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从1994年起，因特网突然出现在聚光灯下，引起了人们的震惊。对于许多人来说，这个民用的电脑媒介不知从何而来，也不知是凭借什么样的力量得以出现的，先前似乎没有丝毫的征兆，也未曾让人有什么思想准备。相当时期内，因特网只是一种处于萌芽状态的、靠军费资助的研究项目，仅对少数电脑专家、技术人员和研究者开放和表示友好——这是再清楚、再明确不过的事实了。
尽管如此，在因特网较长时期的“不开放”状态的背后，或明或暗地涌动着一些潮流，它与技术本身的要求和发展汇合在一起，推动和影响着网络传播的发展。在前面两章中，我们已经讨论了冷战氛围和军事策略主导原则下的深层含义，它们对于因特网的早期形式和后来的发展方向的意义十分重大。本章将集中于网络传播产生前后的那场反主流文化运动，来做一番考察和分析，以期说明这一运动与网络传播在思想渊源上的关系。这种关系是渗透性的、相互影响的，而且很长时期内是处于潜伏状态之中的。
从整体上来看，反主流文化运动与军事策略、科技产业、大型科学组织等因素共同促成了因特网这个独特的混合体；时至今日，因特网中内含的那种开放性、动态性、个体性和跳跃性对于现代人类思维方式的变化无疑具有促进作用，而深究起来，它们又与始于几十年前的那场反主流文化运动有着纠缠不清的关联。
在作为因特网之诞生地的美国历史中，20世纪60年代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年代——它在后来的研究文献中被称为“动荡的时期”，又称“混乱的时期”，或“当代的混乱”（contemporary disarray）。各个地区相继爆发了暗杀、城市暴动、学生骚乱等一系列社会政治事件，而混乱本身在时间上恰恰发生在电视成为占主导地位的传播媒介的时候，因此，自然而然地，许多人把犯罪和暴力的增加、人们生活和价值观念方面的变化同电视的发展直接联系起来。学者、公众和社会的忧虑对政府构成了压力，总统委员会、国会委员会、其他官方组织、相关的私人基金会共同提出媒介之作用的严肃问题，并且从财力上予以大力资助。因此，探讨以电视为主的媒介的影响和作用，在当时便成了传播学以及相关的社会科学学科的主要研究课题。
因社会成员，尤其是青少年的不良行为而将媒介当作看得见的“靶子”，并进而从事“追究”，并非是从电视开始以来的一个普遍做法。20世纪30年代，出现了以青少年为主要读者群的彩色图画杂志，与之迅速发展的势头相伴随的是，描绘恐怖、犯罪、色情、暴力的内容也越来越多，因此引起了人们对青少年品德的关注。紧随其后的电影带来的不仅仅是一种新的传播技术，而且是一种新的艺术形式，因此很快占据了20世纪的中心舞台，“游乐场所的顾客都属于贫民阶级，戏剧知识知道得并不多，也缺少鉴别。他们对万马奔腾的场面奇妙地转换成一个异国风光的镜头大为着迷，当银幕上出现一列火车直驶过来的时候，他们吓得大嚷起来，见到总统举行就职典礼的镜头，则寂静无声。银幕上映出的令人难忘的动作，酷肖逼真的画面，把他们吸引住了，甚至连孩子也同样能够看得懂，有兴趣。因为电影通俗易懂，没有学问也可以了解和欣赏；而便宜的票价更是把这种新的娱乐输送到了大部分靠工资生活的人们中间，结果电影便成了最便宜的大众化娱乐，壁柜开拓了它未来立足的广大的基础。”电影奇妙地将技术、商业娱乐、艺术和景观融为一体，使之与传统的精英文化显得格格不入，并对后者造成了极大威胁，引来大众欢腾的时代。
早期的电影研究表明，商业电影对于儿童产生了效果，其中许多效果的确不为父母、宗教领袖和其他人所赞同。这样的做法被归纳为一个比较普遍的模式，即“以儿童作为媒体效果的石蕊试纸”（children-as-litmus-paper-for-a-medium's effect），它适合于20世纪20年代的电影，50年代的电视，80年代的微型计算机和电视游戏，也适合于90年代中开始席卷全球的因特网。这是因为，“在一般情况下，新的传播技术被年轻人所大量使用，这引起了成年人的关注，由此导致了对技术效果的学术研究，偶尔，还会引起决策者的行动。”其中，决策者的行动往往发生在社会出现大的变动，或者社会的形态、社会的规范等处于转型的关键时期。
无论从学理上还是从经验上来说，将媒介说成是社会弊病日益严重的一个主要原因，都不是一个绝对准确的做法。本质上，这些社会弊病的根源与城市化和工业化的长期发展过程相关，而媒介的作用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至少就20世纪60年代前后而言，有几个因素共同促进了社会的变化，如战后初期出现而后持续了40多年之久的冷战，美国成为世界上最主要的经济、政治和军事超级大国，电视机和其他电子媒介在社会中的急剧普及，这个国家内部的一系列不安与骚动，等等，这些因素汇聚在一起产生了特殊的文化意义和后果。
因特网的前身阿帕网的诞生时间，正是社会发生重大变化的时期。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没有受到大规模破坏的事实，使它能够在战争之后处在为人们生产大多数物质需要的最佳位置上。“对于绝大多数美国人来说，美国的财富生产型经济使得劳动中产阶级急剧增长。在饱经大萧条和战时配给之苦之后，全球贸易和国内经济快速增长带来的日益富足是深受欢迎的变化。收入的增长和政府提供的资助项目，使大多数人有条件购买新的住房、日用品和小汽车，去接受高等教育，去生育孩子。”在50年代这个“相对平静的年代”，大众传播媒介，包括处于早期发展阶段的电视往往回避社会问题，有关的节目尽力渲染的是和平景象、田园风光之类的东西，客观上具有诱导人们相信，“这个世界上一切安然无恙，太平无事；即便是核战争的威胁迫在眉睫……”的效果。
20世纪60年代，以肯尼迪总统遇刺的事件为导火线，这一幅被精心编织起来的且发挥过强大效力的神话，“很快被种族歧视和暴力、其他受欢迎的领导人士的被暗杀、越南战争及美国的战败、水门事件和尼克松总统辞职等的暴露所打破。所有这些为美国大众闻所未闻的事件，通过电视传媒以令人震惊的贴近性和生动性为美国公众所亲眼目睹和亲身经历。”它们只是众多重大事件的代表。其中，肯尼迪遇刺事件继“太空竞争”以后，更加决定性地促进了电视新闻的成熟，标志着电视新闻不再落于报刊业和无线电广播之后。越南战争显示了电视将千里之外的事件带入寻常人家的能力，为培养新的电视人和开发新的电视技术提供了机会；而水门事件在1974年结束于总统理查德·尼克松的辞职，那正是一个怀疑主义和玩世不恭的时代，按照许多研究者的看法，它的影响一直延续到今天。
那些出生于“二战”以后并在60年代接近青春期的人被称为“生育高峰”的一代，他们经历了这样一个社会的动荡时期，也有了一个展现自我、进行各种各样的社会试验的机会，诸如蓝色牛仔服、摇滚乐以及所谓“权力归花儿”运动等是比较典型的表现。
暴露阴暗面、追踪社会重大新闻并非是这一时期电视节目的惟一主流方向，在电视史发展上，还没有一个时期像60年代中期和晚期那样有如此之多的幻想节目。“观众沉浸于这样一些节目，如《我所喜爱的火星人》（一个看上去像大伯一样的火星人和地球人结成了朋友）；《我的活洋娃娃》（一个妖娆的女性机器人和她的制造者结成了朋友）；《明斯特一家》和《阿丹姆斯的一家》（住在近郊的难以置信的妖怪家庭）；《迷失在空间》（瑞士罗宾汉一家在空间轨道上）；《我梦中的杰妮》（一个来自灯的女孩和一个宇航员结成了朋友）；《海底之行》（一艘潜艇和海怪的战斗）……”除此之外，电视和广告仍然不断地将“美国中产阶级的理想之梦”展现出来：高档的住宅、名车、在旅游胜地与美丽的妻子和聪明的孩子追逐、娱乐，等等。它们与现实生活相距很远，但是隐隐约约地界于事实与想入非非之间。进而言之，有许多诸如此类的电视节目，都将虚幻性内置于自身之中。“电视现实显而易见不是强制性的、无可逃避的，反之是选择性的、可以变化的、可以处理的，而且可以逃避。要是你不中意，那么可以再换一个频道，就在频道的转换之间，高明的电视消费者将现实的这一非现实化也用到其他地方。”
一方面是对现实生活中的黑暗做了大量的揭露，另一方面是提供了一个逃避主义的幻想世界和期待世界，两者之间的奇特结合“促成了一代人对于既成社会体制、主流新闻媒介和几乎所有的权威人物的国家隐忧感和萦绕于心的愤世嫉俗的情绪”。在这种情况下，一些批判学派的理论家之成为学生运动的“旗手”、“思想领袖”也就是可以理解的了。
20世纪60年代，大战结束之后留在美国的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马尔库塞突然走红，他力图将马克思主义和弗洛伊德相结合，揭露和分析发达工业社会的新型极权主义的本质，而他的代表作《爱欲与文明》、《单向度的人》等为其带来了持续不断的声誉。1954年，马尔库塞参加布兰德斯大学的思想史研究计划，历时11年。1965年，他离开马塞诸塞到圣地亚哥大学，此时他正处于以激进的大学生和社会青年为主体的“新左派”运动的国际导师的位置上。这场运动正是在60年代后期达到高潮：在美国，以1968年4月马丁·路德·金牧师被害事件为契机，青年学生和黑人进行了抗暴斗争，席卷172个城市。随后，著名的法国“五月风暴”又进一步将这场运动的影响推向全世界。马尔库塞“积极干预现实，特别是对六十年代末在西欧、北美出现的那场既不满意资本主义社会，又反对十月革命道路的学生造反运动倾注了巨大的热情。因此，他被公认为这场运动的‘精神领袖’、‘青年造反之父’、‘发达工业社会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甚至被与马克思、毛泽东相提并论，与这两者并称为‘三M’。”
同样可以在这场反主流文化运动中得到解释的是摇滚乐和它的种种变体的兴起，以及面向小范围听众的调频广播电台的成功。摇滚乐的音响具有撼人心魄的力量，要求音乐有能够达到切入肌肤的穿透效果。“摇滚乐本身就能抓住听众的全部感觉。它本身不受理性的束缚，只有用悟性才能欣赏它……摇滚乐是一种部落现象……也许可以称之为20世纪的魔法。”它在满足听觉上的幻觉的同时，又为电视时代的广播开辟了新的生存之道。作为与覆盖面广、具有同质均一的听众的调幅广播相对立的播放形式，调频广播规模小，录音技术高，有特定目标的听众，所以特别适合于当时的所谓“地下录音节目”，如摇滚乐、爵士乐和布鲁斯等。“到了1969年，调频广播的一般听众的年龄要比调幅广播的一般听众年轻十岁，并且所有收听无线电广播的美国人一半以上都调到了调频广播电台。”这是个体化、小型化、非群体化媒体要求的较早表现。另一方面，在某种程度上，听觉上的幻觉与视觉上的幻觉相辅相成，共同反映了反主流文化运动对于工业社会的清规戒律、对于主流媒体的不服从和不信任的态度。
20世纪90年代以后，“电脑媒介也已开始改变人们社会化和界定自己的方式。在电脑空间里，每个人都能做到想是谁就是谁。他们能像换衣服一样容易地改变自己的身份。这一概念，已经在彼得·斯特勒绘制的一本非常流行的卡通画书中得到绘声绘色的描述。在这本书中，描述了两只狗与一台计算机的故事。那只正在使用计算机的狗对另一只狗解释说，‘在互联网中，没有人知道你是一只狗’。”与电视相比，在网络空间中，使用者不再面对前方的一幅图像，而是走进画面，可以在图像的世界中往返自如，就像在真实世界中一样。其中的文化意义表现为：图像面前的存在变成了图像中的存在，或者人们常说的“远程存在”。
20世纪60年代参与反主流文化潮流，或受之影响的人大都出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至少就观念形态而言，他们中的一部分与后来的“业余计算机迷”关联甚密，与最早在阿帕网上的悄悄登录的“旅游者”关联甚密，也与70年代的“黑客文化”思潮关联甚密。而对于60年代出生的人来说，电视对他们的影响又更进了一步，并且就成长环境和阅读习惯而言，不仅与印刷媒体时代有了本质上的区别，而且作为电子媒介的家族，为网络传播的兴起和接受准备了更直接的土壤，尽管在主动性、个体性和参与性等方面，后者又是对前者的反拨。
（1）电视把一个图像世界引入到了人们日常生活之中，从客厅扩大到餐厅、厨房、起居室等。它与同为电子媒介家族成员的广播——在20世纪60年代尤其是指满足特定听众需要的调频广播——结合在一起，使听觉上的幻觉与视觉上的幻觉相辅相成，培育了反文化运动对于工业社会清规戒律的反叛，对于主流媒体的不服从和不信任的态度。90年代以后，追求幻觉的尝试以另外一种形式表现出来：又一代人着手在电脑化的空间里，打造一个虚拟的世界，后者对社会和人类的影响，超出了60年代“混乱的时期”作为一个纯粹消极的逃避场所的作用。无形财富已经介入经济力量的决定性因素之中，电脑媒介也已开始改变人们所生活的社会和界定自己的方式。尽管如此，逃避遁世的思想、怀疑主义和玩世不恭的人生态度、在虚拟世界中扮演真实世界无法扮演的角色的动机和表现仍然清晰可辨。
（2）电视开始使信息的处理过程发生变化，其本质特点是横向上的共存性和纵向上的可间断性。时代/华纳的资深经理、1981年使MTV开始运作的罗伯特·皮特曼曾提到伴随电视成长起来的一代人的一个明显特征，“伴随电视成长起来的一代人，与他们前代人的交流方式不同。”“电视之前已经成年的人是‘一次做一件事’的一代；他们读一篇杂志和文章一直从头读到尾；然后才打电话或看电视。”与此相反，电视时代的孩子“几乎同时加工不同来源的信息。他们真的可以同时做作业、看电视、在电话上交谈并收听广播……”电视时代的孩子能够更好地领悟视觉信息：“他们瞥一眼就能解读一幅画或理解身体语言。”这里的“几乎同时加工几方面来源的信息”中的“几方面来源”到了网络世界，以多媒体的形式集中在了一个平面上，而当代技术融合的典型表现是：可以在电话机上看到影视图像，可以打开个人电脑的电视窗口，可以将音乐和电影的光盘碟片插入电子游戏机，个人电脑可以玩电子游戏，CD机可以看影片、图书和杂志，等等。这就不仅达到了电视时代所未曾达到的互动关系和非共时性，而且继续从根本上对“一次做一件事”、集中精力朗读或者背诵经典文本的传统方式进行了颠覆。
（3）电视时代的孩子以视觉媒体为学习的一种主要方式，而接受的则是与叙事信息不同的影像信息，是以影像的形式来“叙述”信息。如同当代传播学学者格伯纳所说：“电视已经成为家庭的中心成员，成为在大多数时间解说最多故事的那个叙述者。”以标志20世纪60年代电视新闻成熟的“太空竞争”和越南战争为例，“电视一代”观看电视新闻的画面，而他们的父辈属于“收音机的一代”，后者以大型调幅广播电台的听众为主，收听广播评论。“影像信息与叙事信息发生冲突。因此，当谈论对战争的看法时，我与我的父母也发生了冲突。”与电视学习方式有关的是注意力短暂集中，共时性强，对于信息的解读和接受速度快、交替频繁、不易沉淀，有时甚至只是通过对标题的“掠过”和“扫描”来了解内容，并且很快随画面的转换将注意力投向另一个目标，等等。这些无疑是随网络传播为代表的新媒介而来的所谓“注意力经济”、“眼球经济”以及“尤以广告为代表的媒介信息若在一两秒内不抓住受众便失去价值”等说法的最早表现形态。
比起亲身参与和经历反主流文化运动，或直接受之影响的上一代人来说，这“第二代电视人”成长和成熟所依赖的世界，已经完全不同于他们的父辈在孩童时代所熟知的那个样子了，这在相当程度上可以归因于传媒的内容和文化讯息上的重大变化。
总而言之，20世纪60年代传播媒介文化层面上的推动力量，已经开始对因特网的产生和发展发挥深刻的作用。立足于60年代的“动荡的时期”及其动荡的一代来看，电视的普及和它所充当的特殊角色，的确在反主流文化运动方面、在培育这股潮流的中坚力量方面，在后来的网络传播的内在机制等方面，奠定了思想和文化的土壤，直接或间接地为因特网中内含的那种反叛性、动态性、虚拟性和跳跃性做了准备工作。在一定条件下，我们可以说，对于主流媒体和其他权威机构的信息来源的不信任态度，在基础上就起源于此，这也是因特网和其他在线网络后来日益流行的重要原因之一；网络传播的自由、虚拟、无中心和不受控制的特性从它诞生的时候就有着深刻的社会心理背景；而从那时开始登上传播媒介中心地位的电视，则在信息的接受方式、学习方式、注意力的集中方式等方面成为因特网的先兆，尽管两者在参与性、互动性、多媒体等特性上仍有重大的区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