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中国由旧文化向现代文化过渡的文化转型期里，西方各种哲学和文化思潮纷至沓来，中国文化的单元背景被排浪般涌来的外国文化思潮打破了。就文学思潮而言，现实主义、浪漫主义、自然主义、象征主义、唯美主义等都在中国文坛上留下过自己鲜明的印记。中国现代作家所受的影响无疑是多元的。然而，中国新文学的先驱者们在对外来文化"取兼容包并主义"的同时，也对它作了积极的选择和扬弃。
鲁迅曾在1927年对美国学者巴特莱特的谈话时说过，现代中国介绍进来的林林总总的外国文学作品中，"俄国文学作品已经译成中文的，比任何其他国家作品都多，并且对于现代中国的影响最大、"中俄两国间好像有一种不期然的关系，他们的文化和经验好像有一种共同的关系"。而作为中国新文学运动主将的鲁迅本人就是热心于"俄罗斯和苏联文学的论述、介绍和翻译，以及在创作上把俄罗斯文学的伟大精神加以发展，使俄罗斯和苏联文学的影响成为重要的有益的帮助的、最主要的一人"。郁达夫在《小说论》一书中也认为，"世界各国的小说，影响在中国最大的，是俄国小说"；而他本人更是对俄国作家屠格涅夫情有独钟，他在《屠格涅夫的＜罗亭＞问世以前》一文表示，"在许许多多的古今大小的外国作家里，我觉得最可爱，最熟悉，同他的作品交往得最久而不会生厌的，便是屠格涅夫。……我的开始读小说，开始想写小说，受的完全是这一位相貌柔和，眼睛有点忧郁，络腮胡长得满满的北国巨人的影响。"俄国许多著名作家的作品在中国文坛激起热烈的反响。译介的热诚和感情的专注往往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接受者受发送者影响的深度和广度，中国新文学所走过的道路正说明了这一点。
文学观念的影响和内容上的更新
俄国文学最直接的影响表现在它促进了中国新文学在观念和内容上的更新。
19世纪进步的俄国作家呼应着解放运动的激波巨浪，不断进行反封建反专制的斗争，表现出鲜明的民主意识、人道精神和历史使命感。俄国作家批评家和俄国文学的这种为社会为人生的主旨很自然地得到了同样具有强烈的危机意识和救亡意识，同样将文学看做疗救社会病痛和改造民族灵魂的药方的中国新文学先驱者的认同。
茅盾曾经在《契诃夫的时代意义》一文对此这样描述道："我也是和我这一代人同样地被五四运动所惊醒了的。我，恐怕也有不少的人像我一样，从魏晋小品、齐梁辞赋的梦游世界中，睁圆了眼睛大吃一惊的，是读到了苦苦追求人生意义的19世纪的俄罗斯古典文学。"在对俄国文学做深入研究之后，茅盾明确表示：中国旧文学"思想上的一个最大的错误就是游戏的消遣的金钱主义的文学观念"，新文学作家必须明白"文学是为人生而作的"。
王统照也曾在《我们不应该以严重的态度看文学作品？》一文中谈到："近年来凭青年努力的成绩，输入西洋的第一流的小说，也不能算很少了，而译述俄罗斯的小说，--且是大部的小说，尤多。研究过近代文学的人，都知道俄国小说家的伟大精神，以及对于一切制度，与人生曾有过何等切实而激励的如何样的批评。……其所著作，切实说去，与1918年之红色革命，实有密切之关系。而俄国之雄壮悲哀的精神所在，任遭何等艰困，而不退缩，且能豪迈前进的缘故，固然是其国民性与其由历史得来的教训，但文学家的尽力，由潜在中唤起国民之魂，谁能说是毫无相关的。"他还认为：俄国文学的"悲苦惨淡与兴奋激励的精神，反抗与作定价值的烛照，在俄国人当时曾受过伟大的影响，而在目前的中国社会中，尤为需要"。
俄国文学这种"为人生"的观念不仅在"五四"初期"即与中国一部分的文艺介绍者合流"，而且日益广泛地被更多的不同流派的中国作家所接受。当时除了文学研究会的作家高举"文学为人生"的旗帜外，属于其他社团或流派的不少作家也都用这样或那样的形式表达过类似的看法。
在对真实人生大胆描摹和无情剖析的俄国文学面前，鲁迅痛感到中国旧文学的"瞒和骗"，他决意要"真诚地，探人地，大胆地看待人生，并且写出他的血和肉来"。也正是在这种新的文学观念的支配下，鲁迅写出了显示中国文学新生机的小说《狂人日记》。尽管这部作品与苏曼殊的《双抨记》发表时间仅差四年，但如张定瑛先生在《鲁迅先生》一文中所言，后者保留的是"最后的才子佳人的幻影，最后的浪漫的情波，"而前者则使中国文学"由中世纪跨进了现代。"鲁迅承认他的这部作品受到过果戈理同名小说（以及其他一些外国小说）的影响，撇开艺术形式这一层不谈，这种影响最深刻的一面就在于鲁迅像果戈理那样写出了毫无讳饰的、赤裸裸的真实人生。
在鲁迅的《狂人日记》等小说之后，中国文坛上出现过"问题小说"热这里也有着俄国文学的影响。高尔基说过：俄国文学"主要是一种提问题的文学。"这是俄国作家敏锐地捕捉生活中新跃出的问号并加以艺术表现的结果。"五四"时期，周作人就在《每周评论》上以俄国小说为例，大力倡导用"问题小说"取代中国传统的"教训小说"。加之，当时中国社会问题尖锐化以及一部分青年人的迷惘心态，"也像俄国新思想运动中的烦闷时代似的，"烦闷究竟是什么？"不知道。"于是，探究社会问题和人生意义的小说应运而生。尽管作为创作潮流的"问题小说"存在时间不长，但是它却带来了中国文学主题的革命性变化。
中俄作家探讨的社会问题也不乏相似之处。就知识分子问题而言，中国作家也像俄国作家一样，通过塑造一系列"多余人"和"新人"形象，反映了"知识分子历史命运"的深刻主题。最早将"多余人"一词从俄国引人的是瞿秋白，他的《赤都心史》（1921）中就有"中国之"多余人"，一节，这一节的开头醒目地引述了俄国"多余人"罗亭致娜达丽娅的一封感叹自己虽有良好禀赋但却一事无成的信。当时不少作家或以"多余人"自况，或使其在自己笔下复活，如郁达夫着力塑造的于质夫一类的"零余者"形象就颇为典型。在郁达夫小说《零余者》中，那个自认为对世界和对家庭"完全无用"的主人公，在幻觉中竟觉得自己如同罗亭一样"一个人漂泊在俄国的乡下"；而在鲁迅小说《孤独者》中那些"时常自命为"不幸的青年"或是"零余者"，的来客，"懒散而骄傲地"虚度着时光。因此，"零余者"（或称"多余人"）的精神特征实际上也成了"五四"以后中国社会中的一部分不满现实但又无行动能力的知识分子的。同样，中国作家笔下的一些小资产阶级革命者的形象也与俄国文学中的"新人"形象有着内在的联系。如巴金早期小说中的那些热烈追求光明，不惜牺牲爱情、健康，乃至生命的青年知识分子形象身上，无疑有着俄国平民知识分子和民粹主义革命者的某些投影。青年巴金十分熟悉这些革命者的斗争，读过不少类似斯捷普尼雅克的《地下的俄罗斯》、妃格念尔的《回忆录》和赫尔岑的《往事与随想》这样的书，因此用作者自己在《＜爱情三部曲＞总序》中的话来说，这部作品中的女主人公大多是"妃格念尔型的女性"。
从普希金《骚站长》开始，俄国文学有一个描写小人物的传统。俄国文学在这方面表现出来的深厚的人道主义精神也深深地影响了中国的新文学。鲁迅将这种影响比之为"正不亚于古人发现了火"，因为从俄国文学那里，中国读者"明白了一件大事，是世界上有两种人：压迫者和被压迫者！""从那里面，看见了被压迫者的善良的灵魂，的辛酸，的挣扎，"并进而激起中国作家"要传播被虐待者的苦痛的呼声和激发国人对强权者的憎恶和愤怒"的强烈愿望。鲁迅回忆自己的创作道路时说过："后来我看到一些外国的小说，尤其是俄国，波兰和巴尔干诸小国的，才明白了世界上也有这许多和我们的劳苦大众同一运命的人，而有些作家正为此而呼号，而战斗。而历来所见的农村之类的景况，也更加分明地再现于我的眼前。偶然得到一个可写文章的机会，我便将所谓上流社会的堕落和下层社会的不幸，陆续用短篇小说的形式发表出来了。"鲁迅的这种经历在中国现代作家中大概不是绝无仅有的。
在俄国文学的影响下，一大批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小人物形象出现在鲁迅、茅盾、叶绍钧、沈从文、夏衍、艾芜等作家的作品中。我们不难在巴金笔下的女仆鸣凤身上见到与托尔斯泰笔下的喀秋莎·玛丝洛娃颇为相似的命运以及作者倾注的深深的同情，不难在废名笔下的老马车夫、小牧童、长工等人物身上感受到契诃夫笔下的老马车夫和小万卡那样的苦恼以及作者的深深的哀伤，同样也不难在沈从文笔下的"乡下人"形象中体会到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样的重塑被丑化的"抹布阶级"美好心灵的愿望。与同时代的作家相比，鲁迅更注意俄国作家对下层人民麻木的精神状态的揭示，例如他翻译的阿尔志跋绥夫的《幸福》就说明了这一问题。这部小说通过一个只要区区几个卢布就会顷刻间忘却受侮辱的痛苦的妓女形象，揭示了人物精神上的极度麻木。其实，这种带有悲剧色彩的精神状态在鲁迅自己的小说中还少吗？只是鲁迅的笔触更为犀利，他触及了愚民专制的吃人本质和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局限性。
中国现代文学在艺术形式上发生过一次脱胎换骨的变化，在这一艺术形式现代化的进程中，俄国文学的推动作用也是不容忽视的。
19世纪俄国文坛"人才辈出，著作如林"，"使世界的人惊愕失措，叹为奇观"。从果戈理式的犀利、屠格涅夫式的抒情、冈察洛夫式的凝重、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深邃，直至托尔斯泰式的恢弘和契诃夫式的含蓄，无不显示出俄罗斯民族文学独具的撼人的艺术魅力。这一切深深影响了正在进行艺术探索的中国作家，不少人默默地汲取其中的养料，并诚挚地把俄国作家称为自己创作生涯中的重要的老师。
艺术上的借鉴与融汇
当然，与文学观念或创作内容相比，艺术形式的影响显得更为复杂和多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