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会议论文和会议前后陆续出现于国内其他期刊的高尔基研究方面的文章，显示出我国学者对于高尔基的认识大大地深化了一步。其中，张羽关于重新评价高尔基的思考，蓝英年对高尔基出国和回国前后的一系列史实的分析，汪介之对于高尔基在俄国两次革命之间的思想、晚期思想的探讨，韦建国就作家的创作方法和代表作等问题所进行的系列研究，郑体武对高尔基与尼采之关系的考察，余一中关于"我们应当怎样接受高尔基"的思索，都涉及高尔基研究中的一些关键问题。这些研究成果发表后，在广大读者中引起了较为强烈的反响，其影响范围甚至超过了这一时期出现的几本著作：《俄罗斯命运的回声--高尔基的思想与艺术探索》（汪介之，1993），《高尔基再认识论》（韦建国，1999），《高尔基晚节及其他》（陈寿朋，1991）等。所有这些论文和著作的作者都一致认为高尔基是一位伟大的作家，但是，对于一些敏感问题，人们的回答却是不同的。譬如，有人认为，《不合时宜的思想》"是高尔基整个创作中的败笔"，"集中反映了作家的错误思想和立场"。有人则认为，高尔基的这一组"关于革命与文化的札记"具有巨大的价值，"不仅显示出一种思想家的目力，而且具有显而易见的现代意义"。又如，有人提出高尔基的"晚节"问题，说作家在终于对个人崇拜时期"汹涌而来的灾难有了直接感受的时候"，仍然说了一些不切实际的、违心的话，这是作家"在强权之下硬装出来的一种"姿态"，；也有人指出，高尔基晚年"一直始终不偷地致力于国家社会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特别是大力保护知识分子，这些努力也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是，高尔基个人的力量毕竟有限，他不可能从根本上阻止斯大林个人崇拜的蔓延，更无力拯救所有受到不公正对待、遭到非法镇压的人们"。这些不同的评价表明，我国评论者对高尔基的认识，尽管已进一步深入，但仍然存在着很大区别。
如果说，上述不同见解主要存在于俄罗斯文学研究者的范围内，那么，在这个圈子之外，国内读书界的观点更有所不同。罗曼·罗兰的《莫斯科日记》在国内的翻译出版，《不合时宜的思想》中译本在国内的首次问世，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的公开发行，在读书界引起了较为强烈的震动。一些有机会接触西方国家出版物的读者，也开始对西方的高尔基研究有所了解。这些读者对高尔基的某些新认识，很快就通过报刊反映出来。例如，有人承认《不合时宜的思想》"展现了正直的文化人和知识者的心灵历程与情感轨迹"，是一部"讴歌人道主义"的惊世杰作，但又认为高尔基"最终三缄其口，接受"招安"成全了教科书中一段佳话"，甚至"堕落成了斯大林的一个帮闲文人"。有人断言：高尔基在30年代成了斯大林体制的吹鼓手，"上了斯大林的贼船"，他的种种所作所为，"一劳永逸地把他和叶若夫、雅戈达、贝利亚之流捆在了一起"。还有人把高尔基列为那种"按照领袖的意志写作"的"御用文人"，"在天堂里抒写天堂的快乐"。由于持这些看法的人们，几乎完全不了解高尔基晚年（1928～1936）同斯大林个人崇拜和极左路线所进行的斗争，不知道高尔基当时的所有不符合（更不用说反对了）官方要求的言论已不可能发表，因此他们对于高尔基"晚节"的评判，都只能是一种没有根据的主观推测。至于有人把转述（充满知识性错误的转述）西方某一本片面评价高尔基的书当做自己的新发现，那就更有些轻率了。
与上述这些过于主观的评判不同，认真阅读高尔基作品的人们却往往会得出另一种的结论。这当中就包括我国当代作家张炜。他曾谈到：很多人对高尔基的前后变化悬殊的态度，会使我们"误解了文学本身"。张炜说他仍然十分喜欢高尔基的作品，认为高尔基是一位当之无愧的、跨越两个时代的大师，做这样的大师"不仅需要才华，而且更需要人格力量"。其实，当代中国读者从张炜作品中的那种对乡土的亲切依恋之情，那种对民族文化心理的关注、对民族命运的忧思，那种忧患意识和责任感中，已十分清楚地发现了高尔基的作品和精神对这位中国当代作家的影响。
同样，在20世纪末的广大普通中国读者中，也仍然可以感受到高尔基的人格与作品的巨大影响力的存在。许多读者在谈起对自己影响最大的书籍时，往往要提到高尔基的作品。有的读者谈到《在人间》对自己的深刻影响，说"高尔基在苦难中锻造自己的英勇与悲惨，震撼着我灵魂深处的卑微与平庸，驱散了浮躁与阴握，使我仿佛领受了某种神谕，得到了一次灵魂的洗礼"。有的读者说，《我的大学》"是我生命夜空上的一颗明亮的星辰"，它"伴我度过了无数迷茫失望的日夜"。还有位大学生谈到自己曾经有过的对高尔基的错觉以及后来的认识变化：
我曾经因为高尔基的"无产阶级丈学莫基人"的头衔便武断地认为，他的作品必定是口号式的、图解政治的、充满高大全式人物的毫无文采的一类。这种偏见差点儿使我与这位大师擦肩而过，失去结识与交谈的机会（足见偏见比无知更可怕）。……在我欣赏了他充满音乐感、色彩感、立体感的饱含激情的文字，领略了他的不同凡响的魅力之后，我不禁脱口而出："久违了，现实主义！"
前不久，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的一位研究员，就与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奖活动相关的问题，在我国读者中进行了范围广泛的调查。调查对象包括翻译家、学者、作家、教师、研究生和大学生等。调查结果显示：高尔基和列夫·托尔斯泰、鲁迅等大作家一起，被认为是"诺贝尔文学奖错失的20位大师"之一；高尔基等20位具有巨大文学贡献的作家未能获奖，被认为是诺贝尔文学奖"永久的遗憾"。此项调查有力地说明了，高尔基在我国广大读者心目中依然享有崇高的声誉，这种声誉不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消失。
回望过去一个世纪中高尔基在我国的命运之变化，不免令人感慨万端。除了时代风云变幻、文化氛围转换、社会心理演变等诸多原因制约着这种变化外，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对高尔基的评价变化最大的，是各个不同时代的评论家，特别是那些并未读过高尔基的几部作品、而只看过别人的一些文章的评论者；此外则是一些连别人的研究成果也很少涉猎，仅凭某种时潮和感觉而发言的评论家。他们的评说往往远离高尔基的思想和创作实际。与此相反，高尔基作品的译者（如鲁迅、巴金、耿济之等），20世纪不同时期内活跃于我国文坛的作家们（如茅盾、张天翼、艾芜、路翎、胡风、高晓声、张贤亮、舒婷、梁晓声、乔良、张炜等），甚至广大普通读者，则往往准确地把握到了高尔基作品的精髓。
在我国高等院校的课堂教学中，对高尔基的讲解尤其显得落后，其内容至今还是基本照搬20世纪末50年代中期以前苏联教科书的观点。这种片面的讲解不断传播着对高尔基的片面认识。这种状况，使我们想起1968年高尔基诞辰100周年之际，一些当代俄罗斯作家在回答《文学问题》编辑部的征询意见时所说过的话。尤·特里丰诺夫说："庸俗社会学的观点使高尔基受到的损害比任何人都更严重。高尔基像一座森林，那里有野兽，也有飞鸟，有野果，也有蘑菇。可是我们从这座森林里只采了蘑菇。"这种"蘑菇"与"森林"之间的反差，不仅存在于上世纪印年代的苏联，也存在于我们对高尔基的理解与接受的整个历史中，而且情况更为严重。然而我们也高兴地看到，在我国，从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特别是90年代以来，脚踏实地的俄罗斯文学研究者们已经开始通过不懈的努力，帮助人们全面深入地认识高尔基。这种努力的成果，也已经通过各种途径进人高校课堂教学中。我们由衷地相信，只要高尔基真正是一种"万人景仰的巨大存在"（巴金语），他的完整面貌、他的思想和创作的真正价值，就终归会为人们所认识。我们所面对的，就将不再是几棵蘑菇，而是一片拥有富藏的森林。
2.世纪苦吟：帕斯捷尔纳克与中国知识者的精神关联
20世纪俄罗斯的另一伟大作家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1890～1960）在中国的命运，与高尔基显然完全不同。如果说，早在20世纪初期，高尔基的名字就开始为中国广大读者所知晓，那么，直到80年代中期以后，帕斯捷尔纳克的作品才开始进入中国一般读者的接受视野。不过，这一迟缓的接受并未妨碍后者迅速成为最受中国读者欢迎的俄罗斯作家之一。帕斯捷尔纳克作为一名知识分子的历尽沧桑的遭遇，他的主要作品所触及的世纪性主题所具有的深邃意蕴，他对自己以及他所属的那一代人与时代的复杂联系，对他们的共同命运的独特言说方式，都使中国读者，特别是广大知识分子产生了一种特殊的亲切感。当充满苦难、奋进、困惑和沉思的20世纪走完自己漫长的行程，当21世纪的曙光初现，人们开始以上一个世纪的"过来人"的眼光回望历史时，他们似乎突然感到，帕斯捷尔纳克其实早已在以其诗的语言叙说着那渐渐远去的世纪。于是，抚今追昔的中国知识者便深切地感受到了自己与这位俄罗斯作家之间有一种"剪不断，理还乱"的内在精神关联。
1958年10月，帕斯捷尔纳克由于"在现代抒情诗和伟大俄罗斯叙事文学传统领域所取得的重大成就"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然而紧接着，苏联作家协会理事会即作出开除作家的会员资格的决定，苏联《真理报》、《文学报》等各大报纸连篇累牍地发表指责作家的文章。在巨大的压力下，帕斯捷尔纳克不得不两次写信承认自己"犯了错误"，表示"自愿拒绝接受诺贝尔奖金"。消息传到正处于"大跃进"、"大炼钢铁"高潮中的中国大陆。也许直到这时候，中国的大部分读者才第一次听说帕斯捷尔纳克的名字，而且恐怕也很少有人读过这位作家的作品。对于轰动一时的所谓"《日瓦戈医生》事件"，中国广大读者当然无从作出任何反应。不过，翻阅一下这个时期的报刊，还是可以看到少量的批判、声讨的文章，如《文艺报》1958年第21期发表的《诺贝尔奖金是怎样授予帕斯捷尔纳克的》、《杜勒斯看中了＜日瓦戈医生＞》，《世界文学》1959年第1期刊出的《痈疽·宝贝--诺贝尔奖金为什么要送给帕斯捷尔纳克？》、《市侩、叛徒日瓦戈医生和他的"创造者"帕斯捷尔纳克》等。这些文章的题目，令人立即联想到刚刚在苏联报刊上出现的同类文章的标题：《国际反动派的一次挑衅性出击》、《围绕一株毒草的反革命叫嚣》等。而且，同苏联报刊上出现的这些文章的作者一样，中国报刊上的这些文章的作者也没有读过《日瓦戈医生》。但是在当时的中国，毕竟没有出现像苏联的那种"义愤与怒火：万众谴责帕斯捷尔纳克"的场面。人们好像是在有意无意地回避谈论这位幸运而又倒霉的作家。
当然也曾有过某种偶然的情景，那仅仅保留在少数人的记忆中。例如，"左联"时期进人文坛的老作家、东北师范大学教授蒋锡金，在50年代曾由一个特殊的角度读到《日瓦戈医生》，于是便在大学文艺理论课堂教学中对这部作品里的人性描写予以大胆评述。这在当时的时代氛围中，确实是难能可贵。又如，1959年6月间，上海复旦大学外语系英美语言文学专业举行期末考试，在口试时，主考教师之一徐燕谋教授与学生范家材之间有过这样一段简短的对话：
（徐）HaveyoueverheartofBolisPasternak？
（范）Yes.HestudiesShakespeare.
（徐）Isthatall？
（范）Yes，that"sall.
徐燕谋教授看来当时对帕斯捷尔纳克和他的《日瓦戈医生》已有所了解，在考试中忽然间就此问及学生，除了想测试学生的知识面之外，还"可能寓有深意焉"。诚如范家材先生回忆，帕斯捷尔纳克获奖一事，"在当时的中国，若隐若现，微波荡漾，莫测高深"。范先生当时是一名谨小慎微的戴"帽"学习的"右派学生"，关于帕斯捷尔纳克虽略有所闻，但深知《日瓦戈医生》是"烫手的山芋"，不敢"造次评说"，只好"躲开敏感的焦点，避重就轻，给了一个中性回答"。而徐教授对这一回答恰恰是满意的，因此给了范先生一个优等分。40余年后，范先生忆及此事，认为徐教授的想法可能就是"That＇sall"--"到此为止"。在当时的时代气氛中，师生之间的交流也往往很难直言不讳，有时只能采取迂回曲折的方式表达某种看法。"帕氏雅治部学，走笔诗歌小说，对其评价，就应该在人文范畴内思辨探讨，到此为止。何必扩大到政治上的阶级斗争，强加非学术性的批判？"--这也许就是在这一简短的师生对话和交流中双方所达成的一种共识。无论这一对话的表层内容、深层内涵，还是它的形式，都很典型地映现出那个时代的中国知识分子精神生活的特点，并说明在公开的大批判文章之外，人们对于帕斯捷尔纳克及其《日瓦戈医生》还能够作出什么样的反应。
在"《日瓦戈医生》事件"之后，帕斯捷尔纳克的名字在中国读书界的视野中消失了整整二十年之久。直到1978年，也即"十年动乱"结束后的第三年，才有一篇关于这位作家的消息出现在我国的《外国文艺》杂志上：《有关帕斯捷尔纳克的回忆在美国出版》。这一客观的、谨慎的报道似乎有着某种试探性，它当然未能引起任何一个方面对帕斯捷尔纳克的关注。一年以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三卷本《外国名作家传》（中册）收有帕斯捷尔纳克的评传一篇。这篇评传可以说是我国大陆出版物中首次出现的关于这位作家的正式评介性文字。遗憾的是，它对于帕斯捷尔纳克和《日瓦戈医生》的评价，仍旧显示出对二十年前大批判文章的一种回应。撰稿者认为，帕斯捷尔纳克是那些"长期坚持资产阶级的思想和艺术立场"、"始终与苏联人民格格不入，最后被人民唾弃"的旧文人中的一个代表；"长篇小说《日瓦戈医生》结构混乱，内容既反动又露骨"。这种批判的音调在《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文学》卷（1982）的"帕斯捷尔纳克"条文中已不复见到，尽管从中人们仍可看到"反对以暴力实现革命的目的"、"表现出对十月革命和苏联社会的怀疑和反感"之类的文字。前后两篇评介性文字之间的差别以及这种差别的程度，与它们出现的时代的整体文化氛围紧密相连，并由一个侧面显示出新时期之初中国一般知识者的思想和心理现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