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蘑菇与森林：高尔基在中国的命运
正如20世纪的世界历史进程充满着许多为人们所始料不及的变动一样，这一百年间的中国文化语境也是变幻莫测的。在这变幻着的文化语境中，20世纪俄罗斯作家的命运也往往发生着大起大落的变化。其中，命运变化最大甚至具有某种戏剧性的，也许就是高尔基了。这种变化起伏，不仅取决于作家本人思想与创作的矛盾性、复杂性，而且和20世纪中俄两国各自的历史以及两国之间关系的复杂变动紧密相关；不仅显示出时代征候、文化氛围、社会需求和精神潮流对文学传播与接受的制约作用，而且映现出20世纪中国知识者心路历程的某些侧面。当我们翻阅着一百年来中国评论者对高尔基及其创作的评价，试图勾勒出一条发展演进的线索时，我们有时竟难以想像，这些差别如此巨大的评论，确实是针对同一位外国作家而发的。
中国读书界初识高尔基是在20世纪第一个十年中。1907年，高尔基的作品即开始被介绍到我国来。1908年，在我国留日学生出版的汉语杂志《粤西》第4期上，刊出了署名"天蜕"的译作《鹰歌》，即高尔基的短篇名作《鹰之歌》的中文节译。译文前附有一段一百来字的译序，称该作为"廿世纪初幕大文豪俄人郭尔奇所作"，作者"比年以来，获名视托尔斯泰辈尤高"。这是我国学人对高尔基的最早的评介性文字。1917年，周国贤（即周瘦鹃）从英文转译了高尔基《意大利童话》中的第11篇，收入中华书局版《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刊》（下卷）。译文前附有"高甘小传"。上述两篇关于高尔基的最初介绍，突出了作家的坎坷经历和追求自由的品格，强调了作家与下层民众的紧密联系，认为他"居良好杂处于俄罗斯贫民苦工及下流社会中，披拾闻见，著为说部，故其所作，多为无告小民请命者"。从这些文字中，可以品味出中国学人开始认识高尔基时的特有眼光和心理体验，发现与那个时代的政治改良、文学改良运动的基本精神相贯通的民主意识的张扬。
五四运动之后，随着外国文学作品、特别是俄罗斯文学被大量地译介到我国来，高尔基的作品愈来愈多地出现于中国读者面前。从"五四"到20世纪20年代末的十年中，我国读书界对高尔基的评介，较过去也有明显增加。这些评价显示出以下两大特点：
其一，评价者们所依据的主要是为数不多的一些外文资料，如苏联的德·米尔斯基、沃罗夫斯基、柯甘，法国的巴比塞、英国的查斯脱顿、日本的异曙梦等人的专论（这些专论当时已部分地被直接译介给中国读者）。这固然表明我国的高尔基研究还处于初始阶段，但由于外国研究者的研究成果本身就有不同观点的交叉，因而这个时期我国评论者对高尔基的评价，从总体上看又无意中避免了任何"一边倒"的偏差。这种情况有助于一般读者多方面地理解高尔基及其作品。
其二，这个时期已经出现了中国学者自己撰写的远非一般介绍性的评论文章。从这些文章所选取的视角、所注重的内容来看，可以发现作者们力求通过自己的评论来宜扬各种不同的文学主张的鲜明意向。例如，作为文学研究会的重要成员，郑振铎对高尔基的评价，就体现出同他所倡导的"为人生"的文学主张的某种一致性。他肯定高尔基是个写实主义者，指出他笔下的人物都不是"英雄"，而是"一切所谓下等的人"；他所爱的人物是"反抗者"，其作品的呼声是"反抗的呼声"。这里显然有评论者本人倡导文学要反映人生、关心"被损害者与被侮辱者"这一内心意识的渗透。又如，我国高尔基作品的较早译介者瞿秋白，对高尔基的早期作品直到《母亲》均给以高度评价，而对《母亲》之后的大量作品却只字未提。这是因为在瞿秋白看来：后来的高尔基"渐渐离开"出脚汉"（即流浪汉--引注）而走进知识阶级"。对于高尔基的这种评价，同苏联"无产阶级文化派"指责高尔基为"同路人"的观点很为接近，显示出作为政治家的瞿秋白在评判高尔基作品时所采取的特定取舍眼光。
曾一度良莠不分地把"无产阶级文化派"、"岗位派"的文学观点吸收过来的，还有创造社的成员们。这也反映在对高尔基的评价中。例如，蒋光慈曾经写道：
我很知道介绍新俄罗斯文学是必要的。对于杜格涅夫，朵斯脱也夫斯基，的哥里，托尔斯泰，柴合甫，或对于哥尔基，大家都知道一个大概了，知道他们是俄罗斯的伟大的文学家；但是他们都久已死了，都成为过去的了，虽然哥尔基还生存着，还在继续着从事文学的著作，但是他已经老了，现在已经不是他的时代了。
又如，创造社成员李初梨曾翻译过绥拉菲莫维奇的《高尔基是同我们一道的吗？》一文。文中说：高尔基在黑暗年代呼唤斗争时，并不是呼唤工人农民，"只是漠然地呼唤着一切的人类"，没有指明斗争的"阶级的意义"；他所说的"人--骄傲的称号"是超阶级的东西。李初梨在译序中写道：这是一位"普罗列塔利亚作家"对高尔基的一个"正当的评价"。这种从极左的角度评判高尔基的观点，显然同创造社的文学观直接相关。
围绕高尔基诞辰60周年纪念日，1928年前后在我国报刊上曾出现一批纪念性、评介性文章，其中值得注意的是赵景深的《高·尔基评传》和耿济之的《高尔基》。其中，赵景深的文章说"高尔基早年的作品，在写实主义内，实还带了一点浪漫主义气氛"；而到了创作回想录的后期，"才把他真正是个写实主义者显露出来"。这一评价是符合高尔基的创作实际的。耿济之的文章则不仅述及高尔基的几乎所有重要作品，而且有许多即使在今天看来也甚为精辟的观点。例如，该文特别强调《母亲》发表以后高尔基一系列作品的巨大价值，指出在"奥库罗夫三部曲"和《童年》、《在人间》中，可以寻得"俄国人的民性的一切"，《我的大学》、《日记片断》和1922至1924年的短篇小说等，"完全是真正俄国的写照"；而作家的最后两部长篇作品《阿尔塔莫诺夫家的事业》和《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则是"观察50年来俄国生活所得的结晶品"。耿文最后写道：高尔基"35年来积成20巨册的文集内仅有一个总题目，那题目就是"俄国民族"。……高氏的全集简直可改称为"近代俄国的民族史"，。耿济之本人是高尔基一系列重要作品的译者，可以说是真正了解高尔基，因此才有可能作出如此精彩而符合实际的评价。
以上史实表明，在中国新文学发展的第一个十年中，我国评论界对高尔基的评价，已呈现出不同意见的交叉共存，但是还没有哪一种观点绝对占上风。这至少是有利于人们多方面、多角度地认识高尔基的。
20世纪30～40年代，是中国新文学发展的重要时期。在这一时期内，我国文学界、翻译界在连译、评介、研究高尔基作品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表现出了空前的热情。到1949年，高尔基的大部分作品都已有了中译本（文）。中国人自己编选的高尔基作品集，也有多种问世。包括鲁迅、茅盾、巴金等在内的现代文坛上许多成绩斐然的人物，都是高尔基作品的译者。高尔基的剧作以及中国作家根据其小说改变的剧本，多次在中国舞台演出，且深受欢迎。高尔基研究在这一时期内也获得了长足进展。据不完全统计，在这20年中，我国报刊发表的、由中国人撰写的有关高尔基的评介文章，共有近140余篇。国外学者的高尔基研究成果，也被大量译介到我国来。我国正式出版的研究高尔基的专著、论文集和评传等书籍，有近20种之多。作为上海《时代》周刊之副刊的《高尔基研究》（1942～1947），《高尔基研究年刊》（1947，1948）的出版，更为读书界所注目。
在上述所有高尔基研究论文中，纪念性、介绍性文章仍占绝大多数；而成本的书籍，则大多是根据苏联、日本等国学者的著作编译或改写的。也许只有茅盾、胡风等人的文章程度不同地显示出自己的独到见解，这些为数不多的文章同鲁迅、巴金等高尔基著作的译者、编者所写的序跋类文字一起，成为那20年中我国高尔基研究的主要成果。从这些文字中，也可见出当时我国文学界看取高尔基的不同侧重。
早在1920年，茅盾就在《文学上的古典主义、浪漫主义和写实主义》一文中，把高尔基列入列夫·托尔斯泰、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契诃夫这一不朽的行列中，正确地指出"这五位文学家，都是写实主义的作家"。1930年，茅盾又写了《关于高尔基》一文，分别以《母亲》和《童年》为界，划分出高尔基创作的三个阶段，并以简洁的语言概括了三个时期的不同成就与风格特色，认为其第一期的作品起到了"开风气、振人心"的作用，作为"社会主义者的高尔基"要到他第二期作品中去寻找，而"诗人的高尔基"则再明显不过地表现在第三期那些精妙的作品里。茅盾绝不否认高尔基任何一个时期创作的独特意义，而是肯定高尔基是"三重的天才"。茅盾的文章显示出对高尔基创作道路和特色的整体把握。后来，茅盾还曾指出高尔基的影响是构成中国现实主义新文艺的重要因素，谈到高尔基"对现实的观察力"和"其特有的处置题材的手法"使自己受益匪浅。
高尔基也引起了我国现代著名作家巴金的注意，并给其以明显影响。1931年，巴金所译高尔基的短篇小说，以《草原故事》为题结集出版。后来，他又编选了五卷本《高尔基短篇小说集》，还翻译过高尔基的回忆录。巴金后来在谈起高尔基时曾说过："我翻译他的早期作品的时候，刚开始写短篇小说，我那个时期的创作里就有他的影响。"这种影响具体表现于：巴金也像高尔基那样，愿为读者掏出自己"燃烧的心"，或曰"把心交给读者"，怀着真诚的善意和读者说话；其次，高尔基"写了不少用第一人称叙述故事的这种体裁的小说"，巴金有此发现后，认为这也是最适宜表达自己思想情感的作品样式，于是便经常采用；另外，高尔基作品的"那种美丽的、充满了渴望的、忧郁的调子"，也直接影响了巴金的语言风格。巴金之所以能对高尔基有以上发现并受其影响，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他首先是高尔基作品的译者。除巴金外，如耿济之论《罗斯记游》和《阿尔塔莫诺夫家的事业》，丽尼论《蔚蓝的生活》，穆木天论《初恋》，冯雪峰论《夏天》，焦菊隐论高尔基的戏剧创作等，都显示出译者对原作的深刻的、时而是独到的见解。
与以上评价形成对照的是，另一些评论者在理解和接受高尔基时，仅仅抓住了作家浩繁创作中的少数几部作品，着力高扬作家的革命斗争意识，以一斑代全豹，导致对高尔基的认识产生了明显的片面性。这一方面的主要代表是瞿秋白。他强调高尔基"永久是在社会的阶级的战线上的"，认为其创作"反映着空前的伟大的群众的战斗"。在邹韬奋根据美国学者康恩所著《高尔基和他的俄国》一书编译而成的《革命文豪高尔基》（1933）出版后，瞿秋白先是写了《关于高尔基的书》一文，在肯定高尔基"歌颂着洗刷着污浊世界的暴风雨"的功绩的同时，又批评他"对于"知识阶级"的信任心其实也许太大了"。针对书中关于《新生活报》停办后"高尔基留在俄国的其余时间，都完全用于非政治性质的工作"这一其实是很客观的说法，瞿秋白又写了《"非政治化的"的高尔基》一文，进行驳斥，认为高尔基在十月革命后不久就坚决地担负了伟大的"政治工作"，再次强调"高尔基的创作生活一直同广大的群众斗争联系着的"。显然，瞿秋白在评价高尔基时，注目的是作家及其作品同现实政治革命的关系，突出的是作家的"政治性"。
作为革命家，瞿秋白力求从政治革命这一角度来把握文学，自有其必然性。20世纪30一40年代中国的社会情势，也决定了当时很多知识者不得不将文学活动与社会斗争直接联系起来。如高尔基《母亲》的第一个中译者夏衍就说过，他是抱着"用文字艺术来服务于国家民族的解放"这一明确目标投身于文学活动的，他翻译《母亲》时就具有通过文学活动参与现实政治斗争的自觉意识。因此，他们对高尔基作品的革命性、斗争性特别敏感，对他的那些显示出文学对于现实革命运动之直接作用的作品大加推崇。但是，他们往往忽略了高尔基创作的审美取向的善变和风格的多样性，也不能冷静地考察作家在其全部文学活动中所取得的多方面的成就，其结果不单自己以偏概全，而且也给广大读者以误导。
作为我国新文学运动的伟大旗手，鲁迅对高尔基的评价，显示出力求以此引导中国文学健康发展的意向。他多次用高尔基的生活经历、创作实践和文学思想启示中国作家，特别是文学青年。他充分肯定高尔基对俄罗斯社会各阶层人们生活与心理的熟知，高扬其现实主义精神和平民意识，极有远见地指出高尔基的作品对于中国的长远意义。当众多的论者正热衷于评说高尔基的某些作品对于革命的直接意义时，鲁迅却独具慧眼，敏锐地发现了高尔基在揭示俄罗斯国民性方面的历史功绩。关于高尔基的《俄罗斯童话》，鲁迅曾写道：这部作品，"虽说"童话"其实是从各个方面描写俄罗斯国民性的种种相"。"短短的十六篇，用漫画的笔法，写出了老俄国人的生态与病情。"《俄罗斯童话》（1911～1917）是高尔基的中期作品，这一时期，揭示民族性格和民族心理的基本特征，并致力于探索这些特征与民族历史发展之间的内在联系，占据了作家艺术视野的中心。由于种种原因，高尔基这一时期创作的重大意义，很少有研究者论及（除耿济之外），更不为一般读者所知晓。鲁迅也许没有涉猎高尔基这一时期的全部作品，但他却透过《俄罗斯童话》，以作家、批评家和高尔基作品译者的深邃目力，准确地把握到了高尔基这一时期艺术努力的基本指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