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结语与思考
（一）国立剧专诞生于南京，成长壮大于江安。
江安以尊崇文化教育的意识和开明的姿态接纳了剧专，江安哺育了剧专，江安为国立剧专的成长壮大作出了重大贡献1935年创办于南京的国立戏剧专科学校（原名国立戏剧学校），在南京期间（1935.10-1937.7）有一个话剧专业，学制二年，共有学生120人左右，加上教职工也就150余人。在14年的办学历史中，先后经历了5次流亡迁徙，其中在江安的6年，是其全部办学历史中最长的一个阶段（1939.4-1945.6）。江安以尊崇文化教育的意识接纳了剧专，他们将具有崇高地位的文庙提供给剧专办学，并且为余上沅、曹禺等着名戏剧家和教职员工提供了比较好的住宿条件。让出文庙为剧专办学用，不仅普通老百姓支持，就连江安的老举人、秀才们也表示理解和支持。
剧专的江安时期是其全部办学历史中的"黄金时期"。学校升格为"专科"后，设置的专业有话剧科（表演专业、理论编剧专业）、乐剧科，及高职科，鼎盛时期，教职员工近500人。
江安是剧专师生的感情圣地，心灵的家园。剧专师生把江安称为"第二故乡"、"难忘的故土"，着名戏剧大师曹禺于1985年回忆在江安度过的难忘岁月时，欣然命笔题词："我们喝过江安的水，吃过江安的粮，忘不了江安人民对我们的恩情，让我们一道为四化建设，为祖国富强奋斗终生。"原剧专第四届学生、着名电影演员张雁于1990年6月为江安国立剧专史料陈列馆题词："母校育我成才，江安养我成人"。用12个字总结出自己成长的主要因素，表达了对母校对江安的深深思念。
（二）国立剧专在江安办学中，形成了我国戏剧教育史上独具的"江安精神"或"江安模式"，江安国立剧专是与延安鲁艺南北并立的艺术教育奇葩
国立剧专教师怀着"为国储才"和献身艺术教育的爱国精神和敬业精神，在偏僻江安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以艰苦卓绝的品格和自强不息、埋头苦干的精神，将欧美戏剧院校的办学经验与当时我国的社会及文化实践相结合，使国立剧专由小变大，走出了一条独特的办学道路，成为海内外一所知名的戏剧院校。
江安国立剧专与延安鲁艺虽然色彩不同，背景不同，地域不同，办学模式不同，但他们以国家兴亡为己任的爱国精神，在极端困难条件下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和献身艺术教育的敬业精神却是一致的。探究江安国立剧专铸造的"江安精神"或"江安办学模式"，可为我国当今培养高素质、创造型的艺术人才提供一些有益的借鉴。
原国立剧专乐剧科学生程乐天对江安国立剧专能培养出那么多知名的艺术家感到非常自豪，他曾深情地说："当年乐剧科教师是第一流的，但教学设备却是末流的，在江安那样偏僻的小县城里，破烂的文庙内，仅有两三台旧钢琴和其他很少教学用具，却培养出了如此众多有用之才，主要靠的是师生们的敬业、敬学精神力量。而现今教学的客观条件已大有改善，但似乎成效不显着，这是很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
（三）国立剧专长期在江安山乡演出中外名剧，为江安人民打开了与世界文化和五四以来新文化交流的窗口，为江安注入了新的文化资源和精神动力
国立剧专在江安扎根以来，除在江安城关小镇公演外，还派出文艺小分队（或学生自发组织）赴山区为农民演出，真正让话剧走到人民中间去。剧专在江安的6年中，共为江安城关公演中外着名话剧及本校创作剧目近130出，还有不定期举办的中外音乐作品演唱会、实习试演、街头宣传演出及赴山乡专为农民的演出无法统计出具体数字。
在江安演出中外名剧，没有任何行政命令，也不需要谁去动员群众看戏，贫困的江安市民和农民都自愿掏钱看戏，或以青菜、大米、猪肉甚至草鞋换戏看。江安的老百姓在文化享受上是最幸福的，在20世纪40年代，他们是中国县级城乡中看中外名剧最多的人。
国立剧专师生在江安的演出培育了一大批欣赏中外着名戏剧的观众，他们不仅熟悉《雷雨》、《日出》、《原野》、《蜕变》、《北京人》、《凤凰城》、《风雪夜归人》、《大地回春》、《塞上风云》、《夜上海》、《雾重庆》、《孔雀胆》等中国着名剧作和作者，更熟悉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易卜生的《野鸭》和《群鬼》、莫里哀的《顽仆》、果戈理的《天作之合》等等。话剧在江安充满活力，话剧在山乡老百姓中依然保持着自己高贵品质的艺术个性和严肃的艺术追求，几十年后，中外着名话剧的人物形象和扮演者仍深深地留在老百姓的记忆中。1991年，原剧专第六届毕业生胡浩与一批剧专老校友重访江安时，江安老一代人提起了剧专在江安演出《哈姆雷特》的往事，胡浩回忆说："在小城十字路口，一家小百货摊点旁，我和一位老者攀谈起来，老者知道我们又要来演话剧，他兴奋不已。提起温锡莹，他的话匣子打开了。他说，'我看过他的戏。他演的是外国剧，他演的是英国人，他演得好啊！嗓子好，扮相好。
戏里还有一场戏是戏中戏，哈姆雷特躺在地上，看他妈妈心里的变化和表情。......他还有一个小爱人叫什么娅的......几十年来，我都没有看过这样的好话剧了。"剧专为江安注入了新的文化资源，培养了一大批戏剧人才。首先在江安举办话剧演员训练班，不少业余戏剧骨干都在训练班听过曹禺等戏剧家讲课。经过培训，这批戏剧骨干的理论水平和表演技巧都有很大提高，后来，雷光禄、萧能芳、陈德维、何朝芳、唐明皆等江安青年都考入了剧专，成为第五届学生。同时，剧专还与江安戏剧协社举行联合演出，互相观摩，提高了江安剧协成员的演出水平。在国立剧专的帮助下，有的剧协成员后来还成为中国戏剧界的知名专家。如剧协演员席明真（席定侯）在新中国成立后，专职从事川剧研究，对川剧的历史、现状及继承、改革、发展都作了深入的探讨，20世纪50年代，有专着《川剧浅谈》出版，他曾任四川省川剧艺术研究院院长、川剧艺术理论研究会会长。1990年，他的专着《席明真戏剧文选》由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
（四）国立剧专对江安社会的深刻影响
江安是一个偏远小城，几千年的封建旧习在这里影响很深。民国以来，风气有些变化，但整体仍然处于封闭落后的状态。抗战时期，剧专流亡江安，上演中外名剧带来了清新的文明新风，对江安老百姓起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剧专学生男女同台演戏，上街时，身着时装的男女学生携手踏歌而行，入夏，男女学生同江游泳，平时，为江安群众文艺团体和中学辅导排戏、送戏，为山乡农民演出，剧专师生很快融入到江安人民的生活中，不仅加强了与江安人民的密切联系，而且对江安社会起了移风易俗的作用。特别是江安男女青年解放了思想，"敢于和封建婚姻制度作斗争，出现了一些自由结合的爱侣"。
由于剧专的到来带来了新的思想和现代文明，也改变了残存在江安老百姓中认为戏剧职业"有玷门风"的封建意识。他们经常到文庙看话剧演出，自发地帮助剧专解决一些演出中的困难，还邀请剧专师生到家中做客，老人常把剧专学生当作自己的亲生子女看待。有的剧专学生还在与当地姑娘交往中产生了爱情的火花，最后喜结良缘。剧专第七届学生谢晋在排戏中认识了当地姑娘徐大雯，抗战胜利后在上海完婚。剧专第六届学生王德宏和徐大雯的堂姐徐菊英产生了爱情，1945年10月在重庆结婚。
（五）谢晋论"江安与国立剧专"
着名的电影大师谢晋回忆在江安的学习生活时，总结出两大收获：一是从上海来到江安，拜在曹禺、洪深、焦菊隐等戏剧大师的门下，步入了戏剧艺术这一神圣的大门；二是结识了江安的姑娘，我的终身伴侣徐大雯，使我成了"江安的女婿"。
谢晋在赞誉江安是"中国戏剧的摇篮"和"中国戏剧的圣地"的同时，还对如何认识江安的文化地位作了深刻的阐述：
我到过许多国家，到英国的时候，我看到英国人民对莎士比亚的尊重，到法国的时候，看到人家对莫里哀的尊重。有一次我看到了法国一个非常小的城市叫兰德，走过一个大楼，看到一块碑，法国朋友告诉我，这个地方过去曾经是个小剧场，莫里哀曾在这里演过戏，在法国现在进行新建筑的时候，仍旧把它保存下来，可见这些国家对他们的文化是多么的重视，对国家的文化遗产是多么重视。所以我以为江安纪念剧专迁校50周年和建立剧专展览馆，是很有重要意义的。
"......我觉得特别要指出的是：曹禺老师的许多伟大剧作，他的《北京人》、《蜕变》，他的《家》等（指曹禺将巴金的小说《家》改编为同名话剧-引者注），都是在江安剧专任教时创作的，这在国外就是不得了的。曹禺老师住过的地方，将来就有可能成为一个圣地。曹禺、洪深、焦菊隐等戏剧家，不就是中国的莎士比亚和莫里哀吗？在纪念剧专迁校江安的时候，同时也是纪念那些去世了的老师们，洪深、焦菊隐、陈治策、马彦祥、蔡松龄等，他们是已经离开我们了，但他们给我们留下的遗产是长存的，是可贵的。焦先生为北京人艺导演的《茶馆》产生了国际影响，他在江安剧专导演的《哈姆雷特》，是这部世界名着在我国的首次上演。"谢晋也曾在江安意味深长地说："维也纳的出名是因为有个贝多芬，人们对绍兴的了解，还不是因为有鲁迅先生。而江安是曹禺老师工作过的地方，为什么不该更有名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