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当代文学对儒家文化寻根及其张力
在中国现代文化的建构过程中，儒家文化遭遇到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普遍王权的瓦解动摇了儒家文化的正统地位；二是儒家重义理轻功利、重和谐轻竞争的价值观念与国民逐渐接受的现代思想观念相抵牾；三是一些政客伪儒借儒学招牌欺世盗名，败坏了儒家的声誉。这些危机均源于中国社会内部，它们与来自西方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上的强大压力相结合，最终撼动了儒家文化在中国社会意识形态的统治地位。然而，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儒家文化已经深入到中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甚至成为中华民族的集体无意识，因而这个“幽灵”并不会寿终正寝，而是或隐或显地参与到中国现代文化的建构中。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中，情况也不例外。
一、对儒家文化的寻根脉络
对儒家文化的寻根贯穿于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其中在五四时期及20世纪20年代、三四十年代和八九十年代更为突出，且呈现出不同的话语面貌，有时着重批判儒家文化的负面因素，有时则侧重寻找儒家文化的正面价值。
在五四时期及20年代，对儒家文化的寻根突出地体现在“乡土文学”中。在鲁迅“改造国民性”思想的启迪下，一批乡土作家如许杰、王鲁彦、王任叔、许钦文等人带着对故乡和童年的回忆，用隐含乡愁的笔调将“乡间的死生，泥土的气息，移在纸上”【1】。他们通过对乡村社会或边远地区的生活状况、风俗人情、奇异情调的描绘来寻求民族文化心理之根，展现民族文化心理结构。他们的兴趣不只是展现乡村生活、风俗的奇特景观和美学价值，还在于揭示中国文化的本根所在和主要特征。由于受到五四启蒙思想的教育和熏陶，他们对儒家文化并不褒扬，而是揭露它的封建性和落后性。小说试图告诉人们：几千年的封建文化犹如细胞一样，遍布于农民的思想、生活和习俗之中，是造成农民愚昧、麻木、保守、迷信、奴性等精神特质的重要原因，是导致国民劣根性的重要根由，以致他们只能在“吃人”与“被吃”的社会里苟且地活着。要疗救农民的精神创伤，改变国民的精神面貌，就必须从根本上铲除整个封建文化体系，深入开展反封建的思想革命，而这正是乡土作家们创作的基本目标。在这些作家看来，所谓“封建文化”很大程度上就是指儒家文化及统治阶级对它的利用。儒家文化在汉代以后与封建政治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兴衰荣辱与共，五四时期以后，文化层面的反封建就是指反儒家文化，也包括反道家文化，启蒙主义者正是从切身的经历和体验出发揭批儒家文化的负面因素。
在三四十年代，国内局势动荡不安，抗日战争更是促成了中华民族大动员、大抗争，也使部分作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发生了转变。一些作家对儒家文化的寻根开始侧重表现它对于国人生活的正面价值和积极作用，有些作家甚至用儒家文化来构建理想的人生形式，京派作家是比较突出的代表。这样就形成了两种不同特征的乡土文学：一是以沈从文为代表的，以崇尚原始生态、歌颂民间生活、美化自然风光为特征的田园浪漫主义的乡土文学；一是以鲁迅为代表的，以知识分子探索和改造国民性为特征的启蒙主义的乡土文学，两种乡土文学在对待儒家文化的态度上截然不同。沈从文在谈及《边城》的创作动机时说，他要表现的是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2】。这种用人情美和人性美来构建民族品德的理想，实际上就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改造和吸收，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儒家文化的影响，同时融汇了道家文化精神。儒家部分，包含着孔子的仁爱思想、孟子的性本善思想以及儒家历来倡导的重义轻利的价值取向。京派小说本身还体现出从容节制的古典式审美倾向，这与儒家的中庸思想也是一脉相承的。沈从文写的大多是“乡下人”，他们热情、勇敢、忠诚、正直、善良，德行品性纯洁、高尚，又合乎自然，这正是儒家和道家正面价值的合璧。除了京派作家之外，在老舍的《骆驼祥子》、《四世同堂》，路翎的《财主底儿女们》等一批作品中，我们同样能看到作家对儒家文化的正面叙述。
八九十年代，对儒家文化的寻根开始于“寻根文学”。寻根作家对中国传统文化持有双重认识和态度：一种是继承鲁迅“改造国民性”的五四文学传统，挖掘和批判传统文化中的劣质之根和民族精神中的惰性因素；另一种则是寻找中华民族得以延续和发展的文化优根，即发现民族传统文化中有助于当代文化建设的思想精神质素，后一种寻根对当代中国文化和国民精神的建设来说，逐渐显示出其重要性和迫切性。寻根文学包含着对儒家文化的寻根，有些寻根是对儒家文化进行批判，甚至摒弃，如李杭育欣赏的是“非规范文化”，因而对儒家文化大加鞭挞，认为“儒家的哲学浅薄、平庸，却非常实用。孔孟之学不外政治和伦理，一心治国安邦，教化世风，便无暇顾及本质上是浪漫的文学艺术”【3】。这种批判是出于对五四启蒙思想的认同，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然而历史的车轮转过了六十多年，我们在新的历史阶段应该以更加冷静的心态对待儒家文化，全面而客观地认识它，努力发掘民族文化传统得以延续数千年的精神力量所在。这项工作在20世纪90年代得以开展，人们对民族传统文化的研究逐步深入，并努力把儒家文化从它与封建政治制度的复杂关系中剥离出来。
《白鹿原》对儒家文化的寻根就是其中一个典型，它在社会上和文学界都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可以看作是八九十年代文学对儒家文化寻根的集大成者。陈忠实对儒家文化的感情更多地倾向于肯定，小说人物白嘉轩为了坚守儒家文化的正统观念，承受了精神痛苦和肉体痛苦也不改变初衷，而关中大儒朱先生更是体现了儒家人格精神的巨大魅力。白鹿村人为什么能经受住历史的折腾而顽强地生存下来，秘密就在于儒家文化对中华民族性格的塑造以及它在20世纪中国历史过程中的现代转换。其他如王安忆的《小鲍庄》写了一个以儒家文化为基本精神的村落，仁义是村民们共同的生活准则。郑义的《远村》、《老井》则通过对中国农民的生活形态和心灵形态的探究，表现了困苦农民身上的顽强生命力。郑万隆的“异乡异闻系列”（如《老棒子酒馆》等）则表达了对英雄人性和侠肠义骨的肯定。贾平凹的“商州系列小说”则多方展现了好德尚义、淳朴善良的古老民风，以及自然美与人情美的结合。这些作品一方面表现了儒家优良传统对中国人的精神、心理的塑形和影响；另一方面也写出了儒家文化与现代社会的各种冲突，作家们对儒家文化现代转换的焦虑心态。
二、反叛与认同
在20世纪的中国，由于各种文化之间存在着差异、矛盾并相互碰撞，加上作家们的文化立场和文学主张也不尽相同，对儒家文化的寻根也就难免形成张力。张力主要表现为两种：一是儒家文化在遭到反叛的同时，也被潜在或公开地认同和赞赏；二是儒家文化与源于西方的现代文化基本上处于冲突状态，但它有时也会被现代改造或话语转换。
先看第一种张力。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中国新旧文化、新旧文学的分水岭，新文学正是以反对儒家文化、反对由儒道佛孕育出来的古典文学为正式起点的。一切儒家的伦理道德此时均被判定为罪恶深重、落后腐朽的历史包袱，应该被彻底地反叛和抛弃。在文学领域，就《呐喊》和《彷徨》的精神内涵而言，可以看出其价值趋向是批判性的，而批判的矛头直指儒家文化。“《呐喊》和《彷徨》的基本主题，是表现儒家文化与中国人的精神状况之间的关系，或者说表现了儒家文化对中国人的精神桎梏和毒害。”【4】鲁迅笔下的农民、知识分子因为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而变得压抑、麻木或精神分裂。鲁迅通过这样的人物形象系列表达了“改造国民性”的思想诉求，“狂人”从“写着仁义道德”的史书上看到的是满纸的“吃人”二字，这种观察视角和结论正是五四启蒙者们所共同拥有的。
那么，鲁迅对儒家文化是一味地反叛吗？他们之间没有相通点吗？非也。从鲁迅的一生可以看出，鲁迅在激烈地批判儒家文化的同时也接受了它的内在滋养。这不仅体现在他的伦理观念和道德选择上，体现在他的世界观的各个层面，也体现在他的精神至上主义的思维模式中。儒家的核心思想是“仁”，“仁者爱人”要求人们注重自身的心性修养，是儒家的道德规范，又可用作道德判断的标准。鲁迅十分注重个人修身，严于解剖自己，对别人“心以为然的，便只是‘爱'”【5】；他对父母恪尽孝心，对弟弟周作人竭诚帮助和非凡忍让，对朋友始终抱着“敢卖自己而不卖朋友”的信念，对广大民众毕生关怀并意欲唤醒他们沉睡的意识，所有这些行为选择不能不说是受到儒家道德的深刻影响。鲁迅毕生致力于国民性改造和国民精神救助，为思想启蒙运动呕心沥血，他追求的目标就是通过改造人的思想（心）来实现社会的变革和历史的进步，并且坚信人心是可以改变的。鲁迅信奉精神至上主义：一是强调人格的作用，其价值范畴是“修身”；二是强调思想的历史功能，其价值范畴是“心”的思想道德功能；三是强调“心”对“修身”的决定作用，人格、心性的可塑性以及人格塑造、心性养成的极端重要性。【6】这一思维模式在本质上显然与儒家心学思想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是十分接近的。此外，鲁迅的忧患意识和使命感也和儒家的忧患意识和使命感十分接近。他的忧患对象不是西方人常忧患的那种地狱、人世和天堂的人生选择，而是对历史进程本身的忧患。它是一种以大同理想为前提的历史寻觅，以群体目标为最终的价值归宿，而不是西方那种立足于个体的人生忧患。鲁迅的使命感也是为了完成社会变革、历史进步和民族振兴，这正与儒家“以天下为己任”，“修齐治平”的济世情怀相一致。
鲁迅并不是唯一的个案，其他如老舍、路翎等一大批作家都在各自的作品中表现出对儒家文化的某种赞赏和认同。在儒家伦理中，“五常”指仁、义、礼、智、信五种最普遍的价值，它们不仅是人们日常遵行的道德价值规范，而且是人们常用的道德评价系统。诚如孟子说，“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7】，这就是儒家名教的作用，即道德评价的威力，这些普遍价值也因此能够深入到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在老舍笔下，中国劳动人民勤劳朴实、正直善良，他们虽然地位卑下、生活艰辛，但都有着一副古道热肠，特别讲仁义、重孝悌、守信用、讲气节。《骆驼祥子》中的祥子等人身上就有着这种道德价值观的体现：祥子在堕落之前是一个本分正直、忠厚善良、勤劳朴实，并且讲究信用、负责任的劳动者。祥子起早贪黑地挣钱，生病连药也舍不得花钱买，但是当他遇到由于饥饿而虚脱的车夫老马时，却毫不犹豫地顶着寒风买回十个包子相赠。与祥子、虎妞同住一个大杂院的小福子，尽管平时受到虎妞的欺负，但当虎妞难产时依然真诚相助。长篇小说《四世同堂》描绘了在抗日战争特殊的环境中，一条小胡同中十几户普通家庭的生活。曾经是那么谦和、柔弱、中庸的国民文化性格，在民族危机的重压下，逐渐转变成一颗坚硬无比、熠熠生辉的钻石，从而捍卫了个人尊严和民族尊严。书中人物钱默吟是一个温文尔雅的老诗人，待人谦恭，与世无争，然而当日本侵略者把他投进监狱，把他的家投入血泊时，他终于惊醒，他思想中的忠君爱国、为民请命、舍生取义的一面被激发出来，终于由隐士一跃成为为信念而杀身成仁的志士。
路翎的长篇小说《财主底儿女们》也表现出对儒家文化的正面寻根。小说写的是一个大家族的衰败，但和同样写大家族衰败的巴金的“激流三部曲”（《家》、《春》、《秋》）大为不同。巴金对以儒家伦理为核心的封建制度大加控诉，揭露了它对人的心灵、生活的残害。而在路翎的笔下，儒家文化的正面价值逐渐显现出来：家长蒋捷三不再具有绝对的权威和专制性格，不再拥有造成下一代悲剧的能量。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蒋少祖的形象塑造和心理变迁：他早年在新文化运动的感召下攻击传统文化，但最终回到民族文化传统（儒家）上来，并把它作为自己的精神归宿。他坚信“中国底文化，必须是从中国发生出来的”，质疑“为什么要崇奉西欧底文化，西欧底知识阶级”，并认为“中国人民必须有自己底道路！爱好或尊敬孔子，……爱好孔子，因为他是中国底旷古的政治家和人道主义者，可以激发民族底自信心和自尊心，并不是说就要接受礼教！这就是批判地接受文化遗产这一命题底现实意义”【8】。可见，蒋少祖对待儒家文化的态度和五四启蒙主义者迥然不同，民族主义思想已经显露出来，而且文化态度也变得更加理性和客观，能够辩证地分析儒家文化的价值与缺陷。这与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学界的主流思潮非常接近。
三、冲突与改造
再看第二种张力：儒家文化与源于西方的现代文化虽然基本上处于冲突状态，但它有时也会被现代改造或话语转换。从20世纪20年代后期开始，“革命文学”逐渐取代“文学革命”而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主潮。从表面上看，历史的不断裂变，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风行，似乎终结了儒家文化与孔孟学说的历史命脉，并清算了它们在人们心目中的正面形象。然而历史并不是如此简单，儒家文化与启蒙话语、革命话语进行了巧妙的对接，前者的精神内涵被后者进行了悄悄的改造和话语转换，并内化为后者的组成部分。
儒家文化有一套严整的“内圣外王”之道，注重个人道德修养和人格规范构建。孔子提出“圣人”、“君子”和“小人”的人格等级，其中，圣人是至善至高的理想人格；君子比圣人的人格目标要低，但常人只要经过严格的道德磨砺还是能够实现的；小人则是为儒家所鄙夷的。孔子对三种人格的设置实际上是对人的欲望流向的安排，从而把追求“善”叙述为人生的内在欲求。这样，人们既要把成为君子作为人生目标，还要不断修身、内省以实现这个目标。在中国现代文学中，知识分子不再具有古代“士”阶层之于一般民众的优越感，而是对照工农找到了自身精神上的差距，开始内心的反省和道德的修炼。在鲁迅的《一件小事》、艾青的《大堰河——我的保姆》等作品中，这种思想倾向表现得非常明显。在杨沫的《青春之歌》中，林道静由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成长为革命战士，这个过程也是不断进行内心反省，通过克服思想精神上的弱点来适应革命需要的过程。这种道德磨砺正是儒家通过“修身”成为君子，并实现“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模式。只不过，“君子”的具体内涵已经演化为“革命者”，“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具体目标也演化为“无产阶级革命”、“实现共产主义社会”。
赵树理的文学创作曾经被树立为解放区革命文学的发展方向。他的创作动机主要是“劝人”和解决社会问题，有着比较鲜明的功利意识。但这种功利意识与商业社会以利益为目标的功利意识、个人主义的功利意识是截然不同的。这种功利以“义”为行为标准，以“善”为终极指归。这种功利意识的文学观显然与儒家的文学观相通。儒家对美的本质和文艺特性的认识有两种倾向：“一个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强调对人的个体人格的造就，它所理解的文学的社会功能常常带有追求人的价值实现的内在目的；另一种是以荀子为代表的强调文艺的政治功能，它常常从政治统治的角度来认识文艺的教化作用，有时甚至把文艺视为治理政治和人民的工具。”【9】赵树理来自农村，是一位地地道道的农民作家，而农村和农民都是传统儒家文化最为深厚的载体，因而我们认为，赵树理在接受革命文学指导的同时也接受了儒家文化正面价值的深厚影响，并自觉或不自觉地对儒家文化进行了话语转换。赵树理说：“俗话常说：‘说书唱戏是劝人哩'，这话是对的。……凡写小说的，都想把自己认为好的人写得叫人同情，把他自己认为坏的人写得叫人反对。你说这不是劝人是干什么？说老实话：要不是为了劝人，我们的小说就可以不写。”【10】这里，赵树理把自己的创作目的说得很清楚，就是“劝人”，劝人向善。“说书唱戏是劝人哩”，虽是俗话，却是对儒家文学观的发挥。儒家认为，文艺的本质是善的，而善的就是美的；文学的功能重在教化，重在个人“善”的道德品质的造就。赵树理上面的表白正和儒家的文学功能观本质上相一致，只不过他要把它改造为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革命文学的组成部分。而且，他的“劝人”显然不是像“士”或知识分子那样去教育民众，知识分子这时已经失去教育别人的资格，取而代之的是政党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便是与中国传统、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
儒家讲求以“仁”为本的忠恕之道、博施济众的品德、安贫乐道的处世态度、矢志于道的追求精神以及重义轻利、舍生取义的勇气和胆识，这些思想价值在革命文学等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经过巧妙的话语转换，都内化为革命者和正面人物的优秀品质。如十七年文学中，梁斌《红旗谱》中的朱老忠，为朋友两肋插刀，表现出患难与共、乐于助人的侠义精神。柳青《创业史》中的梁生宝，一心扑在集体上，显现出公而忘私、大公无私的美德。再如乡土文学作家刘绍棠的《蒲柳人家》，何大学问和一丈青大娘为搭救日莲，成全她与周擒的婚事，不顾家境贫寒，硬是拿出四亩地来帮助他们，表现出一种牺牲自己而成全他人的高尚品格。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等改革小说中的主人公都具有忧患意识，如乔光朴等改革者自觉地联系国家和民族的命运来看待自己眼前的工作。他们视野开阔，胸襟广大，有着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贾平凹的“商州系列小说”对当地人的人性美德作了充分的发掘，如《天狗》中的天狗表现出淳朴、善良、勤奋、进取、助人为乐的美好品德，他不但在生活上与师傅、师娘一家人有着悲喜交集的感情牵连，而且在致富道路上与全村人形成了一种团结互助的人际关系。以上这些人物所表现出来的美好品德、高尚精神，其实都来自民族传统文化（主要是儒家文化）的滋养，是历史悠久的儒家文化的正面价值在现实中的影响和表现。在小说中，他们的生活、情感是与20世纪中国社会文化相伴随的，他们的思想行为因而被解释为现代社会的新风尚、新精神。但究其实，乃为儒家文化在现代社会的话语转换，是儒家文化与西方文化的有益成分相互碰撞的结果。
中国现当代文学对儒家文化的寻根及其张力，给了我们深刻的启示：对待儒家文化及其他传统文化，不能采取彻底否定和全然抛弃的做法，而应当与西方等外来文化相互阐发，从而以综合创制的方法来完成中国文化的现代建构，同时完成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
儒家“善”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欲望叙述
儒家文化对于“善”有多种言说，而且有关“善”、“恶”的探讨常常与人性问题联系起来。孔子对人性善恶问题并没有论述得很具体，孟子则明确地提出“性善说”，认为人之所以不同于禽兽，就在于有自觉的道德观念，而且它是与生俱来的。再后，荀子又提出“性恶说”，认为人性天生是恶的，人的道德观念是后天习得的。孟子、荀子谈论“性善”和“性恶”，重要的并不是能否说出事物的真相，而是在于谈论本身，因为“谈论本身便包含着诊断策略，是一个话语/意识形态操作”【11】。也就是说，通过谈论来“对欲望叙述”，以引导人们去追求某些欲望，而压抑另一些欲望。孟子和荀子对人性善恶作出不同回答，由此导出不同的修善策略：孟子说“人皆可为尧舜”，就是要启发人的良知以使人为善，以至成为圣人；荀子则认为，只有努力学习，“积善而不息”，才可以成为像禹一样的圣人。
中国现当代文学是受西方现代文化、文学的强大影响而发展起来的，是抛弃传统性、追求现代性的文学。社会主流思潮对儒家文化持激烈的反叛态度，但并不能阻止后者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渗透和进入，我们不时发现中国文学借用儒家“善”的思想对“欲望”进行再叙述的情形。全面梳理百年欲望叙述史，将是一个浩大的工程，并非易事，因而我们选择周作人、王润滋、陈忠实三个典型作家来讨论，力图揭示他们如何利用儒家资源对“善”重新设置，以及如何对“欲望”进行话语转移。
一、中庸：“善”的设置方法
尽管五四时期的周作人是一个启蒙主义者，激烈地抨击中国传统文化，鼓吹西方现代文化，但不可否认，早年的生活经历、受教育经历以及传统文化环境的熏陶，也使得周作人接受了包括儒家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影响。传统文化在周作人那里，既是反叛的对象，也是接纳和改造的对象。特别是在五四退潮之后，接纳更加明显。
周作人接受儒家文化的影响，其中“中庸”思想尤显突出。周作人本人有一些直接论述，在《谈龙集》和《谈虎集》的序里就说出“我原是一个中庸主义者”和“我的绅士气”的话。在谈生活艺术时，他说：“其实这生活的艺术在有礼节重中庸的中国本来不是什么新奇的事物，如《中庸》的开头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照我的解说即是很明白的这种主张。”【12】下面我们要探讨的问题是：“中庸”在周作人的思想构成上起到什么作用？他的“中庸”与传统儒家的“中庸”有什么区别？他如何运用“中庸”来对“善”重新设置？
在周作人那里，“中庸”起到了精神调节器的作用，是设置“善”的思维方法。周作人“喜欢弄一点过激的思想”，似乎并不是一味地中庸，但是等到火要烤到自己的时候，中庸就挺身而出，要他适可而止。他“笑着，闹着，披着猥亵的衣，出入于礼法之阵，终于没有损伤”【13】。周作人同时喜爱“绅士的态度”与“流氓的精神”，“希望这两个鬼能够立宪，不，希望他们能够结婚，倘若一个是女流氓，那么中间生下理想的王子来，给我们作任何种的元首”【14】。其实，周作人身上的矛盾有一大堆，如：利他/利己、汉奸/隐士、流氓鬼/绅士鬼、入世/出世、兼济天下/独善其身、十字街头/象牙塔、积极/消极、肉/灵、纵欲/禁欲、谈风说月/诋佛骂祖、文学有用/文学无用、载道/言志、浮躁凌厉/平和冲淡、师爷笔法/绅士风度、深刻/飘逸、豪华/青涩，等等。【15】如何平衡与调和这些矛盾呢？周作人正是动用了“中庸”这一调节器和思维方法。
不过，周作人的“中庸”和传统儒家的“中庸”是有所不同的，这是我们要注意的地方。传统儒家“中庸”的核心意义是孔子所说的“中行”，孟子所说的“中道”。“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16】这里的“天下之正道”、“天下之定理”，就是指儒家宣扬的伦理思想和价值标准，内涵是君子和圣人之道，是孔子宣扬的核心思想“仁”、行为准则“礼”以及“忠孝信义”，也是孟子倡导的“仁、义、礼、智”四德。儒家“中庸”有两个方面不可忽视：一个是强调“中正”的价值尺度；还有一个就是指正反、上下的调和与互补的思维方法。
在周作人那里，“中庸”的价值尺度是“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五四时期，周作人对传统文化的批判侧重于两个方面：一是批判封建礼教对人性的扼杀，呼唤人性的觉醒；二是批判鬼神迷信对国民思想意识的支配以及人们深层意识中的“祖先崇拜”、“鬼神崇拜”观念，以呼唤人们自我意识的觉醒。他使用的批判武器就是“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同时，周作人更强调“中庸”的第二个方面，把它作为“善”的设置方法。
至于“善”的基本内涵，周作人对其进行了新的注入。在五四时期发表的论文《人的文学》里，自然人性论和人道主义是他的两大理论支柱。他提倡个人主义，强调人性的生物本能和个人的存在，把批判的矛头直指传统道德中扼杀人性的禁欲主义以及不平等的“三纲”伦理，把人道主义规定为“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当然，周作人的“善”不只是这些内容。他同样强调：“首先便是改良人类的关系，彼此都是人类，却又是人类的一个，所以须营一种利己而又利他，利他却是利己的生活。”这里，他用“中庸”来调节“利己”和“利他”之间的关系，二者的调和与互补才是他理解的“善”的生活。另外，周作人也认为：“关于道德的生活，应该以爱智信勇为基本道德，革除一切人道以下或人力以上的因袭的生活，使人人能享自由真实的幸福生活。”【17】这是周作人提出的人类道德生活的理想，可以看出他对儒家“善”的内涵有所取舍，“虽然立足于个人，强调个人的独立价值，但这种强调明显存在着一个指归性前提，即有一个人类大同社会的预设”【18】。这种思维方法和价值取向体现了儒家“中庸”思想的影响。
概言之，周作人在部分吸收儒家伦理思想的同时，用“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置换了儒家“善”的核心内涵，从而通过“中庸”这一思维方式完成了对于“善”的重新设置。有关“善”的话语就是“欲望”话语，周作人通过对“善”的重新设置，完成了对“欲望”的话语转移，这种新鲜的“欲望”话语在五四时期以及后来的中国社会文化发展中都产生了积极而广泛的影响。
到了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随着新文化阵营的进一步分化，社会政治斗争的日益尖锐，周作人对于新文化的热情急剧减退，对于传统文化的热情却不断上升。他试图从儒家文化和近代资产阶级文化中寻找“中庸”调和的药方，“于是提出了中西文化综合论，主张以中国原始儒家文化为根本，以西欧近代上升时期的自由资产阶级文化和古希腊以及日本文化为参照系，重建现代中国文化的新形态”【19】。30年代，周作人对于儒家“中庸”思想则进一步由理论上的倡导发展为生活情趣上的追求。他非常羡慕儒家士大夫的生活情调，企望“‘忙里偷闲，苦中作乐'，在不完全的现世享乐一点美和和谐”【20】。此时的周作人离五四时期的周作人已经相去甚远了，他心目中的“善”更多地接近儒家以及庄禅，向往的是传统士大夫式的“善”。
二、良心：“善”的自律机制
与“善”紧密相关的是“良心”。儒家伦理价值曾经是中国社会的主导道德信念，从孔孟到陆王乃至今天的“新儒家”都一脉相承地着眼于“良心”，并以此说明“善”的由来、善行的标准和动力以及道德修养的途径。孟子首先阐发了“良心”观念，认为“良心”就是人性本有的“四端”，即“恻隐之心”、“善恶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也就是“仁、义、礼、智”四德。在孔子那里，把握善行有两种方式：“己所不欲，勿施于人”【21】，“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22】，这里暗含了善行的前提，也就是孔子的仁义思想和后来孟子进一步阐发的“良心”。可以说，经过几千年的历史积淀，儒家道德的自律机制“良心”已经变为国人的一种欲望方式。
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儒家道德的“良心”传统遭遇了巨大挑战，代之而起的是受西方文化影响的现代道德价值。尽管如此，对“良心”的叙述并没有消失，“良心”主题不时出现在文学作品中，“王润滋现象”就是一个典型个案。在社会主流意识强调历史必然性的80年代，王润滋的作品表现了对儒家“良心”的道德思考和价值取向，当时很多人认为这是落后的。然而，王润滋本人却认为“道德问题应该是文学的永远主题”，他写的《鲁班的子孙》就是“一部劳动人民的‘良心策'”【23】。《鲁班的子孙》的主要人物是父子俩——老木匠黄志亮和小木匠黄秀川，他们的交锋是围绕“良心”和“私利”的矛盾而展开的。
有关“良心”的叙述是通过黄志亮这个人物来完成的。黄志亮一生信誓旦旦地恪守并实践着相传属于鲁班的教导：做一个好木匠，“一条是好手艺，一条是良心”，而且手艺的展示是受“良心”制约的。在黄秀川的个体木匠铺开张时，作为父亲的黄志亮感到由衷的喜悦，心里说道：“儿子成才了……咱凭劳动，凭良心，走到天边也说得过去”，老木匠暗暗设定了致富前提是凭“良心”。后来还劝告儿子说：“人哪，走到哪一步都得讲良心”，但小木匠的致富原则却与老木匠的全然相反。
黄秀川是一个复杂的人物，一方面，他勤劳肯干，精于算计，敢于挑战旧权威，大胆致富；另一方面，他寻求官僚的庇护，走后门，投机钻营，自私冷漠。他的致富原则是：“有饭吃就是理，有钱花就是好主义！这年头，谁先富起来谁就是好汉子。”在黄秀川这个人物身上，王润滋同时设置了“善”的欲望和“恶”的欲望，这与黄志亮“良心”（善）的欲望形成了对比。王润滋对“良心”无疑是看重的，但现实是复杂的，他表现的正是这种复杂的现实。他没有塑造几乎完美的改革英雄，而是描写一个渴求变革、重义轻利而又不敢前进的老木匠，描写一个充满变革活力而灵魂又被玷污的小木匠。这两个人物都不是完美的典型，但却是真实的。作者的思想倾向寄托在两个人身上，“寄希望于老木匠也寄希望于小木匠。两代木匠先后走过了他们各自不同的悲剧道路，还都要走向明天。但愿明天的故事不是悲剧”【24】。可以说，这两个人物的形象内涵正体现了王润滋“对欲望叙述”的价值取向，老木匠的儒家“良心”与小木匠的改革活力，两者的有机融合就是作家对“欲望”话语转移的方向，是作家所要张扬的欲望方式。
《鲁班的子孙》发表之后引起了很大的争议，支持者认为，政治经济学可以不包括道德内容，但作家必须分析人生、辨别善恶。更有反对者的意见，认为宁愿不要古朴的美德，也要追求生活的现代化；有人还忠告作者防止用道德化的观点评论新生活和代替经济政策。批评家雷达分析《鲁班的子孙》说：“作者是否有着用道德和善恶来评价生活的弱点？换句话说，他是否存在着道德化的历史观点呢？我认为是存在的。”【25】雷达反对对生活进行道德化评价，对历史的进程进行道德化评价。曾镇南也认为“《鲁班的子孙》存在着为了宣泄作者道德方面的主观义愤而牺牲了社会冲突孕含着的历史内容的缺点”【26】，也就是说，作者为了纯洁峻烈的道德感，在某些重要方面失去了历史感。
任何话语其实都是“对欲望叙述”，上面这些观点都是那个时代的人们对“欲望”的一种表达。历史与道德的关系，在这里表现为与“良心”的关系，历史的合理性和良心的合理性，哪一个更重要呢？在雷达和曾镇南那里，历史的必然性推导出了历史的合理性，这个客观真理已由马克思证明了，它是大家思考和评价历史的出发点，而作品中黄秀川追逐“私利”显然也是历史行为，因而是合理、正常的欲望，值得肯定的欲望。而在王润滋那里，揭示了现实生活与“良心”之间的矛盾，宣扬了“良心”的合理性，否定了历史发展过程中一些不合理的东西，却并没有全盘否定历史的合理性。从后来的历史发展来看，对传统道德的全然否定和对“良心”的漠视，对历史必然性的过分强调等原因，已经导致了我们这个时代的道德沦丧症。由此可见，作家结合“良心”对“欲望”进行话语转移，此种眼光是难能可贵的。
三、修身：通向“善”的人生选择
“修身”是儒家文化对善行的要求，是通向“善”、达到“善”、完成“善”的人生选择，是儒家提倡的一种欲望方式。孔子把“君子”作为“修身”的理想人格，并嵌入核心内容“仁”，认为“仁者安仁”【27】，君子要“求仁而得仁”【28】。孟子认为“修身”就是要培养“浩然之气”，“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29】。荀子则把“圣人”作为“修身”的极致，“圣也者，尽伦者也”【30】。儒家“修身”就是为了伦理纲常的落实、人伦关系的和谐，使社会成员成为道德高尚的人，但是它的目的并不仅仅在“人”本身，而是要为“齐家”、“治国”、“平天下”奠定基础。
儒家的“修身”传统在20世纪遭到了巨大挑战，但有关“修身”欲望的叙述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却时有出现，陈忠实的《白鹿原》就是其中的重要作品。这部气势恢弘的巨著通过对半个多世纪以来关中地区历史变迁的描述，浓缩了中华民族的近现代史，表达了对“民族命运的大命题的思考”【31】。作品写到三种文化政治思潮，即儒家文化、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关中地区的文化主体是儒家文化，但在近现代又受到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浸染和改造。三种文化都有其正面和负面的因素，以致作家“对故事的叙写，对人事的描状，无一不出自于这爱恨交织的二难情感中”【32】。三种思潮对中国问题的解释，对中国前途的设想以及为此而付出的种种努力，其实就是对近现代中国人的人生欲望的揭示和导引。作品中，儒家文化对欲望的揭示和导引，主要体现为对“修身”的张扬。
《白鹿原》有关“修身”欲望的叙述主要体现在四个人身上，即白嘉轩、朱先生、黑娃和白孝文。这四个人的“修身”道路各不相同：白嘉轩是“修身”人生的坚定实践者；朱先生是“白鹿”的精魂，儒家精神的领袖，“修身”的倡导者；黑娃是由反儒家道德而后走上“修身”之路的；白孝文则由前期的儒家精神维护者而变成后来的反“修身”者。
白嘉轩并不是一开始就是坚定的“修身”实践者，他走上“修身”之路是在朱先生的引导下进行的，但是他一旦接受了以仁义为核心的儒家道德，就坚定地把“修身”作为一生的欲望选择。他的“修身”实践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是重仁义，轻私利。如在与鹿三的主仆关系上，白嘉轩不亏欠鹿三的报酬，有时还有添加，他出钱让鹿三之子读书，并让他做自己女儿的干爸。在鹿三晚年的时候，白嘉轩把鹿三认作自家人，不让子女指使被唤为“三伯”的鹿三干活，更不准嫌弃他。他的重义此时已经彻底摆脱了功利目的，而有了道德完善的意味。白嘉轩还兴办学堂，实行乡约，反对苛政，禁止游手好闲与赌博，等等。第二是对“恕”的实践。如在与黑娃的关系上，他没有追究黑娃打断他腰的暴行，体现了儒家“恕”的宽大胸怀；不仅如此，在黑娃造反被捕时，白嘉轩还花钱营救他；在他“浪子回头”时隆重地接纳他。在与鹿子霖的关系上，虽然两家是敌手，鹿子霖设计害得白嘉轩的儿子白孝文身败名裂，还买拆了白家的房子，处处给白家抹黑，但在鹿子霖陷入监狱后，白嘉轩没有怀恨在心，依旧极力帮助他。另外，他还为那些曾经游斗他的农协成员求情，愿意承担受罚的责任。第三是重礼教。白嘉轩注重孝悌的家庭道德，坚持贞洁妇道的妇女观，自觉成为封建人伦关系的忠实维护者。由于对儒家“修身”传统的坚持，“白嘉轩始终是白嘉轩，人格不变，信念不变，生活态度不变，理想不变，甚至他德高望重的地位都无丝毫改变”【33】。
朱先生是作品中儒家“修身”传统的倡导者。“在乡人的心目中，他是神，在白嘉轩的眼里，他是‘圣人'，是在东方神秘文化的面纱下耸立于白鹿原的精神伟人。”【34】朱先生一生严格地按照儒家的理想和精神生活着。他虽然是关中大儒，为达官贵人所看重，但他并不因此出来做官、图名谋利，而是默默着力于有功于后代的文化事业，对于教书和编地方志乐而不疲。不过，一旦老百姓需要他，他就会毅然出来做事。如查禁烟苗，先从至亲开始；发放赈济，一丝不苟，一介不取；孤身平息战火，挽救生灵；为赴国难，决计投笔从戎；此外，还调解乡民纠纷，制定乡约，援救被捕的农民，等等。这些体现了朱先生“修身”与“齐家”、“治国”、“平天下”相统一的儒家情怀。正是由于儒家精神的指引，朱先生一生虽处乱世却丝毫不惊，仿佛超然于政治之外，但又游刃有余地出入于政治之中，既出世又入世，飘逸着儒者智慧、圣达、仁爱的灵光，体现着儒家“圣人”的理想人格。
白孝文和黑娃的“修身”经历表现为一组矛盾。白孝文从小是一个不会做坏事的好孩子，是未来族长的继承人，已经在白鹿原上塑造了履行儒家道德精神的光辉形象。然而，田小娥的引诱成了他堕落的契机，落得只好卖土地、卖房子、抽大烟、沿街乞讨，最后差点成了饿殍。后来在鹿子霖的点拨下参加了县保安团，很快升为营长，后又升为县长。他变得心狠手辣，不放弃任何争夺权力的机会，最后设计害死了同乡同学同族的黑娃。
黑娃的“修身”经历正好与白孝文相反。他从小就与腰板挺得直直的白嘉轩有强烈的距离感，在白嘉轩等人不让他和田小娥进祠堂后，他就更加仇视这个白族长。后来黑娃烧粮台，进农讲所，参加农协，砸祠堂，铡恶棍，斗田福贤，从没有丝毫迟疑。再后来，他参加过革命军队，当过土匪，又被国民党政府招安，在临近全国解放时听从鹿兆鹏的策划举兵起义。黑娃在被招安之后，开始对一生的行为反悔，踏上“修身”之路。他的转向表现在几个方面：向朱先生求教，开始读圣贤书，这是对早年厌恶读书的反悔；娶了与田小娥截然不同的懂诗书、守妇道的妻子，这是对早年的女性观念的反悔；整治自己的队伍，这是对土匪生活的反悔；回乡祭祖，跪下谢罪，这是对参加农协砸祠堂、砸乡约石碑做法的反悔。这时的黑娃整个是“浪子回头”的姿态，在白鹿原生活了那么久，他终于抵抗不住儒家文化的压力和感染力，他的转向体现了“修身”欲望的胜利。
“修身”作为欲望方式，既是一种通向善、达到善、完成善的人生选择，同时又要接受其他各种欲望的挑战。《白鹿原》的“修身”叙述正显示出这种复杂性：在白嘉轩和朱先生身上体现为儒家道德生活的光辉魅力，在黑娃身上则证明了儒家文化及其“修身”传统的力量不可抗拒，而在白孝文身上却显示出“修身”这种道德人生选择在历史进程中又可能是苍白无力的。
通过以上对周作人、王润滋、陈忠实三个典型作家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儒家文化在20世纪虽然遭遇巨大挑战，但并没有销声匿迹，而是借助各种途径展现出来。中国现当代文学借用儒家“善”的思想对“欲望”进行了重新叙述，运用“中庸”对“善”重新设置，并通过对“良心”和“修身”的叙述对“欲望”进行话语转移。这些作家的作品利用儒家资源“对欲望叙述”，实际上创造了一套与现代性有区别的价值和意义，目的在于对中国人的欲望选择产生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