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志学
一、鱼凫的传说
李白在《蜀道难》一诗中说：“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可见早在唐代时，人们对古蜀的历史以及蚕丛与鱼凫的传说就已很茫然了。其实也不奇怪，古史中有关鱼凫的记载大多语焉不详。《太平御览》卷八八八引扬雄《蜀王本纪》云:“蜀王之先,名蚕丛,后代名曰柏濩,后者名鱼凫。此三代各数百岁,皆神化不死,其民亦颇随王化去。王猎至湔山,便仙去。今庙祀之于湔。”从中可以看出，鱼凫是蚕丛、柏灌之后蜀地的第三代王朝，曾活动于或者说最后活动于湔山一带，湔山在今四川都江堰市境内。晋常璩在综合整理了其时流传的《蜀王本纪》或曰《蜀本纪》的多种本子等资料后写成的《华阳国志?蜀志》中也说:“有蜀侯蚕丛,其目纵,始称王。死,作石棺石椁,国人从之,故俗以石棺椁为纵目人冢也。次王曰柏灌,次王曰鱼凫。鱼凫王田于湔山,忽得仙道,蜀人思之,为立祠。”《华阳国志?序志》中就说:“司马相如、严君平、扬子云、阳城子玄、郑伯邑、尹彭城、谯常侍、任给事等,各集《传》、《记》以作《本纪》,略举其隅。”可见早在西汉武帝时，司马相如辈便根据先秦时期有关历史传说对古蜀历史加以梳理研究，只是这些史料早已荡然无存。虽然常璩所言古蜀历史未必可信，但透过重重迷雾，仍可从这些记载中看出, “不晓文字，未有礼乐”，“ 此三代各数百岁，皆神化不死”，“忽得仙道,蜀人思之,为立祠”。除表明古蜀还处于神话时代而外,从格外浓厚的神秘传说色彩中还可以嗅出鱼凫王朝崩溃的味道。
正是因为史料记载的简略，后世学者对鱼凫及其时代的研究多有分歧。孙华先生在《蜀人渊源考》中说: “蒲卑族之‘蒲’, 其义当如凫。《礼记?明堂位》郑玄注‘周以蒲勺’句说:‘蒲, 合蒲, 如凫头也。’可知所谓蒲勺, 也就是凫勺。黄侃《尔雅音训》认为: ‘凫之名亦因于蒲, 凫蒲之语皆自敷来。’古无轻唇音, 凫字古音与蒲字音同义通, 蒲卑族之蒲就是凫, 也就是一种‘水鸟’。”其后，孙华先生在《蜀人渊源考(续)》中又进一步阐述说：鱼凫, 其名由“鱼”和“凫”两个名词组成。“凫”字如前所述, 即蒲卑之“蒲”,也就是一种水鸟。《尔雅?释鸟》说: “舒凫, 鹜。”晋郭璞解释说: “鸭也。”实际上,凫字的意义并不像郭璞解释的那样狭窄, 凫在先秦时乃是包括了鸭在内的一类鸟的名称。《诗?大雅?凫鹥》有“凫鹥在径”的句子,“鹥”字, 毛《传》和《说文?鸟部》都释为“凫属”。可知凫也包括了鹥。然而,鹥在先秦时又是凤凰的别名。《楚辞?离骚》有“驷玉虬以乘鹥兮, 溘埃风余上征”的句子, 王逸注道: “鹥, 凤凰别名也。”《山海经?海内经》也说: “有五采之鸟, 飞蔽一乡, 名曰鹥鸟。”这样, 凫鹥不仅是实有的水鸟之名, 而且也是虚幻的神鸟之名了。按鹥字本与“乙”、“鳦”、“益”字古音相近,前人早就指出, 乙、鳦均义为玄鸟, 也就是燕子。鱼凫这一族名以鸟作为其中的组成部分, 并且这种鸟或以为是水鸟, 或以为是凤凰, 还有可能是燕子，这些又大多与前述蒲卑氏的祖神望帝杜宇的形象相似(杜宇即子雟, 又名雟周、燕燕、鳦) 。因此, 很可能鱼凫一族中的凫氏, 也就是蒲卑族, 它是一个以凫为自己祖神形象的氏族。至于“鱼”字, 应为《说文?鱼部》的所谓“水虫也”,也就是“鳞介之属”的总称, 它应是一个以鱼为自己祖神形象的氏族。如此看来, 所谓鱼凫应是由鱼氏和凫氏两个氏族所组成的古族的称号。可见孙华先生是主张鱼凫为两个氏族称号的。胡昌钰、蔡革先生在《鱼凫考———也谈三星堆遗址》一文中说：“鱼凫, 可分释为鱼和凫。结合出土铜人的体质特征看, 鱼和凫应分属于两个不同的民族。鱼、凫的结合, 实际上应是以鱼为始祖神崇拜的民族和以凫为始祖神崇拜的民族组成的部落联盟。”与孙华先生的观点相同。
其实，把鱼和凫分开来解释，多少有些牵强。在遗存至今的极少文献记载中，都是作为一代王朝来表述的。李学勤先生认为：“蜀王名号原与中原不同，如开明传若干世，都沿称开明，这是一种称号，不是个人的私名。所谓蚕丛、柏濩（灌，字形相似，秦汉文字中常互误）、鱼凫各数百年，神化不死，也可能是沿用的称号。”“‘望帝积百余岁’，看来也是一种称号。”鱼凫,据《尔雅?释鱼》郭注曰: “鸬鹚, 咀头曲如钩, 食鱼。”沈括在《梦溪笔谈》卷十六亦曰: “蜀人临水居者,皆养鸬鹚, 绳系其颈, 使之捕鱼, 得鱼则倒提出之, 至今如此。”鱼凫即鸬鹚，又名鱼鹰，川人多称鱼老鸹，是长江流域先民驯养已久、用于帮助捕鱼的水禽。1986年在四川省广汉三星堆遗址中发现与“鱼凫”有某种联系的器物。在一号祭祀坑中出土有一条金杖，长1.42米，重约500克，杖的上端有0.46米长的一段平雕纹饰图案。图案共有三组，上面的两组图案相同：下方是两头相对的两只鸟，上方是两背相对的两条鱼，鸟的颈部和鱼的头部压有一穗形叶柄。据学者考证，这里的“穗形叶柄”实际为一支箭的形状，图案中箭已射入鱼身，其含义是一只鸟正拖着一条被箭射中的鱼。这里的鸟是一种擅长捕鱼的鸟，这组图案内容可理解为“鱼凫”之义，这批器物的主人可认定为“鱼凫”部族集团。可以作为佐证的是在以湖北省宜昌三斗坪白庙遗址（或曰“白庙文化”）为代表的一种考古学遗存中也出土了陶制鸟首形器把一件,在时间上可能比十二桥文化遗址和三星堆文化遗址中大量发现的鹰勾喙鸟头形陶器柄要早一些，约在夏商间，但其文化内涵与象征意义并无二致。三星堆遗址同时出土了有钩吻的巨大青铜鸟头，它和金沙遗址中出土的带有与三星堆金杖相同之鱼凫图案的金冠带以及成都平原及周边地区出土的战国时期的青铜器有不少与鱼凫相关的图案,进一步证明了这一点。笔者认为这是生活在以成都平原为中心的文化族群所普遍信仰崇拜的物化标志，是其父系祖先崇拜的偶像。也有学者根据《大荒西经》云: “有鱼偏枯, 名曰鱼妇。颛顼死即复苏。风道北来, 天乃大水泉, 蛇乃化为鱼, 是为鱼妇。颛顼死即复苏。”而考证为“龙鱼正是居于岷山地区的鱼凫族崇拜的神鱼”，或认为是“蛇和鱼的综合体, 亦即晚期鱼凫族的徽记, 或称鱼妇”。亦备一说。
二、温江鱼凫遗址与遗迹
成都平原地区的早期蜀文化遗址考古发掘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果，它们是温江县（现温江区，后同）的鱼凫村遗址、新津县的宝墩遗址、郫县的古城遗址、都江堰市的芒城遗址和崇州市的双河遗址。这些发现是继广汉三星堆遗址一期文化、月亮湾遗址一期文化之后,成都平原上又一批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重要考古发现。这证明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在成都平原上不但有先民们生活,并且已是人口比较密集的地区。其中温江县鱼凫村遗址位于温江县城北约5 公里，东南距市区20公里，面积约32万平方米。1996年秋冬时，成都市文物考古工作队、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教研室和温江区文管所对该遗址进行了较大规模发掘。一些学者认为，鱼凫村遗址第一、二期年代不晚于距今4200~4000年，第三期大致在龙山时代末期至夏初前后，距今3900~3700年左右。正如苏秉琦先生所说：“现在史前考古已有了长足的发展，本身就可以大体复原远古时代的漫长历史，传说资料反而只起参照的作用。若从整理传说史料来说，史前考古资料则已成为不可忽视的最可靠的参照系”。据历史文献记载，公元前316年，秦灭开明氏统治的蜀国。《华阳国志》等文献记载，开明氏统治蜀国共有12 代。如果以平均每代近30年计算，杜宇时期的结束当在公元前666年。《华阳国志?蜀志》载杜宇时期的疆域:“以褒斜为前门,熊耳、灵关为后户,玉垒、峨眉为城郭,江、潜、绵、洛为池泽,以汶山为畜牧,南中为园苑。”可见在杜宇时代,古蜀国的版图已大大扩展,而不仅仅局限于成都平原。罗泌《路史?余论》说杜宇禅位开明后，经11 代350 年为秦所灭。这一说法与开明氏共经12代也大致吻合。杜宇王朝的统治时期难以定论。《太平御览》引《蜀王本纪》载：“自开明以上至蚕丛凡四千岁。”又载蚕丛、柏灌、鱼凫“三代各数百岁”，如果以杜宇时代约长于开明统治时期为400年计算，据此推测杜宇为开明取代的时间大约在公元前666年，也就是相当于西周至春秋时期。李学勤先生也认为，“望帝的禅位鳖灵（令）很可能在公元前650年上下”。结合成都平原其他重要考古发掘成果来看，可以确定在这片美丽的土地上，曾经有过灿烂的古蜀文明，甚至可以说创造这段灿烂古蜀文明而领风骚于一时的蜀人就是鱼凫族群。宋治民先生就认为成都平原“从宝墩文化经三星堆文化、十二桥文化到战国时期的考古学文化，继承、发展的脉络基本清晰，阶段性也十分明显。一些器物消失了，一些新的器物出现了，这些正是古蜀历史发展的明证，也说明蜀文化发生、成长于成都平原上，并且很早就和周边地区特别是中原的商、周文化有交往、有联系。从另一方面说，传说中的蚕丛、柏灌、鱼凫、杜宇等人物或时代，不管实际上有无其具体的人或其时代，以上的考古发现证明这些传说时期在成都平原上确实有先民们生活，并以他们的辛勤劳动创造了历史”。
那么，鱼凫的传说与温江鱼凫城有何关系呢? 在古文献中有关鱼凫的遗迹记载很多。温江立县的时间历史悠久，有关鱼凫遗迹的传说自然不少。《读史方舆纪要》指出：“温江县……本郫县地。西魏分置温江县。隋开皇初，省入郫县。仁寿初，复置万春县。大业初，又省。唐武德三年，复置万春县，属益州。贞观初，更名温江，以江水温润为名也。后因之。”唐卢求《成都记》载：“古鱼凫国，治导江县。”宋罗泌著《路史前纪》也说：“鱼凫治导江县。”那么，导江县在什么地方呢？明曹学佺《蜀中名胜记》：“《志》云：‘导江废县，在（治）东二十里导江铺。’”《成都记》说:“鱼凫治在今导江县”———即今都江堰市导江铺，导江铺在今都江堰市东二十里聚源乡。温江城北有个古鱼凫城遗迹，叫“古城埂”, 南宋孙松寿《观古鱼凫城》诗云:“野寺依修竹,鱼凫迹半存。高城归野垄,故国霭荒村。古意凭谁问,行人漫苦论。眼前兴废事,烟水又黄昏。”想必诗人游览至此，感慨于王朝更替、人事兴衰而大发诗兴吧！ 《四川通志》卷四九《温江县》记载：“鱼凫城在县北十里，相传古鱼凫氏所都。”除了鱼凫城,相传温江还有柏灌王墓和鱼凫王及其王妃墓,清代和民国《温江县志》记载，“大墓山,城北二十五里,相传为鱼凫王陵”,而鱼凫王妃墓(俗称“小墓山”)则在鱼凫王墓北约1公里处。除此而外，在四川有关鱼凫的遗迹传说还有不少。《四川通志》卷二四“南溪县”下云:“鱼符津在县西三十里,津有鸳鸯圻,唐人张正船覆,求尸不得。妻黄氏自沈于江,积四十日,持正手出滩下。”颇为神异。《读史方舆纪要》卷七一《彭山县》记载：“鱼凫山在县东北二里，或曰鱼涪津也。”《南北八郡志》云:“犍为有鱼凫津,广数百步。”《后汉书?郡国志》“犍为郡”下云:“南安有鱼泣津,”刘昭注:“《蜀都赋》注曰:鱼符津数百步,在县北三十里。”鱼泣津之“泣”应为“涪”字之误。《水经注释》卷三六云:“续志犍为郡南安县有鱼泣津,刘昭补注曰:‘《蜀都赋》注曰:鱼符津数百步,在县北三十里……范史《吴汉传》章怀注引续志作鱼涪津。又曰鱼凫津,《寰宇记》引《南北八郡志》云:犍为有鱼凫津。符、涪、凫,音同通用,泣,字误也。”
以成都平原为中心的这些传说和遗迹, “证明这里很早以来就是宜人宜居、宜于发展的一方宝地。而一个地方悠久深厚的历史文化,是当地极其重要而独特的永久性资源,构成当地生生不息的丰富发展底蕴。自20世纪后期以来,文化资源的开发和由之带动的文化发展,已经形成发达国家社会发展中最具活力和引领意义的产业。因此,精心保护、梳理和开发以鱼凫文化为代表的本土资源,不仅可以有效地提升温江区域的整体品位,而且在地方的经济社会发展中尤其文化和旅游业的发展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价值”。
（作者单位：四川省博物院）
鱼凫文化与考古遗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