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因特网的前身是美国国防部‘高级计划研究署网’，这是一个应该记住的事实，因为阿帕的支持和管理风格对于阿帕网的成功来说，是至关重要的。随着因特网的发展，随着有关网络作用争论的展开，需要探明网络是如何发展的、与之相连的文化又是什么。”二十几年以前，当阿帕支持早期因特网的研制工作时，并没有料到它会有今天这样的成功。但是从一开始，阿帕就坚持一些特定的标准和管理方式，它们为阿帕网以及后来因特网的研究和发展奠定了基石。
灵活的应变方式、接受新鲜事物的能力和开阔的思路，是创新思想由今天迈向明天的关键。阿帕主张，某项研究是否可以获得支持的一个条件是：它必须达到一种境界，以至于能够展示极大的发展前景。由于大部分的研究和发展都不是立刻有利可图的，所以必须有某种组织，它帮助设立更高的目标，展示广阔的空间，其价值远远甚于仅只进行当下有利可图的研究。在某种意义上，阿帕本身就是这样一个组织，它为计算机网络实验提供了第一张试验床。自“信息处理技术办公室”成立以来，阿帕就坚定地支持它所选定的方向，没有这样的旨趣，没有这样的远见，阿帕网，进而因特网的具体存在和发展就是不可能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机构的选择标准是正确的：计算机网络本身蕴涵着无穷无尽的发展前景。
若干年以后，计算机网络成为一个有利可图的领域，阿帕的投入得到了丰厚的回报。“……随着网络四处流通，现在有许多公司都把因特网视为电子营销和购物的圣地，这已经引起许多公司的兴趣。还有许多商业在线服务已经开始建立自己的网站，甚至学校、图书馆和其他公共机构都迫不及待地想参与。这股浪潮宛如当年的淘金热一般。因特网供应者（包括电话公司、有线电视公司及一些新加入者）都积极地想将因特网推向家庭市场。”
阿帕的管理风格大体上是承包的、委托和分散化的，这也是对电脑时代组织形式要求的较早应合：通讯技术的发展要求分散的网络组织和表达自由，否则的话，网络技术的内在特质将无法得到充分发挥。分散化要求在个体特殊技能的基础上明确其责任，单个个体或团体提供解决问题的一部分，但是只有作为一个整体的机构，才能在追求共同目标的过程中，组织并利用其成员的创造性。这种风格显然与当时的军事合约以及国防部的技术研发角色不无关系。
在阿帕的网络研究计划名下，分布着若干攻关小组，这里仅以其中的“网络工作小组”（the Network Working Group）的某些工作方式为例，对阿帕的管理风格做一剖析。
阿帕的四个首批节点分别设置在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斯坦福研究所、加利福尼亚大学圣芭芭拉分校和犹他大学。当这些地点被选定以后，来自其中每一机构的代表聚集在一起，开始讨论如何解决通过协议使得主机之间联系起来的技术问题。阿帕试图为这些主机单位提供解决问题的动力，指定斯坦福研究所的埃勒默·夏皮罗（Elmer Shapiro）去“促使什么事情发生”（to make something happen）——这个命令含糊而又不确定，是阿帕布置任务的典型风格。1968年夏天，夏皮罗召集了一个会议，参加人是程序编制者，来自几个首批联入阿帕网的主机单位。按照这些人的说法，在当时的会议上，显然所有人对于从主机到主机进行联系的基本问题都没有什么清楚的概念。因此，就是这样一个小组——它后来以“网络工作小组著称”——开始探索一个新的领域。
在第一个“接口信息处理器”装配的前几个月，这个小组召开了首次会议，与会者仍然大多对所讨论的问题一无所知，需要从一片空白处开始思考。通过整合“接口信息处理器”业已做出的重要发展，科学家们意识到从主机到主机的联系的目的要求一个全新的起点，因此也是一个棘手的问题。接任阿帕“网络工作小组”主任（阿帕，Ⅱ）的史蒂夫·克劳克回忆说，小组第一次会议由夏皮罗担任主席，他就以一份问题表作为谈话的开始。参加会议的还有犹他大学的史蒂夫·卡尔（Steve Carr），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史蒂夫·克劳克，斯坦福研究所的杰夫·鲁尔夫森（Jeff Rulifson），加利福尼亚大学圣芭芭拉分校的罗恩·斯托顿（Ron Stoughton），等等。
用史蒂夫·克劳克的话来说，这是一个研讨会，具有开放的氛围。它要求其成员能够在几个方面立于科学发展的最前列，提倡从提问题开始进行研究，并鼓励收集各个方面的反馈意见。这样的精神在后来的合作中以更加非正式的形式得到了贯彻。阿帕作为组织方和领导方，同“网络工作小组”的关系非常耐人寻味，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中具有独特性。“60年代后期，正是争取言论自由之风盛行的时候，要求参与讨论如何管理国家的声音不绝于耳。与发展新技术维系在一起的开放性，非常适合于美国和世界的学生们要求更多民主的呼吁。令人惊奇的是，‘网络工作小组’与阿帕的合作似乎与当时的一般气氛有些不同。”“因特网活动局”的罗伯特·布拉登（Robert Braden）也参加了这一合作，他说，“对我来说，参加阿帕网和因特网的协议的发展计划，是非常令人激动的事情。我想，它之所以能够发挥作用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有许多特别优秀的人都或多或少地朝着一个方向努力，他们由资金提供机构的一些非常明智的人所领导。结果是创造了一个网络研究者的共同体，其成员都坚定地相信，比起研究者之间的竞争来，合作的力量将更加强大。我认为，任何其他类型的模式都不可能把我们引导到今天所处的位置上。”
在网络技术的标准形成方面，阿帕的管理风格随网络研制的进展而发生变化。70年代以前，基本上是一种从上到下的过程，通常要费时几年才使某项标准变得明确起来。到了70年代初，则由一个基层集团组成的链环控制因特网标准的形成过程。“新集团以非正式方式运作，时而征求意见，试验一种突发的奇想，时而给出某种代码，看看它是否‘管用’，直到它‘让人觉得是合适的’。这个看来是杂乱无章的过程推动联网工作稳定进行。有意思的是，万维网走过的路如出一辙。”在科学发展史中，围绕标准形成的方式问题，正是有关因特网的标准形成方式构成了一个重大的突破，在科学界引起了它自身能否取得合法性的讨论。
1972年，在计算机国际会议上组建的第一个网络工作小组是国际网络工作小组（INWG），目的就是为了发展因特网的标准，其第一任主任是我们前面介绍过的塞夫（Cerf）。这个小组尽管实际上开发和建立了因特网最重要的标准，但没有正式的权力。80年代，阿帕退出因特网以后，国际网络工作小组的后继者是“因特网工程任务组”（IETF），相比之下，它是一个更加开放的组织。“事实上，成为这个团体的成员的惟一方式就是参加其开放的邮件列表讨论或会议。因特网基础设施的领头专家之一Scott Bradner总结了这个开放组织的作用：‘除了TCP/IP本身，因特网所有的基本技术都是在互联网工程任务组中发展的和提炼的。’”这个事实说明，尽管阿帕的军事管理和军事控制的任务更加明显，但在技术研发的组织机构和管理方法上，它与后来的机构有着相当程度的连续性。
阿帕的管理方式与计算机网络的传播特性是相吻合的。在这里，信息的技术范式具有弹性的特点，从研制网络的初衷可看出，网络之产生，不仅仅是为了能够沟通，也是为了能够便利地摆脱一种特定的沟通，再进入另一种特定的沟通，或者，使能够对前一种沟通造成不利的因素不至于对后一种沟通产生影响，使得传播本身不受特定沟通模式的约束和限制。在总的方向上，所有的过程都应该能够逆转，组织和制度也处于不断地修正之中。
通常情况下，“信息处理技术办公室”对于它的签约人的工作，几乎不做什么日常的、逐项的详细安排。特别是在研究合同方面，“信息处理办公室”往往不是通过什么部署来取得快速的成果，因为它认为研究工作必须沿着它自己的足迹前进。“一般来说，‘信息处理办公室’采纳这样一种管理方式，即需要寻求动机明确，技能高超的承包者，把任务交给他们，允许他们自己行进。”总之，这里弥漫着浓厚的开放研究的气氛，良好工作的最佳回报是得到承认和予以采用，软环境方面通常是自由的，开放性与其说是一种选择，不如说就是事实所在。而其中体现出来的平面式组织结构似乎也预示出网络得到普及以后，对于组织创新和管理创新的推动：压缩中层管理人员，减少行政管理费用，授权以基层单位，使之与技术的变化相一致。
与此相关，拟定的计划并非是固守不变的，即便在大方向上也是如此。例如，70年代中期，伴随着网络同研究型大学的连接，阿帕网仍然主要被用于计算机的分时工作，原来设想的利用远程计算机的目标并没有实现，原因是没有共用通信的标准。但是，研制的步伐并没有因此停止，而是继续摸索，甚至有过这样的时期：“探究和利用其他计算机的丰富世界的努力，变成了猜测秘密的首字母缩短词和程序指令，这就如同想凭借用无法读懂的符号记写的标志到海图上没有标明的海域航行。”正是通过这样的近乎盲目的摸索，这样的敢于到没有明确标识的地域上进行探索的勇气，才有了逐渐趋向明确目标的结果。
几年以后，作为一种以前从未想到过的应用方向，电子邮件由网络研制者开发出来，人们很快便能与数千里之外的同行传递电子邮件和交流专业信息。这同时也是网络功能扩大和延伸的发展阶段，是灵活的创新体制的结果。
有的时候，预期成果是否出现与需要极有关联，这种需要不仅是社会的需要，还与研究者个人的需要有关：“许多互联网上的应用都是从早期使用者未曾预期的发明发展而来，包括后来成为互联网基本特征的使用和技术发展轨迹。在阿帕网的早期阶段，电脑连接的理由是为了通过远距计算来分摊计算时间，这样就可以将分散各处的电脑资源在线上完全有效地利用。然而，大多数使用者并不是真的需要那么强的电脑功能，或者还没有准备好根据沟通的需要重新设计他们的系统。真正点燃火种的是网络使用者之间的电子邮件功能，这个功能是BBN（博尔特·贝拉尼克和纽曼公司）的雷·汤林森（Ray Tomlinson）发明的，它也是目前全世界电脑沟通功能中最受欢迎的用途。”
在阿帕网的研制过程中，有许多进步都是依靠类似的计划外的革新成果所取得的。没有机动灵活的管理风格，没有随时更改相对狭窄目标的勇气，没有对于努力钻研新问题的志士的鼓励和支持，建网时代的许多重大成果都是不可能的。
如同第一章所讨论的那样，从军事网络向民用的过渡发生在80年代，对于网络的巨大连通要求是它的直接推动力。阿帕为网络的转型作了充分的技术准备，以作为不同操作系统能够相互通信之关键的传输控制协议（TCP/IP）为例，其基本思想最早就出自阿帕的罗伯特·卡恩（Robert Kahn）和斯坦福大学的文特·塞尔夫1974年发表的一篇论文。“阿帕网既起到了实际作用，又为进行高级网络技术研究提供了机会。传输控制协议就是在阿帕网的环境下出现的。这些协议使因特网的概念从本地网到广域网成为现实。”灵活的组织方式和管理方式对于网络传播中的关键性进展，创造了适宜生长的土壤。
今天，与网络和计算机相关的产业已经成为最为活跃的产业。人们已经目睹了一个又一个例子：有些公司牢牢抓住曾使它们在过去获得成功的经营模式不放，而那些遵循着另一套不同经营规则的新公司则在竞争中繁荣昌盛起来。与之相比，阿帕在网络传播计划中的管理方式是一个特例：它在政府与军方的强大支持下，从事有着广阔发展前景的、本质上趋向于创新与变化的科研工作。
作为一个世界上最有创造力的研究机构，阿帕的工作在科技史的发展长河中留下了永不磨灭的印记，它在引领信息时代的到来方面所做的贡献令人赞叹不已。阿帕网是这个机构在特殊时期执行的一项特殊任务，但它本身所具有的与科学的连承性、连动性相关的研究性质，独特的研究方式和管理风格等，使之最终具有了非同寻常的意义。当然，与政府和军事的控制模式有关，网络传播产生和发展过程中的意识形态特征是十分明显的，对此，第一章有过比较详细的论述，以后的章节中也会做出进一步的分析。
§§第四章 反主流文化运动的推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