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代作家的欲望叙事
消费主义以其摧枯拉朽的扩张形势迅速占领精神文化领域，人们的思想观念、道德准则、价值取向、人生态度等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当我们把视野集中到90年代的中国文学时，我们深切感受到人们审美视点的重大蜕变：文学书写的内容从以精神性追求为主转向以物质性满足为主，文学的目的从追求心灵提升为主转向以张扬欲望为主，文学人物从理性主体、德性主体转变为欲望主体。90年代作家对自我实现欲、成名欲、权力欲、财富欲等欲望的书写随处可见，更广泛更典型的则是对“物欲”和“情欲”的书写，前者表现为对物质奢华的追求，后者则表现为对以性本能为主的感官享乐的追求，由此建构了90年代欲望叙事的主要内容。
欲望的满足遵循的是快乐原则，追求欲望从本质上讲就是追求快乐。我们意欲探讨90年代作家的欲望叙事与传统道家的快乐观之间的关系。道家快乐观有两种：一种是以老庄哲学为代表的无为论快乐观，另一种是以魏晋玄学为代表的纵欲论快乐观。经过考察，我们发现，90年代作家的欲望叙事与道家快乐观构成了比较复杂的关系：与纵欲论快乐观形成契合关系，与无为论快乐观则构成拆解关系。
一、90年代欲望叙事与纵欲论快乐观
我们讨论90年代作家的欲望叙事与道家纵欲论快乐观的契合关系，以女性主义作家的文学创作为分析对象。以林白、陈染、徐坤、海男、卫慧、棉棉等为代表的女性主义作家，对欲望的书写更大胆更全面。女性主义作家引人注目的是“私人化写作”，最具挑战性和最具争议性的书写方式是“躯体写作”（或称作“身体叙事”）。所谓躯体写作是以女性的欲望、形体、感觉、想象等为写作对象和修辞方法，是女性对被压抑到无意识领域中的各种经验的直率表达。而在父权制时代，女性的欲望一直被男性书写，使女性成为男性欲望的象征，而女性的欲望一直被强大的菲勒斯中心主义所控制，剥夺了自由书写的权利，处于失语状态。现在，女性主义要反抗这种被控制被压抑的处境就必须寻找自己的语言，她们发现自己的语言或话语之源就来自于女性的身体，而女性的身体“曾经被从她身上收缴去，而且更糟的是这身体曾经被变成供陈列的神秘怪异的病态或死亡的陌生形象，这身体常常成了她的讨厌的同伴，成了她被压制的原因和场所。身体被压制的同时，呼吸和言论也被压制了”【92】。女性主义作家就是要通过对女性独特经验的书写表达女性被压抑的欲望话语。
林白是女性主义文学中运用“躯体写作”的代表作家之一。她在《致命的飞翔》中说，“在这个时代里我们丧失了家园，肉体就是我们的家园”，明确表达了对身体家园的亲切认同感。在林白的小说中，女性写作以其欲望本体的形式呈现出空前的自由，迥异于传统写作对女性欲望的取消，也不同于一般女性写作中欲望的空缺或遮遮掩掩。她的作品与80年代张洁等人的女性写作大为不同，后者强调女人是人而不是“性”，并且女人是作为社会价值的体现者而成为作家表达的重心的，而在社会理想这一高悬的光环之下，女性实现社会价值的艰难令张洁们感到痛苦和焦灼。而林白则大胆地书写女人作为爱欲主体的真切的生命体验，将女性鲜活的生命激情、旺盛的性爱能力惊世骇俗地呈现于文本之中。
在《一个人的战争》中，林白将大量涉及少女和成年女性的爱欲心理和行为借多米的成长史表述出来，细腻地描写了主人公多米自慰、焦渴、性好奇、性幻想以及富有冒险和挑战色彩的性爱经历，述说了“一个巴掌自己拍自己，一面墙自己挡住自己，一朵花自己毁灭自己”的女性个人的战争。在小说一开始作家就展现了多米对自己的女性身体的发现和好奇，这种不同寻常的叙事特征贯穿于整个小说之中：“那种对自己的凝视很早就开始了，令人难以置信地早。那种对自己的抚摸也从那个时候开始，在幼儿园，五六岁。”这种“开始”是对被压抑的欲望的觉醒，是为女性的欲望正名，表明从一开始女性的身体就是自足的。然而这种自足后来在男人的诱惑中被强行打破了。在小说第三章“随意挑选的风景”中，多米参照各种文化范本把自己想象成充满个人英雄主义、敢于进入任何可怕的事件中的奇女子，并深信自己能抗拒来自男人的诱惑。她一次次拒绝那个男人的要求，然而当那个男人在她面前下跪，发誓不跟她同住一个房间时，这种在电影中才能看到的场面使这个耳目闭塞、不谙世事的女孩感到一种触目惊心的诗意，这时她已经开始不自觉地陷入诱惑的深渊，在男人步步进逼的诱惑下，她来不及绝望就被吞没了，她的初夜使她感到的只是痛感。林白在《回廊之椅》中则描述了朱凉太太和使女七叶以洗澡的独特方式寻求肌肤相亲之悦，性与生命自娱的同性之爱。过去总是难以启齿、羞于言说的女性情欲体验，尤其是自慰、同性恋等得以全方位展示，正是这些具有自主自足特征的生命体验帮助女性重新发现和认识了自己。然而，90年代“欲望至上”观念的盛行以及与之相应的内在心灵的浮泛，使得为寻求独立话语权的私人化的女性欲望经验表露，反倒成为当代商业文化情境中为满足情趣低下的窥视心理和感官刺激的奇观。
以卫慧、棉棉为代表的“另类”作家更是将欲望书写推向极致化，她们更多地感受并接纳了时下消费主义的社会时尚与后现代的文化氛围，体现于她们的作品中，不仅性爱欲望的隐秘性和羞耻感已不复存在，而且情爱欲望的书写也不再作为反抗某种观念意识的手段，而是直接变成写作目的。她们的小说情节大同小异，多半是青春少女在酒吧歌厅与一些男性之间的情爱故事，爵士乐、大麻、嬉皮士、同性恋、高潮、同居、酗酒等是小说叙述中常见的意象和内容。她们为凸显欲望，不惜将那些最具欲望表现性的器官从人体中分离出去，不再受生理限度的约束，以实现对欲望的无节制的表现。《上海宝贝》中与德国男人无间歇做爱的那个叫伊可的女人，在性爱方面所显现出的特异的生理能力，表达了她对于欲望的崇尚和膜拜。她们的生存态度正如卫慧在《像卫慧那样疯狂》中所写的：“我们的生活哲学由此而得以体现，那就是简简单单的物质消费，无拘无束的精神游戏，任何时候都相信内心的冲动，服从灵魂深处的燃烧，对即兴的疯狂不作抵抗，对各种欲望顶礼膜拜，尽情地交流各种生命狂喜包括性高潮的奥秘，同时对媚俗肤浅、小市民、地痞作风敬而远之。”
“欲望”和“快乐”总是联系在一起的，欲望满足遵循着快乐原则，欲望问题实际上就是快乐问题。考察90年代作家的欲望叙事与道家纵欲论快乐观的关系，我们发现，90年代作家的欲望叙事与以魏晋玄学为代表的纵欲论快乐观相对应，尽管没有显在的直接影响，却在本质上有着相通之处，从而形成了契合关系。
人类生活有“自然的”和“伦理的”两种，儒家所讲求的齐家治国平天下，全是以修身为基础，而修身的本意就是大家排除自然人的情欲生活，建设伦理人的理智生活。以玄学为主导的魏晋思想反对违反本性的人生伦理化，而是要求那种人生自然化的解放生活，这种人生观彰显了人性的觉醒，使得人生有趣味，从虚伪束缚的生活中解脱出来，返回到真实自由的生活中去。魏晋人对人性觉醒的理解各有侧重：“逍遥论者是追求心灵的自由和满足，养生论者是追求心身的修养，纵欲论者是偏重官能的物质的快乐。”【93】反映门阀士族需要的纵欲论快乐观在魏晋时代广为流传，对后世人也产生了极大的启发和影响。这种快乐观在《列子·杨朱》中有较为系统的阐述：首先，纵欲论者认为只有官能物质的快乐才是人生的本性，是人生真正的幸福和趣味。“丰屋、美服、原味、姣色，有此四者，何求于外？有此而外求者无厌之性。”【94】这就是说，肉体感官的享乐就是一切。对于感官享乐应该是“恣耳之所欲听，恣目之所欲视，恣鼻之所欲向，恣口之所欲言，恣体之所欲安，恣意之所欲行”【95】。这种思想和养生论者的观点显然不同，后者认为人生的本性只是清静素朴，所以要节情制物以养身。其次，纵欲论者认为人生是短暂的，所以人应当及时行乐。“百年，寿之大齐，得百年者千无一焉……则人之生也奚为哉？奚乐哉？为美厚尔，为声色尔。”【96】再次，纵欲论者认为应该像太古之人一样“从心而动，不违自然所好”，“从性而游，不逆万物所好”。【97】法律和道德不应成为纵欲享乐的障碍，甚至要排除对寿命长短的顾虑，活得越短越要纵情享乐。
90年代作家的欲望叙事与上述魏晋玄学的纵欲论快乐观实质上恰恰相通和契合，林白、卫慧等人创作的女性主义文学所表达的快乐，就是纵欲论者所追求的“偏重官能的物质的快乐”。在90年代作家的欲望叙事中，伦理人的生活被彻底唾弃。“在这种性本能的叙事中，由于性的快乐得到了空前的高扬，人的欲望放逐不仅变得合理，而且成为一种必需。这种完全摆脱了生存伦理的审美追求，致使作家们津津乐道于自我体验的微妙状态，标榜着自我独有的性经验，从而让话语滑入一个带有自传性色彩的极端个人化写作状态。”【98】有时候，小说中的人物虽然感到一种伦理道德的压力，但最终指向是冲破伦理规范。在他们那里，性与爱、灵与肉、情与欲之间的纠缠逐渐消失了，爱情的意义已被彻底掏空，性已成了一种娱乐方式，一种人生享受，甚至一种消费行为。它是真正意义上纯属个体的事情，不仅涉及个体的隐秘和私人的快乐，对肉体过度的欲望和内心幻想，还意味着它逐渐被看作是个体的本质和特性的核心。在性的背后所蕴藏的那些复杂性和深度感消失了，话语成为性传奇、性冒险、性征服的过程。
二、90年代欲望叙事与无为论快乐观
我们考察90年代作家的欲望叙事与道家无为论快乐观的拆解关系，以新生代作家的文学创作为分析对象。以韩东、朱文、毕飞宇、邱华栋、何顿等为代表的新生代作家，徜徉于消费主义的社会环境中，更加关注现实中人对物质的渴望与情欲的宣泄，用个人化的叙事书写了当下社会的生活状态，用直观的经验化意识构建了文学的欲望话语。
新生代作家第一个主要书写对象是“物欲”，最突出的是对人的金钱欲望的书写，因为金钱是一切物质享受的基础，是物欲实现的必要条件。从作品中我们看到，实利主义取代了人的精神追求，并将人的一切需要都简化成对金钱、实惠的欲望。他们的价值判断根源于一种金钱意识，金钱意识作为小说人物的一种人格准则，成为判定人物是否成功的先决性条件。【99】在新生代作家的小说中，发财致富成为小说人物共同的行为驱动力和人生追求。
邱华栋《哭泣游戏》中的黄红梅，原本是一个由四川来北京的打工妹，以自己的肉体与机智在都市人中间周旋，逐步由一个小保姆和按摩女变为餐饮业新秀、成功人士、公众人物。物质的极大满足使她的精神走向空虚，灵魂变得虚妄，被放逐到欲望之壑的边缘。在《哭泣游戏》中，欲望被描述为人的根本特征：“人们像幽灵一样在走动，他们全是欲望的容器，在城市里昼夜不息地活动。”欲望还被描述为人的人生目标：“更为阔大的远方图景在召唤着每一个人，那是欲望的旗帜在人们头上高高飘扬。”邱华栋《生活之恶》中的尚西林，由于“不仅没有钱，也没有权力、荣誉和其他任何让他能感到骄傲的东西”，惧怕失去相爱四年的女友眉宁。为了摆脱这种对贫困的恐惧和焦虑，将获取和占有金钱视为自己的奋斗目标，不择手段地加入市场经济社会的利益竞争与搏斗中。对于金钱，小说家邱华栋的表白非常直接：“既然机会这么多，那么赶紧捞上几把吧，否则，在利益分化期结束以后，社会重新稳固，社会分层时期结束，下层人就很难跃上上层社会了。”【100】“捞上几把”的想法被认为是正常的社会心态，作家表达得那么迫切，其实正是整个社会的心理写照。
何顿的《太阳很好》中的宁洁丽，从医院辞职来到龙百万的百叶窗厂，是因为这个厂的工资比她原来工作的医院的工资高出一倍多。然而，随着与龙百万关系的不断加深，她“暗暗有那种把龙百万占为己有的想法”，而将龙百万占为己有的心理根源，则在于对龙百万百万钱财的觊觎。何顿的《无所谓》中，不仅罗平、王志强等人对知识不感兴趣，在一起谈论的是赚钱，认为赚钱才是他们的“正事”，就连一直在追求理想、企图在追求理想中找到自身价值的李建国，在现实环境的逼迫下，最后也不得不为金钱而奔波、劳碌。此外，《弟弟你好》、《只要你过得比我好》、《告别自己》中的主要人物，都无一例外地将道德理想和文化精神抛诸脑后，投身到对物质利益的追逐之中，不由自主地向精神劳作投去鄙夷不屑的目光。
新生代作家的另一个主要书写对象是“情欲”（或曰性爱、性欲）。情爱与性欲，在本质上一直被看作是一体化的生命状态，由爱生欲，或由情生欲，都是人性的诗性显现，然而在新生代作家那里，它们分裂了，爱情被解构和放逐。他们在情、理、欲三方面开始背离传统的价值观念，强调消费主义的日常情理，把人的欲望看成是现世的享乐，而拒绝将之作为一种生命力来崇拜与敬畏。“他们首先要否定的就是爱情的飞翔性、心灵中的理想成分，他们消弭的正是由爱而升华出的那种超越任何历史时空的传奇本质，而唯一对位于他们欲望化生存现实的只有本能性欲了。”【101】于是，爱情书写蜕变为欲望书写，男女之间没有了欲说还休的羞怯，没有了心灵之间的相融相交，剩下的只有对性欲的张扬。肉体气息充斥小说的文本空间，有的甚至从正常的性行为发展到变态的窥淫和乱伦，性的诱惑完全淹没了爱情的光芒。
韩东的小说《障碍》、《交叉跑动》和《我的柏拉图》都集中写到性爱。在《障碍》中，夫妻间的情感、朋友间的友谊、恋人之间的爱情虽然原本不是那么动人和牢靠，却也相对稳定，但这些都随着“黑裙女”王玉的到来，在其引发的性之狂欢中风雨飘摇、面目全非。《障碍》以人物“我”这个内在叙述者来叙事，性的书写大胆而直接：“王玉向我历数了她有过的情人，描绘和示范她的性经验。她对我在这一方面无所保留。朱浩以外她还和四个男人睡过觉，有一个是有妇之夫。”在《交叉跑动》中，浪子回头的李红兵倾心于女大学生毛洁，但他满怀的挚爱同样很快窒息于性的奴役之中，小说从男女双方的体验出发，触及性对爱的背离、遮蔽和对人的完整性的彻底粉碎，热血、眼泪、潮湿、疯狂、痴情最终成了通往冰冷的绝望之路的铺垫。《我的柏拉图》更是对纯洁的爱恋的凭吊，在空荡的房里响起主人公王舒无奈的“不诚实的声音”：“我是一个不相信爱情的人。”从韩东的这些作品里，我们可以看到，性与爱、灵与肉、情与欲之间已没有了任何纠缠，爱情的意义已被彻底掏空。
90年代作家的欲望叙事，无论是“物欲”的还是“情欲”的，都极大地唤起人们的享乐感，同时也将传统理想原则支配下的文学转化为消费和享乐的生活方式。物欲和情欲的张扬体现了一种快乐原则，这种原则成为新生代小说的主要审美价值。考察90年代作家的欲望叙事与道家无为论快乐观的关系，我们发现，90年代作家的欲望叙事与老庄哲学的无为论快乐观是冲突的，实质上构成了一种拆解关系。以老庄哲学为代表的无为论快乐观，对“欲望”和“快乐”的理解，与深受杨朱思想影响、以魏晋玄学为代表的纵欲论快乐观是大相异趣的。虽然两者都主张遵循人的本性，要求人的生活顺应“自然”，但对人的本性内涵的理解却存在天壤之别：老庄主张“见素抱朴”的自然人性，而纵欲论者所言的人性则要求感官物质享乐得到无限制的满足。正因为如此，他们对欲望的态度迥然不同，在快乐观上有着鲜明的分野。
《老子》一书多处提到“欲”字，除了作为动词的“欲”之外，就是表示欲望意思的“欲”字，它清楚地表明了老子对人的欲望的理解和要求：“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102】“无名之朴亦将无欲，不欲以静，天下将自定。”【103】“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功遂身退，天之道也。”【104】可见，老子没有把人生目标建立在欲望张扬上，而是建立在“寡欲”、“无欲”之上。人的欲望有两种，一种是自然之欲，一种是人为之欲。自然之欲乃是生存之欲，为生理上需要之欲，如食色也，食为保身，色为保种。人为之欲是指超出自然之欲之外的各种欲望，是享受之欲。这些欲望或发自人的欲念，或生于人的心志，都包含了人为的因素在内。利欲、名欲、过多的感官之欲就属于人为之欲。老子有关欲望的学说，肯定了自然之欲，而对人为之欲则持反对态度，提倡节欲。
庄子哲学继承并发展了老子自然无为的节欲思想。《庄子》提倡“达生”，“达生”就是要畅达生命，与身外的各种欲望划清界限，就是不追求生命所不必要的东西，不追求命运所无可奈何的事务，舍弃俗事俗务而使身体不劳累，精神不亏损。庄子认为，人的快乐并不在于欲望的充分满足和肆意张扬。世上所尊贵的是富有、华贵、长寿、善名，所享乐的是身体的安适、丰盛的饮食、华丽的服装、美好的颜色、悦耳的声音，人们一窝蜂地追逐这些欲望，都说这就是快乐。庄子对此提出了质疑，认为富者、贵者、烈士、忠谏者虽然满足了不同形式的欲望，但在保全、护养、完善生命这点上却都有欠缺。因而，庄子提出“至乐无乐”的观点：“至乐无乐，至誉无誉。……至乐活身，唯无为几存。”【105】
所谓“至乐无乐”，就是将“无为”的生活方式，即不妄为，顺应自然，与天合一的生活方式，作为人生至极的欢乐。所谓“无乐”，是说从世俗来看没有快乐，或者体察不出快乐，而不是真的没有任何快乐，这种快乐只有“清静无为”之人才能深切体会到。天无为却自然清虚，地无为却自然宁静，天地无为而相合，万物乃变化生长。人作为宇宙中“四大”之一，也应该和天地一样无为处世，这样才能活身，才能得到至乐。是不是说庄子彻底地抛弃人的欲望呢？不是，庄子抛弃的只是世俗的欲望，而肯定的是顺应自然的、无为的欲望。“庄子并不能消解人的欲望，而只是消解了关于功名利禄等关于欲望的话语，并对人的本能欲望进行话语转移而将人的欲望集中于追求‘至乐'的审美人生。”【106】
老子提倡“寡欲”、“少欲”，庄子提倡“达生”、“至乐无乐”，而消费主义时代的人们则肆意地张扬欲望，认为“物欲”和“情欲”等欲望的极大满足才是快乐，才是幸福生活之所在。由于受到消费主义思潮的熏染以及自身的生存经验和价值取向的决定，当下文化消费群体的生活目标指向现时性、肉体性的娱乐，而少有对心灵内在困苦的投入和关注。新兴商业文化的一个显在征象就是遵循消费主义的快乐原则，努力回避对精神作形而上的思考。一切现实的欲望被加以合法化、正当化，娱乐代替了理想，性欲代替了情爱，本能满足代替了精神信条。90年代作家的欲望叙事对于“物欲”和“情欲”的崇拜，以及消费主义时代的文化生产的复制性，正在深刻改变着我们的生存方式，同时也对我们的精神世界产生了巨大的、无孔不入的影响，这种追求无限感官享乐的快乐观对道家纵欲论快乐观是一种契合，而对道家无为论快乐观则进行拆解，也就不可避免了。
鄢烈山现象的形成及其意义
鄢烈山以《一个人的经典》获得第三届（2001—2003）鲁迅文学奖散文杂文奖。该奖项评委会副主任高洪波为鄢烈山授奖时说：“社会责任感造就他犀利的文风，在杂文界人望相当高。”终审评委张守仁认为鄢烈山杂文获奖的理由是：“针砭时弊，指斥腐败；讽刺辛辣，爱憎分明；关心民生疾苦，充满人文精神。”【107】这些都是对鄢烈山及其杂文的高度肯定。一直以来，各类人士对鄢烈山杂文存在着不同的看法和评价，这次获得文学界的最高奖项，显示了权威机构对于鄢烈山杂文创作的认可和接受，也表明了他的杂文具有巨大的思想艺术魅力。
不过，如果把鄢烈山的杂文写作仅仅看作是一种文学行为，那就大大低估了它的实际意义，应该说，鄢烈山的杂文写作已经形成一种“鄢烈山现象”。这种现象的形成有一个比较长的过程，是由多种条件和原因促成的，而且包含着独特的思想内涵，在当代呈现出不可忽视的社会意义。
一、在多元评价中形成的鄢烈山现象
鄢烈山从1984年开始写杂文，至今已有二十多年时间。20世纪90年代，当文人纷纷下海经商或由文入仕的时候，鄢烈山坚守住自己热心的文化阵地，爆发出旺盛的创作力，不断向现实发出质询和拷问。目前已出版17本杂文集：《假辫子·真辫子》（1989）、《冷门话题》（1995）、《正义的激情》（1997）、《中国的个案》（1997）、《此情只可成追忆》（1998）、《追问的权利》（2001）、《中国的羞愧》（2001）、《一个人的经典》（2003）、《丢脸》（2004）、《年龄的魔力》（2005）等。这些散见于各大报刊，后又结集为书的杂文正是“鄢烈山现象”形成的前提条件之一。不过，著述时间长，作品丰硕，并不是“鄢烈山现象”的主要成因。因为创作数量更多的作家并不鲜见，一个作家也不能因为出书比别人多就必然成为社会关注和争议的对象。
鄢烈山杂文的名声远播海内外，这种名声也是“鄢烈山现象”形成的前提条件之一，但它同样不是“鄢烈山现象”的主要成因。在当今传媒发达的后工业社会，要想赢得一点名声并不难，如果想名声被社会所认可，并被人们由衷感佩，那就非常难了。鄢烈山以其文章兼备思想穿透力和艺术感染力而名扬于世，出的是后面这种有难度的名。尤其是1996年至2001年4月的六年间，他曾用本名或笔名为《南方周末》开设时评专栏，更是引起大家的热切关注，他的名声因此达到了顶点。鄢烈山的杂文创作还被写进文学史教材，《二十世纪中国杂文史》（姚春树、袁勇麟著）就辟专节介绍鄢烈山杂文，《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金汉主编）也把鄢烈山作为新生代杂文的代表作家来介绍。这些是学术界对鄢烈山及其杂文创作的肯定和认可，鄢烈山由此而进入当代文学史的叙述之中。
既然创作数量和名声都不是“鄢烈山现象”的主要成因，那么是什么使得“鄢烈山现象”得以形成呢？就像“王朔现象”和“张艺谋现象”是由社会文化原因造成的一样，“鄢烈山现象”的主要成因同样需要从社会文化层面去寻找。通观“鄢烈山现象”，我们可以看出主要成因在于当今社会对鄢烈山杂文的阅读和接受态度。
在阅读和接受鄢烈山杂文这个问题上，当今社会一直存在着一种多元矛盾现象：鄢烈山的杂文一方面被很多读者喜爱着，认为读起来痛快，有启迪性，有思想冲击力；另一方面也被某些权威人士批评着，认为不宜在某些场合露面。但是，鄢烈山杂文所宣扬的那种现代思想、价值、精神以及其中透露出的满腔正气又是无法否定的，他在文章中倡言人权、民主与法治，反腐倡廉，针砭时弊等做法，这显然又都与我国现行法律政策等主流意识形态相一致。正如他自己所言：“我没有写过一篇犯什么严重政治错误的文章，也没有写过一篇让领导作检讨的东西。”【108】于是，第三届鲁迅文学奖散文杂文奖授予鄢烈山也是情理中事。这个奖项由文学界有影响的作家、批评家、专家学者联合评出，同时又以中国作协这个权威文学机构的名义颁发，可以看出文学界、知识界和权威机构对鄢烈山的共同认可。
鄢烈山一直坚持着边缘化写作，曾被《南方人物周刊》评为“影响中国的公共知识分子50人”之一。这次人物评选的标准为：一是具有学术背景和专业素质的知识者；二是对社会进言并参与公共事务的行动者；三是具有批判精神和道义担当的理想者。这种评选具有民间性质，体现的是正在成长的民间力量的价值取向和目标追求。于是我们又看到，鄢烈山的领奖行为又引起了很大争议：赞扬、肯定并感到欣慰者有之，批评者亦有之，有人著文称这是向“体制内”投降，是被“招安”。真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正是以上阅读和接受上的多元矛盾，才最终导致鄢烈山的杂文写作形成一种“鄢烈山现象”。
二、鄢烈山的写作立场转向
“鄢烈山现象”的具体内涵首先表现在创作转型方面。鄢烈山曾表明，他1996年以前比较多地写杂文，之后就开始写时评。对于“杂文”和“时评”，鄢烈山认为它们之间有共性，同时又作了明确的区分，认为前者不必非要具有后者的民间性、新闻性和当下性不可。鄢烈山把时评从鲁迅的那种杂文论述中独立出来，实际上表明了他在文学创作及其理论上开始转型（为了易于一般人理解，我们暂且把时评归入杂文这个大类进行讨论）。通观鄢烈山的杂文创作，我们可以1996年为界，把它分成前后两个阶段：前一个阶段是以“平民写作”为创作追求，后一个阶段则转而追求“公民写作”。虽然“公民”与“平民”只是一字之差，在思想精神上也有承继的一面，但作品的思想倾向却发生了一种转换，可以说它们之间有着很大的价值分野。
从一开始写杂文，鄢烈山就着力避免杂文沦落为一般短论，不像某些人那样满足于对现实、社会发表一些人云亦云的比较肤浅的看法，或是发一通牢骚解气了事。因而，鄢烈山杂文一直以来就表现出与众不同的地方，可贵之处在于：“关心人民疾苦，又善于思考和敢于思考，突破了一些思维定式，从一些人们习见的世态、现象、问题中，进行挖掘和探究，说出了自己的看法和见解。”【109】在20世纪80年代，“与一般同龄的杂文家比，鄢烈山的优势确实表现在他勤奋读书带来的较为深厚的学识根底。他读历史，读野史，对当代的东西也不生疏”【110】。这些因素使得鄢烈山的早期杂文形成自己的特色：雄辩而又深沉，明快而又含蓄，热情而又隽永，既具有说服力又具有感染力，因而能给读者带来审美愉悦和思想艺术上的冲击力。
1995年出版的《冷门话题》在“内容提要”里这样写道，该书杂文随笔“以平民百姓的视角观察中国的现状，表达了普通民众的喜怒哀乐，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有相当的广度和深度；以渴望民族进步的文化人心态，审视五千年文化传统及其在今日中国的表现，洞幽烛微，时有独到见解”【111】。不难看出，这个阶段的鄢烈山杂文在价值倾向上明显带有20世纪80年代思想启蒙的风气。作者是“文化人”，是知识分子，却采用“平民百姓”的立场和视角去观察问题，体现了对某种社会观、历史观的自觉坚守。
在维护人民大众利益、为人民大众说话这一点上，鄢烈山杂文一直以来并没有改变，但1996年以后的写作立场却有了调整，即从“平民写作”转向了“公民写作”。一般来说，在专制社会里，对现实持激烈批判姿态的知识分子常以“平民”身份居之，以区别于有权有势的统治者，作为批判者、反抗者自觉地站在人民大众一边。而在宪政社会里就不同了，“公民”成为每个人当然的第一身份，且在这一身份上人人是平等的。作为“公民”，每一个人其实就是国家的共同主人。对于“公民写作”与“平民写作”，以及与“知识分子写作”之间的关系，鄢烈山认为它们在现阶段并不是对立的，三种类型的写作都“不过是一种观点，一种说法，不妨并存”【112】。由此可以看出，鄢烈山以一种非常宽容的态度扬弃了“平民写作”，转而扛起“公民写作”的旗帜。
鄢烈山1996年前的不少杂文里也表现出一种公民意识，不过那只是法制意义上的公民，而没有达到宪政意义上的公民这个层次。在1997年出版的《中国的个案》的自序里，鄢烈山肯定了卫人新妇难能可贵的地方正是“一种当家主事人的心理、气概和责任感”，认为“咱们的杂文家本来就是中国公民”，【113】以卫人新妇那样的心态和口吻讲话就更是当仁不让了。从那以后，鄢烈山对“公民写作”立场的选择更加自觉，与之前的“平民写作”拉开了距离，渐行渐远，并向80年代那种启蒙主义作了最终告别。鄢烈山宣称杂文家不比谁高尚，不比谁卑贱，不是当权者，也不是反对派，这种自我定位显然与80年代启蒙主义的知识分子是不一样的，与90年代以来市场经济时代的知识分子在思想精神、价值取向上则趋向一致。
三、鄢烈山的“公民写作”内涵
“鄢烈山现象”的具体内涵也表现在他对创作理论的阐发和选择上。在创作理论上，鄢烈山虽然不是“公民写作”概念的首创者，但对“公民写作”的倡导却不遗余力，并作出了很大的贡献。有关“公民写作”，鄢烈山发表了三篇文章对其进行阐述。这三篇文章是《杂文新概念：公民写作》、《一个公民的杂文写作》和《告别“翻身”观——论“公民”与“战士”的分别》。
鄢烈山认为，“公民写作”中的“公民”是杂文作者的自我定位，并认为与“公民”相对立的有四种人：一是奴才与驯服工具，二是蛊惑人心的阴谋家和只为发泄仇恨的暴民，三是自以为高明的“王者师”与“传教士”，四是不甘心做奴隶的反抗者。【114】这四种人的写作都不是“公民写作”。因为“公民写作”要求作者有自由的心态、平等的观念以及法治、人权、宪政等现代意识，要清醒地体认到自己作为共和国的一个公民，依法享有思想自由、言论自由，有参与国家与公共事务管理的权利，可以是我所是，非我所非，又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与使命感。【115】此外，“公民写作”还是一种“个人化写作”，也是一种“社会性写作”，因为它不仅关心私生活领域的个人权利，而且更多地关心公共生活领域的公民权利，即关心社会问题，关注公共利益，自觉地为沉默的弱势群体讲话。可以说，秉持“公民写作”立场的人，是不甘受人压制的“个人主义者”，也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独行侠”。
“公民写作”与“平民写作”、“知识分子写作”是有显著区别的。它没有“平民写作”的自我标榜意味和民粹主义嫌疑，也没有“启蒙”、“知识分子写作”的自命不凡和精英主义嫌疑，它是一面鲜艳又朴素，人人扛得动，狂风吹不倒的旗帜。【116】
“公民写作”也与“战士”的写作不同。“公民写作”这种自觉的精神追求，不是“投枪”、“匕首”之类杂文旧概念所能涵盖的。在对杂文写作的理解上，鄢烈山不隐藏自己“先胡后鲁”的倾向，认为鲁迅是“不甘心做奴隶的反抗者”，用现代宪政理念来审视，鲁迅不可能或没有现代公民的自我定位，而是精神界、文化界、思想界的“战士”。与鲁迅不同的是，胡适的写作则更接近今天所说的“公民写作”。
这种价值判断和立场选择引起了文化界、学术界的很大争议。有人认为，现在提倡“公民写作”是“压制‘鲁迅风'”，是“向杂文套绞索”，是“顺应既得利益”，甚至是“投降”。有人甚至认为，一些人之所以贬低鲁迅，是因为当今社会学胡适容易，学鲁迅艰难。目前中国还没有进入公民社会，因而缺少“真正的公民”，所以“公民写作”实际上并不存在。“公民写作”只是一种“犬儒化”主张。对此，鄢烈山则声称，中国的现代化尚在建设中，公民社会不可能一蹴而就，但我们可以这样自我期许，循名责实去努力，走向公民社会。今天所说的“公民写作”，对现实虽然持批判态度，却不认同“翻身”闹革命，而持改良、改革、改造现实的立场。
相关争论其实有简单化之嫌。因为单一地否定鲁迅或否定胡适，和单一地肯定鲁迅或肯定胡适，都是不恰当的，在鄢烈山看来也正是这样，所以他表明有“先胡后鲁”的倾向，而不是说“扬胡抑鲁”。为什么会出现“先胡后鲁”，而不是一些人在争论的“扬胡抑鲁”的倾向？这与鄢烈山坚持的“公民写作”立场有关，还与他对杂文写作的理解有关。一方面，鄢烈山认为民主宪政理念已经渐入人心，也在现实中逐步构建，现在杂文家要做的是用“公民”立场的杂文写作来推进中国的公民社会实现。他不赞成袭用匕首、投枪这类暴力喻体，认为用治病救人的银针手术刀比喻杂文更合适。另一方面，鄢烈山认为，杂文最重要的是有风骨，不媚权，不媚俗，是我所是，非我所非，心忧天下，为民请命，匡扶正义，寻求公道。【117】正因为这样，鄢烈山才作出了“先胡后鲁”的价值选择，这里是先后之分，而不是扬抑之别，进一步说，鄢烈山是从时代背景和社会需求出发来判定当下更需要哪一种文化策略和写作立场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