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胜勇
站在2010年代的门槛上向历史回望，那些曾经喧嚣奔逐的浪头已然岑寂，那些文化河床上留下的岛屿，亦逐渐清晰。20世纪"90年代诗歌"，是留下的文化岛屿之一。我们看到，"90年代诗歌"，已成为一个包含有特殊意义的文化标本，引发人们越来越多的阐释兴趣。
这与它内中丰富的文化历史意义攸关。作为一个时间上的段落，"90年代"暗含诸多"不同寻常"之意：社会文化全面转型--从精英文化占主流到大众传媒文化占主流；从计划经济逐渐转向市场经济；从理想主义色彩和启蒙、对抗意识的朦胧诗书写到以"叙述"为主、向个体存在和语言本体全面掘进的第三代诗歌书写；80年代末发生的重大政治事件，等等--这些都预示了"90年代"的不平常和某种开端意义。
正因如此，程光炜在《90年代诗歌：另一意义的命名》文章中指出："在我看来，所谓的'90年代'不仅仅铭刻在时间的意义上，或者说，它不只是一个时间的领域，而是远比时间深刻地属于观念上的一种东西。" 文化历史含意的丰富，使"90年代"从具体的历史时间中抽象出来，成为一个有意味的存在。程光炜在这篇文章中，关注到90年代诗人们写作语境的变化：
他们要习惯在没有"崇高"、"痛苦"、"超越"、"对立"、"中心"这些词语的知识谱系中思考与写作，并转到一种相对的、客观的、自嘲的、喜剧的叙述立场上去，写作依赖的不再是风起云涌、变幻诡异的社会生活，而是对个人存在经验的知识考古学，是从超验的变为经验的一种今昔综合的能力。在这个意义上，判断一首诗优劣的不是它是否具有崇高的思想，而是它承受复杂经验的非凡的能力，与之相称的还有令人意外的和漂亮的个人技艺。
由于时代语境发生变化，诗人置身的文化环境不再是过去的样子，由此诗歌写作发生了变化。由于90年代的诗歌不同于80年代的诗歌，相应地，我们对诗歌写作的评判标准和要求也必然发生变化。新的时代环境要求我们评价一首诗歌是否优秀，是看它有没有能力承载"知识考古学"意义上的个人存在的"复杂经验"，及反映这种经验的"令人意外的和漂亮的个人技艺"。这种转变已经宣告，90年代的诗歌已转向对个体存在的全面掘进，由"旷野"进入"密室"；这种变化似乎也预告了，从此发生在这种转变之上的种种关于诗歌的争论，将纷纭不息。
时代语境给诗歌写作以巨大的影响之时，诗歌的"边缘化"亦开始成为一个话题，辗转于人们口头。恰如迷乱带来历史的纠葛一样，诗歌的"边缘化"是一个很复杂的现象--说它复杂，是因为我们看到不同声音纷纷出场，有承认者，有反对者，让人无法适从。论争背后，是各方对新诗现状及其未来走向的深切忧虑和拳拳关怀之心；他们开出药方，或发出严厉的警告，希冀扳正新诗在他们眼中已然歪斜的身子，走上正确之路。
质问人中，不乏曾为20世纪80年代朦胧诗的出现而摇旗呐喊的诗评家们。他们对续接80年代口号之余绪、诸如反文化之类所带来的诗歌写作的混乱局面及其质量的低劣，充满忧虑和不满。孙绍振在《星星》上撰文，指出"当前中国新诗显然是处于危机之中" ，旗帜鲜明地向那些"艺术的败家子"发出警告；他在另一篇文章中表达了对后新诗潮（第三代诗）的反思和担忧，认为自己多年前对新诗艺术发展之路的某些隐忧，很快就成了现实，他说："号称后新潮的诗作，不但与我们日常的感觉，我们的肉体和灵魂距离异常遥远，而且连和真正的诗歌艺术的距离也变得遥远了。" 孙绍振反对新诗写作中出现的某种让人担忧的流行趋势，认为它们以"诗歌"的名义，搅乱、败坏了诗歌的名声。
有人著文举例，详列了90年代以来新诗的三大弊病：枯燥与浅薄、粗鄙与恶俗、躁狂与迷乱 。一直被认为是"主流"的诗评家吕进也说，"夸张地讲，从八十年代中期开始，诗逐渐病入膏肓" ，但同时吕进在另一篇文章中提到，"中国新诗在80年代末期的沉寂与它的生存环境的变迁相关。" 有人从创作学角度入手，指出诗歌的困境原因："当代诗歌艺术的根本困境在于违反诗歌创作规律，片面强调'能指'（口语化、小我化等）或'所指'（象征譬喻等手法的滥用、移植西方宗教文化的拙劣等），在很大程度上造成'能指≠所指'。
" 也有人瞄准新诗的历史传承，指认"肇始于80年代中后期的'新生代'的游戏诗歌、调侃人生的写作态度至90年代依然是读者大众接近新诗的最大障碍" ，观点与孙绍振相近。还有人把困境归因于诗人精神上的低俗化，认为"诗人中把写诗当作心灵磨炼的不多，更多的是把诗歌作为某种世俗人性的呈现手段，这种创作理念把当下的诗歌进一步实用化、低俗化、色情化，而精神上的低俗化又使诗歌自身的形象进一步丑陋化、萎琐化，使诗歌离诗的精神境界越来越远。" 他们认为以上的诸多原因，造成新诗读者流失，新诗被看低，使新诗在90年代走上了越来越"边缘化"的道路。
意见相反的也有很多人，并主要是诗评家与诗人。诗评家唐晓渡、陈超、程光炜，诗人臧棣、西川、王家新、孙文波、张曙光、姜涛、周瓒等，都有多篇关于90年代诗歌的论文，其总的基调是，反驳新诗的"边缘化"论调 。他们认为90年代新诗相比于80年代而言，无论文本的质量还是诗中所体现出的技艺，都有重大突破和前所未有的丰富，认为90年代是新诗发展的一个新阶段。
海外的中国新诗研究者有自己独异的观点。相比于大陆学界，美国的奚密教授在《从边缘出发：现代汉诗的另类传统》一书中，以一种社会化的大视角对新诗进行了研究，得出与大陆学界不相一致的结论。在她看来，从近代开始，新诗即已与其他人文学科一起，走上了"边缘化"的道路；"边缘化"（她使用的是"边缘性"）是新诗的一种本质属性，是它的"现代本质"，它的"美学和哲学特征"，而新诗正是从这种属性出发，来取得自己的生存空间。她是这样来定义"边缘"的：
"边缘"的意义指向是双重的：它既意味着诗歌传统中心地位的丧失，暗示潜在的认同危机，同时也象征新的空间的获得，使诗得以与主话语展开批判性的对话。
近代以来传统农业社会的消失，使诗歌丧失了过去的中心地位。而另一方面，现代社会中兴起的大众传媒文化成为了主流，抢占了读者。奚密认为新诗边缘化的原因是：
现代汉诗一方面丧失了传统的崇高地位和多元功用，另一方面它又无法和大众传媒竞争，吸引现代消费群众。两者结合，遂造成诗的边缘化。
荷兰的汉诗研究者柯雷提醒人们，与其在一边对诗歌的现状进行哀叹，莫如去注意一些事实，如此才谈得上了解中国的诗歌现状。相比于八十年代，现在诗集出版种类、数量的丰富远大于前，一流出版社如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系列"蓝星诗库" ；还有几十种广为流传的精致与非精致的诗歌民间刊物等。柯雷提醒人们，需要省视和拷问自己用以评判新诗的立场，正是立场的偏移带来了结论的偏移：
情形的讽刺性在于，正是一直被视作先锋文艺发展的外在阻碍力的官方体制和商品化便成为了评判先锋文艺的标准。否则，有何问题呢？书目、刊物、书店、私人书藏中的诗歌不是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多样丰富性吗?
柯雷指出，除非是责备先锋诗歌没有走进大众的视野，否则，针对文本而指出诗歌的"失败"、"衰退"、"危机"并非易事。他认为这是人们的实用主义在作祟，他在另一篇文章中强调：
即便先锋诗人做梦也别想拥有古典诗歌今天继续满足的读者数量,但先锋诗歌写作本身是一个人数不多但稳定持久的行当,一个有着良好文化品位的小众领域,不少受过高等教育、有着良好社会关系的实践者与支持者汇聚于此。
柯雷的见地显然更契合诗歌发展的实情，其观点与前述诗人一致，着力点定于诗歌文本（诗歌刊物或诗集）本身。他提供了另外一个观察诗歌的角度和窗口，让人们看到那些被认知的惯性目光所忽略的背面；他置身于与中国不同的文化价值立场的观察所得，里面透出的诸多意味，催人警醒，值得我们深长思之。
话题至此，我们来就"边缘"一词作些辨析，以便于厘清问题。作为与"中心"相对的一个概念，"边缘"一词在《现代汉语辞典》中是这样解释的：1、沿边的部分；2、靠近界线的；同两方面或多方面有关系的。在大陆学界，"诗歌的边缘化"中的"边缘"，用的多是第一意。人们说的新诗在90年代的边缘化处境，即是说在90年代，诗歌已不再处于社会文化的中心地位。
大众传媒的兴起与国家意识形态的关注点向经济建设的转移，改变了整个时代的语境。受人仰慕的纯文学杂志纷纷被"断奶"，被迫卷入市场大潮求生存之道；作家诗人纷纷"下海"，成为时代独有的"景观"；知识分子的精英地位被消解，纯文学面临重大改组，诗人从瞩目的偶像地位跌落，资本家、歌星、影星成为时代的宠儿；诗歌的地位一落千丈，诗集出版困难，读者锐减，诗歌更趋向于小众化、圈子化；诗歌写作借助于新的传媒方式--网络，出现了一路"崇低"和"私人化"的倾向：口水诗、"下半身"和"垃圾"写作等，以拉拢、接近大众的姿态掀起阵阵声浪，但是诗歌的地位却并未因之而得到提升，反而更被人们看低，受到更大的误解；以及迅速到来的读图时代......它们一起形成合力，让诗歌的生存空间变得狭窄、局促；让诗歌的面目变得缭乱。
诗歌"死亡"、"衰退"的呼声开始响起，此起彼伏。
在如此混乱颓靡的现象面前，我们似乎听到了哈罗德?布鲁姆悲怆的警告：
诚实迫使我们承认，我们正在经历一个文字文化的显著衰退期。我觉得这种发展难以逆转。媒体大学（或许可以这么说）的兴起，既是我们衰落的症候，也是我们进一步衰落的缘由。
文学的整体衰落，看来是一个正在发生且无可避免的事实。然而现状是，人们的意见并不一致，差异很大，一些人对诗歌提出严厉的批评，并在社会上引起一定的反响，但是在诗人们（诗人评论家）的眼中，却对之并不以为意 。喧嚣的争吵要求我们理性地看待其中的纠葛，理性地看待新诗发展的得失，看待其置身的社会文化环境；同时警惕批评中出现的单一的道德眼光。诗歌的批评如果止于道德评价，那肯定是诗歌批评的末路。我们期待批评家们进行贴近时代的历史的阅读，把握住诗歌的时代脉络动向，得出一个结实的结论。批评家的意义，不在于在大众的意识后面亦步亦趋，他应该发现人们所忽视或发现不到的因素，对之进行有理想的探究，他得到的答案应当坚实、催人警醒和让人无可置疑。
对于新诗困境的争论，我们无法排除其中的真诚。但是我们又必须承认，关于新诗的边缘化现象，真正进行深入研究的鲜有，情况如洪子诚教授所言："'边缘化'是什么意思？这个问题、现象怎样分析，怎样看待，好像没有人做比较深入的研究。" 奚密以一种社会化的大视野，来解读现代汉诗的命运，把"边缘性"当作新诗的本质属性来解读。这种以社会化大视角、基于"纯诗"价值取向而展开的对新诗边缘化的论述，确给人以良多启发。但以此来概括如此复杂、不同时期的中国新诗历史，又并不具有"强大"的说服力。洪子诚对之表示了质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