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为了江西“剿共”，“复兴社”主持“庐山军官训练班”，由蒋介石亲自坐镇，教导希特勒那一套。德国军事顾问团一百余人，进驻庐山，传授妙计。蒋介石的军事委员会中各重要机构，也多有德国人以及意大利的高参参与。意籍高等顾问史丹法尼就建议中国应当在全国唯一最高首领蒋委员长领导之下，“以服从就统一”“以统一谋建设”“以武力争和平”。这种法西斯精神讲话，为蒋介石捧场、敲边鼓，令蒋十分受用。史氏回意大利后，蒋仍要中国驻意大使转致“国民政府最高文官待遇月俸八百元”。
法西斯特务组织不仅帮助蒋介石巩固权力，而且提供了不少方便，包括在军事作战时，扮演间谍的角色，偷看敌人的底牌。所谓偷看底牌，就是偷译对方的密码。桂系三巨头之一的黄绍竑，在《五十回忆》书中透露，在1929年至1930年间内战时，桂系方面的密码，都被蒋介石方面推译出来。正由于偷译对方密码的成功，更予蒋以“料敌如神”“天纵英明”的形象。
据情报局秘密出版的《戴雨农先生传》：“民国二十二年3月，胡宗南将军介绍一位擅长无线电通讯的魏大铭给戴先生，乃即着手从人才的吸收训练、电机的研究制造，与内外通讯网的建立各方面，迅谋发展。”其实在魏大铭以前，蒋介石就在这方面坐享其利了。据魏大铭《评述戴雨农先生的事功》（《传记文学》第三十八卷第三期）回忆：
民国十八年交通部国际电讯局长温毓庆博士，由财政部长宋子文的财务支持，研破了桂系的上海秘密电台XHFA的密电，情报为蒋总司令所用，乃继续扩展及于冯玉祥、唐生智、石友三等情报而赢得中原大战，石友三、唐生智等叛变诸役，几次解救蒋总司令于危难之中，极有贡献。此种密电情报，当时由林蔚文将军经手，呈转处理，用后即毁，不存档案，了无痕迹，后来侍从室即循此规例，故知者极少而识者几无，人但知蒋委员长之神机妙算，而不知其另有密电情报。（第49页）
蔡孟坚也于《八十谈奇》中谈到，中原大战时以时迁手段，偷得鹿钟麟总部新颁的密电本，以陈立夫名义送交总部机要室，大收战果，受到蒋介石的召见，“深予嘉勉”。特务之功大矣哉！蒋介石焉得不重视特务。
蒋介石北伐到江西时，身边已有一大批侍从秘书、副官卫士等。他原本用人唯亲，而这些人更是亲上加亲，如第一个担任侍从秘书的毛庆祥，乃溪口世交毛颖甫的儿子，另一个侍从秘书汪日章，排起行来，乃蒋介石的表兄弟。再一个侍从秘书俞国华，乃蒋介石少年同窗莫逆之子。俞国华的助手周宏涛，则是蒋介石密友的孙子。为蒋介石监印的姜辅成，由蒋介石同乡、交易所旧友应梦卿介绍，另一个监印官沈绍洙，也是奉化人。亲戚关系、密友关系、浙江人、黄埔以及后来的中央政治学校出身，成为蒋介石周围亲信选择的标准，也是他权力中心的一块基石。
1932年，蒋介石出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之后，决定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设立南昌行营，指挥“剿共”，一手包办党政军大事，乃扩大侍从秘书、副官以及侍卫人员的编制，组织侍从室，犹如清朝雍正皇帝的军机处。到1936年1月，正式改组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下设两个处，钱大钧任侍一处主任掌军事，辖总务、参谋、警卫三组。陈布雷为侍二处主任，掌政治与党务，辖政治党务和侍从秘书两组。侍从秘书的名义时而授予党政简任以上人员，以备咨询或外调，犹如旧皇朝的翰林院。至于警卫已不是一排或一连，而是大队，同时配有便衣侍卫，由侍卫长统一调度。侍从室的权力自然而然地凌驾政府各部门之上，举凡国民党全会、中执会、中央委员会，也都成了独裁者的橡皮图章，其显赫似犹超过清朝的军机处。20世纪30年代的蒋介石，显然已具有皇帝的架势，只是他皇命所及的疆域，仍然无法涵盖全中国耳。
§§§第二节也是五省联军总司令
蒋介石先后打败李宗仁、冯玉祥、唐生智、张发奎、阎锡山等国民党军头，以为天下一统，可以一人治天下。然而他的伎俩不过是师承孙中山的“联甲倒乙”，只是在“分化收买”上青出于蓝而已。结果搞掉张三，来了李四，天下并没有一统。张学良既进关决定中原大战，解决阎冯，华北与东北也就俱在东北军影响之下。蒋介石既利用陈济棠、陈铭枢弄走李济深，广东也就是两陈的天下。其他各地大小新旧军阀以及地方红军，亦莫不在内战中获得更多的生存空间。是以蒋介石花了好大的力气，中国人生命财产受到好大的损失，国家元气受到好大的伤害，而他统一的天下，实际上仍然不过是江苏、浙江、福建、安徽、江西五省。他名为国府主席，事实上无疑孙传芳的五省联军总司令。凑巧的是，蒋介石设在南京的国民政府，正是在孙传芳督军衙门旧址上扩建而成的。
青年党史家沈云龙说，蒋介石打赢中原大战，扩大会议失败后，“大度宽容”地接纳了《太原约法》，主张召开国民会议，制订约法，“但为胡汉民所激烈反对，以是发生（1931年）3月1日的汤山事件，引起另一党内重大政潮”。（沈氏著《民国史事与人物论丛》，第282—283页）但是蒋要召开国民会议，并非为了民主，更与“大度”无关。胡汉民反对亦非反民主，而是洞悉蒋介石的心术，知其于大胜之余，欲借约法召开国民大会，成为中华民国的总统，独揽军政党大权。胡氏素主党治，以党领军，当年亟力支持蒋开编遣会议，目的即在于此，而今蒋大倡“法西斯蒂之政治理论”，以军事强人一旦成为独裁之总统，党无疑将沦为独裁者之工具，实非心甘情愿。
《陈布雷回忆录》1931年条记道：
2月28日，胡展堂先生以政见关系（反对训政期约法及国民会议），辞立法院院长职，屏居汤山，继迁入城内黄龙巷暂住，此事几引起政潮，党外人士尤资为讥刺口实，余在京目睹其事，深为本党前途忧之。（第83页）
胡汉民（字展堂）因政见关系辞职，何至于引起政潮，为党外讥刺，更令陈布雷忧虑国民党的前途斯乃陈布雷讳而不隐的笔法，其实大有文章。
其实胡并不反对召开国民会议，而是坚决反对在训政时期召开国民大会，定约法以选举包揽党政军大权的总统，且以立法院院长的身份，在法律程序上杯葛，坚不相让，因此触蒋之怒。而胡在党中声望之高，亦遭蒋氏之忌。中原大战胜利之前，蒋尚需胡的合作与支持；既胜之后，已到鸟尽弓藏的时候。1931年2月28日的晚上，蒋介石在司令部邀胡汉民夜宴，结果是另一个鸿门宴，但是没有刘邦溜走的运气，而遭拘留。目击者之一邵元冲，留下当日的日记，记之颇详：
7时应介石邀全体中央委员晚餐之召，赴总司令部。8时顷，同人景集，展堂至，介石独令高秘长凌百、吴警厅长思豫招待之于别堂。旋介石出一致展堂函示诸同人，中历陈展操纵党权，把持立法院，抗言国民会议不应讨论约法等罪过，累累十九页，由介亲签名，且有亲添注之处，列座传阅一过，皆噤不作一言。介石并谓此函已与展堂阅过，并欲余往征展堂之意。展谓“中所列举，乃悉无故实，余二载以来以维持中枢，始终黾勉支持，若同人中犹有不满因而毁谤者，余亦唯有自行引退，然是非不可诬也”等语，余乃出。旋由介石与同人会餐，并力陈国民会议应讨论约法，吴、李、蔡、叶、戴诸君皆附其说，10时顷散。是夕，展堂止宿于总司令部介石宅中。（见《邵元冲日记》，第710—711页）
所谓宿于总司令部，实即被拘留在司令部，不准回家。邵所记与胡自述（参阅《胡汉民自传续编》，载《近代史资料》1983年第二期）若合符节。翌日，蒋介石在国府宣布已失去自由的胡汉民，辞去本兼各职，并嘱邵元冲与侍卫长王世和，将胡押送至汤山俱乐部幽居。邵虽是蒋的亲信，但于囚胡一事，一开始即不以为然，未必明告介石，至少露之于私下的日记，且时时“赴汤山访展堂”。3月8日，又由邵元冲偕同首都警察厅长吴思豫与戴季陶，赴汤山把胡汉民接回城内双龙巷寓次软禁。3月20日，首都警察厅长又杜绝双龙巷内之交通，不许汽车通过，而且警察每天要去察看胡氏一次。3月24日下午5时，邵元冲、张默君夫妇前往双龙巷看望胡氏，守卫者不许张默君登楼，只准邵元冲一人入内。到4月25日，连邵元冲都被挡驾，令他“意极烦懑”，然亦无可奈何。翌日，蒋介石还特别告邵，不要与胡往来，令邵忍不住借读《刘子政新序》，在日记中发牢骚，有谓：“为人君而侮其臣者，智者不为谋、辨者不为使、勇者不为斗，知君之不可侮其臣。”（《邵元冲日记》，第711、714、717、718、726—727、739页）胡汉民实际上是蒋介石的师长辈，古之皇帝犹不侮其臣，而蒋侮胡至此，更何况胡为蒋抬了两年的轿子，难怪连邵元冲都有“世道衰熄”之叹！不过，邵远冲还是照做蒋的国府委员兼立法院副院长。
胡汉民突然辞职，并未圆蒋之总统梦，反而“引起谣诼”，蒋介石控制的国民党中执会，遂于3月8日通电“辟谣”，但欲盖弥彰，罩不住国民党大老胡汉民被囚禁的事实。汪精卫于3月14日发表宣言，痛斥蒋介石“一面摆酒请客，一面拔枪捉人，以国民政府主席，而出于强盗绑票之行径，较之青霜剑中之狗官，有过之而无不及”。（蔡德金《汪精卫评传》，第190页）4月30日，国民政府文官长古应芬更与监察委员邓泽如、萧佛成、林森联名发表“弹劾蒋中正电”，指“蒋氏猜忌为心，阴险成性，总理以其长军旅，畀以练兵之任，未及期年，总理逝世，迭乘时变，窃夺军权，浸而盘踞中枢，把持国柄，潜植羽翼，威胁老成。诸同志仰总理之遗志，急国家之危难，庆其才勇，降心相从。乃濒年以来，不知敛抑，肆虐愈深，为祸滋甚”。接着列举四大罪状，其一，蒋氏以孙中山的继任人自命，而以国民党为其私有，以至于“厚诬总理，蔑视党员”；其二，蒋氏让中共坐大，“士卒疲于奔命，贼焰至今为烈”；其三，蒋氏不守党纪，怂恿小人如陈果夫等，到处活动，“暴戾恣肆，压迫人民”；其四，蒋氏让亲戚宋子文，由一“穷措大”变成大富翁，“等于王侯”，主管财政“已逾六载，所发公债，已逾四万万余”，而“蒋氏既纵之为恶，凡有与之言者，充耳不闻”。是以“蒋中正违法叛党，逆迹昭著，谨胪列罪状，提请贵会严予处分，以张正谊，而肃纪纲事”。（国民党广东省党部宣传科编《为什么要弹劾蒋中正》）此后驻粤第八路军总指挥陈济棠，率所部于5月3日，通电拥护四监委弹劾案。南京方面明知广东发难，由于胡汉民的自由问题，蒋初在压力下想要恢复胡之自由，但寻又变计。（见《邵元冲日记》，第729页）5月11日，广西李、白也率部通电响应。南京方面则由何应钦、何成濬等三十将领通电攻击粤方，又发生了洋洋洒洒的“电报战”！
粤方箭头针对蒋介石的独裁，非倒蒋不罢休。5月25日，汪精卫、孙科、陈济棠等二十二人联名致电蒋介石，限其于四十八小时内引退。两天之后，广州各派通过由汪精卫起草的宣言，公布成立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会非常会议，以待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召开。5月28日，非常会议组成设在广州的“国民政府”，以汪为主席。同日蒋介石复电孙科，谓“受总理付托”，拒绝引退，又说什么“既非赵孟之所贵，亦非赵孟所能贱”！于是宁粤分裂，国府又闹双包案。北平的扩大会议结束才半年左右，又出了一个广州非常会议，都是以反对蒋介石个人独裁为旗号。事实上，蒋不仅独裁，而且蛮横，囚禁胡汉民就是明证。他这样做，固然导致国民党一再分裂，更不必说整个国家的分崩离析，对他自己也大大不利，自揭其短，成为众矢之的。
最有趣的是，当粤方国民党唱出对台戏之后，蒋介石竟想再请胡汉民出来主持党务，所以“防卫较弛”。（见《邵元冲日记》，第739页）蒋之“随机应变”有如此！如果胡答允，蒋正好“釜底抽薪”，但是胡毕竟是比较有原则与操守的国民党人，尚不至于为了做官，可以马上忘记蒋氏的霸道与蛮横。
7月21日，广州国民政府正式颁布讨伐令，以“剿共讨蒋”为号召。9月初，两广部队又誓师北伐，分袭湘赣，9月6日，已占湖南郴州，13日与蒋军顾祝同部战于衡阳，粤桂军乘胜入城。但不到五天，九一八事变爆发，日帝侵占东北，国人悲愤至极，外侮临头，不好再打内战了，双方于是休兵。蒋介石于9月21日回到南京，即请自日归国的陈铭枢赴粤谋和，即以下野为条件，“亦甚愿接受”。翌日，邵元冲受命去见胡汉民，促其出主中枢，但胡回答得妙极，说是“贤、不肖不能并存，进贤必退不肖”（《邵元冲日记》，第776页），要他胡汉民贤者出山，你蒋介石不肖，就得下台！誓不共存，颇有点志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