卿的艾奇逊等人。
1953年，不甘于现有成果的麦卡锡，将他的魔掌逐渐延伸到外交领域。在这年4月，麦卡锡在身边两名年轻助手的陪同下，开始对美国在国外的各个大使馆内的藏书进行清查。这次的大手笔可谓“惊天地，泣鬼神”。在各地，有200万册左右的书籍被从大使馆踢了出去，美国共产党领袖威廉·福斯特、左翼作家白劳德、史沫特莱等75位作家的书籍自然是不会被放过，但令人哭笑不得的是，就连远近闻名的历史学家阿瑟·史莱辛格和幽默作家马克·吐温的作品也被归为“危险书籍”的行列，丢进了焚化炉中。
书籍的噩梦并没有因这次“彻底”清扫而结束，或者说，这只是开始。对“危险书籍”的清除逐渐扩散到美国国内，美国许多城市和学校的图书馆纷纷响应查禁的号召，让“任何可疑的书籍和杂志”葬身火窟。被贴上“可疑书籍”标签的书籍包括雕塑、精神病、酒类、托幼和建筑的专著以及侦探小说，甚至连爱因斯坦的《相对论》都被可疑地归类；还有一本介绍苏联芭蕾舞的书籍，也因为触及“苏联”这个“敏感词汇”，而被“麦卡锡主义”狂热分子付之一炬。这使得麦卡锡主义在文化领域得到了充分的扩散，造成了不可估量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