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我们希望看到性学专家思想更加解放的一天，希望看到性学专家以身作则的一天，希望看到性学专家先从自己的老公、老婆、同性恋对象做起。可以先不到公共空间，先在家里的私人空间里推行，在家里让爷爷奶奶、父亲母亲、儿子女儿、孙儿孙女都充分习惯后，再带着你们环保的高尚品德，裸体走向社会。最终的目标是，努力把全人类建成一个裸体主义的大花园：可以节省多少布料啊！
由此，我们建议性学专家，不要光说不练，应该亲自实践正确的东西。也许性学专家很自信，相信自己属于俊男美女的级别，身材也是健美级的。但是，靠俊男美女来主张裸体主义者的权利，多少有点别有用心，性学专家应该寻找、鼓动一批长相很差、身材很糟糕的男男女女，将美好的、生态的裸体主义灌输给他们，因为，这样的男女毕竟是大多数，由此还可以解决民主权利问题。通过教育大多数人接受性学专家的裸体主义加环保主义，可以让更多的人亲近自然，展现自己，保护环境的效果也会更加突出。而且，这些不太俊美的男女，有可能在性问题上也有缺憾，性学专家亲自上阵，带头将裸体主义与性行为结合起来，不光很生态、很环保，而且很人道、很人权。这么好的事情，何乐而不为？为了人民的福祉，性学专家再开放一点吧！更开放一点吧！
在欧洲工业革命发展最迅速的时候，有一批欧洲艺术家，例如高更，来到“野蛮人”中间，他们觉得那才是真正的生活，“野蛮人”每天除了随便找点唾手可得的食物，睡觉，剩下的时间都在追逐异性，而且还都是裸体。他们陶醉于其中，乐不思蜀。当然，高更的时代与今天相比还有点落后，因为没有环保的概念。因此，今天的裸体主义者比高更进步了，加上了环保。从这个发展过程可以看出，中国的性学专家应该站得更高，看得更远，将裸体主义进行到底，将裸体主义与性行为、与生态环保、与民主自由、与人权通通结合起来，进行得更彻底，人类的未来也许就靠你们了。拜托！
李银河应多读点历史
李银河的博客上发了一篇文章《性规范在现代的变化》，她在文中写道：“在进入现代之后，性观念发展变化的一个总的趋势是：认可所有的性活动方式，无论其目标是什么，形式是什么，内容是什么，对象（包括性别）是什么，只要是在生理上能够实行的，就没有什么不可以。”“在20世纪70年代，发生在西方世界中的规模宏大、影响深刻的性革命使西方的性状况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人们可以坦率地谈论与性有关的一切话题，各种各样的性话语都有了表达的机会，而导致这种变化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是生育控制方法的发展。……这样做的一个直接后果是导致了性活动与生殖目的的分离。可以说，影响现代人性规范的主要因素就是生育与性快乐的疏离。”
这段话里，我们第一应该注意“进入现代后”，第二是“没什么不可以”，第三是“性活动与生殖目的的分离”。在李银河推崇的西方“先进”社会，最近有件事值得一说。英国警方不久前破获了一个国际“娈童癖”团伙。这一团伙原先是一对夫妻开设的网站，发布他们自己与性有关的“作品”。“娈童癖”中也有“性虐待”的成分，这个英国网站也聚拢了一些“性虐待”爱好者，其中有些是父母，他们把虐待自己亲生孩子的视频上传到这个网站。英国警方逮捕的人中，既有这对英国夫妇，还有两位美国父亲。他们这么做的目的，是从娈童癖人群那里赚钱。
这一事件的内容，除了赚钱之外，几乎完全符合李银河所说的几条标准。我们不禁要问：如果他们没有用此来赚钱，李银河是否就认为它是“先进”的“性革命”？就是文明的发展方向？当然，回答可能是“孩子不行”。所以，李银河不该把话说得太满、太绝对，“无论……对象是什么，只要是在生理上能够实行的，就没有什么不可以”之类的话不可说过头。任何事情都不能绝对，性这个问题也一样，都要加上条件，有时条件更重要。
李银河在这篇文章里还写道：“在当今世界，可以说有三种最主要的性观念和性规范：第一种仍坚持着以生殖为性的唯一合法理由的规范，持有这种观点的人大多有着较深的宗教信仰，他们仍旧把性看做自我放纵和罪恶。对他们来说，只有为了生殖的性才是正当的。第二种性规范认为，性是爱的需要，对持有这种信念的人们来说，爱与性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有爱才能有性，没有爱的性是不道德的，是违反性规范的。第三种人认为，性的目的是娱乐，性仅仅是人生多种快乐的来源之一。上述三种性规范又可以被概括为：以生殖为主；以人际关系为主；以娱乐为主。”按我对李银河的理解，李银河应该是把“以娱乐为主”当成现代社会的进步，包括同性恋、换妻、一夜情、虐恋等，都是李银河一贯为之辩护的。但这些真的是进步吗？
李银河在美国拿了社会学博士，我想介绍另一位博士，用他的观点来解释一下李银河的短视。雷海宗（1902—1962年）早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后赴美留学，获芝加哥大学哲学博士，后回国执教。雷海宗先生是我国世界史学科的主要奠基人。关于“性”的问题，雷海宗先生讲过一个观点，他从中国古代房中术的兴衰得出结论说：当中国古代社会流行大家族，房中术就很难传播；当社会流行小家庭，房中术就很有市场，商鞅变法是个典型。商鞅变法的内容之一是把土地分给农民，为了保持足够的征税对象，商鞅变法不允许几代同住的大家庭，而要求以小家庭为单位分配土地、缴纳税赋。雷海宗先生认为，大家庭抚养孩子的成本较低，小家庭抚养孩子成本较高。因此，小家庭往往不愿多生孩子。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当小家庭流行的时候，讲究性快乐、性乐趣的房中术就会流行。约两千年前，中国秦汉时期出现的房中术高潮，就是这个背景造成的。
我认为，雷海宗先生的这个观点很有道理。换句话说，同样是博士，多了解一点中国历史，就不会像李银河那样，读了点外国人的书，便以为掌握了真理。事实上，雷海宗先生的这个观点等于在说，李银河宣称的“性活动与生殖目的的分离”、性“以娱乐为主”，等等，在几千年前中国古代房中术那里就已经存在了。所以，这种现象根本不是什么先进文明的进步，不过是中国古代的“方术”而已。要说“分离”，要说“娱乐”，身为性学专家的李银河只要多了解一点中国古代房中术、印度爱经，就会知道，它们比现代西方社会的那套东西更加名副其实。到今天，雷海宗先生的观点依然适用：当今西方社会就是以小家庭为主，所以类似“房中术”的各种性花样很有市场。
对于这个问题甚至不用从房中术着手了解。卖淫由来已久，在全世界都存在。妓女卖淫、嫖客买春，基本上都不是以生育为目的，都是“性活动与生殖目的的分离”，都是以“娱乐为主”。这么显眼的事实，李银河居然看不到，偏要说是西方现代文明的进步，说不过去啊。再往远一点说，古希腊流行同性恋，难道不是“性活动与生殖目的的分离”？西方现代社会比较强调这个问题，是因为西方历史上有较强的教会力量，教会对非生育目的的性行为的确持否定态度，例如，教会很反对同性恋。但是，即便在教会势力强大的中世纪，教会依然允许妓女存在，并将之称为“公共厕所”。很显然，教会也认可“性活动与生殖目的的分离”，并有条件地许可它存在。
欧洲教会主张性同生育结合的具体表现之一是“一夫一妻制”。从更深的层面说，“一夫一妻制”是性的人人平等，避免有人占有多个性对象，有人干着急。这一类似计划经济的“性平等”也能减少对卖淫的需求。然而，教会的这种规定大多只对于穷人有效，贵族并不受此限制。情妇之类在欧洲上流社会的流行，很多也是“性活动与生殖目的的分离”。欧洲之所以到现代社会开始大力张扬性“以娱乐为主”，一是因为平民也想获得以往贵族的性特权，二是因为现在很多国家卖淫都是非法，“以娱乐为主”的性活动难以超出家庭范围，对于单身更困难，所以才会以“性自由”的方式来作补充。它并非什么文明的进步，不过是古代方式在现代社会改头换面的复活而已。
李银河在该文最后说：“概括地说，全世界性观念变化的主流是趋向于多元、平等和自由，目前在中国发生的变化也是性的多元、平等和自由，这个潮流是不可阻挡的，无论有多少争议，有多少保守派的回潮，这个潮流还是会滚滚向前、冲决一切罗网的。而这个潮流最终为我们带来的将是更多的快乐、幸福、尊严和社会和谐。”这一观点在我看来也是李博士的一相情愿，已经有很多西方的著名学者指出，西方的这种性观念正在破坏正常社会，长此以往，它的后果会很严重。本文不探讨这一话题，只想强调一下，李博士如果再要大声疾呼某些观点，最好多了解点历史，免得斩钉截铁的论断有太多的漏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