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汉口的执行部,虽然只有短短一个月寿命,但已经被林祖涵、李立三、许白昊、林育南、项英、刘伯垂、于若愚、夏之栩等中共党人,牢牢掌握了。在刚成立的湖南省临时执行委员会里,就有何叔衡、夏曦、李维汉、李达、郭亮、夏明翰、李六如、邱维震等一大批中共党员。
中共强大的渗透力与组织能力,令许多国民党人感到吃不消,主张排共、反共,已不仅是少数“右派”了,而是形成一股主流意见。但奇怪的是,不管他们赞成或反对,但在言谈之中,却是一边痛骂共产党,一边又不自觉地模仿起共产党,把“左派”、“右派”、“左倾”、“右倾”这些词汇,挂在嘴边,简直像中了邪似的。对这种现象,蒋介石曾惊叹:自从共产党发明了左派、右派、新右派这些名词后,“任意加于本党同志之上。受之者如被符魇,立即瘫痪而退。”
最先跳起来的,是一批同盟会时代的老党人。1924年2、3月间,邓泽如、冯自由、刘成禺、谢英伯等五十余人,在广州聚会,草拟了一份《警告李大钊等不得利用跨党机会以攘窃国民党党统案》,正式挑起了“党统”之争。
讵料,警告书还没发出去,廖仲恺、李大钊、鲍罗廷已抢先一步,向孙文提出控告,指这批人不守党纪、挑拨国共恶感。鲍罗廷要求国民党中执会根据一全大会通过的章程,革除冯自由、谢英伯、刘禺生、徐清和四人党籍。孙文在帅府召开中执会特别会议,请这四人到场自辩,最后宣告无罪,以告诫了事。
尽管反共派开局不利,但也看出,孙文并不认真处分他们,此后各地“检举”、“弹劾”、“揭发”共产党的事件,层出不穷。6月1日,连孙文的儿子孙科,竟也领头以广州市党部执行委员名义,请中央党部制裁“共产党分子之不法行动”。当时的情势,从历史学家的记述中,可略窥端倪:
从1924年春开始,北京、上海、汉口不断出现国民党人检举共产党人“违纪”的事情,后来竟发展成几百人联合署名、共同向国民党中央提交反对共产党“跨党”案,到1924年8月,提案已达二十多件,署名党员达二千余人。
“党统”之争,愈演愈烈。而这恰恰是苏联与国产国际希望看到的,争论愈激烈,分化就愈严重、愈彻底。周佛海在回忆录中说:“鲍罗廷当时告诉我们的策略,最重要的就是把国民党分做左右两派,他把当时国民党中央党部当作左派的机关,把广州市党部,当作右派的机关,使这两级党部暗中互相排挤。” ③广州市党部有孙科、吴铁城、马超俊、黄季陆、伍智梅等人,黄季陆亦承认,广州市党部“一直被左派分子目为是当时的右派在大本营,亦即是反对共产党的一个策划的中心”。许多弹劾共产党的案子,都是在这里酝酿形成的。
5月,国民党监委谢持搞到了一份《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大会议决案及宣言》,内称:“我们加入国民党,但仍旧保存我们的组织,并须努力从各工人团体中,从国民党左派中吸收真有阶级觉悟的革命分子,渐渐扩大我们的组织,谨严我们的纪律,以立强大的群众共产党之基础。”
这可是“铁证如山”啊!谢持如获至宝,立即约同张继、居正等人,从上海赶赴广州。张继是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加入国民党的介绍人,但现已转变为坚决的排共分子。6月9日,由监察委员会委员邓泽如、张继、谢持等提出弹劾共产党案。但一拿到中执委会第39次会议上,即受到廖仲恺的阻击,指出这也有漏洞,那也有错误,发还重新修改。一直折腾到7月,才正式提交中执会。
弹劾案称,对比“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决议及宣言”,可以认定,李大钊在国民党一全大会上,关于“我们加入本党,是一个一个加入的,不是把一个团体加入的”种种保证,实乃“不忠不德,险诈不信”,“欺蒙本党总理及全国代表”;强调由于共产党的党团作用、秘密行动,彼在暗,我在明,结果是共产党必利用在国民党内担任各级重要职务的机会,为共产党服务。因为,“以跨党之人,同时办理两党同一之事,而其人偏重于固有之党,其结果可以想见。” ③
6月25日。张继和谢持两位监委,一起登门拜访鲍罗廷。这位苏联顾问刚刚从东北回到广州,住在东山一幢幽静的小别墅里(俗称鲍公馆)。每天来这里向鲍罗廷请教党事的党政要人,像走马灯一样。据称,鲍公馆备有两份名单,待遇各有不同,一份为不必通报,可随时求见的客人,另一份则为须先行预约,始能见面的客人。汪精卫、陈公博、廖仲恺皆属前者。
张继和谢持郑重其事地说,我们是以中央监察委员资格和先生谈话。鲍罗廷说,我也以中国国民党训练员资格和你们说话。谈话由孙科担任翻译。
二监委说:“今天我们来谈共产党在国民党内的党团问题。”
鲍罗廷说:“这个问题要从根本上解决,不要纠缠枝叶。”
二监委说,改组国民党是为了解决组织的大问题,根本在于“是否承认党中有党”。鲍罗廷干脆地回答:“党中分派,是不能免。党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实际上不能作党的中心。当然党内发生小团体,有左派右派之分。”共产党是左派。
二监委再问:“先生认为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在国民党内作党团活动,是合理的吗?”
鲍罗廷回答:“国民党已死,国民党已不成党。只可说有国民党员,不能说有国民党。”他做了一个有力的手势,“加入新分子,像共产党,组织党团,可引起旧党员的竞争心,则党还有复活的希望。”
二监委说:“你用的方法,欲令让国民党复活,其实足以让国民党死亡!使多数小团体在同一范围内相倾轧相竞争,就是致死之道。”
鲍罗廷说:“诚然,可能会致国民党死命,但不希望出现这样的结果。最好左右两派相争,产生一个中央派,作党的中心。”
二监委纠正说:“国民党与共产党只能说是两党,不能说是两派。”
鲍罗廷说:“中国国民党的宗旨最适用,在中国可以应用一百年。假如国民党改为共产党,我也不赞成,只有提皮包离开广州。”
二监委问:“诚如先生所言,在中国实行共产主义,尚须待至一百年之后,共产党既然全体加入国民党,实行国民党革命主义,又何必另挂共产党招牌?”
鲍罗廷回答:“国民党中央干部,还未能组织完好,不能指挥全体党员,又未能对全国最有关系的问题,时时有所主张,所以共产党不能取消自己的组织。国民党依多数决议,可自由驱逐共产党员出党,但不希望这样。”
由于党内纷争激烈,孙文心烦意乱,一气之下,7月11日成立了一个中央政治委员会,掌管重大决策和人事任免权。孙文自任主席,聘鲍罗廷为高等顾问,派胡汉民、汪精卫、廖仲恺、谭平山(后由瞿秋白代)、伍朝枢、邵元冲为委员。这些委员,基本上,都是赞成容共的,至少在目前是中立的。在中执会、监委会之外,另设一个政治委员会,机构上叠床架屋,其用意则彰彰明甚,孙文希望绕过中央执行委员会行事。
8月,国民党中执会在广州召开全体会议。因邓泽如、张继、谢持提出了弹劾案,共产党问题,成为重要议题。
排共派不敢公然反对容共政策,便围绕着共产党在国民党内的党团活动做文章。会议吵吵闹闹开了几天,胡汉民仍持调和态度,他说:“综核现在党内纠纷情形,其实有三派,甲,认为共产派合作有害;乙,认为共产派合作有益;丙,认为共产派跨党无害,但有秘密党团作用则有害。如果能使这个秘密公开,则党团作用自可消除。”他提请大家注意,“共产党和共产党员不同,共产党员为共产党守秘密是当然的。只有本党直接与第三国际从联络方面来协商,彼此才不致误会,无所容其秘密了。”
孙文大发脾气,宣布要开除冯自由出党。他警告说:“如果在全会以后还有同志说不了解我的主义,再无端挑起是非,我们就将采取对冯自由一样的方法来对待他们。” 张继见孙文生气时,两眼发红,久久不退,内心不觉怆然,再也不敢争辩了。
会议通过了《关于要国民党内之共产派问题的决议案》、《关于国民党与国际革命运动之联络问题的决议案》。该议案决定,成立一个国际联络部,和共产国际直接搭线,以解纠纷。鲍罗廷非常欣赏这个提议,还亲自为它取名为“国际联络委员会”。
然而,这个联络部却成了镜子里的猪八戒,里外不是人。国民党认为,连堂堂中央执行委员会都解决不了的纠纷,一个“联络部”,又怎么解决得了?而共产党却觉得好像一个晴天霹雳,从此国民党有了直接干预中共内部事务的渠道。
陈独秀怒不可遏,这是中共还要不要独立与权力的严重问题。陈独秀马上召集中央开会,作出决定,拒绝接受国民党中央全会的决议,坚决抵制鲍罗廷的妥协政策。
国共两党的对立,不仅没有缓和,而且更趋严重、尖锐。陈独秀给维经斯基写信,痛责“鲍罗廷同志上了孙中山等人的圈套”。“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绝对不同意这个(建立联络部)的建议”。孙文的中立态度,目的在于把共产党置于国民党领导之下,或至少使中国共产党对它开放。但由于中共的强烈抵制,这个联络委员会,最后无疾而终。
国民党自称是“唯一的革命政党”,党权高于一切,革命专政就是一党专政。这时的党,岂止建在连上,也建在学校上,建在市上,建在国上。孙文致力于用三民主义去“统一全国人民思想”,等到全国民众都信奉一个主义时,统一中国可矣。他说:“用这个主义去统一全国人民的心理。到了全国人民的心理都被本党统一了,本党自然可以统一全国。”
从1913年中华革命党成立时,以打指模、宣誓形式,确立“革命党必须在唯一领袖之下,绝对服从”为党纪,到国民党改组后,“一切权力属于党”、“用主义去统一全国人民心理”,可以清楚看到,国民党的治国理念,已经从宋教仁时代的英美式政党政治,向一个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转变。“党治”、“党化”之类的名词,遂在各种报章杂志、大会小会上,万口一谈,大轰大嗡,震耳欲聋。黄埔校军是“党军”,中山大学被称为“党化大学”,广州市甚至有“党市”之称,而这些称号,在当时都代表着无上的光荣。
学者李剑农慨叹:
此后政治中所争的将由“法”的问题变为“党”的问题了;从前是约法无上,此后为党权无上;从前谈法理,此后将谈党纪;从前谈“护法”,此后将谈“护党”;从前争“法统”,此后将争“党统”了。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