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鲁迅一样，杰出的批评家胡风也能够超越当时大量的浮泛见解，洞见高尔基的思想与创作的底蕴，发现那些处于深层次的、真正具有久远意义的富藏。胡风曾多次强调文学艺术要揭示人民群众身上的"精神奴役的创伤"，致力于国民性改造。由此出发，胡风对高尔基的理解便与鲁迅接近起来。在论及高尔基时，胡风特别强调后者的人学思想，认为学习高尔基，就要像高尔基那样，肯定人的价值，改造人生，帮助人洗去"历史遗毒"，"追求"无限地爱人们和世界的"在至高的意义上说的"强的"、"善良的"的人"。有感于当时我国文学界、评论界一部分人对高尔基文艺思想的片面理解和阐释，在高尔基逝世之际，胡风发出了这样的慨叹："比较高尔基底艺术思想的海一样的内容，我们所接受的实在太少，比较我们所接受的，我们的误解或曲解还未免太多罢。"胡风较早地洞察到我国文学界对高尔基的理解与作家的思想艺术实际之间的偏差，呼吁人们真正认识高尔基。但在20世纪30至40年代中国的特定文化语境中，他的声音却没有引起人们应有的重视。
从高尔基在当时中国文学生活中的实际影响上看，作家的带有传奇色彩的生活经历，首先给中国现代作家，特别是文学青年以莫大的精神鼓舞。高尔基的成功，和那些出身于书香门第、受过高等教育和专门训练的文人学者不同，是一种不依赖于任何外在的优越条件的奋斗者的成功。这一事实一下子就抓住了中国青年知识分子的心灵。他们在了解了作家的生平之后，感到高尔基好像为他们展示了敢于反抗现实、改变命运的光明前景，也为他们指出了一条执著进取的积极人生途径。于是，高尔基这一在苦难中崛起的坚强个性，便成为在茫茫黑夜中摸索前行的中国知识分子的一种榜样。对于那些追求文明与进步，却没有经过多少生活折磨、更具书卷气的中国知识者来说，高尔基的思想以及生活，也许是"工农化"的最好典范。30至40年代中国现实斗争的急风暴雨，难以容纳知识分子身上那种由高等文化培养起来的敏感、纤细和复杂，时代要求他们"工农化"。知识分子本身也有着追随革命、追随人民的真诚和紧迫感。这种自我改造意识在40年代以后更得到了理论与政策的规范和引导。中国知识者在一个长时间内的确曾虔诚地认为，只有像高尔基那样经过苦难的洗礼，才有可能把立足点真正移过来，才有可能跟上时代的节拍。郭沫若在1940年说过：中国文艺工作者从高尔基那里，"不仅可以知道应该如何去创作或创作些什么，而且还学习了应该如何生活或成为一个怎样的人"。这也许是确切地表达了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的意愿。
在30至40年代中国的独特文化语境中，高尔基的平民意识及其作品的深刻的人民性，也引起了中国作家和一般知识分子的极大敬意。众所周知，鲁迅一贯反对知识分子以上等人自居，因此他对高尔基始终保持着平民意识极为赞赏，并多次以此告诫文学青年。在对比高尔基与章太炎两个人物时，鲁迅曾指出前者之所以获得青年们的热情欢迎，其根本原因在于"他的一身，就是大众的一体，喜怒哀乐，无不相通"。茅盾也多次谈到，高尔基来自"社会的底层"，对劳动者的痛苦有着深刻的感受，在他成功之后，他也绝不"觉得自己是"了不得的伟人"，。经由鲁迅、茅盾等人对高尔基平民意识的弘扬，中国现代作家有了具体的、可以学习借鉴的实际范例，这无疑成为人民性传统在文学中得以承续和强化的一个重要条件。在这方面，作家路翎的一段话是颇有代表性的：
高尔基的《在人间》、《草原故事》、《下层》，是使我感动的文学读物，影响了我的世界观。……他所描写的俄国沙皇制度下的痛苦，劳动者的正义，和流浪汉的忧郁的叹息，变成了我的日常观察事物的依据之一；……在我后来的作品里，描写下层人民，也相当多地描写流浪汉，其中的美学观点和感情、要求，多少受着高尔基的影响。
高尔基及其作品的影响，使路翎从步入文坛之初，就带着清醒的平民意识，并使他得以成功地避免文学贵族化倾向。类似的情形也出现在艾芜、沙汀、张天翼等现代作家那里。路翎提及高尔基的早期流浪汉小说、剧本《底层》和自传体三部曲，这说明在30～40年代，高尔基究竟有哪些作品融入了中国的文学生活和文化语境，参与了这一文学和文化的创造。
给30～40年代中国读书界以深刻印象的高尔基作品，还有《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已故作家徐迟曾谈到，他在读这部长篇时，发现自己的精神危机及其种种症状，都出现在作品中，好像"自己也很有可能步萨姆金的后尘"；但在读完作品后，则"仿佛洗涤过身心一样，恢复了自己的信心"。徐迟认为，像他这样的知识分子，"都要碰到一次或多次魔鬼的试探"，但高尔基的这部作品却"使我们平安通过那磨难"。徐迟因此而确认：这是"一部伟大的作品"，"洞烛这时代的人类的灵魂"。翻译家冯亦代在80年代末也曾回忆道："苏联文学我最早接触的是高尔基，直到现在我还会沉醉于他写的《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萨姆金这一代帝俄知识分子的察性和中国的知识分子有相似处也有不同处，很值得我们玩味。"徐迟、冯亦代这一代知识分子从自身的阅读经验出发，发现了高尔基的晚期作品在揭示知识分子灵魂方面的艺术力量，为人们全面认识高尔基提供了另一种视角。
从1949年共和国成立到"文革"爆发前，高尔基在中国的命运发生着一些微妙的变化。在这17年中，高尔基作品的翻译出版工作有了明显的长进。许多原先没有中译本的高尔基各类作品，都陆续被述译过来；一些过去从其他语种转译的作品，都有了直接译自俄文的译本。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出版的16卷本《高尔基选集》（1956～1965），使高尔基的作品以较为完整的面貌呈现于中国读者面前。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的3卷本《高尔基剧作集》（1959），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两卷本《高尔基文学书简》（1962，1965），中国青年出版社编选的《高尔基作品选》（1956）等，则满足了各类读者的不同需求。高尔基的《底层》等剧作，多次在我国舞台演出；一些根据高尔基作品改编的电影，也在我国城乡放映。另外，在高尔基逝世15周年（1951），20周年（1956），25周年（1961）和作家诞辰90周年（1958）之际，北京、上海等地还举行了纪念活动和学术活动。这一切，都显示出高尔基在我国受到特别地推崇。同一时期，任何一个外国作家在我国也没有受到类似于高尔基的殊荣。这一现象与当时（特别是50年代前半期）我国在外交上同苏联的友好关系，更同我们大力贯彻的文学为政治服务的方针有着密切的联系。
这一时期，我国评论界对高尔基作品的评介和研究，也有了进一步发展。17年中，除了苏联研究者的论文、专著和研究资料等源源不断地被翻译介绍过来之外，我国评论者自己撰写的各类文章就近400篇。然而，在这些文章中，纪念性、介绍性和颂扬性的文字仍占绝对优势，其中有些文章内容空泛。所有这些文章的选题，存在着普遍的狭窄性。同时期出现的一些有关高尔基的小册子或专著，则绝大部分是翻译或编译苏联研究者的论著。
纵观17年中我国评论者撰写的几百篇评介高尔基的文字，可以看出当时中国文学界对高尔基的理解与阐释，大致显示出两种基本思路。其一是沿着前一时期瞿秋白等人倡导和实践的路线前进，把注意力集中于高尔基的少数几部与俄国革命有紧密联系的作品上，突出强调作家的革命意识，并以此作为肯定作家功绩和地位的主要依据。另一种思路是充分重视高尔基的"人学"思想，力图把握高尔基思想与创作的内涵和特质，并引导读者舆论，接近前一时期鲁迅、胡风等人的观点。在当时中国的特定文化语境中，前一种思路十分自然地受到自觉或不自觉的广泛认同，后一种观点则在遭到批判后迅速归于沉寂。这种情况，是和当时全社会对"革命"的重视远远高于对"人"的重视这一时代氛围相适应的。
在当时占主导地位的评论中，论者们把目光集中于几个有限的论题上。首先是反复强调高尔基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奠基人。这类文章总是以《母亲》为例进行对照检查式的"论证"，同时避而不谈在《母亲》之后高尔基的大量作品。只有巴金、张天翼等少数论者，仍旧将高尔基归人"俄罗斯现实主义大师"的行列。另一类出现较多的文章，是"论证"高尔基如何以其作品服务于革命斗争。这类文章相当于按时间顺序检视作家各个时期的创作和该时期俄国革命的关系，着意突出作家的革命意识及其作品的政治意义，但往往有意无意地忽略作家思想与创作的演变，造成对高尔基的一些重要作品的漠视或片面理解，甚至作出了一些错误的判断。还有一些文章力求突出高尔基歌颂革命、塑造"正面英雄人物"的功绩，明确号召中国作家以高尔基写《母亲》为榜样，"使文艺名副其实地成为阶级斗争的武器"，""配合"当前的政治斗争"。以上三类文章的共同特点是：在进行有关"论证"时，总是以《母亲》、《海燕之歌》等少数几部作品为例。这样做自有其必然性，因为高尔基的其他作品不可能"支撑"文章作者的观点。
于是，在17年的中国文化语境中，高尔基在中国广大读者心目中的形象渐渐"定格"了：这是一位充分认识并严格遵循"文学为无产阶级政治斗争服务"的原则的作家；他运用他本人为之奠基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塑造了一系列高大的革命英雄形象，热情歌颂了俄国革命和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他正是以此为无产阶级文学树立了榜样，这也正是他的功绩所在；而他的文艺思想，也就是他创作这些作品之经验的理论表述。这一形象其实是17年中我国评论者撰写的超常重叠的评介文章为广大读者描画出来的。这是一个显然被片面化、偶像化、典范化了的高尔基形象。
在文革前17年中，和上述占主导地位的评论不同的是，也有少数评论者特别强调高尔基的"人学"思想、人道主义精神，显示出对作家思想与创作之底蕴的准确把握。这里首先应当提到的，是钱谷融在我国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一个特殊年份所发表的《论"文学是人学"》（1957）一文。此文联系当时我国文艺界的实际指出："在今天，对于高尔基把文学叫做"人学"的意见，是有特别加以强调的必要的。"然而，这篇本来是具有重要意义的文章，在当时却没有，也不可能引起人们的重视，并以此进一步探讨高尔基的文学观，作者自己反而被扣上"资产阶级人性论"的帽子，遭到激烈批判。还必须提及的是一些高尔基作品老译者的文章。如丽尼在他的《人--骄傲的称号》（1956）等数篇文章中，一再强调为当时一般论者所忽视的高尔基对"人"的重视与热爱。巴金则在《燃烧的心》（1956）一文中指出：高尔基之所以为人们喜爱，是由于"他的作品帮助读者了解生活，了解人，它们还鼓舞读者热爱生活，热爱人"。与这些文章的观点相近的，还有萧三的《高尔基的美学观》（1959）一书。萧三颇有见地地写道：贯穿于高尔基全部创作及理论批评文字中的方针，就是"改变这种轻视人的观点及为人的诗意形象而斗争"。遗憾的是，文革之前的特殊文化氛围，决定了包括巴金文章在内的所有这些强调高尔基的"人学"思想、人道主义精神的评论文字，都无法从整体上形成一种足以校正片面评价和片面认识的力量。但这些文章的出现本身，又表明即便是在当时的文化语境中，有识之士也不满于以一个狭窄的框架去限定高尔基的思想与创作；同时这也说明，文学是"人学"的思想，作为高尔基全部文艺思想的精髓，是真正认识高尔基所不可绕开的问题。
与17年中高尔基作品在中国出版的盛况相比，中国作家实际接受高尔基的影响并不明显。这是因为，成为主导倾向的庸俗社会学评论对高尔基的片面阐释，使人们无法看清高尔基的完整面貌，无法认识其文学遗产的真正价值。只有那些不为庸俗社会学的评论所制约，直接到高尔基的作品中去汲取养分的作家们，才会有所受益。像高晓声、张贤亮等直到我国文学进人新时期后才获得极大成功的作家，在17年中就读过高尔基的作品。他们后来回忆起自己当年如饥似渴地阅读高尔基时的情景，都觉得终生难忘。高晓声后来谈到，他在自己的创作准备阶段，读得最多的是三位作家，"高尔基、契诃夫的作品，巴尔扎克的作品，凡有译本的我差不多都读过。"但是高晓声等人从高尔基那里所接受的，恰恰不是对所谓"正面英雄人物"的塑造，对各式各样的革命的歌颂。人们倒是可以从高晓声对中国农民精神世界的艺术揭示中，从他对民族命运的历史思考中，见出高尔基作品的影响。贯穿于高尔基全部创作之始终的那种忧国忧民意识，也成为高晓声小说创作中具有稳定性的内在意蕴。
1966～1976年的十年浩劫中，中国文化事业遭到空前的摧残，对外国文学研究领域更是首当其冲。外国文学的翻译、出版和研究，几乎完全陷于停顿。无数令人景仰的外国著名作家和他们作品的中译者、研究者一起受到批判，连高尔基也未能幸免。文革刚开始，一位"大人物"就声称要把高尔基"倒过来看"。文革前期，高尔基作品事实上被禁读。直到1972年以后，才有高尔基的两部作品的译本重印出版：特写《一月九日》和小说《母亲》。这当然还是高尔基全部作品中最"没有问题"的两部，而其出版也是我国社会政治生活中出现某种转机之后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