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50～70年代，调节人们精神生活的文艺娱乐形式很少，一般家庭的人一个月能看场电影就相当不错了。大杂院孩子们的娱乐则更少，大概除看电影有价格优惠的儿童票外，几乎没什么其他可去娱乐的地方。所以，形势所致，大杂院的孩子们逐渐找到了自己的娱乐方式和内容。除弹球儿、踢毽子、推铁环、跳绳、拍洋画儿、抽陀螺等分别适合男女儿童兴趣的个人娱乐方式外，由一种集体活动方式滋生的小型联欢活动，便成了促进孩子们的团结和有益其成长的娱乐形式。
这种活动似乎也是从初始阶段起不断发展的。记得从我五岁那年（1953年）始，便渐渐参加了这些活动，所以至今印象颇深。那年夏天的一天，我们院和邻院的十几个孩子聚到我们院玩捞鱼的游戏，他们也让我参加了。这种游戏的形式是，由两个大点儿的高个孩子，双手拉在一起举起左右摆动，嘴里唱着：“一网不捞鱼儿，二网不捞鱼儿，三网捞个小尾巴儿鱼！”其他孩子则排成一队从二人胳膊下弯腰依次通过。当二人唱完时，便放下胳膊并用双手抱住最后从二人胳膊下通过的孩子，这孩子就是所谓的被捞的“小尾巴鱼儿”。惩罚的方式是，“小尾巴鱼儿”要表演个节目，唱歌、跳舞、说歌谣等都行，实在不行，学声动物叫也行。于是，一个个“小尾巴鱼儿”依次进行表演，院内充满了孩子们的笑声。
还有一种简单的娱乐方式，即十几个或几十个孩子分成两拨儿，可男可女亦可男女混合，由一方挑头唱歌或说歌谣，另一方要有相应唱和。哪方反应慢了，超过对方以数数确定的规定时间，则要被罚，罚的形式当然还是演节目。我记得那时被罚的，经常是一位嗓子很好的大姐姐。她唱歌好听，又能活泼地加些舞蹈动作，大家非常爱听，我想大概那些孩子的惩罚目标也是有的放矢的吧！
这种以类似对歌的形式开展的活动，内容还真丰富，花样也很多。如男孩子们玩这种游戏时，每一方的孩子都将自己这方的伙伴儿编上“号”，并告知对方；对方亦如此。游戏开始后，一方先喊：“1号！”另一方的1号孩子却不回答，而是由其他号的孩子问道：“是我吗？”先喊的一方答“不是！”然后对方这个孩子再问：“是谁？”这时候就到了定输赢的关键时刻，因为先喊的一方必须准确地指出对方的1号孩子。说对了，由对方表演节目；说错了，则自己这方表演一个节目。这活动看似简单，但当每一方都有十几个孩子时，还真不容易准确地记住对方每个孩子的编号。
女孩子们以这种形式玩儿时，互相答问的内容有不少还有利于孩子们增长知识。例如，一方问：“桃花、桃花，几月开？”对方就要准确回答。再问：“荷花、荷花，几月开？”……
那时的歌儿或歌谣内容都非常健康，有益于孩子们的成长。如当时有一首歌谣，表演时由几个女孩子单腿跳跃，边跳边说：“大白菜、小白菜，农民叔叔送到城里卖。你也爱，我也爱，不吃白菜身体坏”。跳毕，大家再站定重复说几遍。还有不少歌谣似乎是孩子们根据当时社会上发生的事情或形势编的，大多是以歌颂党和祖国、歌颂解放军及劳动模范等人物为内容的。还有不少引发大家献艺的娱乐形式，就不一一列举了。
当孩子们彼此都熟悉了，谁都知道谁的爱好和表演水平后，一有时间，便很自然地聚在一起，活动“升格了”：一种正式的小型“联欢会”便渐渐在院内、胡同里形成并经常择期适时举办。如当时我们院，还有胡同里的丙3号、8号、22号院及7号、15号门前较宽阔的地方都变成了表演场地。别看那时我们年纪小，还真有不少“表演天才”。有舞跳得好的，有歌唱得好的，还有会吹笛子或口琴的……渐渐便形成了规模，成了定期的课余、假日娱乐形式。我记得，那时的联欢会的结尾，往往以孩子们的群舞结束。好像有些孩子天生有安排节目的天赋，他们经常安排女孩子的舞蹈作为最后的节目。那时女孩子们经常跳的舞很多，如“新疆好”、“绣金匾”、“喜鹊与小孩”“大红花开满地”等。当她们跳起舞时，“联欢会”也就进入了高潮。有时，女孩子们跳到最后，男孩子们也情不自禁地加入跳舞的行列，这时院子里以至胡同里便充满了孩子们天真无邪的欢快笑声。
孩子们的活泼举动，也引起了大人们的注意和兴趣，于是，到了夏天的晚上或八月十五赏月之时，当孩子们聚在院内娱乐表演时，竟有些大人也禁不住跃跃欲试，渐渐地，在孩子们的联欢会上也有了大人们的节目。记得那时冬季，特别是到了大年三十晚上，孩子们除放鞭炮外，也在院子里唱歌或说歌谣。因那时的鞭炮品种少、价格便宜，同时人们生活收入不算高，所以大规模放鞭炮是很少见的。记得那时放鞭炮的时间段，主要集中在除夕夜、年初一晨、年初二晨（据说迎财神）、初五（破五），过了这些时间段，基本就听不见鞭炮声了。所以，孩子们的歌声、歌谣声及欢快的舞蹈，也算是当时过年的一种热烈衬托形式吧！
这种所谓的大小“联欢会”，不仅是促进孩子们、邻里间的团结的纽带，而且是孩子之间乃至大人和孩子之间一种感情和兴趣的交流。如我们胡同里住着几位文艺界人士，他们很爱看孩子们表演，并常常给其中的一些颇有文艺天赋的孩子以点滴指点。再如，我们院和其他院里有不少京剧爱好者，他们清唱或边拉边唱时，往往会吸引一些孩子，久而久之，这些孩子也学会了一些唱段，这不仅使他们在联欢会上有了用武之地，而且也丰富了联欢会上的表演内容。我们这种聚在一起表演的形式，有时也会碰到意想不到的情况。我印象最深的是，大概是20世纪50年代的一年夏天，当我们一群孩子在胡同里一块宽敞地围在一起开联欢会，正在唱歌时，不知是哪个国家的客人，在几名中国人的陪同下来到了我们的娱乐圈。他们看到了我们的表演，一位外宾把一个大概是录音喇叭的东西对着我们，而一位中年的中国叔叔让我们排好队齐声唱歌曲《社会主义好》。那时候的孩子们虽然很少见外国人，但还真不发憷。大家立即围成半圆形，一边整齐地拍手，一边高唱歌曲。待大家唱完后，几位外宾热烈鼓掌，中国叔叔连声说：“谢谢小朋友们！”后来我们把所遇情况告诉家长，不久获知，是几位前苏联客人到胡同走访人们的生活。那时这种情况是很少见的，而我们这次联欢会恰恰成了他们很好的采访素材和走访收获。
还有一次，我们院里的孩子和邻院的一些孩子聚集在我们院子里开联欢会时，正好邻院一家邻居的亲戚来他家串门。该人是一位京剧演员，当他听到我们胡同里的一个女孩子唱京剧《女起解》的唱段时，竟来到我们院看这个女孩子。在详细问了这个女孩子一些情况后，他建议他的亲戚给这个女孩的家长做工作，让这孩子将来报考戏剧学院。这位京剧演员还真是“慧眼识珠”，当这个女孩子报考京剧院时，还真被录取了。
这种娱乐形式持续多年，特别是在那“史无前例”的年代，那时我已是中学生了。那时，宣传表演成了“革命运动”的主要形式之一。在当时那种“唱好唱不好是水平问题，唱不唱是态度问题；跳好跳不好是水平问题，跳不跳是态度问题”的“革命逻辑”促使下，几乎人人都唱革命歌曲，并以各种文艺表演形式抒发自己的革命感情。这样，客观上便促进了大杂院小型联欢会的娱乐形式向经常化、规模化等方向发展了。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后期那几年，且不要说别的院，仅就我们院来讲，所谓“联欢会”召开的次数更多了。特别是夏天，儿童、少年、成人，甚至七八十岁的老人，都唱起了京剧样板戏和当时的革命歌曲。但是这一阶段，也出现了很多不协调或令人不愉快的事儿。如“文革”中，“出身论”发展到了高峰阶段，即便是这种简单的联欢会，有些出身不好或家庭受过“冲击”的孩子也无缘再参加，即使他们（她们）再有文艺天赋。因为大家都躲着他们（她们），唯恐“引火烧身”。再如，在运动初期互相揭发或指责过的两个家庭的孩子们，由于大人之间有了“裂痕”，致使孩子们坐在一起也感到别扭了，所以后来的这种大杂院孩子们的联欢会或者说是已上升到大杂院大人们的联欢会，尽管在节目的数量和水平上似乎提高了，但大家在一起的那种气氛似乎只有热烈而少了“和谐”。
不管是什么时候，大杂院人聚在一起娱乐一下总是有益无害的，也确实有些孩子从中培养了个人爱好。1966年停课时，我弟弟正上小学四年级。停课后，我母亲怕他出去乱跑，又看他对吹笛子较感兴趣，于是花两角钱给他买了支笛子。一则，大概我弟弟有无师自通的吹笛子天赋；二则，胡同里有一位笛子吹得很好而且有“好为人师”特点的一位大哥哥，他很喜欢我弟弟，于是便主动地耐心指点我弟弟学吹笛子。不久，我弟弟便会吹十几首歌曲了，后来上中学时还参加了中学的文艺宣传队，他的笛子独奏特别受大家欢迎。更使他和我们家意想不到的是：1970年3月19日，我弟弟被挑选作为中学器乐演奏队的一员，到机场去欢迎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访华。在机场，他激动地看到了敬爱的周恩来总理。
改革开放以来，人们的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人们的文化娱乐形式和内容日益丰富多彩。大杂院的住户渐渐搬进了明亮宽敞的楼房，时至今日，住在大杂院的住户已成少数。昔日大杂院儿童那种简单、单调的娱乐方式，不仅消失且渐渐被当年的儿童而今已过花甲之年的不少人遗忘。而现在的大多数青年人，不用说看，恐怕连过去这些娱乐内容与形式听都不曾听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