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本身写得很有特色，尽管从今天的角度看有些论述不尽准确，但是它仍能引起人们的阅读兴趣。作者首先将俄国文学的发展放在欧洲文明史的大背景上加以考察。他一方面以丹纳提出的"种族、环境、时代"三因素作为考察的参照系，称"文艺者，山川风物思想感情之产物。山川风物以地理而异态，思想感情以人种而殊途"，俄罗斯文学所具有的"沉痛悲凉之色彩"与斯拉夫民族所处的"气寒风劲关河黯淡"有关，而"大国产巨民"，时代又为斯拉夫民族提供了机遇，因此19世纪以来的俄罗斯文学"大家辈出，奇彩焕发，于文学界已执欧洲之牛耳耶"。另一方面，他又强调文学思潮与社会思潮和哲学思潮的联系，认为俄罗斯拉夫派与西欧派分别代表欧洲数千年来延续的希伯来思想与希腊思想，"俄国近世纪来之文艺思潮史亦为此二大思想之消长史也"，俄国地处东亚西欧之间，先"受亚细亚精神之浸润"，后又"欧罗巴精神长驱直入"，斯拉夫精神受两者陶冶，故俄国文艺界才不时有"东乎西乎"之争。文章而后的论述基本上是顺着上述思路展开的。
从11世纪开始至本世纪初的俄罗斯文学的发展脉络被作者十分清楚地勾勒了出来。作者对18世纪以前的文学作了要言不烦的介绍，而后依次介绍并分析了在俄国文坛上先后出现过的拟古主义（即古典主义）、感情主义（即感伤主义）、罗曼主义（即浪漫主义）、写实主义（即现实主义）、马尔克斯主义（即马克思主义）、象征主义等文艺思潮，并由此涉及了俄国文学史上几乎所有的有一定影响的作家和作品。当然，限于题旨，作者着重论述的还是文学思潮的沿革以及在思潮演革中举足轻重的一些大作家。如在谈到19世纪中期文学时，作者主要分析的是赫尔岑、别车杜和屠格涅夫。以赫尔岑为例。田汉在文章中较为系统地介绍了赫尔岑的生平、哲学思想、文艺观点、政治活动，以及《谁之罪》等主要作品，认为他塑造的"生矣怀才至于不能不以放浪送其生"的"空人"（即多余人）形象写出了19世纪俄国进步的贵族知识分子"大可哀哉"的命运。尽管不是专题分析，但是评价是比较准确和到位的。
随着俄国文学作品被越来越多地被翻译过来，中国文坛对俄国文学介绍的视角也日趋扩大。就报刊上发表的综述性的译介文章而言，当时比较重要的有：沈雁冰的《托尔斯泰与今日之俄罗斯》和《近代俄国文学杂谭》，郑振铎的《俄罗斯文学的特质及略史》、《写实主义时代之俄罗斯文学》和《俄国文学发达的原因与影响》，王统照的《俄罗斯文学片面》，沈泽民的《俄国文学内所见的俄国国民性》（译），耿济之的《十九世纪俄国文学的背景》（译），陈望道的《近代俄罗斯文学的大潮》（译），夏丏尊的《俄国的童话文学》（译），馥泉的《俄罗斯文学与社会改良运动》，化鲁的《俄国文学与革命》，甘蛰仙的《俄国文学在世界上的位置》，薇生的《俄国文学上之妇女》（译），周作人的《文学上的俄国与中国》等。
这些文章涉及了俄国文学的方方面面，特别是对俄国文学的特质作了较多的阐述。如当时已开始活跃于文坛的王统照，在他的《俄罗斯文学片面》一文中这样写道：
……大致说来，如德的文学，偏于严重。法的文学，趣于活泼，意大利文学优雅。而俄罗斯文学则幽深暗淡，描写人生的苦痛，直到了极深秘处，几乎为全世界呼出苦痛的喊声来。……试一比较他国的文士，其穷其困，其生活之不安，其精神上之烦乱，若与俄罗斯的文学家相比，实在是差得很多，所以他们所作的小说，戏曲，诗文等，都读着使人深思，使人心颤，他们的观察人生，也都透入一层，赤裸裸将人类一小部分的苦痛描出，便使人起最大量的同情，流出真挚而悲悯的眼泪来！……而且俄国文学，最有特色的，是人情的表现。……联想到中国以前的文学，以及现在的文学，不能不为之叹息！……中国的文人，描写中级社会的，有像乞呵甫（即契诃夫）的没有？叙述下级社会生活之状况的，有像高尔基的没有？中国式的文人往往好以忧伤憔悴自况，不知及得上迎尔沟否？中国人富有神秘与希望未来的思想，而其见地与文学的表象，能与科洛涟柯（即柯罗连科）相似否？……
这时期，对俄国作家的介绍和研究除了散见于书刊的各种评价文章外，在《近代俄国文学家论》（1923），《近代文学家》（1923）和《世界文学家列传》（1926）等书中还有对众多俄国作家的集中介绍。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21年《小说月报》出的那本号外"俄国文学研究"。在这本近50万字容量的刊物上，有大约一半的篇幅刊登了介绍和研究的文章，其中大部分又是作家专论和作家合传，如耿济之的《俄国四大文学家合传》、沈雁冰的《近代俄国文学家三十人合传》、鲁迅的《阿尔志跋绥甫》、郭绍虞论俄国批评家的《俄国美论与其文艺》、张闻天的《托尔斯泰的艺术观》、沈泽民的《俄国的叙事诗歌》、周建人译的《菲多尔·梭罗古勃》、沈泽民译的《俄国的批评文学》、夏丏尊译的《阿蒲罗摩夫主义》等。这些文章的水准虽说参差不齐，但在当时却是令人耳目一新的。
郭绍虞的《俄国美论与其文艺》是中国第一篇专门论述俄国美学理论及其与文艺关系的文章。作者首先强调研究一国的文学不能离开研究它的美学理论："吾人研究一地方或一时代的文艺，同时亦须考察当时当地支配这种文艺思想的美论。单就其美论而研究之，好似批评除去色素的织物；单就其文艺作品而绍介之，又好似研究织物色素的美丽，而忽略织物当初的图案。美论之与文艺本是相互规定：有时由美论的指导以支配文艺，亦有时由文艺的作风以造成美论，……吾人与其从事于片面的研究，不如由其美论与文艺参互考证之为愈。"作者从这一立足点出发，提出要全面了解俄国文学，必须弄清与俄国文学的发展关系极为密切的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洛留波夫等俄国批评家的美学思想。关于别林斯基美学思想，作者从其发展的三个阶段以及所受到的哲学思想的影响切人，谈到了别林斯基思想的变化。前期主张："1.诗的目的在包括永久观念于艺术符号之中。2.诗人所表现的观念应符合于其生存的时代而描写国民性的隐曲。"中期持"艺术理想上的想形一致论"，"以为艺术只是自然界调和沉静无关心的再现，而无取于激烈的形之思想。"后期"审美观渐趋于写实，弃其纯粹的理想主义而考察现实的世界"，主张"艺术而不反映现实者都是虚伪"，"此时他排斥重形轻想的古典主义，又不取尊形弃想的浪漫思想，其艺术观念比较的近于醇正"。
从上述摘引中可以见到，作者了解别林斯基美学思想发展的轨迹，只是尚欠深入，有些概括缺乏足够的涵盖面。如前期的别林斯基确实受到了客观唯心主义哲学家谢林的影响，有过"诗除了自身之外是没有目的的"这一类主张，但他在这一时期还提出过典型是"熟识的陌生人"、"现实的诗和理想的诗"等重要见解文中均未涉及。对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洛留波夫等人的美学思想的介绍和分析中也有类似的情况。此外，由于某些译文不甚确切，以致使一些重要的美学命题无法准确地转达给中国读者。如文中车尔尼雪夫斯基的那三个著名的关于美的本质的命题是这样表述的："美是生命。生物于其生活状态觉适意之时始为美即以无生物表现生命使吾人想起生命之时亦为美。"而它准确的表述应该如此："美是生活"；"任何事物，凡是我们在那里面看得见依照我们的理解应当如此的生活，那就是美的"；"任何东西，凡是显示出生活或使我们想起生活，那就是美的"。两者之间的距离是显而易见的。当然，我们不必苛求于前人，在那个时代能有如上的介绍已属不易，而且在当时也很有必要。
沈雁冰文章论及的30位俄国著名作家中有不少还是第一次为中国读者所了解，文中传达了不少当时尚鲜为人知的信息。以文中提到的"弥里士考夫斯基"（即梅烈日可夫斯基）为例。这一节中，作者介绍了世纪之交俄国文坛上出现的以梅氏为领袖，以巴尔芒（即巴尔蒙特）和勃列苏夫（即勃留索夫）等人为中坚的"新派"（即象征派）的情况。关于这一派产生的背景，作者引述克鲁泡特金《俄国文学的理想与现实》的观点，认为世纪末"俄国知识阶级显见颓丧的神气，对于旧理想已无信仰，"疲倦"的现象已甚显著。于是因为国内社会情形与西欧思想灌人的影响发生共同结果，成了知识界中要求"个人权利"的新倾向。"加上梅氏"对于前辈的许多大文家的著作中所含的社会思想，起了疑问；因而自己更换方面，专说"个人权利的神圣"与"美之崇拜"于是这一派应运而生。关于它与以高尔基为代表的写实派不同的文学主张，作者写道：新派主张"艺术应以"美"为最重要最先之一义，不应以"道德"；艺术的真功夫就是能直接诉之想像，不是教诲道德。他们这主张，一方面是受了法国表象派的影响，一方面也是对于俄国文学的过注重于政治社会的反抗。"文章还谈到了梅氏的主要著作以及他与批评家米哈尔科夫的论战等。由于这些言简意赅的介绍，作者"想从这三十个人的"列传"中显出俄国近代文学变迁的痕迹"的目的确实在某种程度上达到了。
耿济之的文章也很有价值。作者首先用诗一般的语言赞美近一世纪来的俄国文学"人才辈出，著作如林；正如黄河决口一般，顷刻之间，一泻千里；又如夏雨一般，乌云方至，大雨就倾盆倒下，有"沛然莫御"之势，而使世界的人惊愕失措，叹为奇观。"而后，又用两万余字的篇幅较为详细地介绍了郭克里（即果戈理）、托尔斯泰、屠格涅夫和道司托也夫司基（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生平与创作，这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
大概从最早介绍俄国文学的时候起，对中俄文学进行比较的意识就在那些绍介者的心目中萌生了，在当时的不少文章中常常可以见到这样的文字。远的不说，就在1919年至1920年的"五四"高潮时期，瞿秋白在探寻刚刚出现的中国的"俄罗斯文学热"产生的原因时，就对中俄的国情及其文学作了比较。他认为，最主要的原因在于"俄国布尔什维克的赤色革命在政治上、经济上、社会上生出极大的变动，掀天动地，使全世界的思想都受他的影响。大家要追溯他的原因，考察他的文化，所以不知不觉全世界的视线都集于俄国，都集于俄国的文学；而在中国这样黑暗悲惨的社会里，人都想在生活的现状里开辟一条新的道路，听着俄国旧社会崩裂的声浪，真是空谷足音，不由得不动心。因此大家都要来讨论研究俄国，于是俄国文学就成了中国文学家的目标。"他还认为，俄国国民性本来是"极端的，不妥协的"，而近几十年来，因为政治上、经济上的变动十分剧烈，"影响于社会人生，思想就随之而变，萦回推荡，一直到现在，而有他的特殊文学"；相比之下，中国现在的社会也是"不安极了"，若要作根本改造，那么"新文学的发现随时随地都可以有。不是因为我们要改造社会而创造新文学，而是因为社会使我们不得不创造新文学"；"俄国的国情，很有与中国相似的地方"，因此要"创造新文学"，就"应当介绍"俄国文学。
这样的比较虽说是有感而发的片言只语，但却把握住了问题的实质。当然，较为系统和较早的中俄文学比较研究的重要文章当推周作人的《文学上的俄国与中国》。此文是根据周作人1920年11月在北京师范学校和协和医院学校发表的讲演整理而成。文章对中俄文学以及与此相连的国民精神作了条分缕析的比较，颇为引人注目。
文中，作者开门见山地指出："我的本意，只是想说明俄国文学的背景有许多与中国相似，所以他的文学发达情形与思想的内容在中国也最可以注意研究。"那么，什么是俄国文学最鲜明的特色？作者认为，它是"社会的、人生的"文学。结合对19世纪至20世纪初的俄国文学的分析，作者阐明了这样的观点：19世纪俄国文学是"一种无派别的人生的文学"，是"理想的写实派的文学，文学的本领原来在于表现及解释人生。在这一点上俄国的文学可以不愧称为真的文学了。"而俄国文学之所以有这样的特色，与俄国社会特别的国情有关。它的"希腊正教、东方式的君主、农奴制度""与别国不同"；19世纪后半期，西欧各国已现民主倾向，"俄国却正在反动剧烈的时候"，这又与别国不同。而"社会的大问题不解决，其余的事都无从说起，文艺思想之所以集中于这一点的缘故也就在此"。作者认为，恰恰在这一点上，"中国的创造或研究新文学的人，可以得到一个很大的教训，中国的特别国情与西欧稍异，与俄国却多相同的地方，所以我们相信中国将来的新兴文学，当然的又自然的也是社会的人生的文学"。
如果仅仅说"中俄两国的文学有共通的趋势"，作者认为那还远远不够，因为"这特别的国情而发生的国民精神，很有点不同"。文章随之从宗教、政治、地势、生活以及忏悔意识等五个方面对中俄两国国民精神的差异作了仔细的比较。如在谈"忏悔意识"时，周作人认为：俄国文学"富于自己谴责的精神"，描写社会生活的目的"不单在陈列丑恶，多含有忏悔的性质"；而在中国社会中这种"自己谴责的精神"极为缺乏，"写社会的黑暗，好像攻击别人的阴私。说自己的过去，又似乎炫耀好汉的行径了"，这主要是由于旧文人的"以轻薄放诞为风流"的习气流传至今的缘故。这样的比较在有些人看来是过于贬低了中国文学，而作者却理直气壮地强调这是"当然的事实"。因为：其一，"中国还没有新兴的文学，我们所看到的大抵是旧文学，其中的思想自然也多有乖谬的地方，要向俄国的新文学去比较，原是不可能的"；其二，从国民精神来说，"俄国好像是一个穷苦的少年，他所经过的许多患难，反养成他的坚忍与奋斗，与对于光明的希望"，而"中国是一个落魄的老人，……他不复相信也不情愿将来会有幸福到来，而且觉得从前的苦痛还是他真实的唯一的所有"。作者认为只有正视这样的现实，"用个人的生力结聚起来反抗民族的气运"，古老的民族"未必没有再造的希望"，"我们如能够容纳新思想，来表现及解释特别国情，也可希望新文学的发生，还可由艺术界而影响于现实生活"。
在这篇中俄文学比较研究的文章中，作者表现出"五四"高潮时期所特有的十分强烈的民族危机意识，以及对旧文学旧文化的毫不留情的批判。文章特别强调了中国新文学在其发生和发展过程中应该从俄国文学中借鉴和吸纳的一些重要的侧面，虽然其中的观点并非无懈可击，但它的深刻和敏锐，它的激情和透彻，对"五四"时期的"俄罗斯文学热"无疑起过推波助澜的作用。
4.心灵交汇：俄国作家与中国新文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