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在伦敦见到弗利思博士时，我们详谈了这些话题。我说我一定要拜访一位她见过的极为杰出的自闭症患者--跟她共度一段时间，去看看她在工作和家庭中的状态。“去见谭普吧。”当我要离开她的办公室时，弗利思博士对我说。
自闭症动物学家
我当然听说过谭普·格兰丁--每个对自闭症感兴趣的人都听说过她。1986年她的自传《蜕变：一个公认的自闭症患者》问世时我还读过。初读这本书，我不禁产生怀疑；当时人们普遍认为自闭症的头脑不能自知并知人，从而最终达到真正的内省和反省的。一个自闭症患者怎么会写出一部自传呢？这明显就是一种矛盾。当我注意到这本书是她与一位记者共同撰写的时候，我怀疑该书那些出人意料的绝佳文字--其连贯性、尖锐性和通篇看来“正常”的口吻--是不是真正出自她的笔端。我对于谭普的书或者说对于全部自闭症患者自传的怀疑一直挥之不去，但是读谭普的论文（以及许多她的自传文章）时，我感受到的细致、一致性和直率改变了我的看法。
读过她的自传和文章，人们会发觉当她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她是多么奇怪、多么与众不同、被正常人群排斥得多远。6个月时，在母亲的怀里她就已经很健硕了，10个月的时候“像一只受困的动物”那样撕咬她的母亲，在这样的情况下，正常的接触已经不可能。谭普将她的世界描述为一种情感的歇斯底里，有时感官功能被提升到极度痛苦的程度（如果抑制的话又会消失得无影无踪）：她提到她的耳朵，两三岁的时候耳朵就像无助的扩音器，无论什么内容它都会以最大的音量传输--她的所有感官能力都缺乏控制。她对香味有着浓厚的兴趣，嗅觉十分发达。她控制不了自己骤然间的冲动，当挫败感袭来时，她就会暴怒。她不能理解人类关系中正常的惯例与规则。她时不时地发怒，难以捉摸，生活在一个完全失去控制的混乱的世界中。在3岁的时候，她变得颓废而暴力：
正常的孩子用泥巴捏各种东西，而我用自己的粪便，还把我的成果扔得满屋都是。我把拼图放到嘴里嚼，还把纸浆吐到地板上。我脾气暴躁，感到挫败时我会扔掉手边的任何东西--珍贵的花瓶或者残余的粪便。我不停地尖叫……
但是，就像其他很多患自闭症的孩子一样，她也迅速掌握了集中精神的巨大能力；精神的巨大选择力为她在混乱和骚动中创造了一个平静有序的世界，一片属于她自己的天地。“我可以坐在海边用几个小时堆沙山，任沙子在我的指间滑落。”她写道，“每粒沙子都能引起我的兴趣，仿佛我是一个正在通过显微镜观察事物的科学家。其他时间我会审视我手指上的每条纹路，沿着其中一条观察，仿佛它是地图上的一条路。”她会旋转自己或者旋转一枚硬币，全神贯注到对周围的事物全然听而不闻、视而不见。“我周围的人都变成透明的了……即便是突然间的一声巨响也不能把我从我的世界中惊醒。”（不知道这种精力的过度集中-- 一种强烈然而有限的精力--是自闭症的一种主要现象还是对大量过分强烈、难以抑制的感情的反应或适应。类似的精力过度集中有时也是图雷特综合征的常见症状。）
3岁的时候，谭普被带去看神经专科医师，并被诊断为自闭症。这预示着终身的制度化训练在所难免，尤其是在这个年龄还不会讲话更是危险的征兆。
我一直想知道她是怎样从这个令人难以理解的掺杂着混乱、病态的注意力、冷漠和暴力的童年中摆脱出来--这种狂暴而绝望的状态使得3岁的她不得不面对制度化的训练--从而成为一名我将要看到的成功的生物学家和工程师的。
我在丹佛机场给谭普打电话以确认我们的会面--我可以想象她不太擅长更改计划，所以时间和地点应该尽量明确。开车到克林斯堡需要一小时十五分钟。谭普说，她为我指明了她在科罗拉多大学办公室的具体方向，在那儿她是动物学系的一名助教。我一度错失了一个细节，所以请谭普重复一遍，结果我吃惊地发现她又开始重复整个方向指南--花了几分钟，还是重复了完全相同的话。看起来方向嵌入了谭普的思想中，她必须整个重复它们，就如同它们已经被焊为一体，再也不能被拆分成原来的零部件。然而，有一点必须得说明：她起初告诉我，在某个以“塔克钟”为路标的交叉路口需要向右拐到大学街；而在第二遍说明中，谭普在此加了一点，她说“塔克钟”最近翻新了，被仿制成农舍，看起来再也不是“钟般模样”了。这个充满魅力且异想天开的形容词“钟般模样”让我大吃一惊--自闭症患者往往被认为是没有幽默感、缺乏想象力的，而“钟般模样”绝对是一个原创的词，一种自发的、愉快的想象。
我开车进了校园，将车停在动物学系教学楼的旁边，谭普正在那里等着迎接我。她是一位四十多岁的女士，个子很高、身体强壮；穿着牛仔裤、针织衬衫、牛仔靴。她的装束、外表、行为举止平实、坦率而直接，在我的印象中她是一位强健的、严肃的颇有牛仔风格的女性，对于社会传统、穿着打扮不屑一顾，没有一丝矫揉造作，举止与思想坦率而真诚。当她举起胳膊表示欢迎时，胳膊抬得太高，由于痉挛或者只是一种固定的姿势，还在空中停顿了一会儿--这是她曾经罹患的病症的一种暗示或反映。然后她用力地和我握了握手，便带我去办公室了。在我看来，她的步态略显笨拙或者粗鲁，就如同自闭症患者通常表现出的那种状况。谭普将此视为由前庭系统和部分小脑发展障碍导致的一种简单的不协调状态。后来我做了一个简单的神经试验，专门关注她的小脑机能和平衡能力。我的确发现了一些不协调，但是我认为不足以解释她奇怪的步态。
她只是简单地请我坐下，没有客套话，没有寒暄，也没有同我闲谈我的行程或者我对于科罗拉多的印象。她的办公室被已完成的和未完成的论文充塞，墙上挂着她的图表和计划以及她在旅途中捡到的动物装饰品，这样的办公室可以和其他任何学者的办公室媲美。她开门见山，直接谈论她的工作，讲述她早期对于心理学和动物行为的兴趣，这些又是如何与自我审视和自己的需求相联系的，以及这项科学是怎样把她的部分思想可视化、形象化并引导她投身于那些属于她自己的领域：设计农场、饲育场、畜栏、屠宰场--诸多管理动物的系统。
她递给我一本她撰写了多年的书，其中介绍了一些她的设计。这本书名叫《肉牛的行为、管理以及设施设计》。我很赞赏书内美丽而复杂的设计，内容编排的逻辑性也让我折服：开篇用图解法说明牛、羊和猪的行为，然后转到畜栏或者更为复杂的牧场和饲育场的设计上。
她讲得很好很清楚，但是总带着一种无法停止的冲劲。一个句子、一个段落一旦开始了，必须一气呵成；没有一句话是言而未尽或者模棱两可的。
我觉得筋疲力尽、饥肠辘辘、口干舌燥--走了一天，而且没有吃午饭--我一直希望谭普能够注意到这一点并主动给我倒杯咖啡，但是她并没有。因而一个小时之后，在她毫不含蓄且没有感情的话语的狂轰滥炸下，我几乎要晕倒了，我需要留心的事情不仅包括她所说的复杂而陌生的内容，而且包括她的思维方式和她这一类型的人，这让我感到疲惫不堪，我终于开口向她要杯咖啡。而她并没有说“抱歉，我之前就应该给您喝杯咖啡”之类的话，完全没有过渡，没有世俗的客套，她便马上把我带到楼上秘书的办公室，那里的咖啡壶里一直煮着咖啡。她用略显唐突的方式把我介绍给秘书，从而又给我一种这样的感觉：这个人只是粗浅地学会了在这种情境下应该如何行事，但是对于别人所能感到的--包括世俗礼仪的细枝末节等--她却无法感同身受。
“到吃饭的时间了。”我在她的办公室又待了一个小时之后，谭普突然宣布道，“在西部我们吃得很早。”我们去了附近的一家西餐厅。这个餐厅安装着旋转门，墙上还挂着枪支和牛角。的确如谭普所言，下午5点的时候这里十分拥挤。我们点了传统的西餐：牛排和牛肉。我们满意地享用着晚餐，席间还一直从技术层面讨论着谭普的著作，以及她是怎样构思每一种设计、每一个问题的。离开餐厅之后，我建议去散散步，谭普便带我来到旧铁路线旁边的草地上。天很快就变冷了--我们所在的地方有5 000英尺高。暮色苍茫，蚊虫在空中穿梭，蟋蟀则在我们四周鸣叫。我在铁轨下面的一小块泥地中发现了一些马尾草（这是我最喜欢的植物之一），便立即变得兴奋起来。谭普瞥了它们一眼，只是说了句“问荆属”，她似乎并不像我对它们的兴趣那么浓。
在去丹佛的飞机上，我读了一篇9岁孩子写的精彩文章。这是一个天赋异禀的正常孩子，她编织了一个充满精彩神秘感的神话故事，创造了一个充满魔力、灵气、完全是洪荒状态的世界。当我们穿过这一片马尾草的时候，我在想谭普的太初世界是什么样子的呢？她对于神话或者戏剧有什么反应？她能理解多少？我问了谭普一些有关希腊神话的问题。她说在孩提时代她读过很多，尤为清楚地记着伊卡洛斯--飞行时太靠近太阳，他的翅膀熔化掉了，所以最后坠落而亡。“我也记得内莫希斯和修布里斯。”她说。但是我确信，对于神的敬慕之情她肯定无动于衷，甚至大惑不解。面对莎士比亚也有同样的问题。她说，读《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时候，她快发疯了（“我总搞不清他们要干什么”）；读《哈姆雷特》的时候她也搞不清这部戏的来龙去脉。虽然她将这些问题归因为“事件排序困难”，但是真正的原因似乎还是她不能同情那些角色，不能理解复杂戏剧的创作动机与目的。她说她能够理解“简单的、强烈的、普通的”情感，但是却被更为复杂的情感和人们所玩的游戏所扰。“很多时候，”她说，“我感觉自己像是火星上的人类学家。”
她苦心经营自己的生活，想让它简单一点，让每件事都明确而清楚。这些年来她一直修建着一座经验图书馆，而且工程还在继续。它像是一座录像带的图书馆--记录着人们在不同情境下是怎样行事的，在这里她可以在大脑中播放它们，可以在任何时间查阅。她可以一遍遍地倒带重播，逐渐与自己所看到的联系起来，由此她可以预测在相似的情况下人们会怎么做。靠不停地读书，包括阅读行业刊物和《华尔街日报》，她不断完善自己的经验--所有这些都扩展着她对人类的认识。“这真的是一个逻辑过程。”她解释道。
她说，她设计的厂房，机器总是不断地出故障，但是这些只是在一个名叫约翰的人在场时才会发生。她把这些事件“联系”起来并最终推断出约翰肯定在破坏这些机器。“我必须学会多疑，我必须以认知的态度有意识地去学。我可以把这两件事联系在一起，但是我看不到他脸上嫉妒的表情。”这类事件在她的生命中并不特殊：“一个自闭症怪物能进来并能设计各种机器，这让很多人心理不平衡。他们也想设计机器，但是自己却不会做，这使他们震怒。但是汤姆--一个工程师同事和我能做，我们已经在头脑中设计出价值几百万美元的工作站了。”由于天真与轻信，谭普起初成为各种阴谋诡计和剥削手段的目标。这种无邪与诚实，不是源于伦理德性，而是由于她不能理解虚伪与做作，这几乎是所有自闭症患者的共性。但是这些年来通过在“图书馆”里的查阅，谭普已经间接地学到了这个世界的一些游戏规则。实际上，她已经能够找到自己的同伴，并为全球的动物设备充当自由顾问和设计师。从职业角度来看她已经非常成功了，但是其他的人类关系--社会的、两性的--她却无法企及。“我的工作就是我的生活，”她跟我说过好几次，“除此之外别无其他。”
她的声音中夹杂着痛苦、决绝、坚定与逆来顺受，这些也是她作品的字里行间奔涌的感情。在一篇文章中她写道：
我与城镇和大学的社会生活格格不入。我的社会关系几乎全是牲畜饲养者或者对自闭症感兴趣的人。周五、周六的夜晚我都用来撰写论文或者绘图了。我的兴趣是实用性的，作为消遣我主要读一些科学和动物学出版物。对于人际关系复杂的小说我提不起兴趣，因为我无法记住事件的顺序。科幻小说中关于新技术的细致介绍或者对于异国风情的描述更有意思。如果我没有这样一个富有挑战性的工作，我的生活将会是十分可怕的。
拥抱机
第二天是星期六，清晨谭普开着她的四轮驱动车来接我。这是一部坚固耐用的车子，它的足迹遍布整个西部的农场、牧场、畜栏和肉类加工厂。我们去她家的路上，我恶作剧似的考问了一些与她博士论文相关的问题。她的论文是研究环境的贫富对猪脑发育的影响。她告诉我这两个群体间有诸多不同：生长在富裕环境里的猪是友善而快乐的；相比较而言，生长在贫困环境中的猪则易于过度兴奋、攻击性强（而且几乎是“自闭的”）。她一直想知道经验的贫乏是不是人类自闭症的一个影响因素。“我渐渐地喜欢上‘富裕的’猪，”她说，“我对它们着了迷，我太迷恋它们了而舍不得杀它们。”在实验的最后，动物们都必须被杀掉，因为它们的脑子要用来观察。她告诉我最后猪如何信任她，任由她带着它们走完了最后一程；当它们被杀时，她轻抚它们，跟它们讲话以使它们安静下来。它们的死使她痛苦不堪--“我哭了又哭。”
到家时她才讲完这个故事。她的家是一座两层楼高的独立洋房，离校园有一段距离。一楼很舒服，有着日常的闲适--一个沙发、几把椅子、一台电视机，墙上还挂着照片--但我感觉这里很少使用。一张棕色照片是她祖父1880年摄于北达科他州的格兰丁农场。她告诉我，她的外祖父发明了飞机的自动导航装置。她觉得自己在农业和工程上的天赋是遗传了这两位老人的基因。楼上是她做研究的地方，放着打字机（但是没有文字处理器），堆满了手稿和书籍--书籍到处都是，将研究的气氛挥洒到每一个房间（我自己的小房子曾经被描述为“工作的机器”，对于谭普的房子我也有相似的印象）。一面墙上悬挂着一张牛皮，上面全是各式帽子和身份徽章，这些都是从她发表过讲演的会议上收集来的。我饶有兴趣地注意到， “美国肉类协会”和“美国精神病协会”的标牌放到了一排。谭普发表过一百多篇论文，赫然分为关于动物行为与管理设施的研究和关于自闭症的研究。这些徽章肩并肩地混在一起，暗喻了这两个领域的悄然融合。
最后，谭普毫不羞怯也不尴尬（这两种情感对于她来说都相当陌生）地带我参观了她的卧室。这是一个简朴的房间，几面素墙、一张单人床，一个颇为巨大、奇形怪状的东西放在床边。“这是什么？”我问道。
“那是我的‘按压机’，”谭普回答说，“也有人把它叫做我的‘拥抱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