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社会、经济职能膨胀的确是特定社会发展阶段的需要，但利益个体经济理性行为是推动政府职能膨胀的现实力量。政府、社会经济职能的膨胀是政府权威制度运作的过程，是利用公共权力提取价值物并进行权威性分配的过程。政府权威支配的资源越多，通过市场交换实际配置的资源就相对越少（可用双方的占GNP的比例来衡量）。借助政府权威便成为人们追求利益、实现利益的一条直接而重要的途径。政府权威制度相对于市场交换制度分配财富的最大特点在于：由于公共权力的强制性和相对普遍性，使个体的收益与成本相对分离。市场交换制度分配利益的特点恰恰在于个体的成本与收益直接联系。市场交换的基础是个人权利。个体想取得某物，必须让渡具有同等价值的持有物。政府权威的基础是公共权力。公共权力的强制性使得政府可以不予而取；公共权力的相对普遍性使得政府的税收提取是集中的，而收益的分配却是分散的（分散到不同的具有针对性的个体或群体），从而使个体有追求政府职能膨胀的内在动力。
追求政府社会经济职能的主体力量，是收缩政府的社会经济职能的抵制力量，因为它是政府职能膨胀规则下的既得利益者。社会福利政策膨胀的既得利益者有：特定福利政策的服务对象集团、具体生产某项特定公共服务的职业性利益集团、相关的行政官员群体（相关的行政组织）与特定的福利项目、直接相关的议员（议会委员会）。
举例说明，公共住房福利政策直接服务对象集团是低收入者家庭集团，其利益集团的组织形式是全国住房和再发展协会（National Association Of Housing and Redevelop-ment）与低收人家庭联盟（Low-Income Housing Coali-tion）；经纪人、发展商、银行家组成的建房利益集团是公共住房政策产生的职业性利益集团；在住房和城市发展部（及其在各地的办公室）工作的行政官员群体；国会里偏好公共住房政策议员（专门委员会）。以压缩福利项目为核心内涵的福利政策改革，自然要遭到既得利益者的抵制。
一项福利政策改革能否取得成功，关键取决于支持改革的力量（总统）与抵制改革的力量在博弈过程中的力量对比。原先受到管制政策保护的垄断企业是放松管制的抑制力量。
公共福利政策改革的策略之多，足以证明压缩福利项目的困难之大，也足以证明福利政策改革的抑制力量之大。
不过，某一福利项目的制度安排状况以及存在时间的长短是该项目改革难易的决定因素。如果某一福利项目不是公私并举，政府权威与市场交换两种安排并存，而是政府大包大揽（如美国的老年人退休金政策），那么该福利政策所培育的利益集团就越有力量，改革的难度也就相对较大。
因为，一定的服务群体本来是一定福利政策的目标对象，但一定的福利政策一旦诞生，就会源源不断地向服务群体注入资源和能量；且时间越长，福利政策越成熟，一定的服务群体转变成越来越依赖特定福利政策的特殊利益集团；日趋强大的相关利益集团反过来会不断推动特定福利政策的膨胀；最后，与特定福利政策相关的所有特殊利益集团成为80年代以来福利政策改革中尾大不掉的力量。美国的公共住房政策相对于老年人退休金政策则是另外一种情形。公共住房福利项目是公私并举，政府权威安排与市场安排并存，政府负担和个人负担同在。这样的制度安排不仅没有培育力量强大的特殊利益集团，更重要的是它为减轻政府负担提供了较为宽展的选择空间，为福利项目负担支点的转移预备了前提。
社会福利项目应该公私共举，政府与市场两种制度安排并存，这对发展中国家（特别是经济转型国家）来说确是一项有价值的启示。
三、公共福利政策改革的动力主要是一种政治推动力（其力量代表是总统）；而放松管制的主要动力则源于技术变革所带来持久的推动力
同处于信息社会的技术革命背景，但信息技术革命对公共福利政策与管制政策的含义是不一样的。不断升级换代的信息技术虽然给美国社会带来原子化的社会结构，但社会群体的多元化并不能减弱公众对福利项目的追求；而日新月异的信息技术却给社会的利益主体带来前所未有的潜在的获利机会。
不改革管制政策，便无从使新的企业主体分享这种新的收益机会；便无从实现信息技术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也无从使整个社会迅速从信息技术革命中获取巨大的收益。
因此技术革新本身便增加了新的利益主体在管制政策改革中的博弈力量。技术变革在电信业放松管制中的作用可为明证。
尽管福利政策改革之动力弱于管制改革的动力，尽管福利政策改革的阻力相对强于改革的动力，但这不能阻挡美国压缩福利项目、缩小政府社会职能的趋势。1996年7月17日，美国参议院通过一项联邦福利改革议案；1996年8月克林顿总统签署实施该项法案。其中包括“提高联邦社会保障福利金资格”、“联邦政府对穷人支付福利救济金不超过5年”等压缩福利项目的内容。据称，1996年美国联邦福利改革法案的实施，这是美国近60年来最大的一次社会福利改革行动。这说明，自80年代以来美国开始政府社会经济职能定位的市场化实践取向是不可逆转的。
其实这也是80年代以来新西兰、英国、荷兰、丹麦、西班牙、澳大利亚等西方国家的一个共同的实践取向。
本章主要参考文献
1.Bailey，E.E. And Baumol，W.J.（1984）“Deregulation And the Theory Of Contestable Markets”，Yale Journalon Regulation.
2.Baumol，W.J.，Panzar，J.And WiLlig，R.（1982）“Contestable Markets and the Theory Of Industry Structure”，NewYork，Har-court，Brace，Jovanovich.
3.Baumol，W.J.，Panzar，J.And Willig，R.（1986）“On The Theory Of Perfectly Contestable Markets”，InStiglitz，J.E. And Matthewson，F.（eds.），“New Developments In the Analysis Of Mar-ket Structure”，Cambridge，Mass.，MIT Press.
4.Forsyth，P.（1983）“Airline Deregul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lessons for Europe22.”，Fiscal Studies，4，November，PP7-
5.Robert BrittHorwitz（1989）“The Irony of Regulation：The Deregulation of American Telecommunications”。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
6.“What Makes Deregulation Happen？”The America Enterprise，Vol.3.1992.
7.“Consequence Of the Regulatory Reformin The Americanrail-roadindustry”Southern Economic Journal，V0159.1993.
8.“Assessing the Impacts of Divestiture And Deregulation In Telecommunications”，Southern Economics Journal，Vol59.1993.
9.“Economics Politics And Policy Change：Examing the Conse-quences of Deregulation In the Banking Industry”。American Politics Quarterly，V01.22.Apr1994.
10.Robert W.Haha. And Thomas D.
Hopkins.“Regulation and Deregulation：Looking Backward And Looking Forward”，The American Enterprise，VoI.3.1992.
“‘政府’这个词的词根来自希腊文，意思是‘掌舵’（Steering）。
政府的职责是掌舵而不是划桨。直接提供服务就是划桨。”
-E-S.萨瓦斯
