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鄢烈山杂文的基本主题
“鄢烈山现象”的具体内涵更突出地表现在他的杂文的思想主题方面。这是鄢烈山杂文最为重要的价值所在，是“鄢烈山现象”内涵的基本依托。通观《一个人的经典》以及鄢烈山的其他杂文，我们发现鄢烈山的杂文谈的都是关于“人”的经典话题，具体地说，又可以分成三种基本主题：一是关于人权，二是关于改造国民性，三是关于民主、法治和反腐倡廉。
鄢烈山写杂文最关心的就是“人权”。“谈关于人权的话题，一是要勇气，二是要智慧，这里面有良知与胆识，也有表达技巧。”【118】几十年以来，“人权”一度成了西方发达国家的专利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忌讳，一谈人权，似乎就是向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投降。如今，“尊重和保障人权”已经被写进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国不再讳言人权，不再拒绝“人权对话”，尊重和保障人权终于成了光明正大的话语。在一直以来的杂文写作中，鄢烈山不断地呼吁尊重和保障人权，在《人权：人的权利》一文中他把“人权”解释为“人的权利”，这种理解的精髓就是表明人权是固有性的，是普遍性的，体现着人应有的尊严感。而在《人为贵》中，鄢烈山则批判了流行甚广的“职责是保护国家财产，而没有义务对个人负责”的物贵人轻思想。在《谁的“大局”》中，则批判了一些人借维护大局之名，谋一己之私，侵犯公民的合法权益的遮羞言行。在《“明目张胆”何罪》中，鄢烈山让人耳目一新地了解到，“明目张胆”原来不过是人之所以为人的自然状态，是人的天赋权利，而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却用“驯良”作为人的道德标准来压制人性。在《“国家”之名》中，鄢烈山指出，作为国民“有权利要求国家提供安全、秩序、公正等‘公共物口'，但切莫指望‘国家'和‘公仆'们会自动兑现承诺”。在《向谁要真相》中，鄢烈山指出，在寻求真相和知情权的过程中要做到“程序公正”，调查工作肯定不能完全由官方或有官方背景的人暗箱操作，否则会南辕北辙。
与倡导“人权”密切相关的，是改造国民性，是对国民奴性意识的批判。这个主题是20世纪以来中国启蒙主义的基本主题，由鲁迅等人极力提倡，后人积极响应，取得了很多思想成果。鄢烈山的很多杂文都以此为指归，而且又作出了许多精彩的论述。在人们习以为常的“二狗”、“狗娃”之类随处可见的名字中，鄢烈山发现了取名背后的文化密码：“人只有轻贱自己，才能获得保全；人只要轻贱自己，就可能全身远祸。”这种苟且偷生，以活命为第一追求的求生哲学就是“二狗哲学”。鄢烈山声言，这种哲学不彻底清除，“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就是一句空话。（《二狗哲学》）对于广为传颂的忠臣讽谏的故事，鄢烈山则认为讽谏是“一门该诅咒的学问”，因为讽谏是臣下对主上进言，必以效忠为基础，它不过是奴才“参政”的方式，与现代民主精神格格不入。（《一门该诅咒的学问》）而在《陈奂生主义》中，鄢烈山则指出这种主义的核心观念是“只要不是欺我一个人的事，就不算是欺我”，这种被普遍奉行的处世哲学实质上是一种“缩头乌龟哲学”。在《砍头还要谢恩》中，鄢烈山则批判了封建统治者向来施行的“恩威并用”的牧民手段，指出这种手段致使人民饱受专制压迫，习染封建观念，久而久之就形成了奴性的社会心态和扭曲的思维逻辑。诸如此类的分析与批判，还有“太监学”、“敬官传统”、“造假本能”、“独夫民贼的政治哲学”等。这种批判是一个“公民”、一个“主人”对奴隶意识及其深层原因的清算，发人深省。
民主、法治和反腐倡廉同样与“人权”有关。前者的实践就是为了更好地建设一种保护人权、激励人性之善的社会制度，鄢烈山的很多杂文对此都作出了精彩的论述。“专制”、“人治”、“腐败”这些东西在现代已经失去了合法性，但它们并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而是乔扮成人民的意志、民主的形态或合理的利益享有者。鄢烈山指出，在高度专权的社会里，人们都戴着防护面具，都会演戏，所谓“一致通过”其实是虚假的，是把“民主”作为遮羞布而已。（《论“一致通过”》）为了遏制权力成为资本，有人提出首先从体制上挖掉权力寻租的基础，同时要扩大民主，加强对各级权力的监督。这种说法固然不错，但很长时间以来却没有取得现实效果，为此鄢烈山一语中的地指出，所有问题的关键“在于怎么做”，而不能停留于理论设计。（《“权力资本”》）在江西省查禁中央政策汇编《减轻农民负担工作手册》的事件中，鄢烈山发现了一种比远华案更为严重的政治信号，即一些地方已经形成了与普通民众特别是农民的利益尖锐对立的权势利益集团，这种腐败集团是非常可怕的，因为他们掌管的国家公共权力已被异化为谋取特殊利益的私器。（《比远华案更严重的信号》）其他杂文像《孩子，你为什么会这样想》批评了“萨达姆崇拜”，《“一人化”领导》批评了“一把手”破坏民主集中制，《论段小楼的被驯服》、《哀陈伯达》等则透露着对个人命运与时代、与制度之间关系的深入思考。
通观而言，鄢烈山对现实生活高度关注，思考和写作都非常勤奋，一旦新闻事件出现，他必能以敏锐的目光穿透事件表层而抵达内核，发出独特而富有见解的声音。他站在公民写作的立场上，对现实生活中的人、事、理进行剖析，写的题材哪怕在有些人看来是一桩小事，其实都是重大题材，因为它攸关人权和公民权利，攸关民主和法制，攸关我们的未来社会如何建设和发展。这种争权利尽责任的公民写作，顶住诱惑和压力，坚持独立立场、坚守知识分子的良知而不逢迎统治者，确是难能可贵的。一直以来，鄢烈山坚持以公民的姿态现身于这个世界，批判奴性毫不留情，秉公直言决不含糊，为民请命从不推托。《一个人的经典》等杂文集，正是他做“人”的记录，也是立“人”的记录，还是他为“人”鼓而呼的记录。
五、鄢烈山现象的意义
鄢烈山的杂文写作由一种文学行为而形成“鄢烈山现象”，它的产生意义的场所可以说已经越出了文学的边界，更多地介入广阔的社会现实生活之中，这就是鄢烈山现象的价值、意义之真正所在。说鄢烈山杂文喜欢唱反调也好，说它总在惹是非，引起相当广泛而热烈的争论也好，这些都表明他的杂文因其现实介入性而成为我们思考和理解这个变革时代的一种有效媒介。“每一位严肃杂文家的每一篇杂文都在对现实进行历史拷问。而他自己，也被历史拷问着。”【119】鄢烈山杂文所做的除了对现实和自我进行拷问之外，也是在对每一个世人的灵魂进行拷问。这些拷问使人反省、醒悟和得到启发与慰藉，有时也令人痛苦和尴尬，同时使其得到某种疗救。
“鄢烈山现象”在当代社会的根本意义在于：它实际上是多个社会阶层思想交锋和利益博弈的一种场所，是我们这个时代思想精神的一种晴雨表，是当代中国政治、社会、文化转型和现代性追求的一种踪迹。在这里，各个社会阶层的声音并不都是整齐划一的，而是多元化、差异性的，而且各个阶层本身的声音也存在着矛盾、冲突的一面。在这个新旧交替、破坏与建设并行的时代，都争相行使自己发言的权利，或者依托代言人来表达自己的心声。这种多元共生、众声喧哗的话语实践，是我们这个时代和社会的巨大进步，是改革开放的最好成果之一，其中伴随着激情、进取、满足，也包含着痛苦、迷茫、徘徊。我们只有把“鄢烈山现象”放回到这样的时代背景中去讨论并发掘其具体内涵，才是恰当的。概而言之，鄢烈山作为知识分子，他的杂文创作更多地代表着当代社会的现代性追求倾向，它以“公民社会”建设为指归，体现的是民主、法治、人权、自由、平等等现代价值精神。这些价值精神在我们长期而艰难的努力过程中正一步步地变为现实的组成部分。
目标的窘困与意义的迷失
女性主义及其文学的蓬勃发展是20世纪文化史和文学史的重要事件，它对有史以来以男性为中心的文化进行了抗争和拆解，尤其在20世纪下半叶，它尖锐的声音响彻我们的耳畔，令任何批评家哪怕是有性别歧视的批评家都不得不刮目相看、叹为观止。总体来看，女性主义运动推动了社会向完善方向发展，但某些女性主义的理论和文学作品却显示出过度的偏激。女性主义的某些理论和文学作品希望通过对女性的性心理、性体验的言说和对传统的性观念的反叛来提高女性的自我觉悟，解放女性自身的身体，反对针对妇女的性暴力而为妇女争取到更大的生存空间和更多的思想自由。我们对这种“妇女解放”的思路和方法心存疑问，着重从目标实现和意义显现两个层面进行了反思。
一、女性解放及其目标窘困艾晓明发表在《作家》杂志2000年第10期上的《V日风潮》评述了当代美国的校园性别文化。论文开篇由一出戏剧及其引起的文化风潮切入。今年在美国的150多所校园里，因为一出戏剧的上演，情人节被赋予了新的含义。发起活动的女性主义团体以它作为“妇女战胜暴力纪念日”（Victory over Violence），而对此持反对意见的人则认为，这个活动的灵感来自一出戏剧《阴道独白》（The Vagina Monologues）。至此，“女性主义者把‘情人节'（Valentine's Day）变成了‘阴道节'（Vagina-day）”【120】。该文介绍了《阴道独白》的主要内容和演出盛况，并着力剖析了校园及其他场合的性暴力现象，最后对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也作了探讨和推介。
《阴道独白》是美国女作家伊娃·恩斯勒自编自演的单人剧，该剧1997年获奥比奖，1998年成书出版。该剧通过对阴道的大胆言说，把过去人们不敢公开谈论的女性隐秘的性心理，用戏剧表演这种形式表现出来。人们过去一直认为，阴道是一个脏词，淫秽的词，是我们不能随意说出口的词，以及我们不能在公共场合大声说出的词。恩斯勒认为，这个词曾经使绝大多数女孩或女人感到尴尬和痛苦，这是过去文化教育的结果，是男性中心主义文化对女性的压迫。恩斯勒在演出该剧时，把“阴道”这个词连续不断地说出来，全剧有一百多遍。应该说在特定的场合谈论阴道以及其他称谓性器官的词，无可厚非。而且有关性器官的词不是一个“恶”词，至少是一个中性词，它还是与我们认为“美”的性爱联系在一起的。毕竟现在人们对“性”这个东西给予了适当的地位，在有些场合可以比较自由地谈论“性”了。
问题出在另一种意义层面上，当我们为阴道和其他性器官“正名”，对性器官不分场合、不分时间毫无顾忌地谈论的时候，我们是在敞亮“性”的感官及其意义，是在消解人们对“性”的朦胧诗意的想象，实际上也是在消解文明的一些基本规范和根本精神。同时是在把我们过去认为是隐私的东西暴露出来，把它放在光亮下，放在我们目光随时可以到达的地方。而我们的目光可以亲近它，也可以虐待它、嘲弄它。说到阴茎，其实它和阴道等性器官一样，主要是“隐词”，并不是我们的文化允许的可以在任何场合下随意说出的词。女性主义者把说出阴道作为思想解放的一种途径，或者把它作为对男权的颠覆和反抗，其实并不可能达到目标，妇女的解放根本上是经济上的解放和精神上的解放。至于有些“压迫”则是男性和女性所共同承受的，这是人类的宿命，是我们永远的痛苦和无奈。所以说，如果只是或主要是从谈论性开始反抗男权或走向解放之路，其实是实现不了女性主义目标的，它只能导致女性主义及其文学在意义上的迷失。
女性主义者认为，针对性暴力，要把“讲出来”作为身心解放之路，作为反抗性政治的策略。妇女的心智健康会因为这种努力得到拯救，通过公开这些隐藏的经验，给它们命名，就把女性的愤怒转化为了积极的行动。而且“讲真实，这是自我认识之路，也是解放的道路。女性主义运动在这条路上，为今天的大学女生争取到更多的思想自由，也为妇女开辟了更大的生存空间”【121】。
这里把“讲出来”作为实现“反抗性暴力，争取妇女解放”这一女性主义目标的策略和手段，应该说是抓住了问题的核心，但对“讲什么”，我却心存疑问。冲破思想顾虑和风俗压力，讲出自己遭受性虐待、性侵犯、性骚扰的经历，从而争取正义和公道，无疑是值得提倡和肯定的。性暴力是我们共同所不齿的。
但在另一些场合下，肆无忌惮地言说性器官和性经历，我想问：这种“讲什么”是不是有必要呢？在这些言说中，过分地强调两性之间的对立，其实是没有必要的。男女两性之间毕竟有依赖与和谐的一面，而且是主要的方面。从言说性出发来解决妇女解放问题以至人的解放问题，其实并不能最后解决我们共同的问题。再从性文化传播角度看，我们大人的言说是否还应该恪守一个与“少年儿童不宜”相类似的原则？应该说是应该的。大人和少年儿童生活在共同的社会环境里，但生活所要求的内容却是不同的，在不同年龄段，每个人的人生目标和追求不断在变化，所以大人和少年儿童要有不同的生存语境，大人对性的大胆言说不能扰乱少年儿童对世界纯真的感觉和想象，这是男人和女人在世间共同的义务和责任。现在，不少的女性主义文学作品、影视剧和戏剧表演过分专注地言说“性”，并以此作为表现的主要内容，其实是走入了女性主义目标的反面。
如果按照这种女性主义的文化观去发展今天乃至未来的文化，我们的文化面貌将是什么样子？我现在还很难作出比较全面的判断，因为各种判断总要受到历史和时代的局限，只有到了一定的历史阶段，才能看清楚事实的真相。所以我只能说，至少从现在的迹象看，这种思考路向和行为方式只是市场经济社会里的一种后现代主义的做法；在消解或者颠覆之后，我们生存的意义大概就只剩下“欲望的狂欢”了，而且它和金钱一样，是赤裸裸的。
再看另一段文字。美国学者玛瑞兰·雅茏在《乳房史》中回顾了文化对乳房塑造的历史。针对80年代以来女权日益受到反挫，逐渐耸起的胸脯又开始释放出颇有感召力的魅力，并鉴于在非洲和太平洋岛屿上，男女全都裸露上身的部落根本就不存在文明社会里有关乳房的顽固观念，她提出了“自由乳房”的设想，她建议女人好好想想，到底是舒服重要还是美观重要？一些女权主义者甚至提出了烧掉乳罩、裸露上身的倡议。雅茏还针对美国法律不准妇女公开把乳房暴露到乳晕部位的规定，反诘说：“我们该不该把它视为对妇女的一种歧视呢？男人都有赤膊的自由，妇女就该在公园和运动场上头顶烈日捂一身汗吗？难道这一规定只是为了加强女人的乳房天生就诱人而男人一见女人的裸胸就不能自持的成见吗？制定这样的法律是不是旨在为色情图像和影视广告保存赤裸的乳房，好让它们由于在私人身上的隐藏而在公开场合显得更加珍贵？”【122】女性主义者认为以往的乳房观念都是男性从外部对女人的乳房作这样或那样的规定，如今女人要解脱这些束缚，从个人内心的感受出发，要利用各种媒体重构妇女的身体，或消解传统的理想美。被再现的乳房不再是男性欲望的对象，而是妇女开始辨认自身，展示女性中心的性逗趣。女性主义者专注于自身身体的解放，要表现乳房的各种形态。
“自由乳房”的目标正如有人所展望的：“大概只有到了有一天，当大多数女人把身体的舒适看得比美观重要，当乳罩已毫无用处，当乳房已同脖子或脚一样失去性感，被同身体的其他部位一样看待，女人才有可能挺起自由的乳房走向人群。”【123】其实，女性主义有关乳房的这些观念，实质上是否定了两性生活的特点，有意否定了文明的进步意义，所以这种反叛在实践上终究走不出文化的制约。女性主义者同时忽略了现存的文化对男性的规定和对女性的规定是一样多的，男性在性观念等方面和女性一样受到文明的制约。可以说，女性主义者有关乳房的这些观念实际上是反文明的，而对文明的一些根本精神的颠覆，无论是男性所为还是女性所为，注定都会得到纠正。
二、意义迷失及其救赎可能
20世纪80年代末之前，我们还只能说中国文学中有女性文学，而且这种女性文学还处于羞羞答答的位置，但到了90年代，女性主义及女性主义文学在中国就很昌盛了，女作家创作的影响远远超过了男作家。如果只是从影响的程度来衡定女作家、男作家的创作水平的高低，那就走入了判断的误区。为什么女性主义文学在中国迅速流行，并占据了大众阅读的主要方面？连一些评论家，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都把它作为研究的主要甚至是首选兴趣？女性主义及女性主义文学之所以兴盛，个中秘密不难看出，尽管一些持女性主义立场和观点的人不愿赞同。大致可以这样说，女性主义及女性主义文学的一些文化倡导正好与市场经济的消费特征达到了契合，它本身就为消费社会提供了一种文化消费需求，为“欲望的狂欢”提供了消费品。
女性主义的目标或者理想“表白”不能说是这样的，但女性主义及其文学的某些实践结果却落到如此地步。女性主义用来批评现存文化的核心思想是性政治。女性主义者高举“政治标准第一”的旗帜，认为性别关系不仅是一种自然关系，而且更重要的是一种政治关系。凯特·米利特指出：“一种最巧妙的‘内部殖民'在这种体制中得以实现，而且它往往比任何形式的种族隔离更为坚固，比阶级的壁垒更为严酷、更为普遍，当然也更为持久。无论性支配在目前显得多么沉寂，它也许仍是我们文化中最普遍的思想意识、最根本的权力概念。”【124】女性主义者在两性关系之中发现了政治关系，并且把对这种关系的分析扩充到现存文化中的方方面面，可以说是夸大了这种关系在现存文化中的统治地位和作用。女性主义作家和批评家力求建造女性写作独特的话语系统和表达方式，力求根治女性失语症。她们既要颠覆男性写作方式，又要创造自己的文本系统。“女性文学无论在题材上，还是在主题上，都追求理想，追求与男性政治上平等和属于女性自身意识的理想，向往自由，憧憬未来。”【125】
女性主义的这种目标和理想在消费主义社会里能不能实现？对这一问题目前还很难作出回答。在90年代，林白、陈染、虹影、海男、徐坤等中国女作家的创作带有较为鲜明的女权主义色彩，力图颠覆男性话语权力，争夺应该属于女性的一切权力，如爱与被爱的权力、性的权力、选择生活方式的权力、自我发展的权力等。对于这些目标，女性作家企图通过对女性意识、欲望、生命的体验，通过对女性的性心理、性体验的极端化表现来实现。有些目标可以说是实现了，有些则不能说是实现了。在林白、陈染的一些作品里，她们写了女性对爱欲的渴望、恐惧、追求以及爱欲受阻后的孤独、苦闷、烦忧，写了女性的同性恋、自恋，写了女性对自我身体的欣赏、探索、抚摸等。在市场经济社会里，“女性文学在这种另眼相待的定势里，一味强化男女之别的底线，反抗也就成了迎取，颠覆反而演变为展示，如此这般的女性文学就会落入圈套，在笼中作‘解放秀'”【126】。女性写作，特别是那些暴露隐私的典型叙事，实际上已经走向了女性主义立场的反面。“不仅未能抵达反抗男权文化的创作初衷，反而不自觉地让身体化、私语化的叙事成为男性实现窥视欲望的空间，还有那袒露出来却被消费了的女性潜意识，那被作为商家卖点的掀起了盖头的女性隐私，这一切都或隐或显地显现了当下女性写作的危机。”【127】而那些更年轻一些女性主义的写作，如70年代出生的一些女作家如卫慧、棉棉等人的一些作品，更倾向于把商业炒作的时尚与女性的欲望相接合，制造了为这个时代普遍关注的意淫景观。
女性主义文学拒绝宏大叙事，提倡个人化叙事。有人认为，它“把个人化的叙事文学从内容和形式都推向极致，使个人化的文学创作由个体的自出机杼而达到整体的花样翻新，而这恰巧适应了市场经济下越来越多的读者渴望心灵慰藉的审美需要”【128】。实际上，女性主义作家把“个人化”叙事更推向了“私人化”的地步，它的功绩与缺陷并存。它的通病是以一种偏执代替了另一种偏执，尽管这种偏执的表达之中也流露出诗性，但偏执毕竟是偏执，当它超越了性别话语，或者在性别上不存在歧视时，偏执才会少一些。而一些女性主义作品在张扬女性意识时，也遗憾地落入歧视另一性别的陷阱中，对男性的全面敌意是她们反抗的策略，也是注定荒谬的宿命，就像一些男性作家在作品中表现对女性的歧视一样，注定了在这个时代的落伍。两性的和谐、依赖和共存才是符合人性和道德的理想状态。
在一些女性主义的作品里，把肉体当作我们的家园，肉体靠在了一起就回到了家，把肉体和性的欢娱当作女性寻找的心灵栖息地。这种以肉体为精神栖息地的选择，恰恰抽空了文学独特的对灵魂的关注和拷问。私人化的叙事建立在“自己的房间”里，这种“自己的房间”隔开了时代的生存问题，当女性写作沉浸在梦幻的诗意的私语中，咀嚼着性别的悲欢时，实际上就远离了对当下生存困境的关怀和同情。而在市场经济社会里，个人化、私人化的隐私书写实际上成为反女性主义本身的一种力量。
令人欣慰的是另一些女性主义作品的成功，如陈染新近发表的《声声断断》，它对事物的穿透力，对生活灵敏的触感，对平凡生活的诗意发现，都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让我们深深感动。也许可以这样说，当女作家选择对生活怎样书写的同时，生活、时代本身也在规范作家写作的可行性，并校正女性主义文学的方向，而女性主义及其文学在目标上的窘困和意义上的迷失，或许并不会使我们永远悲观，因为它还有着被救赎的可能。
寒山碧的传记文学观与文学史写作
20世纪50年代以来，香港传记文学上承儒家文化，下得自由沐浴，佳作名著，琳琅满目，因而写一本“香港传记文学史”应该是顺理成章而又亟待完成的工作。香港知名作家寒山碧先生历经八百个日夜奋笔疾书，论及一百多部传记文学著作，终于完成了四十万言的《香港传记文学发展史》，此举为两岸三地的香港文学研究作出了新的贡献。
寒山碧是香港文坛的多面手，写作上尤以传记文学名扬海内外。《香港传记文学发展史》乃是他的新作，也是一部力作。从这部著作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寒山碧在传记文学写作上具有深刻的体验和感悟，并形成了个性独特的传记文学观，同时在传记文学史的研究和写作中，他还展现了特色鲜明的文学史观。我们将以寒山碧对香港传记文学发展史的鲜活描述为讨论起点，进一步探讨他的传记文学观和文学史观，并揭示他的传记文学史的写作方式。
一、香港传记文学扫描
寒山碧对香港传记文学给予了非常高的评价，在《香港传记文学发展史》的导言中说道：“近五十年香港传记文学的蓬勃发展，无论对海峡两岸或海外华人社会，乃至西方国家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都有巨大、深远、长久的影响。”【129】该书的自序又说：“香港传记文学者，中国之传记文学也。”【130】对于这个论断，大陆和台湾的学者大概有人会提出不同的意见，因为自90年代以来，大陆的思想开放和台湾的民主运动都促生了一批传记文学力作。笔者认为，这可能只是问题的一方面，另一方面是，如果把寒山碧的这个论断放在20世纪50年代以来两岸三地的传记文学史的整体进程中考察，这种说法确实有很大的合理性，大量的传记文学史事实可资证明。
支持寒山碧论断的主要有两个论据：其一，香港是一个自由开放的社会，传记作家可以无所顾忌地在史料的海洋中畅游，可以大胆地放言高论而无须担忧人身安全，这就为传记文学这种特殊体裁的成功写作提供了社会环境和创作主体的保证。其二，香港作家并非戚戚于本地之鸡零狗碎，而是胸怀祖国、放眼世界，传记文学作品的传主都是中国杰出的人物，如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蒋经国、鲁迅等，而这在两岸曾经都难以如实书写，如有也是以说好话为主，神化领袖过多，没有把他们作为平等的人来对待。当然，这种状况现在已经大为改观，一些领域的思想禁锢也慢慢解开，思想自由逐渐成破冰之势。
以上是寒山碧对香港传记文学的总体评价。基于对香港传记文学历史发展的深入了解和亲身经历，以及对传记文学这种体裁的感性体验和理性认识，寒山碧对香港传记文学发展历史有了系统而客观的把握，时时闪现着作者的真知灼见和独到见解。《香港传记文学发展史》对香港各个时期传记文学的发展概况和创作成就作了宏观扫描。“自由”是寒山碧对香港传记文学发展关键原因的总体说明，正是在自由的文化背景下，各个时期的香港传记文学得以达成逐步繁荣的进程。在传记文学史书写中，寒山碧共述及五个年代，但并不是按照年代进行机械分期，而是按传记文学发展的史实展开叙述，分为萌芽期、开花结果期和收获期。
第一，50年代为萌芽期。兴起的机缘是1949年前后大批国民党军政要员和汪伪政权官员逃亡到香港，他们立功无望，立德不成，只得在立言上争一席之地。同时从内地来了一批自由主义作家、学者和青年学生等，于是香港不仅人口骤增，文学艺术也逐渐繁荣起来。由于这一时期真正有崇高地位的人还没有执笔，或者虽然开始写作，但还不愿公开发表，因此真正有影响的回忆录、自传凤毛麟角，独有曹聚仁的《鲁迅评传》具有较高成就和深远的影响。
第二，60年代为开花结果期。本年代中期开始直至70年代末，香港诞生了多家以人文科学为主的新刊物，如《明报月刊》、《万人杂志》、《南北极》、《中华月刊》、《东西方》等，它们对推动香港传记文学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这个时期的代表作有《我的回忆》（张国焘）、《我与毛泽东行乞记》（萧瑜）和《学纯室回忆录》（李璜）三本，其中《我的回忆》代表了60年代传记文学的最高水平。
第三，70年代至90年代为收获期。这个时期不只是一般的收获，而是大丰收。70年代，出版了三个版本的周恩来传，写得最好和影响最大的首推许芥昱的《周恩来传》，其他两本是李天民的《周恩来评传》和司马长风的《周恩来评传》。此外，还出版了《蒋经国评传》（江南）、《毛泽东评传》（司马长风）、《张学良评传》（司马桑敦）、《李宗仁回忆录》（李宗仁口述，唐德刚撰写）等有影响的政治人物传记。80年代，寒山碧出版了《邓小平评传》第一、二、三卷，后来在90年代补充出版了《邓小平的最后岁月》。作者站在个人立场上，对传主取平视视角，为80年代香港传记文学的代表作。另外，本年代有影响的传记还有《毛泽东评传》（寒山碧）、《蒋经国评传》（寒山碧）和《胡耀邦评传》（杨中美）。90年代，在政治人物传记写作方面，郑义脱颖而出，写有《江泽民传奇》、《李瑞环传奇》、《邹家华和他的父亲》等十本传记作品，此外还有《江泽民传》（杨中美）、《董建华评传》（李晓庄）、《许家屯香港回忆录》（许家屯）等创作。
《香港传记文学发展史》一书论及五十年的传记文学创作。传主主要有三类人物：一是军政界人物，如政治领袖、政坛人杰、军人等；二是作家、学者等文化人物；三是富豪等经济界人物。这三类人物之所以成为传记文学传主的主体，是因为这些人物对政治、经济、文化发挥了巨大的影响；同时，读者和社会对他们的生平思想也抱有神秘感和浓厚兴趣。上述三个分期主要论及那些写军政界人物的传记作品，现补述作家和富豪部分的传记如下：从50年代迄今，传记作家为中国著名作家、学者立传工作从未间断，50年代以曹聚仁为主，写有《鲁迅评传》、《文坛三忆》等，60年代主要有赵聪（《五四文坛点滴》、《三十年代文坛点将录》）、余思牧（《作家巴金》）和丁望（《大陆文坛与文人》），70年代新出现林曼叔（《闻一多研究》）、寒山碧、黄俊东、李立明等，90年代又涌现彦火、丁淼、王一桃、慕容羽军、李远荣、黄南翔等传记作家。为富豪写的传记类文字到70年代末才在《南北极》、《名流》等杂志上出现，80年代开始蔚然成风，以何文翔用功最多，90年代冷夏成为写作主力。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想为自己立传的富豪只是自鸣得意，90年代后富而立传渐成风气，大家相率效尤。
香港传记文学在五十年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寒山碧概括为四点：首先，几乎每本传记作品都由刊物连载，杂志和传记写作起到相辅相成的作用。其次，香港的传记文学是比较客观中立的，把传主当作人来勾画描绘，不神圣化，也不妖魔化。再次，六七十年代的传记作家有三类人：一是政客，自己口述，请人撰写；二是学者；三是作家，后两类人的写作态度都是严谨的，讲究治史方法。最后，香港传记作家畅所欲言，言辞直接，百无禁忌。由于香港传记文学取得的成就之高，在两岸三地为最，因而自然而然也在海峡两岸和国际社会上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二、传记文学观与文学史观
寒山碧在对香港传记文学的评述中构建了自己的文学史观，同时也在写作过程中不断发表对传记文学写作的看法，因而当阅读《香港传记文学发展史》这本著作时，读者会有另一番收获，即加深对传记文学和文学史的认识。
先谈传记文学观问题。寒山碧对“传记文学”的本质有自己的理解，一部作品是否属于传记文学，或者说一部传记是否具有文学价值，对此他提出了严格标准：“传记是否具有文学价值，不在于‘传记'这种体裁的本身，而在于作者有没有把传记写好。写得好的传记，既是历史也是文学，兼备历史和文学价值。写得不好的传记，既不是历史也不是文学，或许仅仅是简单的编年史。其他体裁也如此，糟的诗不是诗，不具备文学价值；糟的小说也不是小说，同样不具备文学价值。”【131】由此可以看出，寒山碧对传记文学提出了“历史”与“文学”两个方面的严格标准，传记文学是历史与文学的结合，既要有文学的性质，又要有历史的意蕴。我们可以进一步看出，传记文学家的身份也是兼备“文学家”与“史学家”的双重身份。这些观点是对中国“文史不分家”悠久传统的继承，寒山碧于此很明确，所以在撰写香港传记文学史时，首先汲取这种传统的营养，开篇便是从这种传统道来，而不是借助西方现代文化作为自己的理论资源。
那么，一个传记作家在写作中怎样才能较好地体现对“传记文学”的本质认识呢？这就需要对传记作家的个人素质提出严格的要求。对此，寒山碧借鉴中国传统中对史学家的要求，即“史才”、“史识”、“史德”来要求传记作家。他本人就是这么身体力行的。他说：“要写好一部历史人物传记，除了要有扎实的文字基础和表达技巧（即‘史才'）之外，还要掌握丰富的史料，但更重要的是要有足够的‘史识'和‘史德'。所谓‘史识'就是要求作者有足够的历史知识和文化知识，使自己能够站在高处观看历史长河，并把传主放到历史长河中去评估。所谓‘史德'就是要秉笔直书，忠于史实，不贪财富，不惧权威。只有具有足够的‘史才'、‘史识'、‘史德'的作者，才不会仰视和膜拜传主，才可以站在老百姓的立场、史家的立场对传主作平视的观察和描绘。”【132】这段话除了谈传记作家的个人素质问题外，实际上也阐述了传记作者的身份定位问题，还有写作立场问题、对传主的态度问题。以下分别讨论之。
作者身份定位问题，寒山碧在另一处有更明确的看法：“传记文学跟其他文学体裁有很大不同，写小说，作者是上帝，是万能的，无所不知，无处不在，要你生就生，要你死就死；传记文学却大大不同，作者不能幻想，不能创作，不能任意发挥。……作者只能根据传主的原本面貌来勾勒描绘。这就存在作者自身的定位问题，你到底是要当美化传主的化妆师，还是想做丑化传主的涂鸦者？抑或要当一个写出历史真实的史学家？”【133】从寒山碧的传记创作和传记文学史写作中不难得出结论：传记作家同时应该是史学家。
传记作家的写作立场与他的“史德”紧密相连，寒山碧要求的是个人立场，而非官方立场，作家应该采取的是“老百姓的立场”和“史家的立场”，这与中国的优秀传统和现代的自由民主精神是相吻合的。而且“作家的这种个人立场其实决不仅仅是立场问题，而是一种独立的姿态，一种自由的体现，更是作家灵魂之存在，精神之活跃，生命之所系”【134】。
传记作家对传主的态度问题也非常重要。传记作家要把历史人物真实地写出来，对传主既不能恶意污蔑，也不能膜拜、仰视。曹聚仁在写《鲁迅评传》时，曾引法国传记作家莫罗亚的一段话表明心迹，寒山碧对此颇有同感：“一个现代的传记作者，如果他是诚实的，便不会容许自己这样想：‘这是一个伟大的帝王，一位伟大的政治家，一位伟大的作家；在他的名字的周围，已经建立一个神话一般的传说，我所想要叙述的，就是这个传说，而且仅是这个传说。'他的想法应该是：‘这是一个人。关于他，我拥有相当数量的文件和证据。我要试行画出一幅真实的肖像。'……我们不会让传记作者由先入为主的观念来左右他的判断；我们要求他根据对于事实的观察来做出整个的叙述。”【135】传记作家对传主的态度问题在这段话中得到了精辟的阐述，寒山碧的观点正与它一致。他不仅这么说，也是这么做的，例如，他写的《邓小平评传》，有人是这样评价的：“我们在《邓传》中看到作家超脱了政治集团的利益斗争、意识形态与政治观念的局限，站在个人立场上，对传主取平视视角，将传主视为各种社会、历史等因素的综合体而加以研究。这样作家才能在客观、科学的基础上探寻历史真实，毫无顾忌地对传主及其他历史人物、历史现象和历史事件加以自由的评述和议论。”【136】
上述四个问题，即传记作家的个人素质、身份定位、写作立场、对传主的态度等是密切相关而又相辅相成的，在创作的最终成果——传记作品上，集中反映为文风问题。寒山碧认为，传记作品的文风应该是实事求是、客观中立、严谨负责。这种文风也是香港传记文学的主流文风，它对后世传记创作、中文世界的影响巨大。寒山碧在传记文学写作上，如人物勾画、作品布局、议论评价等方面都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也有深刻的认识，这些也属于他的传记文学观，此处不再赘述。
现在谈寒山碧的文学史观问题，此问题与传记文学观问题其实是紧密联系的。传记文学与文学史之间的关系不同于小说、诗歌等体裁文学作品与文学史之间的关系：小说、诗歌等纯粹是文学，而文学史是关于文学的历史，属于历史学科，它们分属不同学科；传记文学则是历史与文学的结合，既属于历史也属于文学，而文学史或传记文学史属于历史学科，这样它们的性质就有了交叉的地方。辨明了这种关系，我们就可以说，寒山碧的传记文学观很多方面同时也是文学史观。结合他写的《香港传记文学发展史》和《邓小平评传》两部著作来比较，就可以看出它们之间的联系。从很大程度上讲，寒山碧是用传记文学的写作要求来写传记文学史的，当然这不是说它们等同，是说它们在精神、品质上相通。
《香港传记文学发展史》的开头是“自序：信言不美，美言不信”。这句话最初来自《老子》八十一章。这里，“信言不美”是对传记作品特征的概括，也是对文学史著作的要求。要追求“信”（即真实），哪怕不“美”（即华美），让别人听了刺耳，看了生气。寒山碧认为，要达成“信言”，在写作目标上要“求真”，在解决问题途径上要“旁征博引，孜孜求证”，在写作态度上要“胸怀坦荡，秉笔直书”。在写作这本文学史著作时，寒山碧正是抱着这样的文学史信念。
由于上述阐明了传记文学与文学史之间的相通性质，因此在讨论寒山碧文学史观时，我们只是摆出观点而不再阐发。寒山碧认为，传记文学史在写作时要做到：一是对待研究对象（传记作家作品）的态度应该像传记作家对待传主一样；二是文学史写作要坚持个人立场，不为权势、金钱、意识形态等外在东西所左右；三是作者定位为史学家，以淡泊、正直的情怀，严谨负责的态度，科学和理性的精神来对待手头的文学史写作；四是文风上客观公允，不美化也不恶意贬抑。
这种文学史观在《香港传记文学发展史》的写作中都得到了具体体现，如对一些军政要员（包括汪伪政权官员）有意歪曲事实、美化自己的做法提出了一针见血的批评，认为要写好回忆录等传记，“这不是当过一两任高官者所能胜任的”，还必须具备其他素质。再如在富豪传记中，一些作家“收取巨额利益，奉传主之命而书，言传主所喜，避传主之所忌，扬传主之善，瞒传主之恶；夸传主之威，隐传主之败”，【137】对此寒山碧也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抑恶的同时也要扬善，如对曹聚仁、许芥昱等大批作家的“信言”作品都加以肯定。全书对每个作家作品，都既肯定、赞扬他们的成就和价值，也指出、批驳他们的缺点和错误。
当然，文学史与传记文学相比有它独特的地方，这一点寒山碧并没有忽视，所以从《香港传记文学发展史》中我们可以看到，作者在不忽视文学性和可读性的同时，反对那种书话式的写法，而是增强著作的学术性，如深入分析、逻辑论证、系统构架等。
三、文学史的写作方式
寒山碧的《香港传记文学发展史》的写作方式具有独特性，在与其他文学史写作的比较中，我们会有深刻的体会和认识。在“中国当代文学史”方面，近年大陆出版了洪子诚著的《中国当代文学史》【138】和陈思和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139】，这两本著作在大陆学界获得了很高的评价，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是“重写文学史”工作的重要成果。我们就拿这两本著作和《香港传记文学发展史》作个比较，它们的写作方式有明显的差异，各有特色。导致差异的原因在于，写作者对写作目的或阅读对象的定位是不同的。洪子诚与陈思和的文学史主要用于高等院校中文系的教学，具有一般教科书的特点，当然它们与以往的教科书也有很大区别；寒山碧的文学史写作面对的则是社会读者，具有一般历史著作的特点，同时由于寒山碧本人是传记文学作家，由此形成的文学观在这本著作中也体现出来，他的文学史很大程度上符合传记文学的写作要求。
先看洪子诚与陈思和的文学史写作，它们都突出了“个人化写作”的特点，《中国当代文学史》为洪子诚一人所著，《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为陈思和主编，与其他六人共同写作，但在整体构架、写作方式上，陈思和发挥了主导作用。虽然这两本著作都定位为教科书式的文学史写作，但与大陆过去几十年的绝大多数文学史教科书相比，在思想观念、写作方式上已有显著的革新和进步。这两本书在写作方式上也有很大相同：《中国当代文学史》主要选择大陆当代主要作家和重要的文学运动、文学现象进入“文学史”视野，优先分析这些作品的独特经验和表达上的独创性，在对文学现象、艺术形式、理论模式等的分析中，努力将问题放到历史情境中去审察。从全书来看，着重于文学史的总体特征和发展脉络的勾画。《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作为教科书，定位更明确和具体，是为大学本科的教学服务的，由此形成写作方式上的特色。全书开头有陈思和的“前言”和“绪论”，“前言”对文学史教学对象、编写特点和该书关键词作了阐述；“绪论”则对中国当代文学史的源流、分期和发展概况作了描述，以后的每章写作都是先从民间、审美等视角概述文学发展和文学现象的主要特征，然后选取三篇左右典型作品进行分析。在文本分析上有独到之处，为中文系本科生深入理解作品、学习分析作品的技巧提供了范例。
寒山碧的文学史当然也属于个人化写作，这里不在于寻找它们的共同点，而在于见出差别。那么，《香港传记文学发展史》是用什么方式写作的呢？当一种写作方式在一本或多本著作中得到较好的贯彻时，可以说就形成了一种写作模式。说到写作模式，在有些人那里会误解成“僵化”、“刻板”等负面的东西。其实不然，好的学术写作（如历史写作）总因认识水平、思想观念、写作风格等不同而形成个性化的写作模式。只是在别人或自己的多次模仿和重复中，这种模式才会消耗掉它初现时的独特性和陌生性，引起读者的反感。所以，我说寒山碧的传记文学写作也形成了一种写作模式，并不是带否定的论断，关键问题是要揭示这种模式的结构和特点。
《香港传记文学发展史》一书以时间为经，以作家作品为纬来进行总体构架，主体部分有十六章，外加一篇导言、两个附录及自序、后记。这种结构体例从外在角度看应该说比较常见，但只要它与写作对象内在地切合，就是合适的、可取的。寒山碧的写作方式或写作模式具有个人特色，通过对该书的主体部分进行分析就可以揭示出来。
主体部分的章节设置方法是：总体上都是按时序编排；把同时期的同类作品归为一章，章下设节；节按作品来设，作家辅之，作品以发表时间来排先后。写作方式或模式重点体现在每节的写作上。且以第一章第一节为例。此节的标题为“左舜生的回忆录和传记著作”，结构上包含作家生平、著作版本、著作内容形式评价等三个方面。作家生平部分，以年谱形式来介绍左舜生，具体而客观，不加任何评论，却对了解该作家及所写的传记很有帮助。著作版本部分，介绍《万竹楼随笔》与《中国现代名人轶事》的出版时间、版次、印数、再版、编辑等情况，使读者对版本流传一目了然。这两个部分如此细致，以后的各章各节都延续了这种写作体例，足见作者资料掌握之翔实，实属不易。与大陆编写的众多“香港文学史”相比，其长处可见一斑。
著作内容形式的评价部分，着重介绍新版《万竹楼随笔》（由《万竹楼随笔》与《中国现代名人轶事》两本书合编而成）的目次、内容等，并以“文体特别半文半白，记述平实可资参考”为题对该作品进行评价，抓住了最有特色和价值的东西。这个部分在以后的每章每节中都是最重要的部分，作者用力最深。再以第二章第一节“曹聚仁的《鲁迅评传》”为例。寒山碧认为“《鲁迅评传》是曹聚仁来港后最重要也是最成功的一部著作，这部著作不仅使他赢得人们的尊敬，而且使他至少名垂百载”【140】。该书在两岸三地广泛印行，是鲁迅研究者和想了解鲁迅的读者必备的读物，代表香港50年代传记文学的最高成就。寒山碧从“定位正确，立志颇高”、“准备充足，材料丰富”、“勾勒神貌甚似”、“了望鲁迅颇深”、“探索鲁迅的精神世界”、“持论较公允”等六个方面评价该书，涉及该书的准备、写作、内容、观点等方面，论述可谓全面而深入。
总体来说，著作内容形式的评价部分在写作上具有三大特点：一是抓住核心部分进行重点评价，凸现传记作品的价值和缺失所在。评价时既抓内容，也抓写作特色。二是持论公允、客观，敢于直言，凸现寒山碧的史学家本色。一切以事实说话，对传记作品中存在的问题进行辨析、考证，力求还历史之本相；对于有错误的观点，若没有事实证据推翻，则存疑，不妄下结论，所以可信度高。三是以引用和概述方式把传记作品中的精彩部分介绍给读者，读者即使没有接触原来的作品，也能对该作品有点与面的了解。加之，书中选载了大量的图片，图文并茂，真实感和趣味性兼而得之。
该书在作家生平、著作版本、著作内容形式的评价三个方面一直坚持着上述的写作方式，也可以说构建了一种写作模式，体现出寒山碧的文学史观。这种写作方式或写作模式的形成，还与他作为传记文学作家的身份，与他对这段时期的传记文学历史的参与程度和深切体会等有比较深的联系。通读全书，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寒山碧是“香港传记文学史”适合且出色的写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