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结束，三峡之水从唐诗里流泻出来，送我的归舟一路到南京。我进了大学，也进了“二轮时代”。十九岁才跨上自行车，比起许多少年来，这新的自由来得太晚，却也令我意气风发，对空间起了新的观念。两臂微张而前探，上身微弯而前倾，两腿周而复始地上下踹踏，双轮一动，风景立刻就为我奔驰，风，就起自两颊，于是飘飘然有了半飞的幻觉。那一代的金陵少年，谁不是风随轮转发随风飘的单车骑士呢？从此玄武湖一带便入了我们的势力范围，只要有一堂空课，便去湖光柳影里驰骋一番，带回来一身荷香，或是一包香喷喷的菱角。
当然，不是所有的二轮都叫自行车。那时南京的大街，在汽车正道的两侧，还有卵石砌成的边道可行马车。那马车夫头戴毡帽，身披褐衣，高据御座，一手控辔，一手挥鞭，一面打着唿哨赶马。我觉得那情调古老而浪漫，每次从鼓楼去新街口，总爱并肩坐在马车夫的身边，一路左倾右侧，听卵石道上马蹄各各的节奏。
另一种二轮车，在当时也很流行的是黄包车，又叫东洋车，正式的名称应叫人力车。英文译写rickshaw，乃是“力车”的近音，也是日文jinrikisha（人力车）的缩写。年轻的读者，即使没有坐过，大概也听说过或者读过那本哀沉的小说《骆驼祥子》，知道这种二轮车坐起来未必舒服，拉起来呢，却非常辛苦。拉这种车，重心高而不稳，阴天则冒雨顶风，晴天则烈日灸烤，吃尽车尘；上坡，是跟土地公拔河角力，下坡呢，却不承土地公之情，脚上要自备煞车。有时候车上还一大一小，挤坐着两个人，微薄的车资，竟要车夫做超人。若是车新铃响、车夫又年轻健硕，阔步赳赳，倒也罢了。最怕上面高坐的是大肚腩的胖客，前面拖的却是半衰的瘦子，这景象，最易激起悲天悯人之情。要是上面那重磅乘客是一个“西人”，那就更损龙种的自尊，也就难怪一九二五年，长沙街头，排外的学生们要喝令黄包车上的花旗客下车步行。今日香港的码头上，仍然供着一排油漆鲜明的黄包车，充当观光的道具。要说这是什么中国文化的遗踪，岂不气煞了五霸七雄驰驱的战车？当年黄包车的乘客虽然多为中国同胞，这种“苦力车”却总是给我殖民地的不快联想。前几天在码头附近，汽车的长龙之间，忽然闪出二辆黄包车，上面坐着西人，在车队的夹缝里穿来插去。乘客东张西望，兴高采烈，也许是吉普林和毛姆的旧小说看多了，也许看的只是韩素英的廉价杂碎吧，但两个车夫拉的是短程，例也轻松自在。当时我心理毫无准备，这唐突的一幕仍然勾起人时光的错觉，刹那之间，惊愕、滑稽、不快之情，再也理不清。
马车是二轮加四蹄，黄包车是二轮加双足，到底比不上自行车只用二轮滚地，自力更生。我的自行车在六朝的尘香里飞滚了不久，我就转去了厦门大学。从市区的公园路到南普陀去上课，沿海要走一段长途，步行几不可能。母亲怜子，拿出微薄积蓄的十几分之一，让我买了一辆又帅又骁的兰芩牌跑车。从此海边的沙路上，一位兰陵侠疾驰来去，只差一点就追上了海鸥，真的是泠然善也。那辆车，该直的地方修长英挺，该弯的地方流线如波，该圆的地方圆满无憾；车架的珐琅蓝上绘着亮金的细线，特别富丽动人。跨上去时，窄而饱满的轮胎着地而不黏地，圆滚无阻，真个是虫蚁不觉、沙尘不惊，够潇洒的。二十岁的少年得此坐骑，真可踌躇满志，所以不是在骑，便是在擦，在欣然端详。
厦大才读一学期，战火南蔓，又迁来香港，失学了一年。那一年我住在铜锣湾道，屋小人多，行则摩肩，坐则促膝，十分苦闷，遁世的良方，是埋头耽读维多利亚时代的大部头小说。未能忘情于二轮生风的日子，曾有两次还跟厦大的同学租了自行车，在夜静车稀的海边大道间驶，重温南普陀逐鸥的记忆。
最后转入台湾大学三年级，才又恢复了骑士的身份，镇日价在古亭区的正街横巷里，穿梭来去。那是三十二年前的台北，民风在安贫之中显得敦厚淳朴，在可以了解的东洋风味背后，有一种浑然可亲的土气。上下班的时候，停在红灯前的，不是今日火爆爆羁勒不住的各式汽车、卡车、摩托车，而是日式的笨重自行车，绿灯亮时，平着脚板心再踩动那些“东洋铁牛”的，也不是今日野狼骑士的意大利马靴，而是厚敦敦实笃笃的本履，或是日式便鞋。
我买了一辆英制的赫九力士，在东洋铁牛之间倏忽穿梭，正自鸣得意，却在上课一星期后丢了坐骑，成了《单车失窃记》的苦主。怀着满腔悲哀搭公车，我发誓要存足稿费再买一辆。看官有所不知，那时候一辆赫九力士值新台币五百元，相当于荐任级的月薪，而我的一首抒情诗呢，中央副刊只给五元。也就是说，要写足两本诗集，才能翻身重登赫九力士，恢复昔日街头的雄风。当年我在台大发奋投稿，跟自行车也不无关系。为了提高生产额，也写了好几篇散文。如此过了两三个月，只存到二百元的光景，家中怜我情苦，只好优先贷款，让我提早实现复车大计。不久第二匹赫九力士的铃声响处，又载着意气昂扬的武士，去上中世纪文学了。
台北地平街宽，加以那时汽车又少，正是自行车骋鹜的好城市。缺点是灰尘太大，又常下雨，好在处处骑楼，可以避雨。最怕是大风欺人，令人气结而脚酸，但有时豪气一起，就与大气为敌，几乎是立在镫上，顶风猛踩，悲壮不让息西弗司，浪漫可比唐吉诃德，似乎全世界的风都灌进我的肺里来了。那时台大的大王椰道上犹是绿肥红瘦，称不上什么杜鹃花城，我们在椰影下放轮直驶，不到一分钟就出了校门。从城南的同安街去中山北路二段会见女友，最快的纪录是十八分钟。一场雷阵雨过后，夏夜凉了下来，几个同学呼啸而聚，在两侧水田的乱蛙声里，排挤了龙头催轮并进，谈笑间已到新店。等到夜深潭空，兴尽回驰，路上车灯已稀，连蛙声也已散不成阵了。这坐骑是随我征伐最久的一匹，在台北盆地里追风逐尘三年有半，有一天停在文星书店的门外，可恨竟被人偷去。于是我进入了“三轮时代”。
踩三轮比起拉两轮来，总是一大进步，至少要省气力。至少车夫自己也坐在车上，较多歇脚的机会，如果地势平坦，踩一阵也可以歇一阵，让车子乘势滑行，不用像骆驼祥子那样步步踏实。遇到顺风或下坡，就更省力了；最怕是顶头风或上坡路，有时还得下车来拖。
三轮车出现在中国的街头，记得是在抗战之后，但是各地的车型颇不一样。京沪的和台北相同，都是车夫在前，在澳门见到的也是这一型。厦门的则把车夫座放在乘客座的旁边，有点像一次大战时的军用摩托车。至于西贡和曼谷的，则把乘客座放在前面，倒是便于观光。去台湾以前，当然也坐过三轮车，但是经常乘坐，甚至在五十年代末期家中自备了一辆，却是在台北。
我家先后雇过五位三轮车夫，相处得都很融洽，也许因为我们的要求不苛。如果哪天车夫已经累了，我们再出门，就宁可另雇街车。有时遇上陡坡，我们也会自动下车，步行一段，甚至帮他推上坡去。三十年代的小说家也许会笑这是什么“布尔乔亚的人道主义”，但是车夫和我的家人间并无什么“阶级仇恨”却是真的，除了一位老赵因为好赌而时常叫不到人之外，其他的几位都很忠厚，称职。可哀的是：独眼的老侯辞工之后死于肺病，而出身海军的老王大伏天去萤桥河堤下游泳，竟淹死在新店溪里。那几张多汗的面孔，我闭起眼睛就可以看见。
其中有一位的面孔，每逢年节都会重现在家人的面前，只是头发一年白于一年，而坐下来时，是在我家的沙发上，不是在当年那辆洁净的三轮车上了。老杨是退伍军人，也是五位车夫里年纪最大的一位，所以安徽的乡音很重。十五年前他依依地走出我家的大门，因为“三轮时代”已告结束，我家的三轮车被政府收购去了。老杨书法不差，文理也清畅，笔下比普通的大学生只有更高明：这方面和“旧社会”里劳动阶级的形象，也不符合。我父亲介绍他去交通机关处理交通意外的文书工作，他凭了自己的本事任职迄今。每年在鞭炮声里，他都会提着一手礼物，回厦门街这条巷子来拜年；记忆里，这时光长廊的巷子会满布他的轮印与履痕。我笑笑说：“老杨，你不踩三轮，却管起四轮来了。”老杨的笑容和十五年前没有两样；对以前那辆三轮，我不禁怀起古来。
现在当然已经是“四轮时代”，但世界之大，并非处处如此。一九六四年到一九六六年，我在美国教书两年，驾了一辆雪白的道奇在中西部的大平原上飞轮无阻，想到远在东方一小巷内的父亲，每天早晨仍然坐着家里的三轮车，以五英里的时速悠悠然去上班，竟迂得不好意思告诉家里。两年后卖掉道奇，回到家里，我仍然每天坐三轮车去师大上课。昔日的豹纵一下子缩成今日的牛步，起初觉得这“轮差”十分异样，但久而久之，又觉得一切都理所当然，正如南人操舟北人骑马一样。挪威的学童，在风雪里只能滑雪去上学呢。
“四轮时代”使一切发生得更多，更快，但烦恼也相对增加。汽车是愈造愈好了，从古典的儒雅到超现实的离奇，各种体态的车辆驶入现代的街景。一切都高性能操作，电动化了，仪表板上灯号应有尽有，甚于不必有的也有了，一排橘红诡绿的闪光，繁复骇人像飞机的驾驶舱。但以简驭繁的也大有人在，陈之藩就从来不看反光镜，他说：“千万不能看，一看，心就乱了。”
汽车愈造愈好，而且郑重宣传，说动若脱兔，从完全静止加速到时速六十英里，所需的秒数已如何减少，根本不管愈来愈挤的街头，这样的缩地术早已无地用武。有一次坐朋友的跑车，讶其忽猛忽疲，颇不稳健，他抱歉说：“我这跑车马力太大，时速不到六十哩，就会这么发癫。”而其实在蚁穴蜂房的香港，没有道路是可以驶上这种高速的。
汽车愈造愈好，可惜道路愈来愈挤，施展不开来，而停车的空间愈来愈小，车能缩地却不能自缩成玩具，放进主人的袋里。英国铁路一罢工，自用汽车便倾巢而出，接成六十哩的长龙，不是夭矫灵动的那种，而是尾大不掉的浅水之龙。“四轮时代”心脏病的患者，忽然看到三轮车在澳门的海边悠然踱来，应该松筋舒骨，缓一口气吧。三百多年前，华山夏水的第一知己徐霞客，如果是驾一辆三百匹马力的跑车在云贵的高速公路上绝尘而去，那部雄奇的游记杰作只怕早收进反光镜里去了。
但现在这世界正靠轮子来推动，至于究竟要去哪里，却是另一个问题。正如此刻，全人类的几分之一，有的为了缉凶，有的为了逃警，有的为了赶赴约会，有的只为了上街买一包烟，不都正在滚滚的大小车轮上各奔前程吗？
一九八二年六月
书斋·书灾
物以类聚，我的朋友大半也是书呆子。很少有朋友约我去户外恋爱春天。大半的时间，我总是与书为伍。大半的时间，总是把自己关在六叠之上，四壁之中，制造氮气，做白日梦。我的书斋，既不像沃波尔（HoraceWalpole）中世纪的哥德式城堡那么豪华，也不像格勒布街（GrubStreet）的阁楼那么寒酸。我的藏书不多，也没有统计，大约在一千册左右。“书到用时方恨少”，花了那么多钱买书，要查点什么仍然不够应付。有用的时候，往往发现某本书给朋友借去了没还来。没用的时候，它们简直满坑，满谷；书架上排列得整整齐齐的之外，案头，椅子上，唱机上，窗台上，床上，床下，到处都是。由于为杂志写稿，也编过刊物，我的书城之中，除了居民之外，还有许多来来往往的流动户口，例如“文学杂志”，“现代文学”，“中外”，“蓝星”，“作品”，“文坛”，“自由青年”等等，自然，更有数以百计的“文星”。
“腹有诗书气自华”。奈何那些诗书大半不在腹中，而在架上，架下，墙隅，甚至书桌脚下。我的书斋经常在闹书灾，令我的太太，岳母，和擦地板的下女顾而绝望。下女每逢擦地板，总把架后或床底的书一股脑儿堆在我床上。我的岳母甚且几度提议，用秦始皇的方法来解决。有一次，在台风期间，中和乡大闹水灾，夏菁家里数千份“蓝星”随波逐流，待风息水退，乃发现地板上，厨房里，厕所中，狗屋顶，甚至院中的树上，或正或反，举目皆是“蓝星”。如果厦门街也有这么一次水灾，则在我家，水灾过后，必有更严重的书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