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宸垣识略》记载：“吴越王钱镠祠在芦草园，雍正二年敕封诚应吴越武肃王。其裔孙世章创建西竺庵，在南芦草园。”其中“芦草园”是薛家湾的笔误。“其裔孙世章创建西竺庵，在南芦草园”。就是今南芦草园胡同路南30号（旧门牌40号）大门内，也叫大西竺庵，如今早已破旧不堪了。200多年以来，钱氏后裔一直居于其中。
◎文苑拾萃
《二十二史考异》
《二十二史考异》，即《廿二史考异》，为清代钱大昕所撰写，共100卷。系统地考证了22部正史以及注释的史实、文字、训诂，订正了许多错误。
钱大昕是个学问渊博之人，考辨严谨，言必有理，事必有证，不但以文书互照，以杂著考史，还以金石文字对历史进行校对。
钱大昕是乾嘉学派的重要人物，治学范围很广，通晓经史、音韵、训诂、制度、地理等多门学问的考证，以学术为己任，做官也不忘治学，辞官回家后读书更加发奋，由此“不专治一经而无经不通，不专治一史而无史不窥”。钱大昕除奉召之作外，著作等身。尤其是史学，他可谓是元史研究的开山鼻祖。
明代官修《元史》，错误甚多，编目混乱，还忽略了对元代氏族的研究，以至今人很少了解元代色目人的情况。对此，钱大昕搜罗百家之言，费时近30年，仿照《唐书》宰相世系表著作了《元史氏族表》，成了现在研究元史的必备工具。
另外，他还取元人著述分经史子集四部编撰《元史艺文挚》，也是研究元史必须的工具。他的史学著作合称《廿二史考异》，成就在同时代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和赵翼的《廿二史札记》之上。
伟大学者王国维
◎能择善者而从之，美自归己。——宋·司马光
王国维（1877—1927年），字静安，又字伯隅，晚号观堂（甲骨四堂之一），浙江嘉兴海宁人，国学大师。与梁启超、陈寅恪和赵元任号称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四大导师”。王国维是中国新学术的开拓者，连接中西美学的大家，在文学、美学、史学、哲学、金石学、甲骨文、考古学等领域成就卓著，是甲骨四堂之一。王国维精通英文、德文、日文，使他在研究宋元戏曲史时独树一帜，成为用西方文学原理批评中国旧文学的第一人。王国维著述甚丰，有《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红楼梦评论》、《宋元戏曲考》、《人间词话》、《观堂集林》、《古史新证》、《曲录》、《殷周制度论》、《流沙坠简》等62种。
王国维是中国近现代之交时期的重要学者，在他短短20多年的学术生涯中，对历史、考古、文学、戏曲、音韵、古文字和西北地理等多种学科，都作出了一系列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贡献，享有国际声誉。
王国维生于浙江海宁一个没落的地主家庭，从小受到严格的传统文化教育，是清末的秀才。从14岁开始，王国维就开始钻研《史书》、《汉书》，为后来的学术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04年，王国维开始研究文学，当年发表我国文学批评史上第一篇运用西方文艺理论和近代科学方法评论文学名著的论文，即《红楼梦评论》。在文中，他把《红楼梦》同歌德的大作《浮士德》进行了对比，这在我国的文学研究史上还是第一次，在红学史上，这也是第一篇比较系统的研究专论，具有革命性的意义。
从1907年开始，王国维进入戏曲研究。到辛亥革命前，他写出了影响不凡的专著和论文，如《戏曲考源》、《唐宋大曲考》、《曲录》等。辛亥革命后，他与罗振玉一起移居日本，于第二年著成了《宋元戏曲考》一书，在日本学术界掀起一股中国戏曲研究的热潮。王国维也从此与文学研究分手，专攻经史考古之学。
《宋元戏曲考》也叫《宋元戏曲史》，是王国维多年研究戏曲的结晶。其贡献主要在三个方面：一是高度评价了中国古典戏曲的认识价值和艺术价值；二是把境界说发展到了一个更高的层次，将其引入了戏曲领域；三是第一次为人们勾画出了中国戏曲发展的完整轮廓。于是，一直被文人学士不屑一顾的戏曲，成了文学艺术和历史科学的一部分。
1916年，王国维从日本返回了上海，当上了仓圣明智大学的教授，而后又任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通讯导师。
1923年，王国维应废帝溥仪之召，任“五品”、“南书房行走”。
1925年，王国维被聘为清华大学研究员教授。
1927年，王国维在北京颐和园投湖自尽。
王国维一生不屑于名利之争，只顾学术真理之求。他不但继承了中西两种文化遗产，还把中国严谨踏实的乾嘉学风和西方缜密科学的先进方法融合了起来。
虽然他在学术上是无往不胜的雄狮，但在政治上却是误入歧途的羔羊，最后竟为反动政权的倒台而自寻短见，给世人留下了深深的叹息和深刻的教训。
◎故事感悟
王国维的一生，孜孜不倦地着眼于学术，融会贯通国内外的科学，为人类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人们并没有因为他的死而忘记他的贡献，还是把他记录在了文化长廊里，并给予继承与传扬。
◎史海撷英
王国维之死
王国维的死无疑是他的文化生命中最深奥的一笔。关于这点，赵万里在《王静安先生年谱》中记载道：“五月初二日夜，阅试卷毕，草遗书怀之。是夜熟眠如常。翌晨（即1927年6月2日）盥洗饮食，赴研究院视事亦如常。忽于友人处假银饼五枚，独行出校门，雇车至颐和园。步行至排云轩西鱼藻轩前，临流独立，尽纸烟一支，园丁曾见之，忽闻有落水声，争往援起，不及二分钟已气绝矣，时正巳正也。”
自此不难想见，王国维的死不单是一种主动的选择，而且显得心安理得，就像去赴一场老朋友的约会，没有丝毫悲壮的成分。正是如此，为他在文化史的坐标系上圈定了一个独特的位置。他不见得是死于具体的时事，而很可能是死于对自身所处的文化精神的失望和绝望。
以更大的格局看，王国维的死不能限于一些具体时务，而应超越个体生命，他是以死来将自己同沦落的文化区别开来，如果肉体不死，精神就会走向泯灭，所以，只有抛却肉体，才能换取精神的永生。这就是他的大清醒、大智慧，这点大概当时只有少数人能够发觉。
◎文苑拾萃
《人间词话》
《人间词话》是国学大师王国维的一部文学批评著作，是晚清以来最有影响的著作之一，是他在接受了西洋美学思想的洗礼后，以崭新的视角对中国旧文学进行的评论。
虽然表面上看，《人间词话》与中国一直以来的诗话、词话类作品的体例、格式没什么大的差别，但实际上，它却形成了理论体系，是旧诗词论著中屈指可数的大作。以至有人将它奉为圭臬，把它的论点作为词学、美学的根据，可见影响之深远。
夏衍十年写出《包身工》
◎读书有不解处，标出以问知者，慎勿轻自改窜，银根之误，贻笑千古。——《荆园小语》
夏衍（1900—1995年），原名沈乃熙，字端先，浙江杭州人，中国现代剧作家、文艺评论家、文学艺术家、翻译家、社会活动家。夏衍也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之一，是杰出的革命文艺家、社会活动家和电影艺术家。
1927年，夏衍同志在上海组织工人运动。当时，他住在沪东塘山路业广里一带。此间，他结识了一些在纱厂做工和做活的朋友，从这些人的口中，夏衍听说有一种女工叫“包身工”。
这些年纪很小的女孩子，大多数是纱厂的工头从江苏、浙江一带贫困的农村地区“包”来的。这些包工头在招工时，尽量把工厂的条件和待遇说得如何如何好。
正为吃不饱、穿不暖而走投无路的女孩子家长或女孩本人便信以为真，同意自己的孩子跟着包工头出去做工。家长和包工头之间要有一个包身文字契约，契约中写着包工时间为三年。三年当中女孩做工的全部工资归包工头；由包工头负责女孩的生活费用，而且包工头每年还要给女孩父母一些钱，作为父母把孩子包出去的“包身费”。
年龄很小的女孩来到上海或苏州的纱厂后，看到工厂里的一切并不像包工头说得那样好，厂房破旧，车间里很潮湿，灯光也很暗。每天要做十几个小时的工，累得腰酸腿疼。半夜三点钟，她们要顶着星星、带着疲困的折磨去上工；下工时，已是月升中天。每到棚里，她们连衣服也不愿意脱，倒在铺上就睡着了。在厂房里做工时，她们要受到包工头的看管；下班后离开工厂也要受到监视，一点儿人身自由也没有。就是这样，她们仅能从包工头那里得到一点点钱，根本不够吃饭用。
夏衍首先把这些告诉了与上海明星电影公司有联系的沈西林同志，明星电影公司根据这些材料马上拍出了《女性的呐喊》。夏衍也开始搜集有关包身工的材料，想写出一篇小说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