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附件内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对澳门的基本政策的具体说明》把声明中提到的基本政策予以具体化；《关于过渡时期的安排》规定成立中葡联合联络小组和中葡土地小组，中、葡双方在联合声明生效之日至1999年12月19日止的过渡期内继续进行友好合作，以便为澳门政权的交接创造妥善的条件。在备忘录中，中、葡双方就澳门居民的国籍问题各自表明了立场。
中葡联合声明是一个重要的历史性文件，充分体现了“一国两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原则精神，为中国顺利恢复对澳门行使主权和保持澳门的稳定与发展奠定了良好的法律基础。声明标志着澳门旧时代宣告结束，四百多年历史遗留下的澳门问题终于获得圆满解决，也标志着澳门新时代的开始，“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将在澳门付诸实施。
38.《中苏联合公报》
1989年5月15日—18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访问中国。18日，中、苏双方发表《中、苏联合公报》。
主要内容为：①公报确立了双方将来处理两国两党关系和处理国际事务的基本原则；②强调中、苏两国建立睦邻友好关系的意愿、处理两国争端的原则和解决历史遗留下来的边界问题的主张；③公报就需要处理的一些特定问题和需要遵守的一些主张作了突出的说明；④双方都认为要尽快和平解决柬埔寨问题，支持实行柬埔寨四方参加的民族和解；⑤双方同意双边关系将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多领域关系，增进了解；⑥双方各自申明了自己的对外政策。尤其是中国重申了对台湾问题的一贯立场，苏联表示支持中国政府的立场；⑦中、苏两国还就当时的一系列国际问题表明了立场。
《中苏联合公报》是中、苏关系正常化的产物，推动了双方政治、经贸、科技、文化等领域关系的新发展，对中、苏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39.“韬光养晦，有所作为”
苏联与东欧剧变从政治、战略、经济等各个方面看，虽然给国际形势造成带有根本性的变化，给中国的国际环境和处境也造成了某些不利因素，但国际形势变化中也包含着有利的因素，如我国北面的威胁被根本解除，中国与东欧国家的关系有可能更加迅速的发展，等等。更重要的是，中国经过十年的发展，在国际上的地位更加巩固，在混乱的局面中，国际社会实际上要求中国发挥积极的建设性的作用，这种要求更加强烈和迫切。
1989年9月4日，邓小平同志在同中央领导人谈话时提出了“韬光养晦”的方针。其核心思想就是准确认识国际形势，集中力量于国内的经济建设。邓小平指出，要冷静观察，决不当头。中国面临的首要问题是把自己的事情搞好。在对外政策上，要不当头、不扛旗、不树敌、超越意识形态。其具体内容包括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善于守拙、决不当头、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等一系列概念，并成为90年代以来跨世纪中国外交的基本战略。
邓小平提出韬光养晦这一外交策略，是实事求是和深谋远虑的。邓小平的28字外交战略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冷静观察，决不当头，是指在西方反共反华的浪尖上，不要争意识形态方面的风光。但是在反对美国霸权主义、捍卫第三世界的正义事业上还是要有所作为的。邓小平说：“在国际问题上无所作为不可能，还是要有所作为。”
在这一外交方针的指导下，中国外交很快走出了中国外交的困境，稳妥地处理了罗马尼亚事件、苏联的“八一九”事件，抓住时机积极发展同东欧及中亚新独立国家的关系，在地区冲突中采取超脱的立场和态度，并逐步打破了西方国家的制裁。中国外交迈向了一个全方位的新局面。
40.中、俄建设性伙伴关系
1991年，苏联解体，政治制度发生根本变化，俄罗斯是苏联的继承国。中国政府尊重前苏联人民的选择，宣布承认俄罗斯联邦政府，并于1991年12月27日与之建立了大使级外交关系。中、俄关系进入相互尊重、睦邻友好的新阶段。
在邓小平同志提出的“结束历史、开创未来”的基本方针的指导下，双边关系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得到了不断发展。在这个过程中，两国对于双边关系的认识完成了从感性到理性的过渡和转变。1992年12月，叶利钦总统首次访华，两国初步建立了睦邻友好与互利合作的关系，“相互视为友好国家”。1994年9月，江泽民主席应邀访俄，两国签署了《中俄联合声明》，宣布两国建立睦邻友好、互利合作的“面向21世纪的建设性伙伴关系”。
中、俄建设性伙伴关系促进了两国各领域合作的发展，为中、俄关系进一步发展到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奠定了基础。
41.克林顿台湾问题“三不”政策
克林顿政府认识到台湾问题的敏感性以及中、美关系的重要性，中、美关系因此得以在克林顿总统第二任期内比较平稳地发展，并得到进一步提升。
1997年，江泽民主席对美国进行了国事访问。中、美双方达成重要共识：中、美两国将共同致力于建立“建设性的战略伙伴关系”。自江主席访美后，中、美关系显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在这种背景下，美国总统克林顿于1998年6月25日—7月3日对中国进行了国事访问。此行标志着中、美两国之间的对话日益机制化。江泽民主席与克林顿总统进行了积极的、建设性的和富有成果的会谈，达成了广泛而重要的共识。
关于台湾问题这个中、美关系中最重要、最敏感的核心问题，在6月30日上午克林顿总统夫妇在上海图书馆与上海市民代表举行圆桌会议时，克林顿总统重申了美国在“一个中国”问题上的有关承诺，阐述了对台“三不”政策的内容：①不支持“台湾独立”，②不支持“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③不支持台湾加入任何必须由主权国家参加的国际组织。
“三不”政策是克林顿访华的最大成果。这是美国总统第一次公开作出上述承诺。1996年台海危机之后，美国官员虽在内部表示过“三不”政策，但美国总统从来没有公开表达过这样的观点。克林顿的表态，是对国际干涉中国内政的某种势力和台湾岛内台独势力的打击。但美国政策的调整是有局限性的，原因在于美国看到了中国政府的“底牌”，这就是在“台独”问题上，中国政府是“决不会坐视不管”的。
42.《加强台湾安全法案》
《加强台湾安全法案》是继《与台湾关系法》后第二部规范美、台关系的法律文件。2000年2月1日，《加强台湾安全法案》在众议院以341票赞成、70票反对的压倒多数获得通过，次日送交参议院审议，并于4月13日在参议院通过二读，列入参院议事日程。但是该法案在参议院遭到众多议员的反对和质疑，加上时任总统克林顿威胁否决该法案，最终导致该法案在参议院被搁置，未能成为美国国内立法。
《加强台湾安全法案》企图通过强化美国国内立法，为向台湾提供先进武器装备和技术、扩大台湾与美国军事联系和最终将台湾纳入战区导弹防御系统提供法律依据，堪称20年来美众议院在台湾问题上最重要的法案。法案共分六节，规定美国与台湾军事部门直接联系，帮助台湾加强军事训练，美国军校训练台湾军官。法案主旨在于补充及进一步落实《与台湾关系法》，强化美国对台湾的军事承诺，其内容大大超越了美国现行的对台军售政策。
《加强台湾安全法案》是美国国会亲台势力的“杰作”，反映了美国行政和立法机构在对华政策上的分歧和美国强大的亲台势力的存在。美国两院都有“台湾连线”，台湾当局一直积极游说国会来影响美国对华决策。该法案是美国反华势力分裂中国的危险的政治举动。这一法案承袭《与台湾关系法》的衣钵，直接破坏了中、美两国自建交以来发展双边关系的所有努力。其实质是否定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违背一个中国的原则立场，进一步干涉中国内政，制造“两个中国”、“一中一台”，阻挠中国和平统一大业。通过对美、台军事交流实践的考察，该法案尽管在表面上看来没有正式生效，但其实质内容却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得到美国行政部门的积极实施，从而导致美、台军事关系得到了大幅度的实质性提升。
43.《“上海合作组织”成立宣言》
《“上海合作组织”成立宣言》确定“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之间以“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为基本内容的“上海精神”作为相互关系的准则；严格遵循《联合国宪章》的宗旨与原则，相互尊重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干涉内政，互不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不谋求在相毗邻地区的单方面军事优势；“上海合作组织”奉行不结盟、不针对其他国家和地区及对外开放的原则，愿与其他国家及有关国际和地区组织开展各种形式的对话、交流与合作等。在2001年举行的上海峰会上，六国元首还签署了《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上海公约》，为联合打击“三股势力”奠定了法律基础。
44.博鳌亚洲论坛
博鳌亚洲论坛（Boao Forum for Asia，BFA）是第一个总部设在中国的国际会议组织。论坛的总部永久设在海南博鳌。它是在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和亚洲区域经济合作迅速发展的背景下的产物。
2001年2月27日，26个发起国的代表宣告成立博鳌亚洲论坛并通过《博鳌亚洲论坛宣言》。论坛的成立获得了亚洲各国的普遍支持，并赢得了全世界的广泛关注。作为一个非官方、非营利、定期、定址、开放性的国际组织，博鳌亚洲论坛以平等、互惠、合作和共赢为主旨，立足亚洲，推动亚洲各国间的经济交流、协调与合作，为地区事务提供智力支持；同时又面向世界，增强亚洲与世界其他地区的对话与经济联系。
从2002年开始，论坛每年定期召开年会。博鳌亚洲论坛致力于区域经济的进一步整合，推进亚洲国家实现发展目标，成为了本地区政府间合作组织的有益补充。博鳌亚洲论坛已成为亚洲各国政府、工商界和学术界领袖就亚洲重要事务进行对话的高层次平台。
45.钓鱼岛问题
钓鱼岛问题指的是中、日两国关于钓鱼诸岛产生的领土争端。钓鱼诸岛位于中国台湾省基隆市东北东海海域，是台湾省的附属岛屿，主要由钓鱼岛、黄尾屿、赤尾屿、南小岛和北小岛及一些礁石组成。其中最大岛为钓鱼岛。钓鱼岛周围海底蕴藏着丰富的石油资源，钓鱼诸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中国对钓鱼诸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早在明朝初期，钓鱼诸岛就已明确为中国领土，明、清两朝均将钓鱼诸岛划为我国海防管辖范围之内。
1895年，日本趁甲午战争清政府败局已定，在《马关条约》签订前三个月窃取这些岛屿，划归冲绳县管辖。1943年12月，中、美、英发表的《开罗宣言》规定，日本将所窃取于中国的包括东北、台湾、澎湖列岛等在内的土地归还中国。1945年的《波茨坦公告》规定：“开罗宣言之条件必将实施。”同年8月，日本接受《波茨坦公告》宣布无条件投降，这就意味着日本应将台湾包括其附属的钓鱼诸岛归还中国。二战结束后，美国长期占领该岛。1951年9月8日，日本同美国签订了片面的《旧金山和约》，将钓鱼诸岛连同日本冲绳交由美国托管。1972年，美国向日本归还冲绳时，竟将钓鱼岛一并交给日本。此后，日本一些极端分子强行登岛，对钓鱼岛进行实际上的控制。近年来，日海上保安厅一直对钓鱼岛一带海域进行着实际警戒。
中国政府认为《旧金山和约》是非法的、无效的，因而是绝对不能承认的。1971年6月17日，日、美签订《归还冲绳协定》时，我国外交部就于12月30日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日两国政府公然把我钓鱼诸岛划入“归还领域”，严正指出：“这是对中国领土主权明目张胆的侵犯。中国人民绝对不能容忍。”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表示：“归还冲绳的施政权，对尖阁列岛（即我钓鱼岛）的主权问题不发生任何影响”。1978年，邓小平访日时曾提出搁置争议、在更加广泛领域发展两国合作关系的指导思想。鉴于日方在钓鱼岛问题上有不同主张，我国政府从发展中、日关系出发，在坚持我一贯立场的前提下，与日方达成了此问题留待以后解决，不采取单方面行动，避免这一问题干扰两国关系大局的谅解。近年来，日右翼分子在钓鱼岛问题上不断制造事端，我均通过外交途径向日方提出了严正交涉。钓鱼岛问题已经成为21世纪中日关系的一大难题，这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中日关系的未来走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