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心想，还是谈一些近切话题吧。于是谈到了两家的交往史。爱玲便说，小时候父亲和亲戚们经常说起爷爷，但大都跟当时的政局有关，不了解当年的时事，很快你就会听不懂，所以她还真不知道爷爷跟胡先生高堂之间的这段情谊。而她每每问起姑姑爷爷当年的事，倘被敷衍几句之后，又怕自己被人说小孩子瞎打听事情不好，所以就更无缘知道了。胡适笑笑说：不久前在书摊上，我还看到你祖父的文集了呢，但是我没有买。爱玲当即想到，那么爱书的胡适之，如今在买书方面也吝啬起来，可见经济方面也是多少有些捉襟见肘啊。但她尽量不在表情上让胡适看出什么。于是胡适又说：我正在给《外交》杂志写篇文章。然后他居然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笑，带着谦和的表情解释道：他们这里都要改的。中国人用英文写作，讲母语的人帮忙修改，本无可非议。即使在国内，如果你不是知名大家，作品也都是需要经过出版社的遴选、甄别和修改。然而胡适却感到有些不自然。他在这里的地位，也只不过是一些虚妄的学位支撑的空架子。真想在美国的政治或教育体系内有所建树，在当时几乎是不可能的。
爱玲不禁哀哀地想到，如果不是他现在这样的境地，恐怕自己也不一定有机会跟他坐在一起交谈罢。但胡适却对这个女后生，渐渐地平添了一丝好感。她不做作，不矫情，但也绝不直白得近乎夸夸其谈，无中生有。更何况，她没有说一句恭维逢迎自己的话，但也未曾同自己辩驳。跟她的交谈，竟然是越琢磨咀嚼之下，越觉有滋有味，而她的稳重、矜持、端庄，也令胡适隐约中体会到那么一种亲切舒服，一种从心底里发出来的信任感。她是个绝好的听众，跟他自己一样含蓄、深沉，甚至老练、通达。毕竟，她是个可以信赖的人。而且，他感到，她现在也是需要帮助的。那落寞的身影，几天以来便时时在胡适的心头挥之不去。
他对她生出一丝深刻的怜惜之感，然而他心脏不好，境遇也不佳，竟不能帮她。不几日，感恩节降临了。他在美国游学多年，早已接受了西方的节日。他兴致勃勃地跟太太江冬秀说，请张爱玲小姐和她的朋友一起出去吃中国馆子吧！我还是吃不惯美国菜。夫人一撇嘴，说：我这两天打麻将可没赚到钱。看丈夫不做声了，她扑哧一笑，好，你说去就去。他脸上又露出她无比熟悉的那种笑意，对，这才对嘛，这才是我的老太婆。呵呵呵，两人都不觉笑出了声。其实，他们的生活也蛮寂寞，正需要一些年轻人解解闷，而爱玲的家族又跟胡适是故交。
这天爱玲被喜热闹的炎樱撺掇了出去，随她一起到一个美国女人家里吃饭。她们坐在喧闹的人群中间，一边赏析着异国情调的聚会场景，一边别有情致地吃道地的美国烤鸭。吃着吃着，不觉夜幕已徐徐降临了。她们迎着夜晚的寒风走出美国女人的公寓，在略显空旷的大街上散步，顺便看被灯火照射得宛如白昼的商店橱窗。她感到些许惬意和熟悉，因为那打扫得干干净净的深灰色的街道，和闪烁着好奇的眼睛的霓虹灯，竟同上海的景象别无二致。她仿佛又置身于那座令她欲罢不能的城市中。她是在大都市长大的，注定了她应该来美国这样的城市国家。然而她不知道，自己日后再没机会回上海了。也许，也是她自己亲手将那机会埋葬了，扼杀掉了。
但此时，她的内心是愉快的，像有无数个小天使在飞翔一样。美国就是她的天堂了，她这样想着，口中却呛进冬寒料峭的风。她富贵出身，脾胃自来虚弱，受了这么些风，回去之后，居然把刚吃过的鸭子全都吐了出来。她大声跟炎樱抱怨自己没有口福，日后还是安分守己地只吃点甜食吧。炎樱不禁借机取笑了她一番。可是一阵电话铃响起，打破了她们的对话和笑声。她拿起话筒，那边传来胡适之亲切熟悉的声音，可她一听是约她们一道吃中国馆子，便觉说什么也无力应允了。只好带着歉意说了实话，解释道：我刚吃过饭，又不小心受了点风，刚才吐了。她听到适之先生有些失望地说，我们老两口怕你跟朋友过感恩节，两个人太寂寞，如果你们吃过了，那就只能算了。爱玲心想，我从来不过感恩节呀。可是适之先生的好意，竟未能如愿，她毕竟内心还是很带着些许歉意的。
张爱玲眼中的胡适——巫山还是沧海
现实的残酷像一面破碎的镜子中映出的破碎的脸孔。爱玲不能始终没有落脚之地。但她租不起房子，收入又因《秧歌》英文版销路不畅而大打折扣。可以说，一个以难民名义来到美国的三十出头的女子，她的境遇也实在艰难。炎樱看不过去，就托自己的朋友帮她找了一个职业女子宿舍，其实类似于一个难民安置所的地方。好在不收房租，她也不敢有别的奢望，于是直接搬了过去，顺便带去一丝凄凉的心境。她在心里对自己说，救世军办的难民收容所，我在这里，恐怕被人知道了，一定会骇笑吧？但是她管不了许多了，度日是最重要的任务。于是她开始在一群无着落的女人中间厮混，跟她们保持着极近切又极遥远的距离。在这里，汉语言沟通方式是一点派不上用场了，但她的良好的英文素养帮了她大忙。她看着那些各色皮肤的女人们讪讪的嗤笑，跟几位同教会有联系的胖太太们，似乎打算在这里终老。有一些管事的老姑娘，都被称为中尉、少校，看来是推行军事化管制。她内心惆怅着，失意着，生活却不容她任何的时间替自己扼腕叹息。餐厅里的咖啡冒出带着浓郁香味的热气，流浪汉们浑身酒气地充当起服务生的角色。原来这里也收容流浪汉的。她看见一个蓝眼睛的小老头，于是观察着他，在内心画着自己的写意画。这里的图景，跟在上海又有那么大的不同。她开始想家了。
有一天，她听说适之先生要来看她，心里竟有些忐忑。这里虽大，但毕竟除了卧室而外，连一个像样的客厅都没有，更不是自己的。该如何招待先生呢？去自己宿舍毕竟多有不便，也显得对先生不敬重，情急之下，她也只能打算着请他到集体的大客厅里去坐坐了。
然而适之先生毕竟如约而至。她便引他到黑黢黢的大客厅，空旷的四周仿佛只以他们两人略显渺小的身影为核心，此刻显得愈发凄怆和茫然了。她尴尬地，无可奈何地笑了笑，看着这同学校礼堂几乎一样大小的客厅，无论是空空落落放置的旧沙发，还是偌大的讲台上那架破旧的钢琴，无不显出一幅衰败萧索的景象。这里没人愿意来，所以也不经常打扫。虽然干事们鼓励大家每天到这里来喝下午茶，但穷困潦倒的一班人聚到一起，也没什么乐趣可言，所以大家都躲在自己的小空间里，不愿意到这里来聚。就连她，也是第一次来，要不是为了适之先生能有个地方坐，她才不会这么无法可想地请他到这里来。胡适何尝不知这里只是个破败的难民收容机构？但他无法不给爱玲一些宽慰和鼓励，于是，他连连称赞这个地方很好。因为再好的地方，他也无法帮爱玲住进去。爱玲却非常感动，觉得先生是有涵养的人，不想让自己面子上过不去。于是他们在灰扑扑的环境里坐了一会，也都感到无所适从，地面仿佛下不去脚，脚一沾地就要踏起一缕灰尘似的。这情形，倒不如去外面走走。于是他不自觉地四下打量，一面跟爱玲一道走出来，一面满口仍赞这个地方好，说得多了，便愈显真诚。爱玲也不得不承认，他不像在敷衍，但一时又想不出他的意思。后来，她一琢磨，也许先生感到她没有虚荣心，才连连称好的吧？喜欢联想的爱玲，此刻脑子里又浮现出胡适写的美国学生时代的情景，想到他描述的晚上去参加复兴会教派篝火晚会的情景。美国社会，是个大熔炉，各种思潮在这里都可以自由地蔓生出许多枝叶来，然而却不属于他们这两个东方色彩浓郁的人。
她将他送至大门外，两人伫立在台阶上，相互说着道别的话，胡适却没有立即离开的意思。冷风迎面吹来，裸露在外的头脸便感到一丝被灼伤般的刺痛。那是从赫贞江对面吹过来的。李白有“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的诗句。张爱玲显然不是激情派，或所谓的浪漫主义作家，但她也能感到一股悲风从时代的深处，从远隔十万八千里的地方吹过来。那正是她和胡适共同的故乡。也许，他们永远都会遗留下祖辈血脉里的那股子落寞的繁华气息。那个大时代是与他们隔绝了，似乎一切同政治有关的人身伤害，他们也可以幸免了。但悲凉孤寂中的惶惶之感，还是徘徊在他们的灵魂周围，包裹着一切待抚平的疮口，和满眼浮华落幕的凄婉。她看到胡适的目光注视着街口露出的一角的灰色河面。雾气升腾起来了，河的色彩也被染成一种氤氲中的缥缈。胡适先生天生是爱笑的，于是爱玲注意到他总是笑眯眯地向前方望着，也就凝视着他的面容，打量着他的装束。他裹着严严实实的围巾，半旧的黑大衣，圆眼镜，俨然一副旧时知识分子的典型样貌。他身材本不高大，因此头略显得大，所以更加亲切可爱，但面庞毕竟还是露出年轻时代的英俊和洒脱。爱玲感到，伫立在自己面前的胡适，就像一座古铜半身像，令她不能不为之肃然起敬。她于是想到，原来适之先生真的名不虚传呀。他无疑是她的偶像。然而寒风已经浑浊了她的双眼。她也许还未曾预料，这是自己与胡适的最后一次见面。临别时，她面庞上还是带着似有似无的微笑的，笑得眼睛里更迷离着一种温情。飕飕的风吹打着她那件大挖领的夏衣，她竟不感到特别冷。除了暖气，异国他乡的胡适，也使她有种分外温暖的感觉从心里涌出来。
1957年，爱玲改写了《金锁记》，文笔更加洗练成熟，人物刻画也更深刻。待到1958年，她与胡适已经几年不通消息了。爱玲申请到一个文艺作场去见习时，还是写信邀胡适做的保，胡适欣然应允。而且，爱玲还收到一份意外的礼物，是当年她送给胡适的那本《秧歌》。她打开扉页，看到里面的印刷体字迹都是经过胡适通篇圈改过的，而且扉页上还有他的题字。她此时的感觉不能用感动来形容，而是一种深深的震动。大学者的风范，最终让张爱玲感激得不知如何形容。
她带着惶恐的感激，写了封短信道谢，后来就听说胡适返回台湾了。当她得知胡适是在讲坛上告别人世的，心中暗暗感到胡适的幸运。也许，这种死法对他是一种最好的表彰。
可是，她也觉得，仿佛世间又少了一个可以心心相通的知己。每当提起笔来，想写一些关于胡适的东西，只感到笔有千斤重，不知该从何处着手。是胡适给她的震撼，令她惶惑着，畏惧着，终究还是写成了一篇淡淡的散文，以祭奠胡适早已远去的英灵。
有人说，爱玲对胡适未免有意，要不然，她与赖雅的夙缘，不会进展得那么突飞猛进。如果胡兰成曾是沧海，胡适又何尝不是她心中的“巫山”。
无论如何，她与胡适，并没有如同大家期望的那样，走到一起。始终微笑着的老先生，也并不是一个如胡兰成一般一生只对女人有无穷无尽的兴致的人。他年轻过，也激情过，然而时过境迁，他似乎从未想过自己会做出什么“晚节不保”的事情来。对于爱玲，也只是一种长辈对晚辈的关怀、体贴、照顾，无论是在心理上还是行动上，都不曾越界。这也许就是人生的宿命和悲哀。品行稍好的人，反而不容易走到一起，而且爱玲也并不是一个擅长主动追求男性的女人。即使她对胡适发自内心地敬重、崇拜，也不会令她无视胡夫人的存在，或胡适本人的真正意愿。非但如此，而且就算胡适对她表露过心意，她还会像当年让胡兰成悄然走进自己内心世界，又被他致命伤害那样对待这份感情吗？她几乎不会再去碰触这样不该发生的感情了。
胡兰成的葡萄是酸的。轻易背叛她的感情，被她拒之门外后，又一辈子对她冷嘲热讽，奚落挖苦，一会借吹捧她抬高自己，一会又揭她的短，甚至连她不喜欢小孩子，对小动物缺乏同情心这样的话都说得出来。可见，一个朝秦暮楚的浪子，无论在各方面，品质都是极差。这种人早已没有心肝，所以，也大可不必将他们当个人看。爱玲就是这么做的。从此对二人的关系讳莫如深，由着胡兰成尽情表演，也就终究掩饰不住那惺惺作态之下流露出来的丑状。
然而对于胡适，她是十分坦然的，所以才会下笔去写他。能让她落得下笔的，毕竟与她的心，隔着一段凄迷而郑重的距离。那是一种深厚肃然的爱慕，一种他乡遇故知的亲情，可以说，有了胡适，才使爱玲的美国寻梦之路有了一个强有力的依托。相信她一直把这份感激深深埋藏在心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