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诉我你们需要什么，我们会去办的。”根据麦克戴维特的叙述，卡尔斯特罗姆总是会这样告诉特工们。
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纽约办事处需要在一个黑帮头目的家里快速安装一个窃听设备，但是当时没有现成的设备。特工们决定，将一个已经使用的设备转移到这个新的任务上，这个设备当时正安装在时代广场另一个黑帮头目—伯纳侬家族的一员—的宾馆房间里。
但问题在于，这个黑帮头目把这间宾馆房间视作避难所，所以总是会有人守在房间里。当时领头的特工乔伊·坎塔梅沙灵机一动，想到一个高招。他告诉尤塔罗—后来升任战术行动队的助理—假扮成一个黑帮兄弟去敲门。毫无疑问，屋里的人开了门，衣衫不整。
尤塔罗谎称屋里的人欠了他钱—尤塔罗是西西里人的后裔，所以能说一些有用的西西里单词。“我告诉他我来这儿是拿钱的，还提到了跟我从小长大的意大利邻居。”尤塔罗回忆道，“他说他不知道我在说些什么，但是他问我有没有跟托尼说过这事儿了。他当时看着还挺想帮忙的。”
几分钟之后，尤塔罗离开了宾馆房间。接着特工坎塔梅沙敲开了房门。他出示了联邦调查局的证件，说他需要第三方去指证之前敲门的人。
那个留守的黑帮成员同意了，坎塔梅沙护送他离开宾馆，来到街上，欣赏特工们已经事先安排好的一出戏—他们拳打脚踢，假装逮捕尤塔罗。
“他们把我按在墙上，踢我的小腿。”尤塔罗说，“我大声嚷嚷警察的暴力行为，还大叫他们才是那些应该锒铛入狱的人。”
就在这个时候，其他特工悄悄溜进目标公寓，将需要的窃听装置撤了出来。
当战术行动队的特工在凌晨两点潜入中央情报局官员艾德瑞奇·阿莫斯家中时，他们发现开锁的钥匙末端被卡在锁里面了。特工们想要打开的是通往地下室的门，而主人在钥匙插槽末端进行这样的设置，意图非常明显，就是不想让人进入。尽管特工们可以拆掉它，再屏蔽家里的警报系统。与阿莫斯的预防措施不同，联邦特工罗伯特·汉森安装了一个警报系统，但是当战术行动队的特工们潜入目标住宅的当日，却发现主人在离开家外出的时候没有开启这个警报系统。警报已经不用担心，唯一的问题变成了要时刻注意家里孩子的进出。
秘密潜入，通常会成为一个案件的重大转折点。
“对于一些有组织的犯罪集团的头目，我们需要工作多年才能够提供足够的证据，让法庭批准我们近距离接触。”格瑞弗说，“法庭许可后，我们会安装微型麦克风。通常目标会认为他们的任何对话都很私密，不被外人知道，所以他们什么都敢说，以至于最终暴露了自己。他们在法庭上会把自己描述为安分守己的良民。但是当私密对话或是秘密会议被曝光，他们的真实面目就会昭然若揭。”
经过多年努力，联邦调查局最终得以将微型麦克风植入位于曼哈顿的瑞福耐特社交俱乐部—甘比诺犯罪团伙老大约翰·高帝的巢穴。
“当年那个案子，我仍然记得那晚，有电话打进来说，‘目标开始营业了。’”格瑞弗叙述道，“我们的人开始各就各位。”
俱乐部密室里、走廊里以及楼上寓所中靠近桌子的电动壁式装置里都安装了微型麦克风。这是一个一举两得的法子，把插座或是灯具变成窃听设备，不仅实现了窃听的功能，还能让其自己充电，免去了需要特工再次潜入目标给其充电的麻烦。
从录音带中，可以听到高帝与其他同伙谈论他的权利问题，以及那些让他头疼的人。关于他为什么安排人刺杀路易斯·第伯纳—曾也是甘比诺团伙的一员—高帝认为这个黑手党成员犯了一个低级错误：不尊重老大。
高帝，由于他那些昂贵的衣服而被称作“衣冠楚楚唐”。录音带记录的一次对话中，高帝问他的狗头军师：“知道他为什么快死了么？”“我叫他来见我，他不肯来，所以他将死矣。”高帝继续说，“他干的其他事儿都还行。”这次对话预兆了第伯纳1990年的死亡。
没过多久，第伯纳死了，头部被子弹击中三次。
“在30天内，我们有足够多的对话证据指向‘铁弗龙唐’。”格瑞弗说，“联邦调查局最大的强项就是耐心。”
1990年12月11日，纽约警察突然袭击瑞福耐特社交俱乐部，逮捕了高帝。2002年，在联邦监狱医院中，高帝死于癌症。
格瑞弗：“有时我们会得到线报，说有人在做非法的事情，但是我们对于目标的监控却证实这些消息并不真实可靠。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迅速做出反应，然后继续做我们该做的事情。”
作为联邦调查局最为之骄傲的任务之一，1989年10月29日对黑帮就职仪式的窃听，用生动的细节说明了一个事实：有组织的犯罪团伙的确存在。
“星期六早上，我接到一个在波士顿片区工作的技术特工的电话，关于930案子。”麦克戴维特说道，“他说，麦克，你有办法派几个你的人来我这边吗？我们得到线报，今晚会有一个就职仪式。”
麦克戴维特和尤塔罗立即调用了一架局里专用的飞机，前往波士顿。派特瑞阿卡犯罪家族主办的这次仪式将在第二晚举行，地点是在马萨诸塞州，梅德福市，协会街一幢房子的地下室里。
这个街区的房子挨得很近，所以要想从侧门进入，又不惊动街坊邻里很难实现。目标住宅隔壁这对夫妻很容易就可以看到侧门的一举一动。所以需要安排一名特工专门负责盯住他们，免得坏事儿。
开锁的环节很费时间。而且，当一把锁被打开，它就会一直保持开启状态直到再次被锁上，这样的话，被撬开的锁就会很容易被巡逻的保镖发现，并提醒房主有陌生人闯入。另外，如果目标住户—比如，大使馆工作人员—之后起了疑心，便会要求法庭对锁具进行检查，这样一来，势必就会发现它被撬开过。所以在结束每次的潜入任务时，特工们都必须将锁具恢复到锁着的状态。基于这些情况，特工们开发出一种能够破解锁具的工具，通过使用这种工具，他们就可以获取锁具的相关信息，接着就可以自行配制开锁的钥匙。这样，特工们完成任务时，把钥匙留下给当地现场办公的同事，有了钥匙，他们就能够自如地重复进入目标地址，解决突发问题或是更换电池。
在就职仪式即将举行的目标地址安装完窃听设备后，麦克戴维特和尤塔罗迅速测试了通过电话线获取的声音是否可靠。仪式结束的第二天，他们从当地特工那里获悉这次的仪式在小雷蒙德·派特瑞阿卡的指示下，推选了4个人就职。小雷蒙德·派特瑞阿卡，即是基地在美国罗德岛的犯罪团伙的老大。
比亚吉奥·迪加科莫说了四遍誓词：“我希望能够加入组织，保护家人和朋友。我发誓决不泄露秘密信息，服从领导，坚守爱和欧莫塔（Omerta）。”
欧莫塔，一种黑帮成员必须坚守的沉默代码。对于破坏欧莫塔的惩罚，就是死。
“加入组织，就别想着离开，因为唯一能够离开组织的法子就是‘死’，无论怎么死，都是死。”联邦调查局的录音带里，迪加科莫说道，“一旦把这个组织的秘密泄露给任何人，就别指望有人能够提供帮助，这里没有希望、没有耶稣，也没有圣母玛利亚。”
在仪式中，新加入者歃血为盟之后，还要焚烧印有派特瑞阿卡家族圣徒形象的圣卡，就像宗教仪式一般。联邦调查局通过安装窃听器获得的录音带，把在场的17个仪式参与者，都送入监狱。
格瑞弗当值期间，每年差不多有170天左右的时间都在出差。而且通常，工作还必须安排在感恩节、圣诞节、新年夜或复活节—因为这些节日与斋戒日一起，都极有可能成为秘密潜入目标住宅和办公地点的最佳时间。但是，话说回来，格瑞弗的工作时间其实是属于弹性工作制，通常他可以在两个任务之间匀得一些闲暇。对于成功操办那些极其敏感的案子，上峰是给他激励与奖赏的。特工们总是对与案子相关的文字工作感到十分厌倦。尽管这些文字工作只占到了潜入任务的很小一部分。
“除了两个州之外，我的足迹几乎遍布了美国的每个州。我们还有机会经常去‘光顾’旅游景点，不过那是带着任务的‘光顾’。”格瑞弗叙述道，“你得习惯并喜欢在家里接到工作电话，拎上包，然后跟家人说：‘我必须得走了！他们需要我！这个国家需要我！’”
特工们外出通常搭乘的是联邦调查局或是国防部的专机。
“你的祖国和人民在等着你的到来：‘谢天谢地，你终于到了！’”格瑞弗接着说，“你看起来风尘仆仆，披风不停地被风吹拂着，是时候开始工作了！你就像那詹姆斯·邦德，肩负秘密使命，直捣坏人的巢穴，还要假装只是在附近闲逛。”
特工的任务看着神秘而刺激，让人心向往之。然而，任务并不总是笼罩在上帝的护佑之下。特工的任务可能结束于“死亡”—潜入住宅或是办公建筑的特工，被射杀的可能性是存在的。虽然时至今日，这样的悲剧还未发生。但是，为了以防万一，只有全副武装的特工人员才能参加潜入的任务。
“上帝保佑，至今我们在执行任务的过程中，还未被发现过，或是被击中过。”格瑞弗说，“我们也曾出现在监控录像带上。但是如果万事皆顺，也没有出现任何干扰，就没有必要过于担心。通常，房屋主人从不查看他们的监控录像带。”
“一旦被发现，迅速撤离是上策。”格瑞弗答道，“其次的选择就是尝试说服目击者，告诉他们我们是谁。”然而，一个窃贼把自己说成是联邦调查局探员是很难令人信服的。所以，特工们都随身携带着泰瑟电击武器。
尽管，特工们在执行任务时可以选择是否穿上防护衣，“但是，绝大部分战术行动队的特工们认为衣服的轮廓很可能会给监控者某种提醒，而且穿着防护衣会使行动变得困难。”格瑞弗解释道，“而且，我们大都一致认为，首要的目标就是不被逮到，尽量避免荷枪实弹的对峙。”
但是，如果倒霉，遇到最糟糕的情况，战术行动队的特工们是允许殊死搏斗的。
“我们手里有法庭的许可—赋予政府进入目标建筑的正当权利。”格瑞弗说道，“如果我们在执行任务的时候受到武力威胁，就可以以暴制暴，对付那些自认为保卫自己财产的人。尽管美国政府有很大的责任，但是单个的特工—只要是正常执行任务，捍卫绝大多数公民的权利—将不用负担任何责任。但是，很显然这样的选择是万不得已之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